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科学的社会功能 〔英〕Ｊ.Ｄ.贝尔纳著 -- foundera

〔英〕Ｊ.Ｄ.贝尔纳著

陈体芳译

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

Ｊ．Ｄ．贝尔纳、Ａ．Ｌ．麦凯

１．关于科学学的定义

《道德经》，这部描述中国人对自然与社会运动看法的中国古典优秀著作，一开始就明确告诫人们，过于刻板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道”，就是在一定的结构内永无休止的变化。对于科学或科学学，我们也无需下一个严格的定义，因为科学或科学学正是此类性质的活动。作为一般的阐述，我们可以采纳普赖斯的定义，他认为科学学就是“科学、技术、医学等等的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运筹学及其他”。Ｍ．奥索夫斯卡和Ｓ．奥索夫斯基于１９３５年提出的研究纲要就包含了这个一般的定义。奥索夫斯卡和奥索夫斯基正是用了“科学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ofｓｃｉ－ｅｎｃｅ）这个术语，并且第一次把这个术语用于我们今天要使用的含义上（他们认为，这个术语是Ｔ．科塔尔宾斯基教授在１９２７年创造的）。

首先应该指出“科学的科学”这个术语的“反身的”性质。重复使用“科学”一词就是强调，我们应该着手来完成连物理学、心理学、宗教科学等都向我们提出的对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观察对象、创造者与创造物、火种与媒介物的综合工作。这里的每一对概念都是统一的有机体。总之，科学也应该研究它自己本身。

牛顿发现苹果落到地上的意义在于使天和地形成一个统一的机体。量子力学得到发展，要归功于它考虑到了一直袖手旁观的观察者对被观察的结构发生影响的事实。

正如其他学科一样，科学学也可以分为理论的和应用的两个部分。前者是描述和分析，说明科学和科学家活动的方式。后者是综合和规范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使科学应用于人类社会的需要。科学学应该成为真正的、具有某种特点的科学。它应该充分运用观察、估算、试验以及运筹学等手段。如同研究箭的飞行不能提供出现代物理学规律的充足数据一样，关起门来谈论科学的作用也不能建立起科学学。如果哲学家今天仍然用芝诺的范畴来理解“时间”这个概念，而置相对论、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等最新概念于不顾，那就只能自我出丑。科学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通过研究现实生活、花大力气去寻找。

２．科学学的必要性

Ｅ．赖特于１５９９年在《航行中的一些错误》一书的献词中鼓励他的资助者继续进行科学探索。赖特认为，在科学发现的规范中，出现了根本的变化，这也是同后来Ｔ．库恩的解说相一致的。Ｓ．斯特德文特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也发现了这一点。培根也曾竭力寻求新规范的变化方式，并且完成了“有待后人克服的……知识的全部缺陷”。他曾预见“艺术的艺术”的产生，以及“在哲学方面给以指导和启示的科学”的产生。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写道：“正如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工作一样，我们现在所有的逻辑也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科学。”在科学革命的时代，敏锐的人们正在纷纷发现新事物，并且提出了“它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最近数十年，出现了规范继续变化的标志。普赖斯的统计表明，从１６６０年起，科学出版物的数量是按照指数曲线增长的，但这种倾向也不会一成不变地持续下去。美国在１９６５年的科学与发展研究经费为国民收入的３．２％，约２１０亿美元，在最近十三年，这类费用每年增长１３％，也就是五、六年增长一倍。

