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科学的社会功能 〔英〕Ｊ.Ｄ.贝尔纳著 -- foundera

第三章　英国科研组织现状

大学、政府和工业中的科研工作

　　我们现在且回头来对科学研究工作的现状作一番比较具体的研究。象苏联以外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是在三个不同的管理领域里进行的：即各大学、各政府机关和各工业企业。在较早时代，甚至在十九世纪都还十分重要的独立的科学家实际上已经绝迹了。仅就协调一致的科研工作而言，它是由各科学学会来协调的，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由医学研究委员会和其他提供经费的机构来协调的。刊物的出版事宜则主要由各科学学会负责。

大学的科研工作一直是教学人员个人研究的自然派生物。它主要涉及纯科学，不过在比较晚近时期，在一些大学里也进行了少量的应用科学的研究。政府主持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为陆，海，空三军进行研究；第二，为改善工业，农业和卫生事业进行研究。这两种研究工作都必然大部分具有应用的性质。工业中的研究几乎完全属于这种性质，因为英国工业试验室的纯科学研究工作不如德国和美国发达。

不过这三个领域并不是各自为政。特别在科学研究方面，大学变得越来越依赖政府部门的拨款和工业家的捐赠。大学里大部分科研工作者的工资实际上不是由政府支付，就是由工业来支付的。另一方面，工业和政府部门的科研工作大都是由在大学任职的人、特别是高级人员或者是由这种人组成的行使谘询职能的委员会来指导的。政府和工业科研工作也是密切结合的；建立科学研究协会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使工业界能利用政府所集中提供的科研设备，并由大家来分摊对政府和工业可能都有好处的科研项目的费用，一个特别重要的政府研究部（军事研究部）和军火工业的科研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工业本身只不过是重工业――钢铁，建筑，火药和重化学工业――的一个方面而已。各科学学会，尤其是皇家学会在三个领域里都有份儿。各学会的人员大多是从各大学抽调出来的。它们经管政府的巨额科研经费，这样实际上就部分地成为政府的部门。它们也同工业中的科研工作保持密切联系。

这一切会使人产生这种印象：在我国有着一个组织严密的科研体系。不过实际上，所有这些联系都是迫于形势的需要，由于人事关系，完全以偶然方式产生的。如果用图表来表明最后形成的体制，就会看出各种科研机构是互相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清晰的轮廓。科研工作的最有力的领导并不存在于这些机构内部，而是靠了国内少数几位比较重要的科学家彼此相识，而且也都认识科学界和政界或实业界的几乎一切其他重要人物。科学发展计划是非正式地，自然也是秘密地加以讨论的。人们和富翁接触，私下劝说他们提供资金。认识首相的人也会建议他为某一门科学做一点事。科研工作就是以这样典型的英国方式进行下去的。

大学中的科研工作

在基本科研工作中，大学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的确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英国完成的基本科研工作约有五分之四是在大学试验室里进行的。这是一个极其缓慢地逐步发展的过程，在物质方面尤譬如此。大学只是在本世纪才建立了规模巨大和设备完善但主要不是用于教学的试验室，大学在科研工作中的地位正在十分迅速地变化中。在世界大战前，大部分的大学科研工作是由教授，讲师和其他大学教师们在课余时间进行的，虽然当时大家也越来越明白：对大学说来，科研工作即使不比教学更为重要，起码也是同等重要。

科研工作者　　大战结束以来，由于增加了两种人员而使科研工作数量愈见其多，这就是研究生和拿津贴的专职高级研究人员。人们竞相争夺科学界的职位，对资格的要求也提高了。部分由于德国和美国的影响，英国大学采用了哲学博士的学位。取得这一学位的必要条件是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现在谁想要在科学界中获得稍为重要一点的职位，都必须有哲学博士学位。这就保证大学能源源不断地得到工作期限为二至四年的青年科学工作者。很难估计出他们的精确人数。根据大学津贴委员会发表的数字，一共有了１７９１个专职的和９３６个兼职的科学、技术、医学和农业等学科的高年级学生（关于他们学科分布的情况，可参看附录Ⅰ（Ｃ）），不过其中做研究工作的人数也许还不到一半。我们有理由假定１５００人是初级研究人员人数的上限。其中某些人靠自费继续学习；不过大多数人都部分地或全部地依靠高等院校以奖学金形式授予的津贴、依靠科学和工业研究部或其他政府机构和地方当局的津贴。此外，在大学还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与日俱增的（约１００名）高级研究人员。这些人大多数不由大学支付工资。实际上，在我国大约只有２０个这样的研究职位；大多数人依靠各种形式的研究员薪金和政府的高级研究奖金生活。

大学中的研究人员的地位还很不正常。他没有公认的地位，被看作是学生兼教师。结果，固定的或专业性的研究人员至今仍然不多。学生花二至六年时间在大学里从事研究，然后转到教学，行政或工业岗位上去。这是很常见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地位对于研究工作人员本身的影响和对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将在以后一章中加以讨论。

大学的研究工作是遵照传统院系体制来组织的，由教授来管理一个系，并对该系的研究人员提出工作意见；这就是说，总的来说要由他来提出他们的研究项目，并在工作过程中对他们进行协助和批评。不过对高级研究人员来说，这当然大多是有名无实的。在不少情况下，教授亲自帮助个别研究人员进行工作。他指派某人进行他感到兴趣的问题，自己参预大部分或小部分的实际工作，并且和研究人员联名发表论文。这个制度对于青年研究人员来说，可能大有好处，不过它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弊病。

大学科研的有效领导权实际上完全由教授们来掌握。大学教授会或其相当的组织和大学的总的领导当局只能控制分配给各系的经费，来间接进行干预。它们没有充分资格指导实际研究工作或者把这种研究工作和其他机构的类似研究工作加以协调。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基本科研工作是由众多的（约有４００个）各自为政的试验室来进行的。当然，它们的重要性各不相等，而且相差极大。其中只有极少数比得上欧洲大陆的科学研究所，雇用２０至４０名研究人员。大多数只有一、二人进行研究工作。任何实验室的重要性都取决于许多因素。当需要讲授极为高深的理论或需要解决某些工业或半工业性质的问题时，才会建立大型实验室。当主管教授在科学上非常有能力或在一种更加困难的技术――争取科研经费――上非常有能力的时候，也会设立这种实验室。

除了在某些有限的领域外，科研工作在规模比较大的大学和规模比较小的大学中的地位大不相同。可以设想，大部分小型实验室和完全独立的研究人员都在后一种大学里；也就是在这里，教学的需要占用科研的时间最多。偶而由于得到特别捐赠，也可能在一所小型大学里设立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高度专业化的研究所。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部分有价值的科研工作都集中在大型大学的为数较少的实验室里。在上述情况下，由于把大多数有卓越能力的人抽调到可以发挥作用的研究中心去，由于进一步降低了分支研究中心的水平，这就加剧了各大学之间已经存在的差距。大学之间多多少少在平等基础上不断交换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办法，是德国大学生活的最优良的特色，但在英国却几乎完全不存在。反之，在英国存在着竞相争取大型大学中的职位和一旦获得这种职位就要无限期留任下去的倾向。

并没有什么正式机构来协调各大学实验室的工作。由于部门繁多，除了在行政管理方面外，大学本身工作也无法协调起来。因此，在不同地点从事同一课题研究的实验室只有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合作，因为并没有什么更高级的行政当局来指导他们的工作。仅有的协调工作就有赖于各科学学会了。

