主题：【文摘】科学的社会功能 〔英〕Ｊ.Ｄ.贝尔纳著 -- foundera
家园 第十四章 科学为人类服务 第十四章 科学为人类服务
人的需要
如果我们把人类生活及其发展当做我们研究的中心，科学活动就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而且彼此联系的方式就会显得和前一章所描述的有所不同。人的需要和愿望不断地为探索和行动提供动力，因此，可以把科学看作是我们取得必需的知识以满足某一特定需要的方法之一。我们可以把科学中的人的需要依照迫迫切程度分为四等，科学同其中每一类需要都有一定的关系。首先是对于食品、住所、健康和娱乐的基本生物学需要。其次是对于满足这些要求的各种手段的需要。
这些手段就是生产性事业、运输和交通以及文明社会的整个行政管理、经济和政治机构。不过社会不但要存在下去而且还继续发展。旧的需要要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新的需要也会不断出现。政治运动成为人类社会的这些动态的需要的推动力，不过这些需要的最终体现形式是由科学决定的。因此，科学往往变成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主要力量。最后，社会在自己的所谓文化――礼仪，艺术和对于生活的总的态度――中认识和表现了自己。在这里，不但实用科学，而且科学所展现的世界面貌都再次成为主要因素。
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
人们开始第一次认识到：社会终于能够充分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了。只是在最近只是靠了科学，这才成为可能，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应当可以做到的地步，并不是因为没有科学，而是因为社会和经济制度有缺陷。从已知的人类基本需要出发，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建立一个生产和分配的技术体系来满足这些需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旦明确说明了需要的数量，供应的问题也就多少确定下来了，因而也就可以按照现有技术来衡量每一个要求切实可行的程度。例如最近对食物的研究已经说明：一旦有可能用科学方法确立最低营养标准和最宜营养标准，就可以采取政治和经济行动来加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要比人们用含糊不清的措词表明同样真实的饥饿的时候我们所可以采取的行动有力得多。一旦一种需要可以大体上从数量上来阐明，要满足它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了。如果有组织的社会决定满足这个需要并且准备支付其费用，它就变成纯技术问题了。技术可以用比到现在为止快得多的速度应付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相当准确地预测为了这一目的需要采取哪些技术改革措施。
我们将在下文尝试进行一下这种预测。这种预测略为超出了现行技术趋势的范围，但决不是空想的，换言之，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我们不知道怎样实现的改革建议。
我们可以把人类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不过人是高度社会性的动物，因此，这种划分必然是人为的。社会需要可以支配行动，不下于生理需要。在不少情况下，人们宁愿忍受饥饿和艰苦生活而不愿破坏社会准则。实际上，我们目前社会制度中的极度不平等的现象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靠了社会习惯的约束力，远胜于靠了暴力。不过生理的需要有更大的迫切性。因为缺乏必需的东西达到一定程度，人就活不下去了。全世界发生的绝大部分疾病大概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于缺乏基本必需品的缘故，一般是由于缺乏食物，其余的疾病有很多可以归咎于劳动条件差。换言之，人们确确实实是被他们的社会制度害死的，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如能充分供应人类的基本必需品，就能使世界上每一个人平均多活二三十年左右。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是太极端了，但它只不过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平均寿命是五十五年，印度人平均寿命是二十六年，可是没有一个人从两者的差数中得出明白的结论。
食 物
头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必需品是食物。现在要估计现有人口或者任何一定的世界人口的食物需要量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估计为了使这批人口的食物消费量达到最宜标准所必需的农业生产总量却比较困难。不过所有的估计都一致认为，如果全世界现有的优良农田都用最好的现代方法耕种，所提供的食物就会达到最宜标准所需数量的二至二十倍。我们用另一个方法也可以得到这一结论。约翰?奥尔爵士在他提出的关于英国（这方面条件比较优越的国家）的营养状况的报告中，不但指出有一半人口食物不足，而且说明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健康状况甚至在最低标准以下。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估计出整个人口食物消费量达到充足水平所需的食物数量。这个数量的价值比目下消费量总值多百分之二十，大约为英国农业产值的三倍。如果假定英国人口为四千四百万人，耕地面积为一千二百万英亩，依照英国标准，每人所需耕地仅为一英亩以下，亦即全世界共需二十亿英亩耕地，还不及现有四十二亿耕地面积的一半，而目前的耕地面积本身则不到地球陆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二。
新农业 这些数字虽然很粗略，但是毫无疑问，把科学成果加以最低限度的应用就能把农业生产提高好几倍。
对土壤和动植物育种进行科学研究，再加上生产一定数量的人工肥料和农业机械，就一定能在二十年左右，不但提高每英亩单产数量，而且扩大可耕面积，从而提高世界食物产量。经济作物更能推动人们改进生产。因此，经济作物方面的发展情况更能证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例如，在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生产在三年中从每英亩６．８吨提高到１８．８吨。
实际上在目前制度下这种发展给人带来的只是灾难。当局事实上已经通过精心制订的办法来推迟经济作物的发展，甚至销毁经济作物，而不是发展经济作物。苏联已经取得的成就说明即令在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取得很大成就。在苏联，除了我们在边码第２２７页以及以下部分所述的情况之外，由于大规模引进新科学技术而得到了巨大进展。这些技术中有人工授精法和春化法。人工授精已经使畜牧业面目一新。
春化法用人工方法使麦种获得冬小麦的种种优点。
腺生理学和遗传学的进展可能在畜牧业中引起更大的变革。迄今这些变革的动机几乎完全是商业性质的。虽然这些变革使蛋和牛奶的产量大有增加，却提高了疾病的发病率。例如在牛奶含有结核菌的情况下，就会把疾病传染给人类。促进牲畜早日发育成熟的方法不仅不自然和残忍，而且效率不高。没有理由说，在一个井井有序的经济制度中，为什么不能把牲畜生活得好当作畜牧业的一个基本考虑。
不过这一切还只是把科学成果应用于食物生产的第一阶段，还只是使现有的传统方法合理化而已。食物生产方法面前还有更美好的前景。食物生产方法的重要性在于以最少量的劳动消耗（这种劳动单调而不利于健康）来提供食物并且使人口有可能逐渐增加，而不在于向现有的人口提供食品，因为这在原则上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可以用相当简单的物质手段，通过有效地灌溉沙漠地带，并最后把沙漠覆盖起来使其成为大温室，来大大扩展耕地面积。另一个办法是利用威尔科克斯博士和格里克教授的农业技术方法，把植物放在包含化肥的水槽中培养，从而大大提高产量。利用这种方法，每一英亩水面生产出的马铃薯达７５吨之多，蕃茄达２１７吨之多。
用细菌方法和化学方法生产食物
也许在上述方法得到普遍应用之前，人们会培植海藻和菌类等低级植物来代替对高级植物的最大限度的集约耕作，作为食物的主要供应来源。海中主要食物来源是浮游生物海藻；我们迄今仅仅通过吞食海藻的鱼类间接加以利用。应该有可能通过有目的地在海洋中培育和收获浮游生物的方法，由间接利用世界四分之三的面积变为直接利用，但是利用设在阳光充沛地区的工厂来不断培育海藻以生产食物也许会更为经济。在下一个阶段中，还可能通过细菌或者甚至通过细菌的酶来合成食物。归根结蒂，我们的一切食物都包含在空气、水和岩石的物质中。
如果我们利用我们的煤或甚至石灰石的储藏，作为基本的食物原料，我们就将有充分粮食来供应比地球上现有人口多几千倍或几百万倍的人口。
分配
不过食物生产仅是问题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应该把食物弄得营养而可口然后加以分配。目前在食物分配和调制上存在巨大浪费。虽然近年来在食物运输和保藏上已经取得巨大进步，在这方面的损失仍然很大。的确大部分损失是由于经济弊病而不是由于技术的缺陷。英国的食物零售总量如果能很好地予以分配和消费，为每一个男女和儿童提供的食物就会略高于英国医学协会所规定的营养标准。然而很大一部分居民的营养标准显然远远低于这一标准，可见售出的食物有相当的部分都浪费掉了。这要么是由于居民中某一部分人吃得过多、要么在更大程度上大概是由于在家庭中浪费掉了。这种浪费是小规模处理食品所固有的现象。
烹调
虽然其他技术都用科学方法加以改进和调整了，烹调的基本方法从旧石器时代以来都始终没有变化，几乎完全没有受过科学的洗礼。这当然是由于，在其他生产活动中都有盈利动机推动人们去采用科学技术，而烹调作为家庭事务则没有这种盈利动机。只要在烹调中稍为应用一下生物化学知识，再进一步减少不必要的家庭操作过程，不但有可能消除浪费，而且有可能比目前更便当更经济地制出各式各样的新老菜肴以供食用。认为科学会损及烹调艺术，就象认为应用科学原理的具体成果钢琴会破坏音乐艺术一样，是没有道理的。
衣 着
废弃纺织
人们需要衣着不象需要食物那样迫切。从单纯物质观点来看，世界居民也许是穿得太多而不是太少了，虽然大多数衣着质量极差。目前的衣着与其说有实用价值，不如说有社会价值；其主要目的是使人们对自己的外表感到欣慰，至少也不致感到寒怆。为此，我们在衣着方面的需要是：以大家都买得起的价格供应花色品种更多和更美观的衣着，而不仅仅是暖和舒适的衣着。纤维研究方面的新发展将使我们有可能几乎无限度地改善我们的衣着。人造丝已经说明，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充分仿制天然产品。不过更为根本的改进可能不在于试制新型纤维，而在于缩短整个衣着生产过程，即直接从多孔塑料物质制造衣服而不是用纺织好的纤维制造衣服。这样就不需要耐久性衣服了，也不需要经常洗涤了，生活条件也就会大大简化。新的衣服穿几天后就可以丢掉。不过照目前情况来看，完全取消纺织工业会带来社会灾难，只能造成失业和贫穷。在任何合理的生产制度中，人们不会完全附属于工业，以至即使这种工业已经失去生产上的价值，仍然必须加以扶持。相反地，这种类型的改革将会受到欢迎，因为这样一来，工人就可以从单调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转而从事更有趣味的工作并获得更多的空闲时间。
住 房
住房仍然是一个重要而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居住者习惯改变或者可以另觅新居的时候，房屋往往还坚固如初，可供继续使用。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个问题的事实是，现在几乎有一种普遍的趋势，就是让穷人去住富人所不要的房屋。我们刚开始看到有可能依照居民需要来建造一栋房子或是一座城市。居民的需要仅仅部分是物质上的需要――获得一个藏身之所；社会因素在房屋设计中实际起着支配作用。对房屋的质量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传统，很少取决于物质需要。房屋不但可以抵御寒暑风雨的侵袭，作为烧饭睡觉的处所；它也是复杂的社交仪式的中心。这两个方面互相影响。
社会习惯和房屋用途取决于人们能得到哪一种房屋。目前，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总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建造位于市区、拥有公用设备、联成一片的大型房屋单元，另一种倾向是建造位于市郊、几乎完全一模一样、设备齐全的小型房屋。两种倾向都可能继续下去，或者在两者之间可能找出一个折衷办法。
在任一情况下，科学在改善房屋条件使其更加方便和美观方面都大有可为。新材料和新方法所引起的革命才刚刚开始对建筑的主要原理产生影响。我们不久就可以同传统建筑彻底决裂了，即同自法老时代以来始终不曾改变的堆砌砖石的传统决裂，并且朝着合理构造的方向发展。建筑的物质职能主要是隔绝和支撑，不过这两者是完全可以分开的因素。厚厚的墙和沉重的梁是做到这两点的最笨的方法。
新材料
在新材料中，有某些材料，如轻金属，可以专用于支撑，其他至今仅仅经过初步改进的材料则可以用于隔绝。目前我们需要的材料，即便不是更轻的话，也要轻如软木，要坚固得足以挡住风的压力，能防火而且对热和声音都能其很好的隔绝作用。这些要求不是达不到的。事实上，人们已经制出了几乎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材料。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问题可以随着充气胶体的发展而得到圆满的解决。由于这种材料将不需要堆砌而是大块大块地装在房屋骨架上，建筑过程就会变得越来越象机器生产的装配阶段，制造材料的过程将相当于机器零件的制造阶段。
室内气候
过去，房子附属设备往往是事后添补上去的；在合理的建筑中，它们将成为必要的组成部分。有了良好的隔热防寒墙壁，房屋供热问题就完全不存在了。事实上，甚至在冬天，居住者所散发的热量也需要用某种冷却方法加以消除。不过为了达到这种供热自足程度，就有必要设计出一个合理的通风系统。这种通风系统不象现在这样吸进冷空气，排出热空气，而是设法在冬天用排出的热空起来对进入的冷空气加热，在夏天则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屋内的火炉就变成单纯的摆设了。如果不需要这样地同屋外空气完全隔绝，（不少乡下房屋就不需要这样做）就仍然需要供热和冷却设备，不过可以不必象现在这样要花很多钱才能做到这一点。可逆的热机将在冬天把热量送入屋内或者在夏天把热量送出去。这种可逆热机已经制造出来。使用这种热机的用费只相当于直接供热方法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象美国和俄国那样利用电站余热向城市供热的方法也几乎是同样经济的。
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在建筑上的应用可望有相当发展，其中至少能做到取消通风道。不过人们刚刚开始认识到正确使用形状适宜的通道可以使风不致进入室内，并不需要用任何材料来阻挡。例如，法国铁路快车机车前窗特别容易堆积油污，所以就干脆去掉玻璃，装上挡风片。汽车的挡风玻璃不久也可以用同样的装置来代替。这样就可以使窗子在冬夏都同样开着，利用自然风本身的力量或者总通风系统的气流来护住窗口。最后就可以使房间没有墙壁或屋顶也能抗御气候侵袭。
家用设备
可能有人认为，在家用设备问题上，凡是能够做到的都已经在美国做到了。不过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只要对人类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社会学研究，人们就会看出，我们可以把各种家庭事务结合起来，以便不知不觉地增加总的便利。正象在许多其他情况中那样，只要需要满足的条件有严格的限制（如象在住房汽车或者大篷车拖车中生活），就完全有可能找出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的办法。我们可以预期这种发展趋势将使室内布置更有伸缩性和更加紧凑，完全摆脱传统方法的束缚。
未来的城市
科学在住房设备细节方面可以带来的变化是够大的了，在建造大型住宅方面可以作出的贡献就更多了。采用又结实又轻的材料，就能够使建筑物的内部空间比古今建筑师所梦想的大得多。完全封闭的、宽敞的、有空调设备的城市正迅速地变成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要把一切人类活动都集中于这样一个建筑物中是不适宜的，也许要有若干座建筑物以适应不同种类的生产活动和文娱的需要，每一座建筑物都有其适当的温度。大量使用隔音墙壁的优良建筑以及建筑工程学的合理发展理应会把现代城市生活的主要痛苦噪音消除掉。无论如何，大多数工业噪音是一种浪费的征候。
城市和乡村
有了设计完善的通风系统，再加上禁止释放任何灰尘、烟气或水平，应该能使这样的城市的空气无殊于乡村，再通过对温度、湿度和空气流动的适当控制，就能造成最令人精神振奋、愉快和多样的气候。当然这种城市将确确实实仅仅是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乡村生活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其气氛，而且在于它和城市生活完全相反。不过即使对必要的农业不作很大的限制，由于城市建筑充分集中，也会有更多的空间留给绿色的大自然。除非世界人口比现在增加几百倍，还是会有大量的绿化地区保留下来。人们要到那里去，既很容易，又很快。应该有可能把这样的地区划分成几个等级，从近郊区一直到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以便根据人们的爱好向他们提供各种不同的环境。
规划 不过住房问题与其说是技术问题，远远不如说是组织问题。城市规划和地区规划就同建造房屋本身一样必要。我们要搞规划就需要发展刚刚问世的应用人文地理学。应该根据经济生活的发展，规划各种不同程度的集中的或分散的建筑，以及工厂和运输工具的位置，目的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而不是猎取最大的私人利润。英国和苏联的城市规划的不同情况充分有力说明私人所有制的弊端。这种弊端特别表现在等于刁难和敲诈的高昂地价上。
健 康
健康有赖于令人满意的食物和居住的条件。要不是由于这个缘故的话，从根本上来说，健康的需要原是驾凌于任何其他需要之上的。而且我们在增进天然得来的健康方面，尚未取得很大进展。直到大约五十年以前，以行医为业的大批才智之士，实际上对疾病和死亡现象仅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他们自称能控制疾病和死亡现象。这种话只能起一种安慰作用，并没有任何根据。后来，细菌学帮助人们制服了传染病，可是科学仍然不能真正治好慢性病及变性疾病和体质性疾病。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这主要又是一个社会组织问题，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问题。死亡率和发病率显示：居民中最富有的部分能避免疾病，所以至少在英国，大部分疾病是可以避免的。征服疾病的第一阶段是向全体居民提供良好食物和居住环境条件，使他们达到目前只有富人才能享有的健康标准。当然我们决不鼓励富人们自伤其身的纵情酒色的行为。
疾病防治
医学的科学方法现在才刚刚开始发生作用。人们已经看出，问题是要保持社会成员的健康，而不是使医治他们的疾病的医生大发其财。一切医学部门都应该变成公立服务机构，在其中同时进行研究和行医。例如，如果能象仔细研究病人患病原因一样地仔细研究健康人所以健康的原因，就可以使医学有长足的进展。定期进行体检并设立一个在全世界范围进行医学统计工作的完整机构，就一定能探明许多疾病的根源，不过也决不能轻视疾病的问题。人体的复杂程度和人类创造出的或操作过的任何机械系统或化学体系的复杂程度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并不意味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是意味着用于生理学研究的时间和金钱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现在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或甚至医治传染病了。如果卫生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很好地通力合作，就能够完全予以扑灭。正如Ｊ．Ｂ．Ｓ．霍尔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单凭这一条，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病后自然复元过程给以大得多的注意。一旦人们了解了这些过程，就有可能使复元加速，或者至少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利用上最能抵御疾病的人的痊愈能力。在建立了合理卫生管理工作以后的三十年内，做到使疾病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中的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应该不是一个做不到的想法。
老年人的疾病和死亡