美国历史学家Ｈ．亚当斯在１９０５年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表现中世纪人类思想特点的单一性，逐渐被多样性所代替。由于镭的发现使科学界感到震惊，即是一个例证。然而，可以完全肯定的是，根据我的系数和曲线的分析，随着发展速度的加速（我们看到从十七世纪以来就是如此），一百年以后，也许是五十年以后，在人类的思想上将要出现一个彻底的转折。那时，作为理论或先验论原理的法则将消失，而让位于力量。道德将由警察所代替。爆炸材料的能量将达到宇宙水平。分散将压倒集中”。尽管亚当斯懂得，以数字为依据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而他的历史设想，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都是由科学的描绘和借喻所构成，而不是依据严格的论证。尽管如此，他的这种历史设想仍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由于变革速度的加快，每一个人的生活与其父辈相比，其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他会碰到越来越多的用传统方法解决不了的新问题。因此，科学，作为解决新问题的手段，起作用将日益增大，我们将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认识科学的所有方面是如何发展的，是十分必要的。

某些因素的数量变化，导致不同质的问题的产生。当我们开始认识科学发展的某种模式时，科学却又在向前迈进了。

对科学学的需求，部分地说，是总的知识水平的反映，而５１在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主要源泉是下列诸实际因素：

（１）美国的科学与发展研究经费以指数速度的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停滞。最近一个时期，联邦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每四年增加一倍，而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实力较差一些的国家，必然要在费用极高的发展研究方案中进行某种选择。在培养和使用科学力量方面，也必须制定合理的计划。因此，为了进行选择，就需要有一些标准。

（２）生产的改进是随着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加而来的。结果，尽管交通联络手段在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与科学的不平衡状况，将有增无减。

（３）科学上的一种病态――求大，如同建筑金字塔一般追求庞大，其迹象是明显的，不仅仅美国是这样。随着原子能委员会的增多，此类现象也日益明显。军事装备的科学与发展研究，取代了装甲舰的建造（这种进程对科学与科学家的影响尚待研究）。

（４）科学在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及文化娱乐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这就要求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可能性。分配有限的财富的战略，也要求加以实际的拟定。

３．科学学产生的初步条件我们认为，目前已经存在着科学学产生的足够的初步条件，并且在这方面第一次有可能形成一整套知识、理论和技术。下边就是这些条件的一部分：（１）目前，科学具备了从事深入统计研究的相当规模和多样性。在开普勒和伽利略的时代，从事科学研究仅仅是一种个人活动，这种统计研究就无从谈起。

（２）目前，我们掌握了相当多的经过集中整理的历史事例，足以使我们去认识其主要现象，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３）目前，科学研究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条件下进行的，通过比较，即与中国的、伊斯兰的、印度的、日本的或俄国的经验相比较，便可以把西欧的由希腊、犹太、基督教、罗马传统因素所产生的科学的特点，从比较普遍的因素中区别出来。同样，通过对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科学发展的比较，也就能确定经济因素对科学发展的作用。

（４）目前，在科学和科学界的组织方面，存在着有计划的试验的可能性。

（５）生活的速度，主要由于通讯联络的日益完善，在我们的时代是如此迅速，现在进行的一些试验，在过去那是不可想象的。上述大部分因素，是与通讯联络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不利的，与世界的普遍影响相隔绝来观察科学，会遇到重大的困难。但是，如今恐怕很难找到一种文化能幸免于来自地球大气中的放射性尘埃的“污染”。

（６）我们正处于科学发展的极为有意思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新的联系与综合迅速出现。整个文化大厦的阶梯和全面联系的结构轮廓已经开始呈现出来。我们也开始看到了每到达一种水平高度时所出现的新特点。普赖斯关于科学联系机体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具有拓荒者的性质，他的研究是数量分析的尝试，促进了揭示支配科学运动的规律。

４．科学学的特性

（１）可以说，科学学这门学科，如同其他大多数学科一样，也不能臆断地预言这门学科的理论结构，我们只能通过试验和观察来描绘其细节。然而，理论结构的假设，不仅无害，甚至还是必要的。因为假设能帮助我们的是：当我们看到的现象不符合所假设的结构时，就修改这种假设的结构；而当我们看到的现象符合所假设的结构，并通过分析确认它们在这一结构中的地位时，那就更有意义了。