大学科研工作的性质　　我们并不想在这儿描述各大学的实际研究课题。不过值得惋惜的是，的确还没有人作过这种描述；我们可以从朱利安?赫胥黎所著《科学和社会需要》等名著中收集到点滴情况，也可以从《剑桥大学研究项目》中收集到各个大学的详细情况。当然谁也没有责任描述各大学或全国的科研进展情况，但是这个计划却可能值得某些有进取精神的出版商注意。大学的科研工作的数量和性质，主要是由历史和经济条件决定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任何一个年度的科研工作一般总是前几年工作的继续，还因各新教授一般总是继承前任的大体上很明确的工作计划。有些学校的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得到科学界的公认，例如卡文迪什实验室对原子核构造的研究就是这样。除了这种情况之外，限制一切科研工作的因素便是弄到经费的可能性。这主要看一个系在教学上的重要性如何。而这又是由在该系学习的学生人数来决定的，实际上也就是说，是由某一专业可以向学生提供的职位数目来决定的。大学的理科学生绝大多数都注定从事下述四种职业中任何一种职业――工程、工业、医学和教学。最后一种吸收的毕业生比其余职业多得多――而同时则有少数人会从事纯科研工作。

工程学研究工作　　多数大学工程系都有点与众不同，因为它同工业界的联系一般要比它同大学其他各院系的关系更为密切。不过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认为，同车间经验相比，大学课程在训练从事实际工作的工程师方面用处不大。

事实上，大多数工程系都是两头落空。一般认为，工程师所需要的是技术训练，深入学习工程学的基本原理对于技术训练并不适宜，可是另一方面，工程系很少配备有足够的算得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可供学生们取得实际工业生产经验之用。

物理学和化学研究工作　　化学工业吸收的从事工业工作的科学家最多，它还需要兼具有化学和物理知识的人员。因而这些系一般成为大学里最大而且最重要的系。这些系也是受传统影响最深的部门。由于需要培养教师，大学课程就变得更加空洞了。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打破大学和中学理化教育的恶性循环。大学必须训练人员去教授中学所需要的学科，以便应付大学入学考试的需要，而工业中的化学师的职务又主要是属于日常工作性质的。正是由于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既同传统教学有密切联系，又同工业中的化学师的学识要求有密切联系，大学中的化学研究工作才受到严重阻碍，并难于吸收过去十年中从物理学借来的新的化学原理。

医学课题的研究　　医学院学生的需要支配着许多大学的生物系。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系的规模及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医学院学生需要掌握这类知识的数量而定。在这里，又是为了适应严格的考试制度的要求而极力推行传统课程。在科研方面，津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医学研究委员会提供的。近年来，农业的需要正开始对生物学６８提出了要求，不过由于我国的农业研究工作陷于混乱状态并由于农业科研工作的待遇极低，这种研究工作也无法有条不紊地产生效果。

不平衡的科研规划　　这些外来的需要促成了一种不平衡的科研体系，在其中物理科学占极大优势。不论从各种物理科学在目前或在今后的相对重要性来看，或者从其内在的意义来看，这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生物学明显地得不到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处于精确科学边沿的学科更是如此。可以从附录Ⅰ（Ａ）项中多少看出这种不平衡的情况。表中列有各大学中不同学科所设置的职位数目。

这一不平衡的科研规划是事关重大的，因为在英国，实际上仍然只有大学能为基本科学研究提供机会。当然还有象皇家科学普及协会那样的寥寥几所独立的科学研究院，可是为数过少，不能使整个情况大大改观。现在有着这么一种倾向：政府，皇家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外界机构越来越多地对大学内部的研究提供补助，而不是自己设立半独立性质的机构。因而大学的科研总方向就有效地决定了国内科研的状况。传统因素或者经济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对大学科研工作起着阻碍作用并改变其方向，所有其他科研部门也要在多大程度上蒙受其害。

科学学会 虽然大部分基本科研工作实际上是在大学里进行的，可是基本科研工作的协调却完全要依靠自愿结合的学会，即由科学家自己管理并主要由他们出钱维持的学会。几乎每一学科都有一个专门学会，除了极穷的研究人员外，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是会员。这些学会的最重要的职能是发表论文，不过它们还举行非正式的讨论会，而且在这一范围内，以纯谘询的方式来影响该学科的总的发展方向。每一个工作者都略知国内各实验室在他自己的领域中正在做些什么，因而他能够使自己的研究方向同他所了解的情况相适应，虽然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往往是极其粗略的。不过，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大想再进一步提出具体的计划和工作规划为每一个实验室规定具体的任务。实际上，只有当科研工作的性质本身要求这样做时，也就是只有在天文，地质物理，气象等领域内，才有这种类型的合作。

皇家学会　　除了专门性的科学学会之外，还有两个促进科学的全面机构――皇家学会和英国促进科学协会。它们成为英国最接近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组织。象大多数英国机构一样，皇家学会一方面保持它的原来形式，另一方面却在它的历史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它的职能。它目前所行使的职能要比它的创办人所设想的更加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它原来的不少职权已经被各专业科学学会接管了，而它原来的科研和教学职能则被并入大学和政府各部了。所剩下来的主要是荣典机关的职能，即处理科学交往的礼仪事宜。它是负责分配比较重要的科研经费的机关，它也是一家出版局和政府在科学问题上的半官方谘询机关。不过最近有迹象表明：它准备在两个方面扩大它的活动范围：一个方面是纯科学的活动，要通过定期讨论会，把有关的科学领域的工作统一起来，不过还不打算考虑制订规划或发布全面指令，另一个方面是想过问科研工作的社会后果。显然，假如真想把科学工作更密切而有机地统一起来的话，皇家学会将是一个在形式上最适宜于执行这一任务的机构，不过值得怀疑的是，它究竟是否具有必要的主动性或灵活性。

英国促进科学协会　　英国促进科学协会的职能与上述大不相同。它是整个科学界和一般大众之间的唯一组织上的桥梁。多年来它的会议报告一直是通过报纸向公众报道科学发现的成果的唯一途径。因而这些报告就很象奉命发表的科学大会的文告。报告的内容总是包括科学家对一切重大问题，诸如哲学、生活、宗教、性和道德等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这是报告的最显著的特色。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对科学知识的现状的奇特印象，主要应归咎于这些报告，因为这些报告对事实真相作了双重歪曲。不过近年来，这个协会变得越来越过问科学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方面了。科学家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受审判，他们就是在协会开会期间为自己作辩护的。在协会主席的演讲中，甚至在某些不那么具有专业性的会议上，都就科学对社会的价值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且意见往往很尖锐。显然，这个协会的潜力还很大，应该利用这个协会来使科学家和公众对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有更为深刻而切实的认识。

政府科研工作 政府在促进科研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大学。政府在四个方面对科学产生兴趣――战备，工业，农业和卫生。前两种活动是密切关联的，不过卫生和农业科研都同战备有间接的但却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将在第七章中更详尽地探讨政府为了备战而开展的科研工作的性质和意义；现在只需要说一下三军各设有自己的研究部门就够了。这些部门自然主要是致力于工程，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研究。甚至在这次扩军运动之前，这些部门每年的费用总数就几乎达到三百万镑。这至少占每年科研费用总数的三分之一。但是如果不经过进一步的说明就把这个数字接受下来，却是不公平的，不过却也难以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参见附录Ⅳ）。我们必须假定，大量专供三军科研使用的经费并没有用于真正的科研工作即实验室工作，而是用于具体武器和军用机器，坦克，试验用小艇，飞机等的大小规模的试验。

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国家物理实验所　　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领导之下的政府工业科研工作，比较易于检查。它大体上属于两种类型：政府所属的实验所本身和工业研究协会。