使老年人死亡的疾病属于不同的范畴。它向科学提出了最急迫和最严重的课题。这方面的成就必须能巧夺天工。这就需要对人体的发育和衰老过程有十分深刻的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些，我们甚至就讲不出我们在符合自然法则的范围内究竟有可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也许有可能，也许不可能制止一切高等动物衰老时期都出现的组织普遍硬化和干枯的现象。也许可能通过适当的促进生长的物质来使得身体或身体的组成部分返老还童或甚至再生。
在身体只有部分歧官受到威胁时，器官和组织的代用品的发明也许有助于延长寿命。疾病中最可怕的癌症问题肯定有希望得到解决。现在已经取得的一点点进展都是不同领域中的科学家们合作的结果，不过真正迅速而有效的进展却需要更大程度的合作。要猜测这些措施能使多数人延长多少寿命是徒劳无益的，不过，将来人们的寿命很难说会短于现在活着的年龄最大的人的寿命。这是应该由科学提出并设法予以解答的问题。我们现在甚至还不知道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生物学上的必然现象。我们也不知道，死亡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系列病理事件造成的最短期限，而这些病理事件又是可以分别避免的。一旦我们找到了答案，就可以知道麦修塞拉的年龄究竟是神话还是一个合理的目标。
人口控制
同健康问题密切关联的是整个人口的生物学控制问题。目前人类对宇宙的任何部分都想要加以控制，只有对自身并不想加以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还没有成为驯养的动物。他们无计划地任意繁殖。由此造成的人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变化产生了极其猛烈的社会影响。目前，在那些认为社会事件是命中注定的人们看来，仿佛欧洲和美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很快就要达到最大限度，接着就会减少下去，速度比原来增长的时候还要快。西欧人不但维持着一种主要是建立在稠密人口基础上的高度文明，而且还控制和剥削世界大部分地区，所以他们的人数的减少，可能首先加剧他们的剥削的严重程度，不过迟早也会使这种剥削完全垮台。
随着人口的减少，平均年龄也会不断提高，因而也会加强保守主义，所以人口减少的影响很可能还要严重一些。
不过为什么会产生人口繁殖减少的现象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现有条件下，没有足够的刺激力促使大多数妇女生儿育女以维持原有人口。法西斯政权想要通过爱国主义的号召和强行禁止节育来克服这一困难，然而收效并不显著。从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现代俄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十分明显，只有使生儿育女成为可喜之事并为儿童提供有保障和有希望的前途，才能使人口增加到所希望的程度。不过完全让这一过程自然发展却是可笑的。应该完全按照增加人口的最适当的需要来调整奖励生儿育女的办法。
在良好社会条件下，人口大幅度增长
要说出人口需要增长到什么程度就困难得多了。通常都认为，凡是不论增加或减少人数都会降低生活水平的人口就是最适宜的人口。
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假定经济制度不变。一旦有可能大大增加消费，这样地衡量的最适宜的人口就太多太多了。世界上有足够的食物和空间，可以允许人口在若干世纪中以生物学上最大限度的繁殖率增加（比如说每四十年翻一翻）。当然在目前经济制度下是不能利用这些可能性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最适宜的情况而不是实际情况。可能有人要问，的确，有些人从直觉出发或者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对尽可能多的人口的价值十分重视，如果撇开这些不谈的话，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人口呢？一个理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足够多的有非凡才能的人。目前我们不知道，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知道用什么办法可以随意造就出这样的人才，所以要得到他们的唯一办法便是增加人口。人们常常由于人群拥挤而反对拥有比目前多得多的人口。只有在目前大家拥挤在令人不舒服的喧闹的城市中的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的时候，这个理由才能成立。目前世界的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拥挤在占陆地面积千分之五的地区，又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口散居在占陆地面积百分之七十五的地区。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人口根本不需要这样集中。如果能把运输交通和住房条件加以改进，使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适于居住。可以把风景比较优美的地区保全起来以供娱乐和闲居之用。
这是一个长远打算；我们目前需要做的事情与其说是要养育出更多有才能的人，不如说是要对现有的有才能的人加以更充分的利用。在英国这样高度文明的国家中，最聪明的儿童中，仅有四分之一的人有接受高级中学教育的机会，也许在五十个人中，能受到大学教育的不超过一个人。有了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通过教育工作就能使有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数增加到五十倍之多。即使如此，也可能不足应付新的和日益增长的文明的复杂问题。这种状况所需要的人口政策一定不同于为一个发展机会受到极大限制的世界所规划的政策。目前希望控制人口的人之所以希望控制人口，主要是为了鼓励富人生育，阻止穷人生育，照他们的说法就是鼓励优秀的人生育，阻止劣等的人生育，以便使富人保持有力的统治。事实上，只要人与人之间遗传差异被社会上保持的经济差异所掩盖，遗传差异就根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一旦能在社会上做到机会均等，人口质量的问题就会具有极大重要性。
劳 动
现在有两种经济。在一种经济中，人的需要构成这种经济的直接基础。在另一种经济中，人的需要仅仅间接表现为它们的利润价值。这两种经济之间的主要差别之一就是劳动条件的根本变化。我们往往把劳动看作是生活中不可免的苦事之一，只要有办法和金钱就想避免劳动。其实，劳动的不愉快本身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自从农业的发明使劳动变得必要以来，征服者就强迫被征服的人民去劳动――妇女、奴隶或劳动者――而控制劳动的人根本不想使劳动变得愉快。工业革命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了。工业革命消除了传统的调剂方法：即鼓励人们劳动的歌唱、舞蹈和饮酒。同时又使工厂的经常性的单调乏味的劳动代替了农民一年到头的多样化的劳动，并且使得劳动虽然花费力气较少，但由于单调及周围环境的可怕和肮脏而变得更加令人厌倦。有了现代化技术，这一切都是完全不必要的。在我们的过时的经济制度中，只是为了少数人的想象中的舒适和保障才把这一切维持下去。
主要考虑应该是工人而不是利润
假定人类的大部分活动时间仍然用于劳动，改变劳动条件就会意味着大大增加愉快的生活的可能性。迄今对劳动条件的主要研究工作还只是着眼于提高工作效率。工间休息和缩短劳动时间之类的改进措施所以被采用，仅仅是因为这些措施证明能提高生产。为了方便工人而设计的工厂会不会比那些把人当作机器的一部分的工厂效率低呢？这一点在现在看来甚至也是值得怀疑的。
而且，绝对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使过于繁重和单调的工序完全不需要人工操作的机器）的相应增加将足以弥补由此可能造成的效率的降低而有余。例如，传送带使劳动变得更加单调，并且造成了一种不人道的强制的紧张状态。大多数连续加工的简单工作都可以完全由机器操作。不过在劳动力便宜，不必考虑劳动条件的情况下，人们就觉得不值得去制造这种机器了。
设计可以消除而不是制造单调乏味
的劳动的机器 要制造首先考虑到工人的机器，会引起一些崭新的问题，并且会成为促进发明和研究的强大动力。到现在为止，人们主要是用机起来代替人体的动作，而且增加了这些动作的力量和速度。不过人们已经开始用记录和检查设备来代替人类感官了。在许多重复性工序中可以用电气装置，特别是光电池来代替视觉、感觉和触觉。对工人的关怀会促使这些技术进一步发展并会促使人们走向第三个阶段：设计能够进行判断的机器，把检查机器元件和活动部件联接起来，使得这种机器能象较老的机器处置规格划一的材料那样准确地处理规格不同的材料。
劳动是一种乐趣
同时可以通过发展和应用工业心理学，利用科学来消除必要的劳动的一些弊病。自然，在目前期望发展力求使劳动变得更为舒服、愉快和有趣的工业心理学是可笑的。现在仿佛也允许一点工业心理学存在。我们只能说，那是因为它对雇主有用，而不是因为对工人有用。因此，这种研究就明显地缺乏只能从工人方面得到的必不可少的合作。一旦人们明白，应用工业心理学的目的是改善劳动条件而不是加速生产，就有可能通过工人的合作来彻底消除劳动的概念在过去一切时代中始终包含的强迫和不愉快的含义。
娱 乐
工作之余便是娱乐。人们渐渐认识到了休憩和娱乐在一切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和物质变化已经冲破了平衡的传统生活秩序并且提供了多得多的余暇的社会中。任何合理的发展都必须提供更多的余暇，不过新得到的余暇却不应该再引起什么问题。人们可以把余暇用于创造或娱乐，也可以把余暇浪费在无聊之中。我们目前的制度在各方面都阻碍人们把余暇用于创造，因为每一项创造总有一种价值，所以它要末会妨碍目前的竞争制度而不见容于当世，要末就构成这个制度的一个部分。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立即就取得了劳动的品格。只有家务劳动和琐碎的劳动――浮雕细工和养兔――仍然是一些不完善的例证，说明人们在具备技术、设备、协作和鼓励的条件下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和愿意做些什么事情。在另一方面娱乐几乎完全商业化了。始作俑者是有钱人。他们终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其余大多数人则限于财力享受不到这些娱乐。比无聊略胜一筹的最便宜的娱乐，都是最消极的娱乐方法――收听无线电、看电影和看运动比赛。迄今，科学在娱乐方面的应用，实际仅限于扩大这些消极形式的娱乐而已。这减少了无聊，但却代之以想入非非的幻想。
在任何其他形态的社会中，科学的贡献将大不相同。不过要预言其表现形式却是荒谬的，因为娱乐之特点在于其自发性。我们能够预言的便是，人们将发现，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科学将象帮助扩大物质生产方法那样地帮助扩大我们娱乐的能力。娱乐可以变得更加专心致志，更加带有个人色彩，更加多样化。电影院、无线电和电视的新技术除了提供逃避现实生活的想入非非的幻影或者培养欣赏新的娱乐形式的审美能力之外，还大有可为。这两者不但可以把一部分人的经验传授给大家，而且还可以通过探索自然界未知地带开辟新的经验领域。因此，这两者都是大大扩展人类经验范围的手段。
也可以通过科学推动人们把余暇用于创造。自发的个人努力或合作性的努力都将找到大展宏图的新领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将找到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感觉、一种不虚此生和自豪的感觉。对不少人说来，科学本身可能变成一种引人入胜的娱乐。
改造世界
但是我们有可能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我们有着一个大自然的世界足供消遣。只要利用科学大大增加在事实上和在想象中游历的设备，可以观赏这个大自然的世界的人数将比以往大为增加。不过另外还有一个人类自己正在建设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提供的乐趣和兴味将不下于它为人类带来的实惠和安全。现在谁也不能够具体说出前景究竟如何。所有的乌托邦都不能令人满意（从人类观点来看）的事实可悲地说明了这方面的前景的确是无法预测的。不过我们可以万无一失地假定：在过去的物质文化生活的每一阶段都给人们带来乐趣的人们的种种爱好，在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目前这一切爱好甚至可以从人们对汽车、飞机和无线电的自发兴趣中看出来，虽然商业化娱乐和模仿过时的贵族传统的市侩习气妨碍了这些爱好的发展。一旦消除了这个阻力，就象苏联的例子所说明的那样，人民群众对于建立一种新的和范围更广的文化就会产生巨大的兴趣和热情。
生 产到
现在为止，我们所讨论的都是社会目的，而不是社会的手段。不过在现代社会中要满足人类的直接需要，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复杂而科学的生产体系。这个体系的建立是十八、九世纪鼓吹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伟大功绩，不过这个体系的最终的结构带有极大的社会化性质，需要有一个更加自觉的社会制度，才能维持并发展这个体系。科学在这里需要起双重作用，首先要提供技术手段，其次要提供有效地协调这些技术手段的组织形式。直到今天为止，只有第一个职能得到了充分发展。我们已经能相当清楚地看到把科学应用于生产技术手段的近期远景。这些技术手段的发展速度和效果始终没有达到在任何合理的经济制度中可以达到的地步。
我们已经指出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现在只需扼要地谈一谈可以实现的可能性和可以预期的未来发展的方向。
生产性工业的某些总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预言其近期将来的进程是相当有把握的。一切生产过程的共同趋势如下：――（１）自动化操作；（２）加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３）生产情况和产品的自动登记；（４）生产过程的连续性；（５）运行速度的加快；（６）减少中间生产阶段的商品数量；（７）生产过程的简化；（８）减少机器的体积和重量；（９）合理的和实用的设计；（１０）灵活性。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需要加以实现。这些项目全都能节省劳动力，而且其中某些项目、特别是第（５）至（９）项，还能节省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由于最近的技术和科学的进展，这一切都有可能实现。各项目彼此密切相关，虽然有几项，如（５）及（７）项，可供选择使用，但也并不一定非当作供选择的办法使用不可。这一切都受到在第六章中所讨论的其他经济因素的妨碍，只有在合理规划的社会中才能加以充分的协调和利用。在目前条件下部分加以采用只能引起了工人劳动强度的强化，失业和经济的不安全。如果在合理的社会中加以采用，期总的效果将是：大大缩短生产时间，减少劳动时间，减少必要的机器的数量，甚至进一步减少机器所占空间。请想一想十八世纪的一台八马力蒸气机竟要占用一座二层楼的机器房。
合理社会中工业的一体化
为了实用目的，把工业生产和分配按照下列类别划分是方便的：采掘工业；电力生产；外形制造，即机械和电机工程；物质制造，即化学工程；运输、分配、通讯和行政管理。不过我们不应象我们长期习惯的那样，把这些看作是为了利润而经营的各种行业，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各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这个整体的目的是维持人类社会生活并扩大它的可能性。我们只能从这个观点来考虑不同工业的相对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卫道士派经济学家的理论认为，由于不够发达的工业可以获得更多利润以及多余的工业的破产，这种情况早就应该出现。事实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维持高价的限制性办法极迫切地要求停止生产的时候，生产就陷于停顿，在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得到政府的津贴不需要停止生产的时候，生产就维持下去。在一个合理的和合乎人道的社会中，工业结构将和目前的结构大不相同。它将具有大得多的灵活性和发展潜力。采掘工业和重工业将变得相对地来说不象目前这样重要，也许经过一段时间后绝对地来说也是如此。化学工业将会增长并扩大到目前由农业和冶金工业所占有的许多领域；轻型电器工业、无线电、电视和自动化设备等等也会如此。根据现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经过合理调整的工业结构见于图表二。以下所述的是对每一种工业的近期发展趋势的预测。
矿 业
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在于采掘工业，即矿业及采石工业。
这方面的技术正迅速发展，我们可以预期将来会有更大的变化。煤――也许还有铁――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过整个矿业将不会衰退，因为金属和矿产品的总的需求增加了，人们需要的金属和矿产品的类别品种比前几个世纪大大增多了，需要量也增加了。矿业将越来越变得主要从事生产化学工业所必需的原料。现在并不缺乏可资开采的矿藏；目前采掘矿产原料的主要困难并不是技术上的困难，而是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无政府状态的副产品。如果采用合理的制度，对世界矿产资源进行勘探，象苏联在较小的但足资比较的规模上所做的那样，一定会发现大量意想不到的矿产资源；同时只要用不断增多的化学和物理―化学采掘方法充分开发这些资源，就有可能使金属、水泥和化学原料的生产成本大大低于现在的成本。
取消地下作业
不过，在化学的进步和对人类生命和劳动的关怀的推动下，整个采矿技术也可能发生一次根本性的革命。迄今，几乎全部采矿作业都是在地下很深的地方以手工或机器切割岩石或矿石，运到地面，然后在地面上进行加工并提炼有价值的材料。矿工地下作业比任何其他工作都艰苦而危险；这样做花费极大而且不便。
以便不致象目前这样增加矿工劳动强度以外，还有一些革新，可以减少地下作业的必要性而且最后把地下作业取消。首先是有可能把需要的原料以液体状态运到地面来，这样一来，就可以象开采石油、盐和硫磺那样用钻机和泵来采矿了。利用适当的溶液注入孔道，就可以把这个原理推广到金属采矿作业中去。至于煤，可以利用人工控制的地下火把煤层变成油和气。苏联已经试用过这个办法并取得某些成就。采用化学提炼、浮选和电介质分离等先进的方法开采地面贫矿会比开采深矿井更为经济。由于发明了新爆破方法和大型铲具，露天采矿方法正在美国迅速推广中。随着铝和镁两种轻金属日益广泛的应用，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因为铝和镁都藏在地表附近或以液态出现，都可以用露天开采方法开采。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遥远的可能性，就是利用具有表面活性作用的特种化学品或把这些化学品附于塑料过滤片之上，就有可能从海水中提炼出几乎一切元素，其效率至少不会低于血液中含有铜和钒的动物所做到的地步。
熔炼――新金属
总的说来，矿物的需求量是一定会增加的，不过用途的变化也会使某些金属的需求量减少。在生产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我们可以联系需求量计算生产成本，这样就可以避免有时需要超量生产、有时又需要限制生产、情况捉摸不定而后果极为恶劣的现象。直到最近，采矿和熔炼工业的老传统，从本质上来说一直停留在前科学的基础上，其生产方法仅不过是公元前四千年原始矿工和冶炼工的方法的变种。科学成果的应用将会改变这一切；冶炼温度将会普遍降低，因而，生产过程的热量消耗也会降低。这些新方法中最重要的将是低温炼铁，炼铁时使用甲烷和氢作为还原剂以取代焦炭。采用类似的生产过程还可以简化目前用来熔炼硫化物矿石的笨重方法。人们一定还会更多地使用电气化方法。镁构成一系列轻合金的基础。镁的制造已经是一系列几乎完全自动化的化学作业和电－化学作业了。原料、盐水从生产系统的一端进入，镁金属则从另一端出来。有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用经济的方法利用泥土，可能还有几乎同样常见的红土，生产铝的问题。人们往往认为，由于铝在自然界中极为丰富，它应该成为最普通和最有用的金属，不过即使解决了来源问题上的困难，把它从氧化物中分解出来所需的能量将仍然是它的制造成本中的决定因素。如果以电作为能量来源，那就意味着，它的成本不会低于直接使用煤来分解铁的费用的三倍，因为需要有三倍的煤才能生产出炼铝所用的电来。除非发现某种直接还原的办法，铝的价格不可能低于铁价的五倍，不过由于它现在约为铁价的二十倍，所以还有一大段差距需要缩短。
合理使用金属至少和开采金属一样重要。我们既然开始对金属结构有所了解，我们就有可能制出新金属或者制出性能比现有的任何合金都更为有用的新合金。一个重要趋势是制造防腐蚀的金属；如果能使这种金属臻于完善，就能制止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浪费金属的现象，并且减少金属自然蕴藏量枯竭的危险。