（２）过去在欧洲曾经存在过亚里士多德的和宗教教义的宇宙观，它对待矛盾的态度是通过论证或试验加以解决。但是在印度，当人们发现某些与世界面貌不相符合的现象时，唯一的反映却是：“是的，这是奇迹，那有什么办法？”因此，在这里感觉不到有任何矛盾。而在中国则又是一种情况，老夫子们认为，他们是被紧紧地束缚在大自然运动的机器上，每当这架自然机器失调，他们就感到不自在，反之亦然。

（３）可以认为，在科学研究中，许多新的概念将作为新的现象出现。例如，在对语言的研究中，情况正是这样，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人类独特的一种体系，但在语言研究中，却发展了（尽管是缓慢地）统计与数字这样的新的部门。而信息理论和语言统计学（是和韦弗、香农、布里渊、维纳、赫登等人的名字密切相联的），又导致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不仅有语言学方面的，而且还有物理学方面的新观点。

（４）最近二十年，由于Ｘ射线和电子显微镜的应用，生物学在我们的视野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目前，它具有比以往更加令人满意的和更加清晰的概念轮廓，它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科学，而不再仅仅是被观察到的事实的汇总。这要归功于对各个具体等级的验证，这些等级包括：原子、单体粒子、聚合物粒子、分子结构、机体、社会性等，对每一个等级，只有在研究了它的上、下级的条件下才能充分理解。

（５）科学是科学家从事的劳动。个体心理学和个体行动的方式，是科学学的最基础的一级。可惜，心理学是比分子生物学更为复杂的领域。虽然它是从１８６０年Ｇ．Ｔ．费希纳的著作《心理物理学要素》出版时期就已开始形成一门科学，但其发展却很缓慢。

其他的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尽管进行一些量的归纳是没有问题的，但也还明显地处在科学前的阶段（ＳｔａｄｉｕｍＰｒｚｅｄｎａｕCｋｏｗｅ）。

（６）虽然我们希望高尔顿的格言“只要你能够，就要算清楚”能在科学学上得到应用，但是，必须避免出现虚假的概念。布莱克特的定律“任何一个设计的完成，所要求的时间为原先计划的３．１４倍”，是一种对所谓精确性的嘲笑。普赖斯曾提醒洛特克有关１９２６年科学效率的分布的法则，洛特克１９５６年出版的《数学生物学要素》一书，更进一步预示了结构分析法，并包含了许多对科学学有益的思想。很值得将该书以及托马森１９４８年的《发展与形式》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状况加以比较，那时我们会立刻发现，稍微直接一点观察严密的机体，其价值至少不低于许多次不连贯地分析宏观结果的同样价值。

当然，比科学学更高一级的科学也还处于刚刚发展的开始阶段。然而，任何一种研究科学的最一般特点的理论，必然会遇到军事因素、威信因素以及宇宙竞争因素等等的压力。

Ｌ．ＡF．理查森于１９２２年研究了气象学的复杂物理问题之后，又转向更加困难的社会心理问题，然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至今没有收到太大的效果。

在目前科学学发展的最初阶段，把科学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也应该象研究其他对象一样，从能够获得有力的立足点和取得具体的结果的方面开始。

目前可以举出下列研究：（１）统计研究：因为统计研究能够揭示客观存在的法则和规律，我们正在探索开展这种研究的手段。就象根据反应速度来鉴定单分子、双分子和链型结构一样。但是，根据几个宏观参数，目前还难以详细阐述这些手段。

在各个阶段互不协调的体系中，往往形成紧张现象，而在有计划的体系里，却能达到最大效益。这个事实正是说明必须进行计划的明显证据。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说是一种不变的常规，就象蜡烛与激光之间、闲逛与有计划的旅行之间的差别一样。为了设计激光，必须懂得具体结构，而统计并不见得就是达到此目的的最好途径。