在政府实验室当中特别重要的是国家物理实验所。它兼有负责制订各种工商业度量单位的中央标准局的职能和工业物理研究实验所的职能。它特别拥有实验池和风洞等对制造船只和飞机极为重要的大规模液体动力和气体动力设备。它还拥有在工业条件下测试材料性能的最完善的设备。国家物理实验所在它的年度报告中详尽地说明了它的工作成果。它使人产生了如下的印象：日常检验工作所占的地位过于突出，因而使它的其余活动可以说归于无效。国家实验所对材料或生产方法进行测定的目的当然是要找出缺陷。这个实验所的积极的工作似乎只限于设法纠正实际工作中所产生的缺陷。这项工作当然是很重要的；显然在任何应用科学研究成果的体系中，都应该进行这项工作。不过我们还是有理由指出，象国家物理实验所这样的机构不应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上述范围。它应该象关心补救原有缺陷一样地力求发现新的可能性。

该实验所中和三军科研工作关系最密切的部门――即气体动力学和无线电部门――的工作成绩说明它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在这些部门里，主要的考虑是新的生产方法和积极发展技术的问题。国家化学实验所的职权范围更小；它本质上是一个化学分析实验室，从化学角度来帮助商业部实现产品标准化。不过政府不大采取什么积极行动来指导化学研究工作。

燃料研究工作　　除开这些机构外，两个主要的政府研究所便是燃料研究委员会和食品研究委员会。政府花在燃料研究委员会身上的钱不下于花在国家物理实验所身上的钱〔参看附录Ⅱ（Ｂ）〕。它的任务是研究煤的利用，特别是从煤中提炼汽油的方法以及使国家不依靠国外石油供应等课题。

因此它在国防计划中所占的重要性是毋需强调的。不过联系到政府研究工作和工业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煤的氢化方法主要是由燃料研究委员会研究出来的，但不是交给一家政府工厂使用，而是交给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使用。该公司甚至还得到政府的变相巨额津贴金，因为通过这种方法生产的汽油是免税的。这笔税的税金等于它的出售价格的五分之四。

食品研究工作　　食品研究委员会是发展得最快的政府研究部门之一。它几乎一直是专门研究食品保管方法的。最初的目的是用这些方法来帮助国内食品生产者；实际上人们发现，研究工作创造了十分有效的食物保管方法，使人有可能在大得多的规模上从遥远国家运来食品，从而利用地区差价为帝国及外国产品带来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利润。这种利润仅部分地被关税壁垒所抵消。这种研究工作的十分令人注意的地方是：在食品保管和加工方面，把科学应用于前科学时代传下来的简单方法上是极为有效的。这说明，在充分的规模上应用生物工程学可能会取得极为惊人的效果。它和新的农业技术配合，可能在技术上解决世界食物的供应问题。我们仍然缺乏的，是实现这种可能性所必需的社会和经济调整。

林业产品和建筑　　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所是林业产品研究所和建筑研究所；两者都很有希望，但由于官僚主义的种种限制和它们所服务的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它们的工作都停滞不前。可以从它们自己的报告中看出木材研究工作的困难情况达到什么程度：――　　“帝国海外森林和联合王国用户之间有一条由三个环节组成的纽带，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仅能提供中间的一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是：（甲）关于供应和价格的情报；（乙）关于木材质量的情报；（丙）推销。……帝国销售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本来包括这三个环节。现在，这个委员会撤销了。我们认为应该乘这一机会重申我们的意见，以便在帝国销售委员会撤销之后，象有人照顾第二个环节一样，也有人充分照顾第一个和第三个环节。如果我们在普林塞斯?里斯巴勒继续研究帝国木材质量问题，但却没有关于木材供应的适当情报，那就等于是不打地基就造房子。如果这样做，但却没有一个适当的销售组织，那也等于是造一幢没有门窗的房子。……”――摘自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谘询委员会报告书，１９３２――３３年。

从这以后，由于设立了殖民地森林资源发展部，已经在消除这些不正常情况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不过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做。

建筑研究站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研究范围既涉及生产者，也涉及消费者。它近年来致力于研究住房的方位、隔热和家庭生活便利等方面的设备条件。

研究协会　　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研究协会是在大战将近尾声时设立的。它的明确目的是要向英国工业家表明应用研究的价值，并且要防止１９１４年的情况重演。那时更加注重科学的德国工业趁英国工业的不备占了便宜。政府捐赠了１D０００D０００镑钱并且在“一镑对一镑”的基础上向研究协会付款。换言之，即工业企业每捐赠一笔钱，政府就付出同等金额的钱。其目的是：等到这一百万镑钱用完时，工业本身就会理解科研工作的价值，这样就不再需要这种扶植了。结果说明，这些目标仅部分得到实现。一共大约设立了二十所这类研究协会，主要是在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０年间。其范围包括我国全部工业的百分之五十。其余的行业，主要是老式的和传统性的行业。它们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毋需科研而维持下去；无论如何，即令出了什么问题，也可以依靠保护关税，那是更好的办法而且用不着花费什么钱。头五年过去以后，制定了一个逐年减少政府捐赠的制度但是却行不通，于是采用了一个新的“基准线”制度。专家们为每一工业部门规定了基准线数字，只有当工业企业本身提供了相当于这一数字的捐款的时候，政府才付给“一镑对一镑”的赠款，其最高数额不超出基准线数字的一倍。这样，假如工业界充分利用这一办法的话，政府就为工业研究总费用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钱。这项百万镑的基金后来全部用光，于１９３２年在经济萧条的最严重期间告一段落。有一段时间，人们不想放弃橡胶研究工作。

假如人们也不准备放弃整个工业研究工作的话，那末除了继续由政府补助之外，就别无他法。目下，形势正在好转之中，不过大家认为还远远地不够令人满意。在截至１９３６年３月３１日为止的那一年度中，全国一共向研究协会提供了３４６D４７９镑，其中有１０８D９５１镑是由政府提供的。

主要困难在于经费，其原因将于下面加以讨论。工业企业对协会的捐助金额小而且无规律，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随商业循环而变化的；不幸政府的津贴也往往是照同样的曲线波动的。结果收入十分不稳定，使人不能制订长期的研究计划，因而不得不集中力量解决眼前的，往往是比较琐细的问题。一份报告书（１９３３年），把这一情况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经费不足继续在各方面阻碍着研究协会的工作。假如有足够经费可以聘请有资格的科学家来适当处理等待解决的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在科学上本来并不难解决，不过由于没有经费雇用足够的人员并向他们提供专业上所需要的工具，上述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在经费来源无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制订出明智的计划的。在此情况下，短浅的目光往往会压倒长远的打算。结果，极其重要但却不能立刻见效的研究项目往往被专门的研究排挤掉。总之，研究协会无法有效地进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研究，也无法为它们的工作规划的重要部分制订计划，除非这些计划在研究协会科学工作人员看来有相当的经费保障。因而只有当研究协会觉得有把握得到经费支援，可以在长达数年的期间开展活动时，它们才能希望去开展上述研究工作。

只有养成科学的思考习惯并且根据已有的技术知识对制造方法仔细地和不断地进行考察，才能保证工业得到新的技术进步的全部好处。

此后情况当然大有好转，研究协会得自政府和企业的收入都迅速增加了（见附录Ⅱ（Ｃ））。这就引起了自满并且使人认为：英国工业科研情况一切都很好。现在的确有机会对科研工作进行资助，以便使进行中的工作不致遭受下次萧条的影响。不过由于当局认为：决不会再度发生萧条现象，或者认为，这种制度是经不起第二次萧条的打击的，因此它们不大有可能采取任何措施，同国家物理实验所及其附属研究所的工作比起来，研究协会的工作在技术上更具有直接见效的性质。它们所处理的问题大多同工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困难有关，诸如金属在某些应力作用下产生的缺陷，或巧克力糖存放一段时间后发生表面无光泽现象的原因。但是对于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问题加以注意往往能促成工业上的巨大节约。例如，研究熔化生铁所用的焦炭质量的结果，企业每年节省燃料费达８００，０００镑，研究冻肉表面上的粉霜的结果，企业每年节省３００D０００镑（参看附录Ｖ）。举这些例子只不过说明：只要把科学直接应用于工业，即使研究范围极其狭隘，而且仅仅试图解决一些弥补缺点的问题，也可能使节约的成本大大超出研究费用。