电力生产节省资本
电力生产的问题有大规模的问题和小规模的问题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电压划一的电力，另一方面，许多小规模的独立单位也来发电、特别是供运输之用，例如供汽车和飞机使用，并用于数以百计的其他具体用途。在第一种情况下，主要问题是经营成本的效率问题。人们为了改善这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例如英国在１９１０年，要用１．８吨煤才能生产１０００个电力单位，到１９３４年，只用０．７吨就够了。美国在１９３７年的平均数字为１．４３吨，而最好的发电厂则可达到０．７９吨。效率为百分之四十的热机的最低理论耗煤量为０．６５吨，所以在降低经营成本方面再不能期望有多大进展了。基本的问题与其说是改进技术，不如说是社会组织的问题。即使在基本上消除了众多电厂相互竞争的弊端的地方，如在英国供电量变化幅度仍然极大，正常发电时仅使用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机器设备，可是还需要保持那么多的设备以应付高峰时的需要。如果发电能够实行国际化、就可以基本上消除这种供电量不规律的现象，再降低输电成本，就能使电力的经营成本大为降低，做到可以免费供电而差不多不至于引起经济失调。而只要出钱进行科学研究，降低输电成本大致是能够做到的。
新式发电机
电力生产资本成本需要大幅度减少。一所电站由于几乎完全自动化，它的劳动成本是极为经济的，但是其资本成本却极为巨大。由于发明了现代真空技术，科学为制造小型高压静电机起来取代笨重的电磁式发电机提供了可能性。如果与此同时可以用体积小得多而工作速度更高的别的机起来代替产生电力的原动机的话，这个改进就更有用得多了。电力工程师的眼前问题是生产燃气轮机。这种燃气轮机所以难产主要由于难以制出能经受有关的压力和温度的材料。除此以外，还有可能使机器以很高速度进行工作，以致可以利用实际的动量而不必利用经过加热的气体的能量进行工作，这样就可以更进一步提高效率并减少机器体积。这些考虑也适用于独立的小型发电单位。在这里要兼顾资本节约和每磅重量的效能。节约资本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积累大量昂贵的机器，作为商品或其他机器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附属物，是限制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经济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阻挠节约资本，不过它这样做，也就得到资本效用递减的报应。一个合理的经济将力图取消一切不必要的机器和作业。我们应该发展在任何负荷下都能以充分效率工作的电气机器。
动力储存
更重要的是需要找到某种方法来储存电能，其效率和我们目前的蓄电池一样高，但费用、重量、体积却要小得多，而且使用起来更为方便。对具有极高电介常数的电介质进行研究，也许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某些新型塑料就拥有这么高的电介常数。此外，人们也许会发现一种带有巨大能量负荷的恒温可逆化学反应。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展隔热方法，以便在大大高于或低于常温的温度下，多多少少是无限期地保存大量物质，作为可资利用的能量储备。在各种工业生产上广泛使用液态氧、液态甲烷，就有可能把能量的储存和重要工业产品的产生过程结合起来。电力的有效储存不但会意味着大量节约电力生产的资本，而且也有助于取消汽车和飞机的效率极低的小型发电单位。
电力的应用
电力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质的问题。应用电力的方式显然和电力数量本身同等重要。迄今我们仍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不论是原动机或者电动机的旋转都必须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曲柄或螺杆的运动。假如我们有办法迅速产生压力或拉力来进行敲击、突然的牵拉，或者推动液体或气体流动之类作业，而且可以在牵涉液体运动的场合取消活动机械部件的话，那就好多了。第一个问题涉及研制同动物肌肉活动相当的某种电气或液体推动装置。气钻之类现有方法的机械效率还很差。合理设计液压机的新发展可能克服这个困难。我们有理由相信，利用频率可变的电流工作的可能性会成为解决有效率的往复运动问题的另一个方法。由于使用旧生产方法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个方法一直没有得到发展。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更加引人入胜了。那就是建立某种胶体体系，气张力可随电流而改变，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对肌肉的物理―化学性质有多得多的了解。
流体动力学――火箭飞行
解决第二个问题，即没有活动部件的液体流动的问题，同在更大程度上利用流体动力学的潜力的整个趋势是一致的。我们已经听到有一些谣传说，有一种强大的飞机，内部装着一个没有引擎或推动器的喷射气系统，把空气吹到机翼，以便产生使飞机升空所必需的空气流通量。现代火箭就是沿着类似方向发展的。发明火箭起初是为了探索高层大气，不过后来则着眼于空间飞行。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事实上差不多是不可克服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能源达到极高浓缩程度，以致可以使自己的重量脱离地球引力场。人们提出来但还没有试验过的唯一办法，是一种相当笨拙的办法，那就是使用体积逐渐变小的多级火箭。不过目前在世界许多国家中还有不少认真的工程师正在猛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理由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就象在十八世纪初叶没有理由说人类永远无法飞行一样。这一方面的最终发展可能还要求助于新的原理，当然这便是为什么这种表面上看来没有希望的事业不论是否达到最初的目标总是值得一试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找到一种切合实际的办法，可以产生定向的分子束、或者最好是中子束，这个问题就会完全解决，我们将会在同时获得可以普遍应用的浓缩能源。
工 程
工程师职业总是和科学密切关联的。过去和今天不少大科学家，如狄拉克和爱因斯坦，在开头都是工程师，相反的情况几乎也是同样司空见惯的。不过工程师职业在不少方面仍然是一个传统性质的职业，而不是科学性质的职业。还没有人认真考虑过或者利用过把科学大规模应用于工程的可能性。不过在美国及苏联都有迹象说明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中。早其的工程问题就土木工程而言主要是怎样用新材料把建造道路和桥梁等古代技术移用于大规模营造的新需要上去的问题。就机械工程而论，早期的工程问题则涉及用机械方法尽量模仿人力操作过程，以便提高效率和速度。老的模型象几乎一切人类传统一样，在从理性观点来看已经变得完全不必要以后很久，仍然被人们使用着。
合理的机器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在工程学中，特别是在机器制造中，已经有了另外一系列可能性，可以用科学方式而不是用传统方式加以利用。一旦提出了需要进行哪一类具体作业的课题，就应当有可能找出安装起来和工作起来都最经济的活动部件的排列方法。数学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最新发展可以为此提供钥匙。计算机要解决的那一类方程式从本质上来说同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方程式很相似。这种设计合理的机器会实际证明比现有的机器轻便而且简单得多。实际上，一当需要大规模生产机器时，工程技术就不能不采用这些发明。
有智慧的机器 可是科学还能提供更多的东西。老机器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动作极为刻板，其结果，不但机器只限于处理体积和形状大致一样的常见产品，而且必须使用过多的简单手工工序。现代化机器不但应该能处理丝毫不差的重复工序，而且还应该能处理大体相似的重复工序。只要更多地使用科学所能提供的新式感官和控制装置，特别是光电管之类电气装置，以代替看管工人的眼睛，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一部机器运行起来既有敏锐感觉又有灵活性，就接近于完全自动化了。如果我们能使机器在某种程度上自行修理，即自己找出、弹出和更换损坏了的部件，那就更前进了一步。认为这种机器必然十分复杂，用起来很不经济的想法是错误的。
首先，如果设计得法，实际结果将是机器更为简单；其次，我们必须记着：人们总是得把目前的机器效率和价廉而单调的手工劳动加以权衡比较；雇用男女工人从事工作而又不能充分利用他们的潜力也总是浪费的事；第三，只要有计划地发展工业就能消除设备废弃的危险。在目前的制度下，这种危险要末促使人们匆匆忙忙地制造某些机器，又加以无情废弃；要末促使人们奉行完全不能利用现有潜力的保守主义。
土木工程
在土木工程方面，我们可望大大扩大作业规模，这是由于我们必须解决一些更大的问题的缘故。这些问题还促使我们有可能制造出大功率的机器和新的材料。有了对城市和乡村的全面规划，土木工程和建筑学就有再度合为一体之势。这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至今还没有从一开始就是根据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需要设计出来的、规划合理的城市。列奥纳多?达?芬奇在四百五十年前就设计过这样的一个城市，可是至今我们还是不得不在旧有城市中心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过日子。应该把建筑物、道路、桥梁和隧道组成一个完整的、协调的交通体系。土木工程师在塑造地球表面方面、在开垦土地、扩大灌溉和水力发电以及在改变气候方面都有更大的任务。
化学工业
随着时间的进展，致力于生产物质和材料的各种工业终于在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了。起初，木材或泥土之类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就地使用；以后就有了用简单粗糙的方法制造出来的材料，如金属或玻璃等。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供直接消费，即生物学消费的物质，或者作为能源而为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如食物、人造肥料或焦炭等，以及由于具有各种机械性能而为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如纺织品、橡胶和纸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化学工业的产品。将来我们可能也要几乎完全依靠化学工业来供应生物性和工业性物资。到那时，化学工业将在经济中占有中心地位。
不用说，科学的发展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不过人们并不充分明白，化学工业是建立在十九世纪的科学的基础上的；我们还没有开始利用二十世纪的量子大革命为化学带来的大得多的理论上的和实用上的可能性。我们的重化学工业有很大一部分都过时了，要使它现代化，就需要人们对重化学工业的职能采取大不相同的态度。阻碍化学工业发展的事实是：它仅是使用化学方法的一系列行业――纺织、制纸、橡胶工业等――之一。如果把这类工业的一切化学生产过程以及化学工业本身都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如果把这个体系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向靠了某些传统存在的市场供应中间阶段成品，就可以把许多中间性生产过程和产品取消，并大量节省原料和劳动力。例如在１９３２年，一共生产了八十万吨硫酸，其中有１６３D０００吨被用来制造硫酸氨。而硫酸氨其实可以直接制造出来，不必经过制造硫酸的中间阶段。不幸，世界化学工业目前在前进道路上遇到很大障碍，因为它不得不在平时维持一个不经济的结构，目的是为了在战时迅速转而生产炸药和毒气。因而就不得不为这类目的维持生产硫酸的潜在能力。事实上，为了维持化学工业的利润，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浪费化学品的现象不是受到制止，而是受到鼓励。
为了需要而规划物质的生产 如果化学工业成为一个全面的工业综合体的组成部分，就有可能摆脱传统，为了最基本的需要而进行合理规划。所用的材料和生产这些材料的方法都要发生变化。化学工业的最终产品有两类：由于它们具有的化学性质而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如食物、燃料、溶剂、肥皂以及狭义的化学品；由于它们具有的机械性质或加热可熔化的性质而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如玻璃和橡胶。关于第一类，我们可以说，在将来，品种和供应量都会大大增加，价格也会更加便宜。过去重化学工业集中力量大量生产硫酸和碱之类少数通用化学品；现在的趋势是有选择地生产比较适合特定用途的化学品。化学内部的新发展以及更加一体化的化学生产的新发展，都会为这种趋势提供推动力。
食品生产 可以预计，在借助催化剂用最简单的原料煤和空气制造复合物质方面，会有最惊人的发展。将来煤作为化学工业原料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它作为动力来源及家庭取暖能源的重要性。高压在化学中的应用才刚刚开始；这会大大扩大产品种类。人们已经开始着手用化学方法制造食物。虽然这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不过除非为了备战，在今后一段很长期间，它不会比用生物方法生产食物更为经济或方便。但是食品工业一定会越来越多地采用化学方法。食品的加工、储藏和烹调的不同阶段都将用化学方法来控制。这就意味着化学工业愈来愈倾向于采用生物化学方法。这一趋势一定会影响其他工业，并在有控制的条件下接近酶合成有机物质的过程。这样最后就可能制出味道和营养价值都高于天然食品的复合物质。
药品 用合成方法制造荷尔蒙、维生素和特种杀菌剂等具有高度和特殊生物作用的药品，以代替原来从动植物中提取的药物并扩大其品种范围，是十分重要的。的确，这些物质需要量不会很大，但价格却需要很低，使人人都买得起。
这就要求对精密化学工业进行相当大的改组，并使它同化学和生理学的科学发展保持更密切的关系。我们现有的药典从本质上来说是建立在传统经验和神秘医学理论基础上的。应该代之以崭新的药典，其中载有的药物的作用要通过临床和生化研究的通力合作为人们彻底了解。但是新药物将不但用于狭义的治疗，而且将用来对生理和心理状态进行更有意识的控制。人类服用通用药物酒精已经太久了；我们为了应付各种紧急情况或为了娱乐可以使用一些不致上瘾的药物。
化妆品 化妆品和洗涤剂的生产是化学工业的一个很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组成部分。现在，在化学工业界，有人正在利用人们虚荣心和势利心理进行一种特别令人不愉快的讹诈，丝毫不顾及生理学的基本原理。可以肯定，如果化学工业充分组织起来，为消费者服务，而不是为利润服务的话，就有可能使人们打扮得又整洁又漂亮，而费用和麻烦却要比现在大大减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更为合理的方法是研究和控制保持肤色红润的生活条件，而不是企图从外部改变人的外貌。在需要美容的范围内，倒值得我们去寻找和制造比目前使用的质地差而粗糙的化学品更接近天然皮肤产物的物质。肥皂就是自从日耳曼蛮族用来染红头发以吓唬敌人以来，一直基本上不变地被人们使用着的化学品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的洗涤作用还好，不容易同大多数的水混和，对皮肤的作用过于粗糙。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具有中和性质的、可溶解的、具有表面活性的物质，可能是甾醇或胆酸一类的物质。它可以起肥皂的一切功能而没有肥皂的缺点。
废物处理 化学工业应该象关心生产新物质那样关心废物处理。随着工业的增加和人口的集中，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急迫了。目前我们正在不断丢弃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可供消费的物资，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还把城市和农村的舒适环境都破坏无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组织和管理的问题，不过化学工业能提供手段，使这种管理变得有效而且有价值。烟和有害的灰尘以及气体是一切城市的不快和疾病的一部分主要原因。通过使用适当的燃料和制备方法，可以在产生的地方制止大部分烟尘废弃散发出来。其余的可以用电气方法或其它方法加以搜集。这些处理过程，虽然总是着眼于社会利益，但只有对大型企业来说在生产上才是上算的，因此，禁止散发烟尘废弃的结果将使容易产生公害的工厂集中起来成为大型企业。回收有用的付产品也是一种节约。随着煤烟进入空气的腐蚀性硫酸数量几乎等于整个化学工业的产量。英国的家庭火炉是主要的公害来源。在重新改造房屋和家庭取暖办法以前，只有广泛使用无烟燃料才能解决这个公害。另一种家庭常见的浪费现象所以值得重视与其说是因为那是一种公害，不如说是因为那是一种损失。由于扩大使用金属罐、玻璃容器及纸质容器，给已经很困难的动植物垃圾处理工作又增添了一个几乎无法忍受的负担。城市有了一个分类挑拣废物的良好机构，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化学工业回收或利用。工业废物和下水道是一个更加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正在把磷一类的重要元素及有价值的复合化学品丢掉，污染江河湖海。通过生化控制方法和细菌控制方法，我们不但可以使这一切废水废物都变得没有害处（目前，我们对一部分废水废物已经做到这一步），而且可以回收利用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明白，工农业和人类生活的整个物资吞吐都需要用化学方法加以积极管理。如果做到这一点，不用相应增加原料产量，就能使商品增加好多倍。
新材料 不过正是在制造新材料方面，现代化学工业才最突出地显示出它的力量。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可以成功地代替天然产品的材料，如人造丝和电木之类的塑料；这个趋势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理论化学、特别是结构化学和胶体化学的进展，将使人们有可能根据所需要的性质来设计物质的结构。这个过程会象设计建筑物或机器那样直截了当。物质的确是可以加以构造的，不过建造单位是原子或分子，而不是成型材料的块块和条条。不论是为了直接供人们使用还是为了供某种工业生产过程使用，我们需要材料兼具某些特定性能――重量轻、坚韧、有弹性、质地硬、有加热易融性能、电阻性能或耐火性能。一种用途可能需要某一系列性能，另一种用途又可能需要另一系列性能。
例如，用来建造房屋墙壁的材料需要兼具一定的强度、重量轻和有抗热性能。到现在为止，用于这一用途的材料是天然产品和半加工产品的混合物――木料、软木、多孔砖和水泥、石棉等等，其中没有一种同时具有我们需要的所有性能。
不过人们已经在实验室规模上制出了拥有上述所有性能的材料。充气胶体是一种重量仅及水的五十分之一，抗热性能比羊毛强好几倍的材料。制造方法是先以硅酸盐胶体为原料，在保持胶体不萎缩的情况下把水分除掉并代之以空气。要经济地大规模推广这种制造方法可能还需要若干年，但是事情很清楚，采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制造出供房屋墙壁和房顶使用的理想材料。
同样地，现代园艺和未来的农业都需要一种透明材料，既能让可见光通过，也能让红外线及强光通过，价格又便宜，可以用来覆盖大的面积。已经问世的这种材料有双料玻璃纸和人造橡胶，不过重量仍然太大、价格太贵、不能满足所有这些需要；科学研究会再度帮助人们克服这些困难，使农业完全改观、实际上不再依赖气候条件。
迄今我们所需的坚硬和耐熔材料仍然几乎完全依靠天然材料，例如铝石和金刚砂。不过我们开始从现代化学中知道：有很多元素化合物的硬度和熔点可以比地球历史上偶然产生的元素化合物高得多。我们已经有了钨―碳―钴合金（碳化钨），用它来对玻璃进行加工就象对金属加工一样方便。进一步扩大这类材料就会给机械工程实践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
新生产方法 这些事例理应能充分说明化学在创造新物质和新材料方面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开端。化学工业中采用崭新方法的前景，即令不是更重要的话，也是同等重要的。化学工业迄今关心的主要是节省原料。化学工业认为，产品的产量同可以制成所需材料的原料之间有一定比例。它相当注意生产时间，认为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昂贵的工厂设备，不过它却不那么注意节约能量。除了制革业和酿造业的动植物产品之外，早期的化学生产过程大多数是在炉子中进行的，即使到现在人们仍然在高温下进行过多不必要的化学反应。把科学应用于化学的结果，人们就会用低温、电化学、催化或酶反应来代替这些老方法。