其他用途的情报源也可以利用，但必须制定一个关于收集情报的具体要求方案，任何类型的科学组织，不论是列昂节夫的或斯通的输入－输出型的，都要求收集科学家流动的专门数据。

（２）关键事例的详细研究：当然，这是正统的科学史家基本的工作范围。无需多说。然而，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同时发明的事例，因为它们具有可资借鉴的性质。在相反的情况下，则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两个人研究同一个问题，其中一个找到了答案，而另一个却没有呢？如同普赖斯一样，我们也引用圣马太的一段话：“有两个人在地里，一个被接受，另一个却没被录用”。这同在农业科学中对于单卵双生的现象的研究，情况是一样的，这种方法可以比复杂的和费用高的因素分析提供更多的情况。

（３）结构研究：结构研究也可以叫作科学的生理学，它的任务是把科学活动按其各种组成和特征“装配”成模型。它与分类理论一样，结构分析可以研究带有完全不同结构成分的同形结构。分析科学的组成以显示它的结构，也是这个生理学的对象。例如《伦琴射线五十年》一书中包含的内容，也可以用来进行分析，以表示出“教师－学生－学校”的关系，亦即是前一批发明和后一批发明之间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后果，就象研究青蛙的血管活动一样。

（４）试验研究：由于现在的科学研究都是由大型的组织领导的，因而可以进行科学结构的试验。在复杂的经济结构和其他结构中，利用专门的信号，在选定的点上导入干扰，并且在一定部位上表示完全位移的“噪音”中探测出这种波来，从而完成测量工作。这种情况，就如同根据外部尺寸，求出盒子内部的容积的情况差不多。这类试验可以是没有什么破坏性的，甚至不被判定是一种试验。

从人力耗费的意义上来说，特定任务的研究是最方便的研究方式。但是，因为人脑的工作非常缓慢，尽管由于有良好的记忆力能同时研究许多问题，但这种途径毕竟不是实现上述任务的最好途径。比如，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如果印度存在的主要经济问题是传统的出口环节薄弱，那么印度的科学家大家都来利用自己的一部分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是不是比几个专家利用自己的全部时间研究这个问题更好一些呢？因为过去没有试验过的研究方式必定存在。

（５）分类是在收集具体事例的描述之后出现的一个阶段。

目前，这样的描述非常多，我们可以根据下列方式对科学发明作如下分类（默顿已经作过这样的分类）：ａ．由于一个人偶然的观察得到了根本的启示而获得的科学发明；ｂ．由于两个人每人都拥有一部分数据材料而获得的科学发明（ＡE．克里克和Ｊ．沃森肯定就是这样的“实践小组”）；ｃ．由于人们集体有步骤地在凡是有可能的一切地方寻找期待得到的答案而获得的科学发明。

时间、地点、姑娘，还有激情的火花，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创造活动所必须的条件。

这里就出现一些实际问题。如果寻求上千个问题的答案的愿望是每个多产的科学家的特点，那么怎么样组织科学家的有效合作，以便取得最高频率的成效呢？一个科学机关招聘某一位苏格拉底（或者御前丑角），让其跟随身边，发问一些幼稚可笑的问题，试问，那会有什么意义呢？任何研究工作的中心问题是：“两个脑袋要比一个脑袋取得较好的成果，这是怎么回事？”而更困难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脑袋也会工作，这又是怎么回事？”

５．结　　论为了发展科学学，我们应该支持现代科学研究，其办法是：

（１）在高等学校设立科学学的研究机构；

（２）促使现有的科学史研究机构从事现代科学学的研究，因为目前还没有人从整体上来从事科学的研究（恐怕在英国的大学里没有这种整体科学的教研室，而只有各种专业教研室）。经济学与社会学教研室与研究所，比科学的哲学单位更有条件着手开始科学学的工作。