现有的研究协会见于附录Ⅱ（Ｃ）。它们大体上可分为六类，我们可以从它们分得的经费款额来断定其相对的重要性。

重工业，电气工业和纺织工业得到了最大的发展。机器制造业，造船业，水泥，制砖，玻璃和酿造及烟草工业没有设立研究协会。不设立研究协会的许多行业是老的，传统性的工业。它们大多分成无数小企业。它们并不感到有必要进行科研或者由于害怕泄露自己的行业奥秘而真的对科研心怀疑惧。

化学工业是一种大不相同的工业，不过它也没有设置研究协会。这里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拥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的巨大垄断工业宁愿自己单独搞科研，而不需要同政府部门合作。

研究津贴　　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除了资助研究协会之外，还对主要是在大学进行研究工作的学生提供高级和初级津贴。它在这里直率地承担了教育部无法完成的任务。拿津贴的人数不多――在二千名优秀理科毕业生之中每年大约只有八十名，不过即使这样，由于对有训练的研究人员的需要量极小，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继续进入工业研究部门工作。

这个部门的这一部分活动相当有助于基础研究，因为尽管学生人数不多，他们为学术研究增添了一支可观的生力军。不过这整个制度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因为没有人对科研工作加以协调，或者设法把研究工作同工业上的问题联系起来。津贴本身金额极小，使接受者处境困苦。它是否达到原来的目的殊值怀疑。

由此可见，在英国由于有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而存在着一个很不完善地囊括大部分工业活动的科研体系。政府的科研工作当然要比大学的科研工作更密切地联系到日常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目前经济制度之下，这是国家把科学引进工业中去的最好的办法。它的指导原则之一是抚慰工业家们，机智地向他们指出科研的好处，同时向他们提供充分保证，说明政府决不希望同他们竞争。这样，在二十年中，它就渗入到英国工业中较先进的那一半中去。一项更为直截了当的政策也许反而可能遭到失败，不过如果我们说它所取得的成就达到了国家科学机构――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科学机构――的要求，那就未免过于乐观了。

医学科研工作医学研究委员会　　政府除了进行军事科研工作与设置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之外，还直接过问医学和农业的科研工作。

医学研究委员会设立于１９２０年，目的在于协调原有的，多少各自为政的医学研究津贴发放工作。这个委员会在行政管理００１上同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大不相同。它主要是一个谘询机构而不是执行机构。它所能处理的经费也少得多，目前（１９３８年）仅为每年１９５D０００英镑。委员会直接控制自己的各研究所，其中最重要的是汉普斯特德的国家医学研究所；维持这些研究所需５８D５００英镑。拨款的余下部分大多用于津贴全国各地的个别研究工作者。在这方面，有证据说明他们进行了合理的统筹，胜过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类似计划。他们选择了一些重要问题加以研究，有时这些问题是由工作人员组成协作小组来进行研究的，例如，维生素Ｄ的构成问题便是由国家研究所的一个这样的八人小组成功地加以解决的。不过从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也有大量研究工作完全没有协调。它们都是有地位的人认为可能取得重要医学成果的研究项目，并且由委员会加以津贴。结果，完成了不少出色的工作。――例如，剑桥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主要就是从这里获得津贴――但是如果实行一项更为全面的计划的话，所取得的成果会比这不知大多少倍。

而且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方针缺乏严格的连续性。它经常受到医学研究上的两种不同概念――临床观点和科研观点――之间的矛盾的干扰。前一观点目前开始支配着这个委员会的方针。这种观点认为：研究的目的应着眼于取得医学上有直接价值的成果，而且研究人员照例应该持有医学学位。不过高兰?霍普金斯爵士在１９３４年以主席身分向皇家学会致词时就有见识地指出，在缺乏足够广泛的科学背景知识的情况下，过于单纯的医学观点是危险的。

委员会的科研工作即使在它发展的全盛时期也受到种种影响，主要是受到经费不足和缺乏全面指导的影响。委员会手头没有足够的钱，只能向少数大学生理和生物化学研究人员提供津贴。因而工作就具有个人各自为政和不协调的倾向。

这一点在谈到大学的科研工作时已经提到了。同时，所有受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本来就都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就医学研究人员来说，由于难以取得任何其他职位，情况就更为糟糕。由于这个原故，原先存在的要求医学研究人员必须具有行医资格的压力就更大了。这是一项很成问题的方针，因为进行科研的能力和行医的能力是大不相同的，而取得医学学位必然意味着损失二至四年的研究时间。

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构是工业卫生研究委员会。这个机构负责研究各种疾病的许多方面，还负责研究工厂车间和矿山的劳动条件。当我们考虑到，除了营养不良外，工业劳动条件是疾病和死亡的最重要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机构具有多么巨大的潜在重要性。实际上，它的职权范围由于两种因素而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第一，为了获准研究工业劳动条件，它不得不一直是一个纯粹的谘询机构，既不是行政机构，也不是宣传机构。它既没有权力调查工业劳动条件，也没有权力强制执行任何有关的措施，甚至不能够把这些劳动条件公诸于世。第二，虽然它不再叫做工业疲劳委员会，人家还没有完全消除对它的怀疑，总疑心它是受雇主们利用的，起码是既要保护工人健康和舒适，也要通过改善物质条件来加重工人劳动强度。这就妨碍了工会对它的工作给予重要的积极配合。

私人医学研究　　在这里顺便谈谈我国医学研究的其他方面。大学，私人医院和市立医院以及各种私人资助的研究所都对医学研究作出贡献。这种研究大部分是在各个医院和医学院里进行的，规模很小。而且研究工作的类型比医学研究委员的科研项目更具有临床的性质。很难对费用总数作出估计，不过每年不可能超出２００D０００英镑。

假如我们考虑到每年用于治疗和赡养病人的估计费用多达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镑，其中医务从业人员拿到的钱肯定不少于６０，０００，０００镑的话，那末每年用于医学研究的４００，０００镑总费用就显得少得可笑了。根本的困难是：虽然对病人的治疗效果归根结蒂几乎完全取决于医学研究，医生所收的费用却与医学研究完全无关；事实上，医学研究越是发展，它的成果的应用越是广泛，为私利行医的整个制度就越加显得荒谬。比这种考虑更有密切关系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并没有一个组织完善的机构来管理医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同时私人行医的制度和经费极度不足的私营医院制度实际上不可能推动医生们自己对医学研究规划作出捐献。

政府的兴趣显然是冷淡的。毒气战争防御部的经费实际上比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经费还要多一些（２０４，０００镑）。

不用说，医学研究委员会活动范围以外的医学研究工作相互之间和这种私人医学研究工作同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之间实际上都是互不通气的，而且私人研究工作者的处境也相应地更为恶劣。的确，过去在不比现在更好的条件下，医学研究工作也帮助过医务人员取得重大的，甚至革命性的成绩。但是我们决不能利用这个事实来为目前的麻木不仁和自满情绪辩护。早期医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发现疾病的细菌理论的结果。这种理论使人们虽然对于传染和复元的机制只有比较肤浅的认识，但仍然能对急性疾病加以控制。在现代的条件下造成大部分死亡（由于营养不良而引起的死亡不计在内）的则是慢性疾病。慢性疾病问题大体上还没有获得解决，而且要求人们对生理现象取得更加彻底的了解，以便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作出更为巨大的努力来发展医学研究，经过相当一段期间才能出现这种局面。如果我们考虑到由于缺乏医学研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并且有亿万人受到病魔的折磨的话，那末我国医学研究现状就不仅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犯罪行为了。