化学工业比几乎一切其他工业都更加依赖许多工序之间的密切相互关系。因此，垄断的倾向在这个工业中，比在许多其他工业中有更天然的基础。不过任何化学工厂中的工序的组合，都仍然带有过多的偶然性。用科学方法使一切化学工序真正协调起来，并使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可以顾及各种新的用途，就能进一步节省原料和能量，从而使化学试剂和原料更加便宜，供应量更加充沛。
运 输
运输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与其说是纯科学性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问题。除了游览性质的旅行之外，需要运输的人员和货物总量部分地是由某些自然资源的位置或者使用这些资源的机会决定的，不过在更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制度的完全无计划的混乱状态决定的。改善这种情况也许要比对车辆和船只加以任何技术改进都更能帮助改善交通运输。在运输的经济学中，要顾及两个因素：运输货物和乘客时所花费的时间的价值以及运输货物和乘客所需能量的消耗。
迄今人们最注意的是第一点。人们不顾燃料的浪费而大大提高速度，而且的确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这样人们就按照速度方面的最大限度效率来设计引擎，可是由于道路质量差，由于还有其他车辆，实际上是永远达不到这种速度的。人们通常不明白，一辆优质汽车的机械效率仅为百分之八，而且时髦而无用的流线型造价和广告费用之类非必要费用至少占它的价格的三分之二。实际上，如果人们都不觉得自己驾驶汽车或由别人驾驶汽车兜风是一种乐趣的话，我们就应该把在这种事情中所耗费的千百万工作时看作是纯粹浪费。
空中运输 应该有可能从旅客的观点出发来消除旅行不便的现象。要末使运输速度极快；要末设法使人可以在旅行时十分方便地进行正常生活活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第一个办法要求进一步改进飞机，但是除了长途旅行之外，第一个办法不可能收效。由于空气阻力，在低于同温层的空中很难达到每小时３００英里以上的真正高速度。而在良好条件下，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才能达到同温层。无论如何，起飞和着陆都很费时，以致在不到半小时的飞行中就不值得采用高速度。自然，一旦发明了有效的、小巧而便宜的旋翼机或者直升飞机，情况就会改变，因为直升飞机更加灵活并且可以在目的地附近升降，速度减少很多也不要紧。
旋行中的舒适 谈到第二个办法，我们感到轮船或者铁路客车几乎完全满足了旅客想要在旅途中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各种有益活动或娱乐的需要。把汽车设计得使乘客感到同样方便按理说也不是不可能的。不过汽车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它主要是供个人或人数不多的乘客乘用的，所以驾驶员的人数几乎等于乘客人数。如果驾驶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就可以消除这种差别。在长途行驶中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已经在建造复线公路，设立信号体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难为使用这种公路的一切汽车设计电磁控制器，以保证它们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在超车、停车或转弯时驶离长蛇阵。如果可以使这种设备不出毛病，人们除了取乐以外就不必去驾驶了，而且不用驾驶员就可以把货物运送到各处去，只要在一张打洞的卡片上指明路上有关的转弯处就行了。
可是目前最令人恼火的与其说是城市之间的交通，不如说是城市中的交通、特别是每天必不可免的往返市郊的麻烦。
在这里，现代城市及城市中各种职业的无计划的发展，使交通如此拥挤，以致行车速度比骑马还要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过去走路还要慢。有了合理的城市规划，市内和郊区的很大一部分交通就不必要了。这样通过一个设计得有条不紊的计划，就有可能大大简化剩下来的交通。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办法也许是，在比较拥挤的中心区更多地使用自动电梯和传送带，在郊外则使用有加速和减速月台配合的遇台不停的火车。
货物运输 货物运输主要是要做到经济而不是速度快，不过由于调整生产单位布局，使运输成为不必要而收到的节约效果，可以相当于或者甚至超过运输本身的节约。只要把工业充分分散，需要长途运输的货物就只限于在本地生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只有自来水，煤气和电等流体商品的分配还比较合理。科学可以为分配工作带来的节约，与其说是技术方面的节约，远远不如说是经济方面的节约。而且只有在整个生产和分配都社会化的社会中才能收到效果。这些节约方法都是很值一试的。目前由于不能有效地进行分配，消费品浪费很大。
食物 据一项零售额研究材料估计，居民每户每年所消费的食物的金额为３０４．８英镑，同适宜的食物消费量的估计数字３１７英镑相当接近；不过根据约翰?奥尔爵士等人的研究，我们知道，有一半居民实际上没有吃饱，有五分之一的居民完全营养不良。肯定有一定数量的食物纯粹是由于富人吃得过多而消耗掉了。他们所特有的一些疾病的盛行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能够吃得过多的人是不多的，而且人的食量到底有限，这种浪费不会太大。中产阶级也许多吃了一些食物，占了便宜，因为最适宜的饮食肯定比我们提出的最低标准多。不过大部分食物几乎肯定是由于我们的分配系统不合理，由于没有及时收购足够数量的食物并加以储存，而完全浪费掉或者丢弃了。必须使食物的分配合理化；由于这是头等的必需品，显然应该在纯生物学的基础上进行分配。每人有法定权利取得充足的各种食物以便得到最适宜的饮食，并有相当的选择自由。在技术方面，主要问题是有关食物的生物学工程问题。
要把生产和迅速运输的适当手段同改善储存以保存食物营养价值的方法结合起来。
商品
至于其他不那么急需，而比较有选择余地的商品，我们必须制订出一个制度，使人们可以用他们自己喜欢、社会又花费最少的方式，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在理论上，这原是私营企业系统理应做的事情，但在事实上，它却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私营企业本身正明显地在垄断中走向灭亡。我们有必要对需求、资源和手段，自觉地加以规划以代替私营企业。可是这个问题比分配的问题重大得多；它仅不过是新文明的基础的一个方面。
通 讯
通讯问题同运输问题一样，与其说是技术问题，不如说是社会问题。对电报之类发明的社会功用是很难估计的，因为它在事实上更多地用于传送商业投机情报和耸人听闻的新闻，而很少用于对社会有益的用途。但是不论这些通讯工具的起源和存在理由何在，我们显然正走向这样的一个阶段：人人都能用尽可能完善的方式随意立即同任何别人进行联系，已经成为一个确定的、可以实现的目标了。我们已经有了电视电话服务系统，当前的发展趋势显然是要使电视电话用费更为低廉，更便于使用。现在，通讯事业同政府和垄断集团关系过于密切，不能充分为人们提供方便。目前的主要技术困难是在发报方面。按理想来说，人人都应该可以携带轻便发报机进行私人联系。如果普遍做到这一点，个人就会有更大的自由来散布政府可能认为不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可能要得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充分供应私人通讯的设施。
比较公开的通讯形式，如电影、无线电和电视的发展，一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它们作为娱乐工具的用途不致于减少，随着它们变得更加完善和普遍，它们可能还会有其他用途。人类在一切领域中的合作都将不受地点的限制，把散居世界各地的有特殊兴趣的人组成为团体已成为切实可行之事了。事实上，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多年来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取消单调乏味的工作 应当发展崭新的传达和记录方法，以取消速记员、打字员和印刷工人的无意义的单调乏味的工作。我们已经有了利用普通打字机键盘工作的、以照相方法操作的晒版机，把铸字和排字过程都取消掉了。这种机器可以用有线电或无线电操纵，而且假如同微型胶片结合起来，还可以使在任何地方打出来的资料都能立刻付印，取消排字工作。再进一步就是取代打字员，以声音来操纵打字机或者更直接地录音，而所记录的内容可以方便地拿来阅读。
到最后，这就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表意文字，再进一步加以发展就可以取代语言和写作。人与人之间就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但不是靠了神秘而无效的精神感应术，而是靠了对大脑的电神经学的了解和应用。将来的通讯将远远不止是两人之间的通讯。即使在现在，大部分通讯也是公务性质的，而不是私人性质的，这种公务性质的通讯有很大一部分――广告、招徕生意的传单――带有寄生性质，是组织得很不好的经济的一种反映。从一个组织完善的社会的观点来看，眼前的几乎一切货币和商业交易都属于这种类型。即使把这些取消掉，日益复杂的人类文明，也将很快地使人们的通讯需要达到原来的水平或甚至超过它。这往往会成为行政工作人员的不可忍受的负担。只有提高工作的自动化程度才能减轻这种负担。
自动化 迄今自动化仅限于自动电话机之类的通讯装置；应该把自动化扩展到通讯本身上去。要使机器用不着人的干预就能彼此通话。人们已在电力生产网中取得了类似的成就；可以把这种自动化推广到一切类型的生产事业上去。这样，在生产品车或者房屋之类的复合单元时，就由社会确定总产量，一旦决定了，同一工厂或不同工厂生产的每一种零件的生产进度就要根据总产量来调节。这同高等动物和人类的神经控制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在高等动物和人类的神经控制过程中，意识是专门用来应付最困难的动作的，连走路，消化之类复杂的动作也由大脑的低级神经中枢来指挥。
管理和控制随着文明的总框架变得越来越复杂，妥善的管理和控制也变得极端重要了。无政府状态的私有经济或者愚蠢的官僚主义都会破坏可以从技术进步中得到的大部分潜在好处。我们有必要把科学应用于行政管理领域，否则文明便会被自己的产物所扼杀。要在两个相反的意义上前进：一方面要使日常工作简化和自动化，另一方面要大大加深对指导和计划工作的认识。分配和通讯中已经使用的新装置可以立即用到行政管理上去。特别有价值的是以卡片、胶片或电气工具处理统计资料的办法。采用这种办法，人们就有可能收集和使用精确的预测和规划所不可缺少的大量资料。不过要特别注意不要因此过分死呆，达到危险地步，以致使得人受机器支配。
防止这一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培养出一批能够理解一个复杂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的实用社会学家、同时实施普遍的社会教育和训练，使每一个人都能多多少少理解并积极参预这种发展。在现代条件下，行政官员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为各类事业划定最适宜的区域。运输通讯的发展使现有行政区域对配电等重要公用事业变得完全不适用了，而且事实上也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一方面，这说明，即使不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应该在各大洲的范围内，对这类公用事业实行集中的管理。另一方面，现在世界各地都能经济地生产种类更多的商品，但目前商品的不必要的交叉运转又造成很大浪费，说明需要大大分散。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这两者一定是相互矛盾的，不过把两者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组织形式，显然会比我们目前现有的组织形式复杂得多。只要加以合理规划，它倒不一定十分复杂。目前的组织形式所以复杂主要是由于在西欧或者美国那样的社会通过技术大革命成长起来的时候，没有对行政管理进行任何彻底的改革。应该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灵活而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既能保证经济效率，又能保全和促进民族和地方文化特点。
科学的总效果
要全面描述或者理解科学对人类生活条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肯定是很困难的。我们总是过分依据现在的情况来预测将来的可能性。如果将来的可能性仅仅遵循现有的趋势，那就什么变化也没有了；如果将来的可能性大大超出目前的趋势，就会给人以不真实之感。不过，人们提出的具体不同意见和明显的客观限制都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科学的功能的范围和重要性。科学的功能有两个主要方向：消除可以预防的人类祸患；开辟可以满足社会需要的那种新的活动领域。关于第一点，本章的扼要介绍已经有所说明。科学可以消除食物不足、工作单调乏味、健康不良等现象；它可以为个人和社会发展提供机会。第二点则比较难以具体说明。因为新社会的人们究竟要利用科学从事哪些积极的活动要由他们自己来探索，而不能由我们来探索。他们将为了这些活动本身的乐趣而从事这些活动，也将为了这些活动所可能带来的好处而从事这些活动。
人类的主要任务 人类面前仍然有巨大的任务――最终地征服空间、征服疾病，征服死亡，尤其是征服他们自己共同生活的方式。苏联征服北极的工作，就是人类未来的活动的先声。有了一个组织完善的世界性社会，这类工作还可以大大向前推进。今后的问题将不再是怎样使人类适应世界，而是怎样使世界适应人类。例如，现在的北极及其一望无际的冻土、冰河和冰海是冰河时代地质变化的遗迹。它到时候会自行消失，使世界成为令人舒适的地方，但是没有理由说为什么人类就不能加速这个过程。用巧妙的方法使大洋暖流转向，再采取某些办法对冰雪着色，使冰雪在日光下融解，就有可能使北极在某一个夏季消除积冰；这样的一个年头就可能打破原来的平衡，永远改变北半球的气候。类似的巨大任务是对海洋、沙漠及地下热加以利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任务。人类社会或由之产生的任何社会，如果想要逃脱不可避免的地质灾变或宇宙灾变带来的彻底毁灭，就必须找到逃离地球的方法。不论在目前看来宇宙航行是多么具有空想性质，它的发展却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即令人类可能在几百万年后才用得着它。在发展中的人类面前，必定还有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其他必要任务，科学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必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帮助科学完成其使命还是给科学泼冷水？
可是科学所提供的新生活的前景和新的活动的可能性，再也不能象罗吉尔?培根时代到Ｈ．Ｇ．韦尔斯早年时代那样引起人们的极大热情了。在文学界，甚至在科学界中常见的这种保留态度，部分地是由于人们对迄今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失望，部分是由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科学中人道的和富于诗意的因素，部分地则是由于人们完全不能设想同今天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的生活方式。
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下，这种保留态度完全是有理由的。正由于过去成功地把科学应用于工业，我们才陷于这一个境地：战争和经济危机不但不是遥远的偶然事件，反而成为家常便饭。在现有经济制度下，如果科学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这种结局就更加肯定而且有更大的破坏性。因此，无怪乎科学家自己和普通大众对整个科学应用于工业的前景没有多大热情，虽然他们并不反对科学带来的某些小的便利。科学应用于工业的前景恰恰有力说明，目前的状态极其不合理。这说明人们在技术上完全有可能妥善安排生活，而不必有目前的生活的大多数危险和许多不便。这种生活能把人类解放出来以从事新的和预见不到的任务。在这些更大的可能性对比之下，那些仅仅比照过去看今天的人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目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混乱和衰败程度。
但是，一但我们承认有可能而且事实上还有必要建立一种能够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种反对发展和应用科学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因此，为了人类利益，也为了科学本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努力去促进这个制度的建立。
抛弃乌托邦 人们所以反对科学的发展和应用，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他们不愿意把一个科学管理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这种态度归根到底是一种感情用事的反应，是一种渴望过比较简朴的生活而不理解那种生活的艰难困苦的幻想，也是看到比较幸运的阶级的景况而产生的一种错觉。这种态度流行于文学界是不足为怪的。它出现于Ｅ．Ｍ．福斯特的《机器停了》或者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崭新的世界》等著作中。不过这种态度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乌托邦作家们没有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或者引人入胜的境界。以Ｈ．Ｇ．韦尔斯为杰出代表的乌托邦作家们象批评他们的反动评论家一样，都是目前现状的受害者。他们的描绘所以不能令人信服，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社会力量，仅仅按照现状设想物质上和生物学上的发展。除了象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中描写的那种只有情操细节没有别的内容的富于诗意的幻想之外，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两种令人厌恶的特征：由于组织完善而缺乏自由以及相应地无所作为。评论家们感到，做一个现代乌托邦的公民，便是自生至死都得到妥善的照顾，不需要做任何困难或费力的事情。乌托邦国民尽管身体健康、一表堂堂、和蔼可亲，却似乎太象机器人和道学先生了。平心而论，如果这便是将来所能提供的一切的话，那就似乎不值得牺牲目前这么多东西了。
新的文明：自由和斗争 无论如何，要使现在的人接受新文明中的人物是很困难的；由于人们对未来的人作了根本错误的描述，人们就更其难以接受了。一种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上的社会生活和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巨大变化（我们正看到这种变化的开端）自然要反映在对自由所持的完全不同的态度上。十九世纪的自由仅是一种虚假的事物。在这种自由中完全没有对必然性的认识。这种自由的基础在于通过市场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按照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切人对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应该有自由处置之权，无论是买也好卖也好、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其实，他们都得服从铁的经济学法则：这些法则是由社会形成的；但却被当做自然法则，因为人们不理解它们。在一个一体化的自觉的社会里，这种自由观一定要被另一种自由观所取代――自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每一个人只要认识到自己正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发挥一种自觉的和确定的作用，他就是自由的。