（３）支持科学评论家的职业和活动，赋予他们以类似于文艺评论家的职责，使其担负起发掘根本因素和进行评论分析的创造性责任。

（４）国家机构以应有的形式积累统计材料，并且建立自己的科学学研究机关。从国际范围来讲，这自然也是很必要的，因为科学是带有世界性的活动。

开展科学学的试验研究，特别是：

（１）对比各种培养干部的方法；

（２）在为发展科学创造合适的环境方面进行社会学的试验；

（３）对科学创造进行社会心理学试验；

（４）开展科学经济学的研究；

（５）要研究小国是否也能最有效地利用科学，例如，能否让科威特的酋长仿效哈伦?拉希德的榜样，成为一位教育和科学的慷慨施主呢？

支持传统的科学史研究：

（１）应该支持具有更加明确观点的倾向，这就是分析决定方向的因素，对历史事实进行分类和揭示科学发明的规范。

（２）支持非欧洲文化的研究（在那里书面文献的意义远比“师生”关系的意义为小）。

（３）建立原始技术协会或普罗米修斯俱乐部，可以由它们出面组织周末郊游营地，以便让科学家和其他人实地试验过去的各种科学技术。世界上有一些机构对正在过时的各种技术方法进行着勤奋的工作，以便在它们完全消失之前记录下来，但是，这种机构尽管为数不少，却总是很不够。

总起来说，我们希望把科学当作整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以促进所有人的智育和体育的发展。

序　　言

过去几年的事态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进行审查。人们过去总是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会导致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但是，先是世界大战，接着是经济危机，都说明了：把科学用于破坏和浪费的目的也同样是很容易的，于是就有人要求停止科学研究，认为这是保全一种过得去的文明的唯一手段。面对这些批评，科学家们自己也不得不开始第一次卓有成效地考虑他们所做的工作同他们自己周围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有何种关系。本书试图对这种关系进行一些分析；探讨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家集体对这一状况应负多大责任，并且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以便把科学用于有益的目的，而不是破坏性的目的。

首先，决不能用孤立、静止的眼光来研究科学的社会功能，而要把它当作一种随着科学的发展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的事物来加以研究。科学已经不再是富于好奇心的绅士们和一些得到富人赞助的才智之士的工作。它已经变成巨大的工业垄断公司和国家都加以支持的一种事业了。这就不知不觉地使科学事业，就其性质而言，从个体的基础上转移到了集体的基础上，并且提高了设备和管理的重要性。不过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很不协调、杂乱无章，结果到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其无效率的体制，无论就其内部组织而言，还是就其应用于生产或福利问题的手段而言，都是如此。要使科学为社会所充分利用，就必须首先把它加以整顿。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要把科学事业组织起来就有破坏科学进步所绝对必需的独创性和自发性的危险。科学事业当然决不能当作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来加以管理，不过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特别是在苏联，最新的事态都表明，在科学组织工作中把自由和效率结合起来还是可能的。

科学的应用还引起了另外一些问题。在这方面，过去的倾向几乎完全是把科学用来改进物质生产（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和发展武器。这不仅带来了由于技术改进而引起的失业，而且使人们把那些对人类福利、特别是对人们的健康和家庭生活有更直接价值的应用几乎完全置诸脑后。这就使各种学科的发展变得极不平衡。可以比较直接地带来利润的物理学和化学欣欣向荣；生物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则奄奄一息。

要讨论科学的应用，就必然涉及经济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现行的或者大家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制度，到底能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造福于人类提供多大机会？而且，经济不能同政治割裂开来。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此刻在世界到处燃起的一系列战争，以及迎接一场更为全面更为可怕的战争的准备工作都不仅使科学家们作为公民受到影响，而且还使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自从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本身似乎也破天荒第一次陷于危机之中。科学家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过如果要使科学执行传统所要求于它的功能并且避免威胁着它的危机，就需要科学家们和普通群众都进一步认识科学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现代科学本身进行分析，已经变成了一项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单独担当的任务；事实上，至今还没有过这样一部研究性著作，连一部把各种资料搜罗到一起的著作也没有。要分析许多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工业、政府和一般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那就更为困难了。这样的任务不仅需要人们对整个科学有全面的了解，而且还需要人们具备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社会学家的技能和知识。我不能不用这些笼统的话作为部分理由来替本书的性质辩护。我很明白，而且现在比自己刚刚着手写作时更深刻地明白自己缺乏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能力、知识和时间。我是一个埋头于一项专业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又有不少其他的职务和工作。这个课题本来要求对参考文献进行研究，我连这项工作都没有做得很彻底，而且，我也不可能连续长期地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只能断断续续地工作，每次也不过短短数天而已。