农业科研工作

农业科研的情况比医学科研情况更为混乱。农业研究经费来自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来自地方当局，来自各种依靠自由捐款维持的团体以及商业企业。人们想通过设立农业研究委员会来协调这些经费来源。设立这个机构并不是要使它象科学和工业研究部那样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中统一地接管和管理农业科研经费，而仅仅是要它协调经费来源并防止现有开支有重复现象。农业科研工作是在全国的一些不同的试验站中进行的，但是每一个试验站都从许多不同的来源获得经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提供一项统一的农业科研方案，困难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政治经济规划学会就这一点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书令人钦佩地综述了这一情况：　　“英国的农业科研经费的使用方式极为奇特复杂。要想详尽地叙述这方面的实际情况，远远不是本文篇幅所能胜任的。可以简单地综述如下：英格兰和威尔士划分为若干区域，由十七所农业学院和农业研究所分管，其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来自政府的一整笔１５９D０００镑补助金。研究所是独立自主的，它们的工作由一位所长控制，人力、物力、财力都由他支配。

这些研究所从国库中得到的补助金数额由中央政府所属五个部门，即农业部，苏格兰农业部，发展委员会，农业研究委员会及财政部为一方以及地方当局和研究所及实验室领导人为另一方通过协商决定。这些研究所如果得不到这笔钱是无法存在的。

虽然我们可以清楚地划出行政管理的总系统表，可是，各县当局之间的关系在细节上有巨大的差异，给人以相当复杂的印象。

除开经费不足的问题外，目前农业科研的安排受到各式各样的批评。有人从农场主的观点提出，目前许多科研工作实用价值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实用价值，要么是因为在进行这种科研项目时并没有充分顾及实际农业条件，要么就是因为这种科研项目仅研究某些方面，而毫不触及在采取措施前必须加以研究的其他方面，要么就是因为它们是以普通农场主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或者是在他从未听到过的出版物中提出来的。此外人们还提出：所采用的组织形式过于复杂，一个普通农场主所提出的问题很难得到迅速的解答，除非他的问题简单得可以由现场的顾问立即加以回答，而这个顾问显然无法同不久以前的、更带专门性质的许多课题的研究工作保持充分联系。

人们还提出：由于职权划分得太繁复，产生了一套相当复杂的规章制度，为的是保护各有关方面的利益，结果除非询问者恰巧是熟人，有关方面很容易用过于谨慎的态度和拖拖拉拉的态度来对待各方的询问。又有人认为：牲畜疾病和家畜研究同果品研究之间的经费分配与有关的农业生产在国内的相对重要性不相称，和它们需要得到科研帮助的紧迫程度也不相称。前一种研究经费很感缺乏，而后一种研究经费则很充裕。人们还根据同一理由批评基础研究和特别研究之间，或者经济学和病理学研究之间的经费分配。人们还提出：假如现行的经费分配办法确有理由，至少也应该整个地予以公布，提交公众审议，而不应该有这么许多不同的批准手续，也不至于如此复杂，以致只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会计员才能搞清楚情况。有人埋怨说：人们不知道可以向什么地方提出有关值得研究的新科研方针的请求、建议和意见，而且在提出建议时还可以确信：有关方面会同情而迅速地予以审查，而且当他们认为建议有价值时就会接着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对农场主所提出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加以答辩，而且可以提出更多的意见。例如，研究工作人员可以说：尽管有着许许多多困难和广泛的阻力，他们已作出非常巨大的贡献。他们可以指出，国家向它的不少法律和医学顾问们支付１D０００镑以上的年薪，可是从事农业研究的人极少能够指望得到８００英镑以上的年薪，即使他们的薪金已经是８００镑了。薪金水譬如此之低，身兼教育、谘询、科研和行政人员的现象如此普遍，可以断定，收入低微和工作过劳的人员是无法比目前做更多的工作的。我们还可以说，有效的科研工作有赖于热心而聪明的合作，而农场主并不是总是会给予这样的合作的。如果农场主不多费点脑筋弄清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明自己的需要，他们就不可能指望别人认识到他们的需要。最后，研究所所长，可以说，他们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浪费在向一些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负责发放津贴的机构申请和随后连续申请零星资助上面。行政人员又可以反驳说：这个体制不管从字面上看多么繁杂，却已经在现有的财力和人力容许范围内，产生了极好的成果：事实上，通过私人之间的联系还是细心地和不断地保持着相互间的配合：虽然有时会产生磨擦，可是目前还没有人能制订出一套组织体系，可以使不愿意合作的两个人在一起工作。

我们已经列举了不少论据了，不需要再多加列举就可以看出，第一，现有的体制并不象它可能做到的那样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工作；第二，要想把缺点归咎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有关方面都必然是徒劳的。”――《规划》第５７号，第３―５页。

由此可见：无论政府，农场主或者研究工作者都对农业科研现状感到不满。这种情况的产生并不令人感到十分奇怪。

英国农业基本上继续停滞于某一发展阶段。这个发展阶段在十八世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食品生产的先驱试验。不过在二十世纪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时代错误了。农业科研的基本困难不在于有多少研究成果，而在于保证一旦有了研究成果就能用于实际。现代农业的主要倾向是限制产量，以便维持价格。这在根本上是同任何农业科研目的相违背的。丹尼尔?霍尔爵士在《科学遭受的摧残》一书中说过：　　不论是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干预，还是由于同世界性不平衡有关的更为普遍的原因，销路不限于本地的各种农产品充斥于市场。批发价格肯定地低于一般生产成本。

人们普遍地把这种低的市场价格归因于生产过剩。可是从过剩的通常的意义上来说，食品生产过剩应该说是极其遥远的事。消费者对食品需要的明显特征在于它对质量要求的伸缩性，即便我们承认所有的人都在数量上得到了满足（这绝对是不符事实的）。家庭收入越少，饮食中谷物――小麦，裸麦，玉米，大米――的比重就越大，因为这些物质提供身体所必需的最廉价的能量来源。随着家庭和社会收入的增加，谷物就会越来越多地被牲畜产品――肉类，乳品，蛋类等――以及蔬菜和果品所取代。肉类和牲畜产品本身就是利用谷物和来自土壤的初级收获物生产出来的。所以过剩的小麦可以转化为咸肉或蛋品，而从能量观点来看，这种转化是一种浪费：小麦所包含的维持生命的物质是由它转化而成的肉类所含的同类物质的五至十倍。再把生产蔬菜和果品同生产谷物所需的劳动量相比较，同样可知，比照生产成本，即耗于种植的劳动量，蔬菜和果品所具有的维持生命的能量是低的，所以全体居民要求于农场主的总需求――即需要土地生产出来的总产量――将随着公众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而提高。贫穷的阶级除了谷物之外所耗不多。谷物对土地面积和农场主的劳动力需求最小；要向比较富裕的阶级的家庭供应混合性的饮食，就需要更多的土地、劳动力和技术。从这一观点来说，断言食物生产过剩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按照实际需求和价格来衡量的生产过剩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于是人们就要求科学界停止它在增产上所作的努力。目前普遍试用的补救之道是限制产量。人们正在缔结国际协定来限制小麦、糖和像胶的生产。巴西一直在焚毁咖啡，美即已经把棉花和烟草挖掉并且把小猪杀掉，爱尔兰自由邦已下令杀掉小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为数极少。他们在各国中的人数是在上世纪下半叶逐渐增多的。他们已经能够多少控制自然了，但却似乎发现自己已经不复为世界所需要了。也许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假如世界各国都采取本国自给自足的方针的话，种植大米的任务――例如在埃塞克斯――，就会大大需要科学。不过要是以居民所拥有的真正财富来衡量好事情的话，亦即以个人在世界资源中所分得的份额来衡量好事情的话，还是有一个较好的办法的，那便是也利用科学来改进世界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管理世界各国人民。