我们极难理解和欣赏这种自由；事实上，只有当我们生活在这种自由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它。我们时代的可怕的斗争和苦难主要是由于人类迟迟难以学会运用自己的新力量。这些力量和以往一样仍然是个人的力量，不过到那时个人将自觉地同社会一起表示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象目前那样不自觉地通过社会来表示自己的意见。考虑到人类面临的任务的巨大，考虑到使人的欲望适应这样一种新的体制的任务的巨大，看来，去设想人类可以优游岁月的乌托邦，就太荒谬了。困难和斗争将会和以往一样多，不过将属于另外一种性质。目前人类在制止细小的、可以预防的弊病方面浪费了大量精力。虽然从技术上来说，已经可以做到免费供应基本必需品，可是人们还在为取得必需品而斗争。可以预防的疾病和完全不必要的社会和家庭烦恼把人们都拖累倒了。不过，即使消除了这些烦恼，也并不就等于说，可以舒舒服服无所事事地过日子。解放出来的精力将用于更有意义、更艰难的任务――建立一个真正有机的社会。
对人类的信心 人们为什么认为建立科学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的呢？或者人们为什么认为科学的世界秩序即使做得到，也不值得去争取呢？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人类根深蒂固地缺乏信心。怀疑论者看到了世界目前的状况，看到了人们麻木不仁地甘心接受现有的极端苦难。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持一个违反时代潮流的不稳固的经济制度而有系统地――虽然不是自觉地――促使人们堕落的结果。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人们为了反对这种经济制度正在展开的、表面看来没有希望但却永存不朽的斗争的意义。新世界并不是从外面强加于人类的东西。新世界将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创造这个新世界的人们及其后代将知道怎样来管理它。从基于理解的行动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和成就总是会不断增长的，虽然永远也不会完备无缺。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心醉神迷的境界，而是继续进行斗争和继续克服困难的基础。
科学和社会我们已经谈过科学在两个方面的应用：用于直接满足人类需要以及用于生产事业的生产过程，借以满足现代社会的人类需要。这些虽然都是科学的最直接的用途，却并不是科学在社会中仅有的用途。迄今科学仅仅被人当作一种满足欲望的手段加以利用，而科学本身却和这些欲望无关。科学好象是不相干的社会力量的奴仆；它好象是一种外来的不可理解的力量，有用处，但却是危险的东西。它在社会中的地位就好比是某个蛮族君王宫廷中被俘的工匠。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很能说明科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但是如果这便是全部情况，我们无论对科学也好，对社会也好，就不能抱什么希望了。幸而科学还有第三个而且是更重要的功能。
它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起初是技术变革、不自觉地为经济和社会变革开路，后来它就成为社会变革本身的更加自觉的和直接的动力了。迄今人们对于科学的这种进一步的作用没有什么认识；人们要满足的需要要末是对食物和住房的基本生理需要，要末是通过财富的积累而在社会上取得权力和声望的比较间接的需要。科学就是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中成长的，不过随着它的成长，人们就更加理解它的功能了。
科学已经不再是怎样千方百计满足支配科学的人们的上述欲望的问题了。现在我们在更广泛的范围论述了人类社会面临的一项任务。这个任务已经初露端倪了。那就是，要把全体人类保持在身体健康而又有效率的水平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一旦达到了这个起码标准，我们又怎样才能利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大潜力呢？这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要解决它们，首先就要大大扩大科学的领域。不论有多少物理学和生物学知识都不够用。解决问题的障碍不再主要是来自物理学或者生物学领域了；阻力来自社会。要应付社会阻力，首先必须了解社会。可是假如不在同时去改革社会，就不可能对社会有科学的了解。现在的学院式的社会科学对于这种目的完全没有用；必须对这种社会科学加以扩大和改造。社会科学必须同塑造它的社会力量保持联系，才能成长起来。
家园 第十五章 科学和社会改造 第十五章 科学和社会改造
社会条件和科学
我们已经依次研究了科学目前的结构、它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及这种改进可能产生的结果。应该明白，如果要使科学可以充分地为社会服务，就必须进行变革，而且必须进行相当激烈的变革，不过指出必须进行改革，仅仅是促成这些变化的一个虽然必不可少、但却是很小的步骤。我们将在这一章中考虑这些变革的前景以及阻碍或者推动变革的力量。这不单是一个科学的问题、甚至根本主要不是科学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要想使科学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进行适当的改革。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即便能在科学上作一些小小的改进、纠正某些弊端，也不能使目前的效率低下的、浪费的和令人沮丧的制度产生根本的变化。
科学如何改变社会
所以改革制度对科学和社会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为了实现制度的改革，科学家必须和力求达到同一目标的其他力量一起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科学主要是一种改革力量而不是一种保守力量，不过它的作用的全部效果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科学通过它所促成的技术改革，不自觉地和间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它还通过它的思想的力量，直接地和自觉地对社会产生作用。人们接受了科学思想就等于是对人类现状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而且还会开辟无止境地改善现状的可能性。科学家一定要把发展和传播这些思想当作自己的工作，不过把这些科学思想化为行动却要依靠科学界以外的社会力量。自从现代科学产生以来，这个过程就一直３８６在进行着，不过却是零星地没有配合一致地进行着。今后的任务是要使科学家的工作更加自觉、更有组织、更有效果；促使人民大众对科学家的工作有适当的认识，而且把两者结合起来，以便共同努力在实践中实现科学所提供的可能性。
科学对于生产方法的影响 科学通过它对生产方法的无情影响所发挥的间接作用目前是，而且很可能在今后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它发挥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目前世界所面临的困难是科学造成的，而且完全是由科学造成的。科学并不是直接造成这些困难的，不过它的确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旧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则越来越变成一种束缚这种技术发展并使技术不能正常发展的障碍物。科学提供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有秩序的和统一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才能得到实现。在科学这样地促成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并不需要科学家抱有任何自觉的目的。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通过自己的经济地位、社会知识或者政治信仰而证明自己是如此有力量的。他们所施加的力量正由于其盲目性而显得格外无情。只有完全取消科学，才能制止科学促进社会改革的作用。现在我们看到，又有人半心半意地心慌意乱地企图压制科学。这种企图所以必然是半心半意的是因为，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当权者都认为科学是一种引起社会和经济紊乱、因而危及他们的地位的因素，但是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科学仍然是在和平时期谋取财势和战争时期争取胜利所不可少的东西。于是有人试图把这两个方面加以区别，除非把科学应用于上述目的，否则就要压制科学或者不加鼓励。我们所谓的对科学的摧残正是指这种并没有自觉的目的而对科学进行压制所造成的后果。
意识到这种摧残 科学家意识到这种摧残，就被迫去探索控制着科学本身的发展的一些因素，并且问道：科学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阻碍，不能正常发展呢？许多不同领域的科学家长期以来已经联系到自己的工作而深有此感。不过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才越出各学科的界限，被看做是普遍情况的反映。科学家已经起来要求让科学发展并利用科学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破坏人类，虽然这种呼声的力量还不象科学家工作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那么大，毕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力量。因为除非能满足这种要求，否则，在目前经济制度下科学家就会从心甘情愿合作逐渐变成勉强同意，最后还会干脆拒绝合作或者暗中加以破坏。同时在另一方面，群众力量将从科学家那里了解到：科学家和人民都还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怎样阻挠人民得到科学所可能带来的好处。
今天的科学工作者
但是这种平行的发展能不能成功不仅取决于当时的环境，而且取决于科学家自己的地位、性格和目的。上世纪和本世纪的科学发展一面使科学家人数倍增，同时也产生了与现代科学奠基者类型十分不同的科学家。由于科学变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公认的组成部分，于是科学家往往失去他的大部分独创性和独特性，变得越加融化于一般自由职业者之中了。要考察科学在社会变革中可能起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科学家即使在过去曾经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力量，现在却再也不是了。他现在几乎总是国家的、一家工业企业的、或者一所大学之类直接间接依赖国家或企业的半独立机构的拿薪金的雇员。由于他需要维持生计，因而科学家真正的自由实际上仅限于支付薪金的人所容许的活动。联系到战争和现在在科学工作中日益重要的备战工作，就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一点。虽然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科学家反对利用科学进行战争，拒绝做这项工作的科学家却有如凤毛麟角。他很明白，如果他这样做，他便会失业，有人还巴不得去接替他的工作呢。
在经济上的依赖性 科学家在经济上受到双重挟制。不但他个人的生计，从长远来说取决于他是否能讨好他的雇主（这一点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而且作为科学家，他必须有一个往往成为他自己的主要生活动力的工作领域。为了取得这个工作领域――从事科研的机会、购置设置和雇用助手的经费――单单不得罪施舍金钱的当局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设法主动去讨好他们。教书的科学家，处境亦复相似；他自己在经济上可能并不拮据，不过他得考虑到自己学生的生计。他不希望看到他们由于出身于一个进步观点流行的学校或研究所而受到歧视。除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影响之外，还有多少是有意识地操纵的人才选择办法。这种办法使一般遵奉时尚的人肯定占上风，特别是在争夺高级职位的时候。
遵奉时尚的倾向 社会环境的无孔不入、不知不觉的影响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这些直接经济因素。我们已经知道：科学人才的挑选和培养办法对形成科学家遵奉时尚的性格的确起了极大的作用。主要从中产阶级家庭挑选人才的办法本身就会造成科学家接受现状的局面，而且不可避免地也要影响出身于工人家庭的科学家接受现状。科学家在工作之余一般无殊于别人。不论他的社会出身如何，他的工作总是会使他置身于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中间。他大体上总是倾向于遵奉中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在科学发展早期，情况就不是这样。那时科学家寥寥无几，在人们意想中，他总是思想古怪，行为乖僻。科学的大规模发展使许多人进入了科学界。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要尽量显得象一个商界人士或者绅士。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出身工人家庭的科学家。他们在目前教育制度下曾经进行过艰苦的奋斗，因而不能象拥有家财的科学家们那样显得同自己的同事和经常同自己来往的人有所不同。在这里并不存在有意识的压力，只是存在着一种普遍遵奉公认标准的气氛。
“我认为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典型会员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个人。他在某大企业中工作，并探索把镍加进公共汽车弹簧钢中的最好百分比或者从白喉患者的喉头摘取不受沾染的细菌培养物的较好办法之类点滴真理。他拥有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心血才得到的科学学位。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巴尔汉姆。他每周薪金为五镑，但在接到解雇通知一个月后即告终止。他看到同一单位中的一些其他的人，除一张利嘴和一身整洁的衣服之外什么资格也没有，可是他们作为推销员拿到的薪金比自己多一倍。
他不得发表自己研究的成果，不过如果他果真的碰巧发现一个的确有价值的真理，十之八九，他的部门领导人要设法取得这一发现的全部荣誉――以及随之而来的金钱。
这个人是应该加入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千千万万人”的一个典型。我和他们不少人有私交。他们在生活中的主要目的无殊于你和我。他们希望多赚一点钱，以便舒舒服服地过活，希望稍有积蓄以防年老和生病时有不时之需，希望有一点余暇和金钱以便通过旅行和探求非商业性知识以增长见闻，希望教育子女，至少使他们具有不下于自己的知识，可以接自己的班。他们特别希望消除经常存在的那种恐惧：接到通知一个月后离职并随之失业一年。
这些人所以从事科学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科学工作。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是他们所以从事某一个职业、干着别人叫他们干的而不是自己愿意干的事、遵照指定的途径前进，而不能转到他们认为他们有可能作出重大发现的支路上去，尽管他们如果这样做就有可能进入皇家学会――他们所以从事这样一个职业的原因是：这是他们的生计所在。
他们不愿意参预国务会议。他们所以要传播科学真理，是因为他们看到这样做的人取得了这种或那种的利益。他们所以要灌输崇敬科学的思想，是因为这会增加自己的体面并使自己获得较好职业。”《“伦敦会员”来信》，见《科学工作者》第９卷第５号，１９３７年，１月。
科学癖好 促使人们决定从事科学工作的许多特殊性格实际上助长了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科学家仍然是一个肯定心理不正常的人，虽然不象过去那么经常如此，也不象过去那么显著。他为好奇心所驱使而力图去满足这种好奇心。为了能做到这一点，他愿意适应任何一种生活，只要这种生活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他关心的主要事业干扰极少。舍此之外，科学本身是一项极其令人满意的职业；从事科学工作能使人不去注意外界事物，因而也可以为感到世事痛苦的人们提供安慰和逃避的手段，所以只要科学本身不受威胁，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是最恭顺的公民。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做到没有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它就可以万无一失地指望继续得到一般科学家，甚至许多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支持。
科学和宗教 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的变迁是近代科学家遵奉时尚的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科学和宗教的斗争成为知识界斗争的焦点以来，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科学家过去实际上等于是无神论者、或者至少也是不可知论者。
现在双方都向我们保证说：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斗争已经由于发现两者之间并无矛盾而获得解决，同时著名科学家们在支持关于宇宙和人类生命的神秘观点方面也不甘心落后于主教们。前后情况所以不同丝毫不是由于先前论战中的论点已经被否定了，而是由于宗教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确企图干涉日益发展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科学家不希望被人认为是不信教的可是他们在当时却面临着一个为难的抉择：要末自己就得表现出是信教的，要末就得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明白含义。只要人们不再正式要求他们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后来的科学家是极其愿意回到宗教那里去的，因而就是回到遵奉时尚的作风上去。俄国革命发生以后，这个变化尤其明显，因为那时宗教作为反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又得到了充分的赏识。在早些阶段、在十八世纪末，也产生过类似的情况。那时科学和伏尔泰式的自然神论密切地、似乎也是无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一当法国革命表明自然神论对现有秩序具有确定的危险性，科学也一度同样受到禁止。一直到十九世纪早期人们发现有可能把安分守己的科学同皈依教会和国王的态度结合起来的时候，才取消了禁令。
狭隘的眼界 科学和宗教的关系极其明确地说明，社会环境对科学家自己的工作的直接学术成果的影响是多么有力。社会环境中充满了激动的情绪，而科学却是小心翼翼地清除了感情因素的。社会环境一直是无所不包的，而科学则是高度专业化的。这些优点又由于十九世纪产生纯科学观念而得到增强。由于科学教育和科学传统坚决要求通过专业化培养技术能力并且否认科学与社会之间存在任何有机联系因此，在科学家看来，科学本身似乎就只是一种狭隘的教条，不能满足他作为人的一般需要。为此他就求助于一切与科学无关的当代各种有影响的事物：宗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哲学或美学。其中没有一种能很容易地同他们的科学调和起来。于是，他们就养成把头脑分成若干互不通气的区域的习惯。十九世纪伟大科学家的生平是这一态度的极其明确的例证。这种态度和十七世纪把科学扩大到政治、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伽利略对神学的兴趣和普里斯特利对政治的兴趣，同法拉第的桑德曼教式的宗教虔诚或者克鲁克斯的唯心论明显不同。这种态度的影响所及不但拆散了科学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而且也对科学产生反作用，使科学内容由于专业化和缺乏哲学的广度而变得贫乏了。
科学界的老人统治 我们前面指出的影响是对科学家个人产生作用的一些影响。在研究社会对整个科学的影响时，就得考虑到科学的组织形式对科学的影响。在这里有一个因素有力地妨碍科学家对社会力量作出任何积极反应。随着科学界的人数和影响的增大，它的控制权就越来越落到年龄较大的科学家集团手中。目前这种老人统治是妨碍科学进步的最大因素。在前几章中已经讨论过它起作用的方式。目前它是一个自动延续和自动加强的体系，变得越来越同政府和大金融集团发生联系。科学工作者人数和科学工作的内在复杂性都正在迅速增长。这就使老人的统治更为彻底，同时必然也使得他们更加无力理解自己所控制的机器运转情况。迄今推动科学前进的积极因素还是克服了这些阻力的，不过如果不能维持或者加强这种推动力，老人统治对我们文明的作用必然迟早会象它对希腊和罗马文明所起的作用一样，使科学变成故弄玄虚的东西，过于尊重权威和过去的伟大事迹。科学管理民主化和青年化是它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