在任何全面的研究性著作中，绝对有必要既在统计数字上又在细节上做到精确无误，可是有时，由于缺少某些档案资料，我根本无法达到这种精确性，有时，由于其他档案资料过多而且凌乱不堪，以致我只有在作出巨大努力之后才能达到这种精确性。例如，谁也不知道各国有多少科学家（也许苏联除外），在他们身上化了多少钱。而这些钱又是由谁供给的。他们在做些什么工作按理是可以查明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三万多种科学期刊上，不过他们怎样进行工作并且为何进行这些工作却无从知道。

我不得不主要依赖个人经验来描述和评论科学工作的管理状况。这容易产生双重的缺点：个人经验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或者个人的结论有偏见。关于第一点，我同许多领域中各式各样的科学家们多次谈话的结果使我相信：同我所经验的许多情况相类似的事情在科学界任何其他部门中几乎都可以遇到。至于第二点，我得坦率承认：我是有偏见的。我对于缺乏效率，摧残科学事业和把科学研究用于卑鄙目的感到愤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来研究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并尝试写作这本书。如果说在细节方面偏见看来可以使人们作出苛刻的判断的话，那么，无法否认：科学家当中普遍存在的愤慨情绪本身就证明，科学界的情况并不都很美妙。不幸，人们却无法在任何公开出版的著作中自由而且精确地谈论科学事业的管理状况。禁止诽谤的法律、国家的种种借口，更有甚者，科学界本身的不成文法规都使人不可能把具体的事例作为赞美或谴责的对象而公之于世。责难必须是泛泛的，以至达到不能令人信服和缺乏实质内容的程度。不过总的论点若是正确的话，科学家们就能用自己的事例来加以补充，非科学家们也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来考核科学事业的最后成果，并且体会本书的论点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多少说明。

科学事业遭受的摧残对于亲身目睹的人们来说，是极其令人痛心的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意味着种种疾病，强制的愚昧，苦难、无效的劳动和未尽天年的夭折，对于其余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忧心忡忡、探索不已而又虚度年华的一生。科学能够改变这一切情况，不过只有当科学界同一切能够理解它的功能的、志同道合的社会力量配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

面对着这个严酷但却充满希望的现实，把科学看做是一种纯粹的、超脱世俗的东西的传统信念，看起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是一种可耻的伪善。不过人们向来就是要我们这样看待科学的。许多人会对我们在这里所阐述的对科学的看法感到陌生，还有某些人会感到我们的看法是对科学的亵渎。但是，如果本书能够说明问题的确存在着，而且能够说明科学和社会的繁荣昌盛都有赖于科学和社会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那么写作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无法一一列举其名。我十分感谢我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尤其是Ｈ．Ｄ．迪金森、Ｉ．范库切恩、朱利安?赫胥黎、李约瑟、约翰?皮利、和Ｓ．朱克曼。他们都提出了批评和建议。我得感谢布伦达?赖尔森夫人、Ｍ．Ｖ．Ｈ．威尔金斯和鲁赫曼博士为本书提供很多资料、特别是统计资料。后者还撰写了一份关于苏联科学事业状况的附录。最后，我特别要感谢Ｐ．Ｓ．米勒小姐为我订正手稿。

１９３８年９月于伯克贝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