在一百年之前，工厂并没有一下子把手工纺织机都换掉。就农业而言，个体劳动者在斗争中还具有另一个有利之处，即他至少是为自己的家庭生产食物。不过斗争的最后结果是不容置疑的。假如人们容许自由竞争左右一切的话，拥有资金，势力和科学的组织――换言之即机器――一定会取得胜利。国家以某种形式来组织农业变得不可避免了：英国的不少农业部门，要是不加以“哺育”的话，势将消灭。问题在于：应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俄国的方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这可以说是一个力求从土地获得最大生产效率的工程师设计图，假定土地、劳动力和资金都不成问题，而且除了土壤和气候之外没有其他不利条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和热带国家的某些大庄园中所看到的那个工业开发的方法，只不过权力更加集中，由控制一切的国家机构把规模从数千英亩扩大到数百万英亩而已。其目的是要通过使用最少量的人力从土地取得国家所需的粮食和其他原料，而且要通过科学和机器的应用来实现这一点，从而把本来用于这方面的大部分劳动力解放出来，以便用到能增加社会实际财富的其他类型的生产上去。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具有极其丰富的管理才能和管理全国性组织工作的技术。这种组织工作在世界大战中才开始试行。这就需要进行一场其他国家不准备进行的社会革命。”（第２６―２９页）目前每年直接用于补助农业的钱约为４０，０００，０００镑，以关税等方式给予的间接津贴为此数的一倍。同时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市场委员会的体系，主要目的是防止农场主生产超出定额的食物。其结果象约翰?奥尔爵士所指出的那样，有一半居民吃不到足够的合适食物。假如把农业津贴费用的五分之一用于农业科研工作，而且运用政府权力，保证科研成果迅速得到应用，象在埃及等比较落后的国家，就有可能在增加生产，向居民提供丰足的食品，只要小麦和肉类基本依靠进口，同时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使农业毋需津贴而有利可图。

以复杂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保守主义、偏见和既得利益阻挠这样做。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单纯由于营养不足而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才比由于公共卫生体系不灵而造成的还要多得多。

工业中的科研工作

要估计出各工业企业试验室中完成的科研工作量是不容易的。缺乏关于这项工作的全面调查材料，而且由于它的性质，很难收集到有关的情况。不过可以通过工业中雇用的科研工作人员的数目和工业科研人员在科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出一些大概情况。我们在一开头就遇上了怎样区分在工业中工作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困难。不少机械工程师必然是部分地从事科研工作，电气工程师和化学工程师就更譬如此了，但是他们的工作总的来说不能列入科研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已经得出的科学成果化为实用的和有经济效果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工业雇用的许多训练有素的科学家恰恰是从事这类工作的，因而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字也许要比工业雇用的科学家的实际数字更能反映出工业科研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一项取样性的分析说明：虽然工业雇用的科学家数目约占所有合格的科学工作者人数百分之七十，可是他们向科学刊物所提供的论文篇数仅占百分之二，他们对技术刊物所提供的甚至也仅占发表的论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参看附录Ⅲ（Ｂ）。在这里还有必要加上主要是由工业企业取得的专利中包含的科学情报。不过这些专利的绝大部分是技术改进方面的。除了在有限的领域中以外，专利文献对科学进展所作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还有必要考虑到秘密进行的科研工作的数量。要估计其数量肯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即令只是根据工业企业大力反对联合科研和反对政府详细视察的事实来判断，也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其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

费用　　用于工业科研的金额同用于政府科研的钱相比大概为数是很大的。我们当然几乎得不到任何数字，不过总金额可能多达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镑（参看附录Ⅱ及Ⅲ）。这个总数当然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它包括用于建立半工业规模的非盈利工厂的费用，而这项费用远比科研本身费用为多。工业科研工作十分不均匀地分布于各行业和同一行业的各企业之中。当然依靠整个科研而存在的较新的行业在工业科研中所占比重最大，而许多较老的传统性的行业差不多不进行任何科研活动（参看附录Ⅱ（Ｃ）及附录Ⅴ）。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行业中较大的企业才能够进行科研，因而我们可以说也许绝大部分的工业科研工作是在极少数企业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大部分歧业可能雇用一、二名化验师去进行日常工作，而真正的科研工作则至少需要五名科研工作人员。只有三百五十多家雇用一千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和无线电和精密化学平等行业中规模较小的专业性企业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研究实验室的数目在三百至六百所之间。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实验室，主要从事于日常监督和发展工作。对工业科研作出真正贡献的也许只有不满一打的大企业。它们拥有工作人员人数达一百至三百名的大实验室。

工作的性质　　要估计工业实验室的工作性质也是很困难的。大型的电气和化学企业的一打左右的实验室，在规模上当然可以同政府所办的实验室相比。它们的工作条件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它们雇用有很高资格的科学家为主任，并且完成了相当多的比较基本的研究工作。但是毫无疑问，英国在这方面是远远落后于欧陆各国和美国的。英国工业有一种绝对不利于科学，因而也就限制了工业科研的范围和自由的传统。在过去十年中，英国工业实验室很少取得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成就，可是德国和美国的实验室则取得了不少这类成就。大战以后在英国产生的巨大的新的电气和化学联合企业同国外同业订有共享专利的协议。存在着输入现成的科学成果而不是在英国实验室里取得这些成果的不可否认的倾向。

不用说，在外国公司为了逃避关税而在英国设厂的地方，其全部科研工作实际上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尽管政府力求保护英国工业的产品和利润，它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怎样保护英国工业的科学主动权。正象在１９１４年一样，只有当战争临头的时候，当局才会注意到这一情况。我国极有可能在下次战争爆发时，无法提供足够的科研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除了托拉斯的形成和企业之间的协议所促成的协作之外，工业科研方面的其他协作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由于不能保证不发生重复现象，这种缺乏协调的局面本身就直接引起效率低下的现象；实际上，在大部分工业科研工作中，大概工作至少重复两次。在铜铁工业等由于政府的干预而联合起来的地方，是通过研究协会来进行科研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一半处于政府控制之下。工业中的科学家和研究协会之间也还存在着非正式的联系，不过由于需要保密，这种联系既有助于科学家，却至少同样地妨碍了协会的工作。各协会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为本行业的厂商进行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总的来说，我国政府和私营企业花在工业科研方面的金额不仅少得可笑，而且所花的大部分钱也由于内部不讲效率和缺乏协调而浪费了。

科研经费筹措

鉴于我们已经谈过的情况，我国科研经费筹措具有十分复杂的特点就不足为怪了。而且，科研经费来源与我们已经列举的科研行政管理系统也不一致。大学的，工业的，独立的，以致于政府的科研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同一类来源取得经费。主要的一些经费来源是：旧有的捐赠基金所得的收益，新的捐款，政府和地方当局的津贴以及工业给予的补助金。大学科研从四方面都取得经费。上面已经说过，工业科研经费可以取自政府，政府科研经费也可以取自工业，这要看它们对于科研价值的不同估价而定。要估计从这些来源得到的实际金额是极其困难的，不过附录Ⅱ（Ｂ）、（Ｃ）及附录Ⅲ（Ｃ）提供了某些公开发表的数字。