作为公民的科学家
幸而妨碍科学家加强社会意识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影响；这些影响也并不象相反的影响增加得那么快。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科学日益成为现代国家正常行政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的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减弱了。不过这也同时使他更加密切地接触到普通公民的一些切身问题。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科学家当中的下层群众而且适用于他们之中人数很多的一部分人，即青年科学家。商业文明向科学提供的好处大多数都归年长的科学家所有，而且归他们当中为数不多的人所有。的确，变成为数寥寥的幸运者之一的前景对其余的人产生巨大作用。不过由于科学家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也越来越明白，他们在这方面的希望是极小的。于是他们就倾向于同行政人员和职员一起，更加集中力量来改善自己的实际境遇。
形势的影响 这些对境遇和地位的直接考虑本身只能促使科学家极其缓慢地产生职业觉悟。但是除了这种因素外还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种种变化和不稳带来的其他因素。如果科学家处于世外桃源的话，他也许会证明是比几乎任何其他职业的成员更为恭顺和更为服服贴贴的人――不过他并不是处在世外桃源中。来自外界的激烈事态终于打破他的平静心境，并且强其他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能。在这些事态当中，近年最重要的有四件事：经济危机、苏联的建设、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备战活动的普遍加强。
经济危机 人们开始明白了，现代工业化的进度很快，足以使我们有理由把目前时代看作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而且在这次工业革命中，科学所起的作用比它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大得多，也更带有自觉性。现在应用科学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可以直接看到了。而且至少对科学家说来，目前在技术上显然有可能使世界变得丰衣足食并使人们清闲地过日子，而且这件事并不是只有在不确定的将来才能实现。首先，美国的例子，使人们认识到技术改革是多么重要性。在美国，这一种认识虽然很简略，但却最典型地体现在专家治国论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实际上，直到经济萧条时期，经济倒退和技术进展的鲜明对照才使人痛感到这种潜在可能性的真正意义。直到Ｈ．Ｇ．韦尔斯为止的老一辈科学预言家本来都把经济进展和技术进步并行不悖视为理所当然。
现在看来剧烈的经济波动可能大大影响技术进展对人类的价值，因为经济波动不但会使这种进展停止下来，而且甚至可能会使技术成果用于有害于社会的目的，特别是表现在大量失业和战争上。显然，单是在发明上取得进步是不够的，还要对经济制度采取措施。
五年计划 正当人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答案却正在苏联摊出来。苏联提出的极其全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吸引了不少对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混乱竞争感到失望的人们。不过使得比较讲求实际的人开始心服口服的，却是这个五年计划在世界经济严重萧条之际所取得的实际成功。俄国计划要应付的并且成功地克服了的阻力显然主要由于缺乏物资和有训练的人员而引起的技术困难，而不是其他国家的那种经济困难。计划生产的观念立刻开始产生吸引力。于是在萧条时期的有希望但却短命的运动行列中，除了专家治国论者之外，还有了计划经济的鼓吹者。他们想仿效苏联的成功经验，但却不打算正视苏联为了获得成功所实施的经济变革的意义。不过苏联的成功对科学家尤其有吸引力，因为它提出了一个克服目前科学应用过程中难以置信的混乱状态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 苏联的影响也在其他方面产生了作用。苏联的科学组织形式以及它用以发展科学和科学教育的相对巨大的经费向全世界显示了：终于有了这样一个科学可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的国度了，甚至深深了解苏联科学的实际缺点和落后的人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同时在其他国家中，亟欲获悉情况的人，希望对促使科学得到这样合理的利用的思想多所了解，他们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在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英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兴趣真正开始于１９３１年举行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强大的俄国代表团参加了大会。他们说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约在此同时，在美国和法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在日本，再度产生了类似的兴趣。
法西斯主义的产生 第三个因素、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某些方面也是打开科学家眼界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法西斯主义出现之前，或者更严格地说，在它出现于科学思想中心德国之前，人们都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理想而不是必要的东西。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科学能用于为人类造福而且能适当地组织起来并得到经费，那就好了，不过大多数人却怀疑为了这个可取的目标究竟是否值得花那么大的力气，还是维持现状，并尽量利用现状为好；即使科学没有受到很好的对待，毕竟还没有谁去干涉它。希特勒的出现使这一切都变了。驱逐犹太科学家和自由主义科学家的事件使其他国家的最得意和处境好的科学家也突然想起，自己再也不能相信个人可以幸免于难了，而且在纳粹对国家的改造显然意味着要把科学改造为某种面目全非的东西的时候，科学本身也正处于危险之中。纳粹把生物学和社会学大加歪曲以适应作为该党宣传根据的种族理论。他们粗暴地控制着其他科学以利于备战和战争经济。
科学家的反应 英国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应很不一致，殊出意料之外，只有极少数人赞成纳粹的理论。他们对种族问题和战争具有生物学上的淘汰作用一点本来就持有十分明确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虽然一方面谴责纳粹破坏科学、特别是谴责它的反犹政策，另一面却认为他们的反应仅仅应该限于对受害者进行帮助。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势需要科学家采取积极行动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反而认为德国的教训是：科学家应该比以前更少过问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否能免受政治迫害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是否能保持中立。Ａ．Ｖ．希尔教授在一封致《自然》杂志的信中说：
“如果科学家们要文明社会给予豁免和宽容的特权，他们就必须遵守规则。罗伯特?胡克二百七十年前就把这些规则加以概括，没有谁比他说得更好了。韦尔德从大英博物馆的胡克遗稿中记下了一段日期为１６６３年的文字。这段文字也许是在皇家学会第二次章程通过后起草的。开头是这样说的：‘皇家学会的任务和目的是――通过实验增进关于一切自然事物的知识并改进一切有用的技艺、制造方法、机械操作、发动机和发明――（不涉及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修词学或者逻辑学），’它接着又说：‘一切为了替上帝增光、为国王添荣誉……，为他的王国带来好处，并为人类普遍造福。’不过问伦理或政治：我认为这是文明国家让科学研究享受豁免和宽容的正常条件。我说这些话并无鄙视伦理和政治之意――我感到，某些高人一等者谈到伦理和政治这类社会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事物时流露出来的那种鄙夷的态度，的确是幼稚和愚蠢得令人不能容忍。人类的伦理教师和政治管理人需要最聪明和品格最优秀的人而不是最低劣的人去充当；不过科学却应该保持超然不倚不偏的态度。这并不是由于任何自高自大感、并不是由于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而是以此作为一个达到学术上彻底忠实的条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感情，在作出科学判断时是完全用不着的。如果科学失去了它的学术上的忠实性和它脱离于政治而独立的性质，如果――在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支配之下――它同感情、宣传、广告、某些社会或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它便会完全不再具有它的普遍吸引力，它的政治豁免权也就丧失了。如果科学要继续进步，它就必须坚持保持它传统的独立地位、它就必须拒绝介入或者受制于神学、伦理学、政治学或者修词学。”――《自然》杂志第１３２页〔１９３３年〕。
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这种想法使人更加明确地脱离了一切社会政治活动。当人家要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联名提出某项政治性抗议时，他回答说，“我对政治完全不懂，也不想懂得政治，因为如果我置身局外，我想他们就不能对我怎么样了。”可是对于其他的人，包括许多最活跃的和年轻的科学家们说来，效果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对政治问题比较感兴趣，并且坚决主张：科学家对法西斯主义，必须采取要末赞成要末反对的立场。布莱克特教授在他后来重新发表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的一篇广播稿中说：
“除非社会能利用科学，它就一定会变得反对科学。这就意味着不再希望取得本来有可能取得的进步。资本主义正朝着这条路走下去，而这条路则通向法西斯主义。
另一条路是大规模的彻底的社会主义规划：这就是制订尽量增产的规划，而不是制订限制产量的规划。我认为可走的路就是这两条。现在有人告诉你――在以后几年中人家还会对你重复一千遍――还有第三条道路，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能使一切人公平地得到好处的叫做计划经济的东西。例如有人会告诉你，失业保险和房屋政策应该脱离政治，并且要客观地、科学地加以处理。仿佛这些问题并不是政治的内容！如果要作出牺牲，就得‘平等分摊牺牲’。有人会乞灵于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并强调为国家服务和服从国家纪律来遮盖贫富之间不同的利害关系。所有这些倾向，在我国是够明显的，虽然我们还得到意大利和德国去寻找这些倾向的充分表现。所以我认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意大利人的或者德国人的气质所特有的东西，甚至也不是两种鲜明的性格的特殊创造物；但是我的确认为，它是一种通过限制生产、通过经济民族主义，通过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标准来应付资本主义世界性危机的政策的必然结果。我国似乎也正在用同一方法来应付世界性危机。这个办法能成功吗？我可不相信。我认为这种倒退并不能提供任何解决办法。例如，试想一想，为了小业主的利益，把大企业分为若干小企业，用手工来取代机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过去促使人们合并和采用机器的一切资本主义内在经济力量会发生作用使原状恢复。资本主义回到原来的状况中去，是拯救不了自己的。
事实上，我认为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业界领袖也不会相信资本主义能够用这种办法拯救自己。他们可能纵容或者甚至鼓励一个反对机器、赞成小作坊、反对工厂的群众运动。因为他们极其需要中产阶级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因而不得不为取得这种支持付出代价。但是大企业十分明白机器对自己是十分必要的。反对机器的议论将比实际反对机器的行为多得多。不论人们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反对科学和机器，所产生的气氛肯定不仅对科学极其有害，而且对一切从事客观的学术活动的尝试也是极其有害的。中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所抱的希望肯定要破灭。他们有朝一日会发现自己上了当。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是某种新东西，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是资本主义。因为在今天的两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中，法西斯主义肯定也就是资本主义。当我第一次写这句话的时候，公开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只有两个。现在我已数不清了。在法西斯主义施放的帮助小业主的烟幕下，小业主却明显地、特别迅速地消灭了。这是很希奇的但也是意义深长的。在法西斯国家，一如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力量造成的。意大利１９３２年的巨大破产统计数字并不能说明法西斯主义真的能够拯救小企业。……我相信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们目前似乎正开始走的路是通向法西斯主义的路：随之而来的是限制生产、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以及放弃在科学上谋求进步。我相信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将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科学知识，以便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财富。科学家们也许不久就得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方。”（第１３９―１４４页）
这种态度不仅限于口头，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梅里曼已经在西班牙为保卫民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切国家的科学家们和医务人员们也正在其专业范围内尽力帮助西班牙。
备战 最后一个因素是日益加紧的备战活动，使科学家们日益认识到需要有一个社会目标。１９３２年科学研究的极其萧条的状态和它目前的相对繁荣的局面之间的差异不能不显示出，这种繁荣局面同加速备战有关。科学家们愈来愈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种备战活动，有的为钢铁及化学工业等主要与生产军火有关的工业出力，有的在政府国防部门工作。吸收科学家参加正在英国加速进行的防空工作，就是这方面的显著的例子。尤其是正在吸收化学家和医师在地方防务计划中担负重要职务。随着在大学里建立技术军官后备队，征召科学人员的第一阶段已经到来了。
科学家再也不能置身局外了；他得作出决定，自己究竟是不是参加这种计划，如果参加的话应按照什么条件参加？在这里，许多人又是倾向于走阻力最小的路线，接受政府公告并且自愿提供帮助。不过有少数态度坚决的人已经采取了彻底的和平主义的态度，拒绝参予备战。他们的人数要比上一次大战中多得多。其余的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但倾向于对政治和自己政府的技术准备工作的性质持批判态度。认为战争肯定是对科学的滥用的感觉无疑很强烈而且日益增长；不过对于怎样防止战争以及科学家在这一任务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大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在这一点，国际和平运动科学委员会的活动说明科学家们都愿意以自己的身份同更广泛的群众和平运动联系在一起。
社会觉悟这些影响的总的效果是使一切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并使他们之中不少人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和生计同政治和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迄今认为这些因素是完全与科学无关的。许多而且人数愈来愈多的科学家们认识到，科学工作并不终止于实验室；科学家应该首先关注自己和同僚的工作条件并且最终还要关心使科学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状态。认为任何科学家在目前只要能进行工作就可以完全心满意足了，那仅是一种极其眼光短浅的看法。即使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工作发展下去并用于有益的目的，他至少也应该明白，依照科学传统把工作继续下去或者传下去的可能性有赖于科学传统的继续存在，因而也就是有赖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有赖于法西斯主义或是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倒退。有些人可能感到，在目前，保存社会的需要甚至超过科学新发现的需要。不过，大多数人则认为，只要实验室还没有被炸毁或者被关闭，只要工作人员还没有被征召入伍或者被投入狱，科学工作就一直是、而且必须是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事情。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对更重大的社会问题作出贡献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
由科学家来统治？ 在科学发展问题及科学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争论的问题仅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社会斗争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科学家，这就需要他们发挥比到现在为止都大得多、而且性质也大不相同的作用。从柏拉图直到Ｈ．Ｇ．韦尔斯为止，人们所提出的最常见和最娓娓动听的解决办法都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即把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一般来说置于哲学家或者科学家手中。不幸这个主张有两个严重缺陷：第一，没有谁能想出把权力转到他们手中的办法；第二，大多数现有科学家显然完全不宜于行使这种权力。由于民主国家不愿意挑选至少在本人看来极其适于担任社会管理工作的人，提出这类方案的人大多数都转而鼓吹极权主义的、在现代语言中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可是，在法西斯国家里，科学家却恰恰只不过是被当作备战和宣传工具加以利用而已。虽然我们可以把科学家掌权的前景看作是一种幻想而置诸不理，科学家在形成和发展今后的社会组织中，肯定将起很大的而且关系重大的作用。
科学家的组织
头一个和最急迫的问题是找到一种办法，使科学家能马上采取行动，作出最有效的贡献，来保障科学不受威胁着科学的力量的损害。作为一个个人，他的作用无殊于任何一个其他公民；科学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使人感觉到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不过单单联合还是不够的。科学在技术上的重要性虽然极大，并不足以使哪怕是联合起来的科学家们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只要他们是孤立无援的。科学家们要想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就只有通过自己的组织，同抱有促进社会进步的同一目标的其他集团联合起来。
在科学家中间发展协会有悠久的历史。在不同时期中，这些协会具有不同的性质。早期的协会，诸如十七世纪的皇家学会以及十八世纪后期的月社，有双重宗旨：把先前分散孤立的科学家集合起来以便在科学研究中相互帮助；并且使不论是政治或者商业势力都感到科学的实际重要性。此后，这些职能被分割开来了。第一个职能仍然是无数学会的ｒａｉｓｏｎｄ’êｔｒｅ（存在的理由），第二个职能则变成了英国或者美国促进科学协会之类的半群众团体的职能了。在这些组织之外还有化学和物理协会之类具有专业性质的第三种类型的协会。
这种协会类似已经在律师及医师之中设立的组织。
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 直到最近为止，这些组织没有一个关心科学的社会影响。不过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英国促进科学协会布莱克普尔会议已经在１９３６年把“科学和社会福利”当作它的课题。里奇?考尔德先生已经提出了一个建议，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性科学家联盟来保卫和平及学术自由、并最有效地把科学用于为人类造福。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刻得到响应，不过它在第二年却在美国得到了重要的支持。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委员会在１９３７年的会议中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鉴于科学和科学的应用不仅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而且在大大增加他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而且鉴于科学是完全不受国境线、种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的，而且只有在有和平和学术自由的地方才能够长期繁荣起来：所以现在本委员会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决定：美国促进科学协会应把研究科学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当作它的一个目标：而且该协会应邀请它的原型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以及全世界抱有类似目标的一切其他科学组织，不仅在促进科学事业的利益方面，而且在促进各国之间的和平和学术自由方面进行合作，以使科学能继续发展而且能向人类普遍提供更丰硕的好处。”
在另一地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阿姆斯特丹科学院的倡议下，科学联合会国际委员会在１９３７年举行的会议中决定成立关于科学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国际委员会（Ｃ．Ｓ．Ｓ．Ｒ．）。
它本质上是皇家学会和其他科学研究院主持下的调查事实真相的机构。人们感到，如果不能在科学家中间引起更大的兴趣，这项工作将进展不快，因而人们又在《自然》杂志上提出建立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学会。这个建议受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英国科学家的支持。结果并没有成立一个独立组织，而是在英国促进科学协会中设立了专门研究科学与社会和国际的关系的部门。这个部门于１９３８年在剑桥大会中明确地设立起来了。
科学工作者的协会 不过所有这些团体的活动都限于研究和讨论。它们代表了科学家之间最大限度的协议，但根本不是宣传或者执行机构。我们需要有一个由觉悟更高的科学家组成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能将不是帮助科学研究，或者为科学家争取权利和地位，而是帮助科学家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并且认识为了使科学永远是改造文明的主要动力有必要对其组织和地位进行改革。这类组织已经在若干国家中成立了；在英国有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法国有高等教育协会，在美国有了新近成立的美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见附录Ⅴ）。
在大战结束时人们由于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而设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当时名叫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也是基于同一的认识而设立的。不过在这里是科学家们自己，而不是政府，认为应该去做一些事情。在开头，全国联合会的目标是带有明确的工业和政治目标的。它最早发表的公告中有一项公告说：
“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标志着我国自由职业者组织历史上的新纪元。迄今自由职业者为了联合起来以促进自己的利益而成立的团体要末是没有合法地位、要末是特许设立的协会或者有限公司；不过，最近一些事态已经证明这些类型的组织是不顶用的。
联合会的目标是双重性的；这些目标涉及科学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科学工作者的就业条件。在本联合会看来，实现第二组目标是实现第一组目标的必要条件。英国科学过去的毛病不在于其质量而在于其数量；不在于它在纯学术领域的地位，而在于它在政界和工业界的地位。只有把多得多的国内最有才能的人员吸引到科学研究中来，并且为科学工作者取得同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相称的社会地位，才能补救科学的缺陷。有些人――至今仍然有这样的人――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报酬；如果大大改善科学工作者的收入和前途，那就会贬低科学研究的身份。他们忘记了三件事：第一，很少人能毫无家庭拖累，可以接受待遇很差的工作而不致使别人受苦；第二，境况不是那么好的人，会采取极其自私的办法，牺牲家人的物质享受以满足个人志趣；第三，对科学进展和科学在工业的应用极为重要的许多奠基工作就性质而言并不能激起艺术家那样的热烈献身精神。从事这样工作的人虽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兴趣，但关心其物质报酬不下于律师、医生和工业家。……所以，假如工业中的自由职业者希望在保障自己的利益的工作中也有份儿，他们就有必要尽快组织工会。
上述的话主要涉及科学工作的工业方面以及在发展工业的问题上充分考虑科学家意见的必要性。这对于国家和科学家都是同等必要的。不过联合会的发起人至少也同样重视更具学术性的方面，因为工业成就和纯科学的进展都同样地有赖于此。我国统治阶级终于明白了这一事实，于是人们就成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以增加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科研成果，并使科学和工业协调起来，以便尽早利用有经济价值的新发现。”
――《章程草案前言》，１９１９。
大战后的建设热潮为时短暂；到１９２６年，在英国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令人不舒服的冷漠情绪。后来人们把这期间看作是萧条前的繁荣时期。科学工作者全国联合会在总罢工后惊慌失措地改名为科学工作者协会。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会员，但却没有吸引住据说对原来名称感到害怕的人们。它一时处境十分困难，接着在１９３１年以后，类似的外来原因――首先是萧条的影响，然后是接踵而来的、我们目前所处的不安全处境和重振军备的影响――迫使科学家更多地注意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问题。这反映在该协会恢复活动上面、特别是在较年轻的科学家们和理科学生们中间恢复活动。
新的方针虽然同原来的方针类似，在许多方面实际上与原来的方针并不相同；因为后来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而且也否定了不少东西。
现在人们认识到协会的基础有两点：第一整个科学界和个人都关心保障并改善其会员就业条件，并且关心确立同医师或者律师的地位有几分相似的“科学工作者”的地位；另外，大家还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整个地位。这两方面是密切关连的，因为只有当科学在社会结构中起适当作用而且被允许发挥它的潜在可能性时，科学工作者个人的条件才能大大改善。上述两个方面的例证是，一方面协会努力改善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协会在国会科学委员会的配合下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给予科学充足的基金。⒇不论它是否达到上述任一目标，无可置疑的是：一个建立科学家职业性组织的有力运动正在到来。这个运动在英国和全世界都抱有较广泛的社会目标。这一运动不但表现在成立一些同协会相似的团体上，而且表现在某些纯学术性质的学会恢复活动上，表现在科学刊物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关注上。
科学和政治迄今我们所谈的活动只是科学结构本身内部的活动，不过它显然不能一直局限在这一范围内。就科学家个人或团体力图影响社会而言，他是在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以内，人们可以进行这种活动，而不一定意识到它的性质，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一个情况不再是这样的阶段了。除非科学家既意识到科学内部的结构，又意识到它和社会的关系，他为改善科学的地位并使它为人类造福的努力大部分肯定是要失败的。在另一方面无论是政治家们或是他们背后的势力本身都无法充分理解或者明白如何去发挥科学的潜力，必须由某些对科学和政治都具有充沛知识、能把两者结合起来的科学家来协助他们。
必须承认，由科学家们采取直接政治行动虽然是必要的，却有其严重危险性。直到目前，从经济和政治统治者的观点看来，科学家一直是、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保持中立的。人们认为，只要工资收入源源而来，使他们能继续工作，他们就不会关心自己工作的结果如何。他们甚至还得到一点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给予疯子的那种宽容，要摆脱这种中立的态度转到负责任的立场上去，难免就会危及这些好处。谁要是稍微尝试这样做一下，就总是有人给他们扣上有倾向性的帽子，因而科学无论如何不得具有倾向性的传统已经形成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其结果是使某些凡有研究成果必然带有倾向性的学科出不了成果，并且使其他学科脱离社会。
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 德国的例子已经很好地说明了，科学家企图在自己工作领域之外去独立思考，就会遭到严厉的“制裁”。于是有人就主张，为了科学的利益，他不这么做要好得多。不过事情可以达到这种地步：保持中立就会使科学本身不再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因为即使科学没有遭到取缔，它也不再能吸引一切思想活跃和有探索精神的人员了。科学家在紧急时期同其他积极和进步的力量联合起来并不是新现象；在布鲁诺和伽利略时代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都有过这种现象。要是普里斯特利博士被人说服继续保持谨慎的正统观点，那对科学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会比把他的房子烧掉和把他的仪器毁掉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可以把拉瓦锡作为一个相反的例子，不过他显然不是作为科学烈士，而是作为可憎恨的旧政权捐税制度的象征人物而被杀害的，他同旧政权有过一定的关系。霍格本指出，这种激进的倾向一直是英美科学的特征。目前这方面的动向，不仅是由于人们感到科学需要一个可以发挥作用的更为充实和更为公平的经济制度，而且更是由于人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明确的反科学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一个科学家是能够保持中立的。
群众对科学的看法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反应是把科学和社会结合起来的趋势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科学界以外的人更加认识到保障科学并促进科学发展是文明的进步或甚至文明本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还没有有组织地表现出来。它表现为公众对科学遭受的摧残等题材愈来愈感兴趣，而且更加赤裸裸地表现在风行一时的专家治国论上。它标志着门外汉对科学的认识的第三阶段。这种认识是从对科学所带来的经济好处的简单赏识开始的。它在战后让位于一个相反的倾向，把一切现行弊病都归罪于科学而且要求回到巴特勒在《埃雷洪》①中所预言的过去黄金时代去。到第三阶段初期，人们才考虑到科学本身并无自主力量。统治者要看科学是否对自己有利才把科学的力量用于造福或加害人类。
不过就象失明的参孙②一样，科学也可能回击它的主人。如果让科学自由发展，它就会比现在为少数人谋福利时更有效地为人类谋福利。
科学和民主 科学必须成为争取社会正义、和平和自由的人们的同盟军，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事实上，科学所提供的帮助可能证明是世界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刚刚开始的斗争中的决定因素。在未来若干年中世界可能分裂为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彼此无情地争夺霸权。在这场斗争中，思想、物质生产和军事潜力的内在和外在的力量将成为武器。法西斯主义必然要反对科学国际化的理想，虽然它也需要科学来为它提供物质力量。它想要在扼杀科学精神的同时又保有科学的好处，就要造成一种矛盾，使科学、而且最终使国家蒙受其害。他们可能保持甚至改善技术，但从长远来看，一定会出现缺乏创造力和灵活性的现象。如果与此同时，民主国家不但让科学自由发展，而且加以扶植，民主国家迅速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可能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只要通过它们的活生生的榜样，不必经过长期而有破坏性的战争，就能使法西斯主义从内部垮掉，或者，假如战争非发生不可，也可以保证民主国家取得迅速胜利。可是我们怎样才能使科学在民主国家中得到扶植呢？我们已经说明，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迹象。只能通过有政治觉悟的科学家的个人合作并且通过他们同进步的政治力量的联合，才能使这种情况发生。要做到这一点将是困难的，因为这需要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和群众都能真正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它的需要。
人民阵线 科学家可以而且也有必要变成政治家，然而他永远也不会成为党派政治家。他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一个必须首先找出答案，然后把答案加以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看作是个性、野心和既得利益集团逐鹿的战场。只要民主国家的进步力量由于这种考虑分裂为若干党派，科学家就不可能同任何一派合作。只有当各派在社会正义、公民自由与和平的广泛纲领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期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通力支援。不过一如法国的例子所示，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就有可能进行有成果的合作。不少科学家通过“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来帮助成立人民阵线。这项工作在新政府之下继续进行着，其表现就是建立了一个真正有力的科学部。同时，通过工人大学，人们正在法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普及科学知识。著名的科学家在工人大学中同工人听众一起讨论自己研究的问题，并且帮助人们消除自然产生的对科学的误解和偏见。我们需要的是在全世界扩大科学力量和民主力量之间的这种合作。两方面团结一致，就会逐渐彼此理解，科学就会得到充分自由和发展，民主力量也就会了解科学的力量和可能性。
科学家如何出一份力量 怎样做到这一步随国家情况而异。目前，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仅象一种趋势而不是一个具体纲领。在英国一类的国家，进步力量因为严格的党派之见陷于四分五裂，几乎还没有受到世界其他地方运动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科学家个人和组织最好的支援办法就是不提出支援某一派的诺言，而是不偏不倚地对一切进步党派都给予帮助。科学家能给予的帮助是：对社会和经济情况进行精确的调查、对技术问题制订计划以及对现行军政规划加以批评。这本身必然会有助于说明客观形势的具体需要――废除私人对国家主权中的竞争因素、浪费因素和危险因素的限制性控制、废除对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剥削――而且有力地说明需要团结一致来争取达到这些目的而不是各自为政地进行活动。各自为政的活动往往成败参半，至多达到局部和暂时的目标。这种努力将不是容易的，不过要是科学家能用自己过去用在研究课题上的全部精力、献身精神和智慧来从事工作的话，这种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如果他这样做，而且只有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才能保障科学的安全，而且挖掘出科学的潜力。
家园 第十六章 科学的社会功能 第十六章 科学的社会功能
我们在这项研究结束之时才比较接近于能够对科学在当前的社会功能，可能还有今后的社会功能作出明确的界说。我们已经看清科学既是我们时代的物质和经济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是指引和推动这种生活前进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的手段。它也向我们提供了种种思想，使我们能够在社会领域里理解、协调并且满足我们的需要。除此之外，科学还能提供一些虽然并不那么具体、然而却同样重要的东西：它使我们对未经探索的未来的可能性抱有合理的希望，它给我们一种鼓舞力量。
这种力量正慢慢地但却稳稳当当地变成左右现代思想和活动的主要动力。
历史上的大变革
要全面地看到科学的功能，就应该把它放在尽可能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直到最近为止，我们对近期历史事件的注意使我们看不见理解历史上重大变革的重要性。人类在地球进化的舞台上毕竟出现得很晚，而地球本身又是宇宙力量的晚期副产物。迄今人类生活仅经过了三次大变化：先是建立了社会，接着又产生了文明。这两者都是史前产生的，然后才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对社会的科学改造，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来命名它。