捐赠　　从最实际的观点出发，旧有基金的作用可以略而不谈，因为只有老牌大学才能从中得到大量好处（参看附录Ⅰ（Ｄ））。在这里，基金所得的收益总数的确相当可观，每年几乎达到１，０００，０００镑，不过大部分用于维持大学设备和教学。用于科研的钱也许至多为其总金额的十分之一。大学收费所得收入也不应予以考虑，因为这些学费本身还不足支付教学开支，因此也就无从资助科研工作。

新的捐赠数额相当大，但它所指定的受益对象自然是极其缺乏规律性的。为要受益者为各大学，其次为独立的研究所和医院。这方面的数字也不容易得到，不过有的已列入附录中了。和老的捐赠基金一样，这些金额中有多少可以看做是用于科研本身的，自然是不清楚的。大学所得到的许多赠款都指定用于设立讲座，而讲座往往以教学为主，或者用于兴建既用于教学又用于科研的楼房。捐助往往是不定时地大笔收到。它们总的来说有随着商业循环而变动的倾向。就老牌大学而言，这种无规律的现象并不太危险，因为有老的基金可以调剂。在别的场合，捐助可能成为科研工作不稳定和无规律的额外原因。

政府津贴　　我们已经谈过政府对科研的资助。政府除了维持自己的实验室之外，还以津贴形式向学生和研究工作者提供资助，总金额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医学研究津贴每年９０，０００镑，工业研究津贴每年２６，０００镑，农业研究津贴每年７，０００镑，合计１２３，０００镑。这些金额虽小，但在大学收支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因为它们在研究生大学毕业之后和就任高级职位（假如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为研究生提供了一大笔生活费。政府津贴开支的管理权主要操在由各大学派代表参加的各委员会之手，虽然它们并不过问具体开支金额。地方当局对大学的教学工作提供了相当多的经费，但是除了农业研究以外，它们对大学的科研工作很少支援。就目前情况来看，这也许是好事，因为在得不到各政府科研单位所享有的保护的情况下，地方政界对研究机构的干涉有时是很糟糕的。

工业界所提供的科研经费主要限于资助工业界本身的实验室。不过有时，除了个人捐助之外，工业企业也对大学捐赠。但是更常见的是由工业界来支援特殊研究项目。这些研究项目是在大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参加的人员有一部分是大学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是完全在工业企业中拿工资的科研工作者。这种体制没有被广泛采用，因为它在某些方面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主要的困难是：从大学观点看来，这样做就把研究人员过份束缚在为工业服务的战车上，而从企业的观点看来，同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比起来，更难看出从中究竟能得到什么经济利益。保密是另一个困难问题。大学的人员一般认为在那里进行的商业性质的科研带有与学术研究不相适应的保密性质，而在企业看来，听任自己的工作人员陷入大学中存在的那种普遍的自由讨论气氛中是危险的。因此，无怪乎化学工业中最大的厂商逐渐取消了它们对大学科研的支持，而把力量集中在它可以更加严密地加以监督的地方。

经费管理　　在大学中，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主要是由负责实际指导科研的同一机构来掌握的。在其他地方，亦即在政府和工业举办的研究部门中，经费管理权操在不需要具有科学知识的行政人员手中。科学管理委员会是在始终缺乏经费的气氛中成立起来的，因而它们对经费开支往往过于谨慎，唯恐自己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科学机构极少借钱，因为它们实际上提供不出什么抵押品。科学机构也很少要求取得更多经费，至多是希望能维持下去，能够弥补损耗，也许还希望能够极为缓慢地增加收入。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现状，因为他们感到，要求数额头得多的捐助只会使施惠者畏缩不前，并且使人得到科学家不完全满足于现状的印象。筹措新的经费的确是十分难办的事。它主要是通过个人联系，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时也发出公开呼吁，但只是在事前作好充分准备、有人私下保证要提供重要支持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即使在催促政府增加经费时，也要极其谨慎地从事，以避免参与党派政治的嫌疑，换言之，也就是避免完全缺乏保守的正统作风的嫌疑。

财务监督　　受到财务监督的政府科研部门处于严重无能为力的状态。在支出科学研究经费的时候，合理的办法应当是：允许材料和仪器支出有大幅度的升降，同时在工资方面则保持相当稳定或是逐渐增加的开支。这和行政管理部门的日常常规支出大不相同。在那里，开支需要是可以相当准确地事先估计好的。除了实行整笔补助办法或者津贴办法的地方外，每年分配的金额必须在当年用完。不能用完这笔款子就说明该部门不是真的需要钱，因而它在次年就得少拿些钱。结果就造成了逐年交替地产生开支浪费和工作不能开展的现象。整笔补助办法虽然受到财政部的反对，它无疑能够大大地改善这种情况，因为人们可以在这种条件下把当年的财政盈亏转到次年的同一帐目中去。不过主要困难在于：行政官员们不理解科研开支作何用途，他们部分地根据过去的惯例，部分地根据科学研究所主任的人选，对它采取了一种完全专断的态度。

工业中的情况更严重地反映出这些症状。就理想而言，科研在财务上应该不致受到种种妨碍支出的限制；可是在实际上，人们把科研费用看作是一笔装饰性的开支，在厂商经营顺利时可以花一下，在景况差时又可以无情地砍掉。科学仪其实际上不可能出卖，因而唯一有效的节约办法就是解雇人员或者减少他们的薪金。

科研财务的性质　　这种财务制度造成了如下的结果：当科研经费应当可以变动时，它往往是不可变动的，而当需要它固定不变时，它却发生极大的变动。科学工作者自己最最痛切地体验到它的影响。在现代条件下，求职时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工作有保障；因而就存在着这种倾向：大家纷纷希望在可靠的地方，例如在大学和在部分政府机关，接受科研工作，而避免接受待遇较好、但在最难找到工作的时候很有可能遭到解雇的一些职位。的确在这方面，科学工作者的处境并不比大部分体力劳动者和职员差，可能还略胜一筹。这一财务制度中属于社会性质的不公平现象是一种常见的不公平现象，不过由于这种现象阻障了纯科学的进步，更阻障了应用科学的进步，因此，不但科学工作者对其后果有深切体会，整个社会对其后果也有深切体会。有效的科学研究决不是可以在一天，一个月或者甚至一年之内完成的工作；一个人的工作从初步设想到最后成功往往可能经过十年之久。除非在如此漫长的期间提供合理的保障，不少长期研究就可能永远无法完成，而甚至更多的这类研究就可能永远无从着手。

这一情况加上其他倾向，就只能促使人们从事收效快的科研工作，在工业科研中尤其是这样。不过这种科研的用处极为有限，而且从长远看来也是很不经济的。可以说，大体而论，研究得越是深入，某项科研工作的好处就越大。任何充分发展科研的制度都必须包括一条保障职业的规定。

科研费用的性质　　我们必须先对科研费用的性质加以研究，才能够对科研费用的金额有一个概念。科研费用的最明显的四个项目是：薪金、仪器和实验材料，维持费用（包括实验室助理员和机械师的薪金等）以及房屋。对不同种类的科研工作说来，这些项目所需金额相差极大。数学研究仅需支出薪金和少量粉笔和文具等费用，不过现在由于采用了计算机，大有可能使数学研究部门变得同其他部门一样地费钱。处于另一极端的农业野外试验站的维持费，包括购买牲畜的费用在内，远比花在工资上的钱为多。大体说来，研究项目越是实用，工资以外的费用就越是多。

在应用科学的边缘上，由于我们说过很难把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加以区别，很难把半工业性质的工厂和科研设备加以区别，情况更为复杂。所以在发表科研费用帐目时，最好在每一情况下都能够说明薪金在总费用中所占比重，以便说明那种科研工作的或多或少的实用性质，并使人们有可能把两种不同的科研经费拨款中所包含的相对的科研工作量加以比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科研变得更加复杂，在一切情况下，薪金的相对比重都会普遍缩小。因此，经常稳定的科研捐款，甚至略有增加的科研捐款，都可能掩盖着科研工作的实际倒退。在最近一次经济衰退期间，这种倒退现象，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很明显、而且至今在许多国家中仍然持续着。

不过在对科研作经济上的估计时，真正的困难是怎样划分纯科学研究费用和应用科学研究费用。目前二者是混在一起的，使人们感到：由于有了比较来说数额很大的经费――换言之，即和过去所花金额比较而言，而不是同有关工业的预算比较而言――所以科学事业还是得到充分奖励的。但是由于应用科学费用大得多，这项金额中的大部分开支严格地说不是科研费用，而是一项完全有把握在将来收回的明明白白的投资。显然有必要按某种确定的比例把钱用于纯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但是除非把钱分别管理，否则就不可能保证公平地对待基本科研的一些在眼前看来不那么必要的需要。

科研预算

从上面已经谈过的情况可知，对每年用于科研的精确金额进行估计有很大困难，这种困难实际上是无法克服的。因为要进行精确估计，就必须改变大学、政府部门、厂商的会计方法，而除非采取科研费用免征所得税之类大量减税的奖励办法，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发生。但是，为了了解科研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仍然有必要得出一个不管多么粗糙的概念，以便了解科研费用可能有多大金额。

下表列示的是萧条时代以后一个相当正常的年份（１９３４年）的这样一个估计。目下（１９３７年）国防费用估计可能要增加很多（２，８００，０００镑），工业科研经费会相应增加，不过应该把这两者都看作非正常支出，也许以后不会继续维持这种状态。表中列示了两种估计。第一个估计，亦即粗略的估计，包括了凡是可以称为科研的一切项目。例如，就大学而言，它假定所有的科学、医学、技术和农业专业的大学教师的时间有一半是用于科研的，并且各系的支出中有三分之二是用于科研的目的的。就政府和工业企业而言，它把一切称为科研的项目都算作科研。精确估计力求把上述假定考虑在内，但从粗略数字中扣除一些同各部门中性质巴经明确的工作相当的因素。扣除得并不是那么厉害，仍然顾及很多常规测试工作，不过最后数字必须相当接近在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方面所花费的金额。这些估计数的准确性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只有政府所花费用的数字是清清楚楚有案可查的。

大学方面的数字是根据大学津贴委员会报告书所提供数字以复杂方法计算出来的。工业方面的数字当然最难取得。它是根据三方面的资料估计的：《工业研究实验室》所列出的三十五家厂商的科研费用报告书，根据雇用职工人数而对其他四十五家厂商所作的估计，并充分顾及拒绝提供详细资料的一些厂商。〔详细情况见附录Ⅲ（Ｃ）〕所以这个数字是极不可靠的，上下出入可达百分之五十之多，但是考虑到总估计数字的粗糙性质，这个情况并无大碍。实际估计数如下：由此可知粗略估计总金额不超出七百万镑而精确估计总金额则不超过二百万镑。只有当我们记住这些数字所代表的内容的时候，它们才是有用处的。就大多数用途而言：四百万英镑的折中数字一般可以当作英国科研费用的宽裕估计。

在１９３４年对英国科研工作进行过调查的朱利安?赫胥黎教授就用于科研的绝对金额发表了明智而谨慎的意见，而他的估计同我们在这里列举的颇为一致。

　　“适应工业需要的科研费用在表上占首位――即把政府，大学的应用科学各系和私营厂商所花的钱算在一起――可以说几乎占总金额之半。如果不把单纯发展费用算在里面，三军的科研费用约占工业科研费用之半。涉及农业和林业，渔业等有关课题的研究费用居第二位，约占总金额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再次是涉及医药卫生的研究费用，所占比重约为八分之一或者甚至更少。所有其他部门的研究，加上一切背景知识的研究，也许还不到总金额的十二分之一。但是我也承认，这个项目是最难确定的。至于实际金额，我是不愿意提供什么数字的，因为人们往往就象引证确定的事实一样地来引用粗略估计数字，不过我敢说我们每年用于科研的总费用约在４，０００，０００镑至６，０００，０００镑之间，也许更接近于较小的数字。”――《科学研究和社会需要》，第２５５页。

所以社会对于一切能够改变文明状态的研究工作所提供的总金额为４，０００，０００镑或者更少一点。这是把工业和文化的单纯机械性增长撇开不计，专用于发展工业和文化的款项。

这样的一笔金额只能相对地加以估价。首先同四十亿国民收入比较，它仅为其千分之一。这看来当然是一个十分低的百分比，我们至少可以说：科研费用增加十倍，也不会明显地妨碍社会的眼前消费；事实上，它仅占国内花于烟草的金钱的百分之三，仅占花于饮料的金钱的百分之二，并且仅占花于赌博的金钱的百分之一。这些花钱办法虽然本身未必比研究科学更为有趣，的确在群众中更为普遍。不过当我们考虑到这样微不足道的费用所能带来的巨大福利时，区区一点科研费用就显得可笑了。

国民收入在一百年中增加了八倍。这归根到底是由于应用了比较基本的科学原理的结果。可以估计，其全部费用不会超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镑，也许还要少得多。要估计科研费用的精确收益是不可能的，不过它必然是十分可观的。基本科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使其成果具有商业上的价值，而一旦达到这一程度，许许多多企业都会得到好处，因此，这种好处是无法查对的。可是在受益范围小得多的应用科学中，其成果也是够令人吃惊的。在根据政府发表的数字而编制的附录Ⅳ中，列出了每年从节约中得到的好处，还对照列出了科研费用总额，其中包括上述有所节约的方面以外的许多其他问题的研究费用。每年投资的平均收益为百分之八百。我们将在以后讨论：我们目前的生产制度为什么不能利用科学的这种巨大好处，但是不论理由何在，事实仍然是：我们并没有把科学应用于一切方面，而仅仅利用了它可能拥有的物质功用的极小一部分。

英国虽然是一个十分富有的国家，它在这一方面是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胡佛总统于１９２６年估计，美国每年要在科研上花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我们没有更新的数字，不过现在每年所花可能不下于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这几乎是我国所花的粗略估计数字的十倍，不过考虑到美国国民收入较大（估计为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美元），这金额占国民总收入的千分之六，我国的则为千分之一。德国的数字难以取得，不过其总额当然与我国的不相上下。苏联的科研费用远比我国的管理得法。它在１９３４年的费用为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卢布，照官方外汇牌价折算达到３６，０００，０００英镑，为我国毛估费用的九倍，即国民收入的千分之八，英国的则为千分之一。有必要大声疾呼，提醒大家，注意英国科研的这一主要缺陷、注意同国家需要相比，它的总的发展是十分不够的。科研费用规模也许还少于一个文明国家应有的合理和适当的费用的十分之一。这是同经济制度目前存在的一些缺陷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一种缺陷。最近工程师研究小组提出的名为《食品和家庭预算》的一次调查报告自称可以证明：只要每年把国民收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或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镑左右，用不着明显改变目前的荒唐的分配制度，就可以满足我国人民的物质需要。同这个数字相比，科学所需费用不能算多。每年花费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至４０，０００，０００镑，亦即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五和千分之十之间，就能使科学得到充分发展和同样必要的全面改组。人们可能还会发现：在短短数年中每年这样花费一笔钱，其本身就足以使每年国民收入的增加大大超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