社会与文明 第一次革命是建立人类社会。人类从此变得有异于动物，而且通过世代相沿传授经验的新习惯，发现了一个比听其自然发展的偶然演变快得多、可靠得多的取得进步的方法。第二次革命是人类发现文明。这种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而且同时发展了多种多样的专门技术，特别是随之产生了城市和贸易这两种社会形式。通过这些，整个人类就脱离依靠自然的寄生生活，某一部分的人类就完全从生产食物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了。文明的发现仅是局部性质的事。在公元前六千年，它已经几乎取得它的全部基本特征了，但这仅是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之间某处的文明中心的情况。在直到文艺复兴和我们的时代开始为止的几千年中，我们看不到文明在质量上有何重大变化。在这整段有史期间仅仅有比较小的文化上和技术上的改进，而且这些改进的大部分都属于周而复始的性质的。文化一个接着一个兴起又衰落，每一种文化虽有所不同，从本质上说却不比以前的文化进步。
真正不知不觉的进步仅限于区域的扩大。文明每次由于内部原因或由于野蛮人的入侵而崩溃，从长远看来，都意味着这种文明经过一时的混乱后，就传播到野蛮人中去。直到那个时期告终时，世界上所有容易耕种的土地都已经开化了。
科学革命――资本主义的作用 我们现在明白了，到十五世纪中叶，一种新情况开始了，不过当时的人们当然是不明白这一点的。我们已经把文艺复兴看作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声，可是直到十八世纪，人们才普遍认识到有了基本的变化。那时，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人类前途的影响很可能比早期文明的农业和技术所起的影响还要大。我们直到最近才能够在思想上把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同科家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普遍解放区分开来。两者似乎是“进步”的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可是与此同时，说来也似乎矛盾，当两者出现时，人们却把它们当作人类正回到自然状态，摆脱宗教或封建政权的专断束缚的迹象来加以欢迎。我们现在明白，虽然资本主义使科学第一次具有实用价值，因而对早期科学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科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在任何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充分发展科学为人类服务和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
科学的社会意义 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
毫无理由可以怀疑人类掌握不了这种可能性。单单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人类就会策马前进，直到他们实现这种可能性为止。社会化的、统一的、科学的世界组织快要到来了，不过要声称它几乎就要到来或者用不着经过最激烈的斗争和混乱就会到来，那是荒谬的。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我们最紧迫的问题是保证这个过渡尽可能迅速完成，把物质、生命和文化的破坏减少到最小限度。
科学在过渡时期的任务 虽然科学显然将是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的特征，可是只有当这个阶段确立之后，人们才会充分感觉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既然处于过渡时代，科学的任务就主要同我们有关，而在这里，科学只不过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组合中的一个因素而已。我们的任务涉及科学在此时此地可以其什么作用。而且科学在斗争中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它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科学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就能在长远中变成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由于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它能够最终地支配其他力量。但是，科学如果不明白自己的社会意义，就会沦为要它背离社会进步的方向的力量手中的工具而无法自拔，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毁坏了它的精华，即自由探索的精神。为了使科学意识到自己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根据目前和可以实现的将来所存在的问题来看待它。我们正是必须结合这些问题来判断科学的目前功能。
可以防止的祸害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具体祸害――饥饿、疾病、奴役和战争。在以前时代中，人们把这些祸害看作是天然的现象或者看作是凶神的降祸，而现在所以继续发生这些祸害完全是因为我们陷入过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罗网中。再也不存在什么技术上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不能吃饱、再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需要大家每天做三、四小时以上讨厌的或者单调的工作，或者为什么他们还要迫于经济压力去做即使是那么一点工作。在人人本来都有可能过富足和优闲的生活的时期中，战争完全是愚蠢和残暴的行为。今日世上的大部分疾病是直接或间接由于缺乏食物和良好生活条件所引起的。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可以消除的祸害。只有在把这些祸害从地球上消灭了的时候人们才能够感到，科学已经被很好地应用于人类生活了。
不过这仅不过是开端。我们有一切理由可以相信：有一些祸害，诸如疾病或者从事任何不愉快的工作的必要性等等，看上去似乎无法消除，但只要发起一个认真的、有充分经费的科学运动，努力发现上述祸害的原因并予以消除，都是可以加以解决的。让一些对人类有潜在价值的研究工作得不到资助，差不多就等于让人类饿死。
发现需要、满足需要 不过这些都只是科学应用的消极的方面。尽可能消除目前的祸害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期望创造出新的美好的事物，更美好的、更积极的和更和谐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到现在为止，科学还没有触及这些领域。它把科学昌明以前时代的粗糙愿望承受下来，而没有试图加以分析和提高。象研究自然界那样地去研究人类，去发现社会运动和社会需要的意义和方向，这便是科学的功能。
人类的悲剧往往恰恰就在于他成功地达到了自己想象中的目标。科学由于能够向前看并且能够同时理解一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理应能够更清楚地判断什么是个人和社会愿望的现实的成分、什么是其幻想的成分。科学可以既通过说明某些人类目的的虚假和不可能、又通过满足其他人类的目的，而带来力量和人类的解放。由于科学变成物质文明的自觉的指导力量，它应该越来越渗透到一切其他文化领域中去。
科学和文化
目前的情况是高度发展的科学几乎和传统学术文化完全隔绝。这种情况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没有任何文化能够永久脱离当代主要的实用思想而不蜕化为学究式的空谈。不过，也用不着设想不对科学本身结构进行极其重大的改革就可以使科学和文化融合起来。今天的科学的渊源和很多特性都恰好来源于物质建设的需要。它的方法从本质上来说是批判式的，其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实验，亦即实际验证。科学的真正积极部分，即科学发现，是不在科学方法本身范围以内的。科学方法仅仅是为科学发现作准备并确定科学发现的可靠性。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科学发现归因于人类天才的运用，要加以解释就会是亵渎的。我们并没有研究科学的科学。今天的科学的同一缺陷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不能妥善地处理各种包含有新颖事物、不容易归结为数学数量公式的现象。为了把科学扩大应用到社会问题上去，就需要扩大科学以补救这个缺陷。科学越是同一般文化融合为一体，就越是需要这样做。科学的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使它受到文艺界人士的普遍抵制，并使科学家自己又添加上种种不合理性的和神秘的色彩。必须把这种枯燥和一本正经的文风消除掉，才能使科学完全成为生活和思想的普遍基础。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改造将是科学界内外现有的各种趋势的融合。各种具体的科学学科；收集证据时的冷静态度；每一因素对于促成最终结果都在量的方面起一定作用的多重因果关系的处理方法；对于偶然性的要素和统计上的或然率的一般理解，这些都有成为人类各种活动的背景之势。同时，历史、传统、文学形式和直观再现，都将越来越属于科学的范畴。科学所描绘的世界面貌虽然不断地变化，但是每经一次变化就变得越加明确和完整，在新时代中一定会成为一切形式的文化的背景。不过单单有这个变化是不够的，为了完成科学所必须应付的新的任务，我们还需要对科学进行改造，不是仅仅把其他学科吸收进来就行了。
改造科学
科学发展的几个阶段都是从大到小，从简单到复杂。科学的第一阶段，即对已知宇宙现象的描述和整理阶段，已经基本上结束了。第二阶段，即理解这个宇宙的机制的阶段，也快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在原则上看到这个解释的梗概了。除此之外，剩下来的便是未知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其中有一部分也必然是不可知的，虽然我们对未来的发展已经可以略见端倪。很显然，如果人类在不久的将来不去毁掉使人类获得文明而不再是先前的纯生物学存在物的惨淡经营的协作事业，科学就得去应付一个越来越变成人类的创造物的宇宙。人类社会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为自己造成的各种问题，已经成为科学理论和实践的主要困难所在了。
在将来，随着人类解决了征服非人类力量这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上述各种问题就会变得日益重要。
新事物的起源问题 这个过程将使人们注意到一些新的情况。社会的发展一部分是自觉的力量所推动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内部各种因素之间难以觉察的交互作用推动的。思维越是考虑社会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越是需要改进应付问题的办法，以便处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新情况。
首先纳入理性范围的学科是一些研究最简单的作用的学科――力学、物理学和化学。在这些学科的体系中，一切事物都是始终如一的，不发生任何真正新的情况。我们的理性模式就是根据对这些体系的研究制订的。这种思想方式在生物学中已经开始崩溃了。进化论不仅标志着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所进步，而且也是我们思想方法中关键的一步，因为它包含着人们对科学中的新颖事物和历史的认识。人类的确已经对历史进行几千年的研究了，然而他们并不是以科学精神来进行研究的。正是由于历史可能包含新颖事物，他们甚至根本否认历史可以成为科学。不过人们却没有什么真正理由可以说明，科学为什么不应该学习处理宇宙中的新颖因素。这些新颖因素毕竟也同反复出现的正常因素一样是宇宙的特色。迄今科学还没有这样做，因为它还没有这样做的必要，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首次正面地提出来了。如果我们要主宰和支配我们的世界，我们就不仅要学会怎样去应付宇宙的有秩序的方面，而且也要学会应付它的新奇的方面，即使它们的新颖性质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
辩证唯物主义 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而且他还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对经济学的研究，从正统学派感到满足的表面上正常的现象中，深刻地认识到新形式的发展以及产生更新的形式的斗争和平衡。这是对发展本身的合乎理性的研究的开始，不过在这种研究之中，已经不再可能把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样学者便和他所研究的力量合而为一，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领域所经历的动乱和斗争之中，这些思想正在迅速地甚至深入到对这些思想反对得最厉害的敌人阵营中去。这些思想所以正确不仅在于它们能够预言人类发展进程，而且在于它们能够决定人类发展进程。
这个任务，在一种认为世界上的事物井井有序、永世不变的科学范围之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由于科学本身几乎完全是用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方法进行工作的，所以，科学家们往往感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松散而不科学，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形而上学的。
不过在科学上只有严格控制实验的环境或者应用的环境，才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只有在知道一切因素之后，才能作出充分意义上的科学预言。当新事物出现在宇宙中的时候，显然无法知道所有的因素，因而把现象完全孤立起来的科学方法就无法处理新的事物。不过从人类的观点看来，能够处理新事物同能够处理自然界正常秩序一样必要。科学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于后者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当科学认为人类智慧对正常秩序以外的事物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当科学认为凡是不能“科学地”加以处理的事物就不能合乎理性地加以处理的时候，科学才是错误的。
理性的扩展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是：它在人的问题上扩大了理性所能达到的范围，把崭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也包括进去。不过，这要受某些必要的条件的限制。首先，有关新事物的预言在精确程度上决不能同科学中孤立起来的有规律的现象相提并论。虽然精确知识一向被视为理想，精确知识和一无所知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甚至在科学本身内部也还有着大片大片的无法取得精确知识的地带。例如，现代物理学的整个趋势就说明：在原子现象方面，我们不可能期望获得精确知识。不过我们可以依靠大量事件的精确统计来绕过这个困难。同样，临界性变化、即影响人类社会的战争和革命的精确日期和地点也是无法预测的。由于仅有一个人类社会，在这里，统计的方法不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某些经济和技术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一般是可以证明的。这些制度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到底什么时候崩溃，可能有几十年的出入。
将来的趋势 连完全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所依据的方法的人们也毫不怀疑：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分析事态发展的办法的，因此，他们能够比科学思想家们早得多地判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趋势如何。可是不少人由于不加辩别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就以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另一个天意目的论。他们以为马克思订出了人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遵循的必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针。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并不是制订了这样一项发展规划的结果。反之，他们强调指出这是办不到的。在一定的时刻所能看到的只是当代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组成，它们之间必然的斗争以及斗争结果将要产生的新情况。除此之外，我们只能预见到这是一个过程，至今还没有终止，而且在将来必然会取得新的、完全不可预料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方法和行动的指南，而不在于它是一个信条和一种宇宙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关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使科学脱离了它想象中的完全超然的地位，并且证明科学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它这样做，也就可以剔除在整个科学历史进程中渗入科学思想的形而上学成分。我们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才认识到以前没有人分析过的科学发展的动力，而这种认识也只有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成就才能体现在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的组织形式中去。
人们必将认识到科学是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
经济和工业制度使得、或者说应该使得文明保持下去。技术不断改进的过程使得生活的范围和便利不断扩大。科学理应使技术本身不断发生不可预料的根本变革。这些变革是否适应人类需要和社会需要，可以说明科学适应于其社会功能的程度。
只有到这场斗争结束之时，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些萌芽的见解的全部价值。在我们看来，这场斗争虽然似乎是无穷期的，但在历史上也将只是一幕而已，当然，这一幕也是重大的关键性的一幕。然后，人类就将接受它的物质遗产，非但不会减少对科学的需要，反而会对它提出更大的要求，要它解决更大的、必须正视的人类和社会问题。为了应付这个任务，科学本身必须改革和发展。它在这样做的时候，将不再是少数幸运儿所专有的学科而将成为人类共有的遗产。
作为共产主义的科学 科学实践是人类一切共同活动的原型。科学家们已经承担起来的任务――理解和控制自然界和人类本身――仅是人类社会的任务的自觉的表现。人们为了尝试完成这一任务所使用的方法，不管运用得多么不完善，都是人类为了保障自己的前途最有可能采用的方法。就其奋斗的过程而言，科学便是共产主义。人们在科学中已经学会自觉地服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丧失他们的成就的个性。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有赖于前人和同道的工作，而且自己的工作只能通过后人的工作才能开花结果。在科学工作中，人们互相协作并不是因为上级的权威强其他们这样做，也不是因为他们盲目地追随某一上天指派的领袖，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在这种自愿的合作中，每一个人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决定行动的不是命令，而是忠告。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工作只有依靠别人真诚无私地提出的忠告，才能取得成功，因为这些忠告再精确不过地表现了物质世界的无情的逻辑、即严酷的客观事实。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客观事实，只有承认这种必然性，而不妄想对必然性置之不理，才能得到自由。
这些便是我们在科学研究中痛苦地而且不完备地学到的一点东西。这些东西只有在人类的更广泛的任务中，才会得到充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