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科学的社会功能 〔英〕Ｊ.Ｄ.贝尔纳著 -- foundera

第一章　绪　　论

科学面临的挑战

什么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呢？在一百年或甚至在五十年以前，即使对科学家自己来说，这也会是一个奇怪的，几乎没有意义的问题，对于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来说，更是如此。当时，很少有人去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如果有人考虑这个问题的话，他们当时也认为，科学的功能便是普遍造福于人类。

科学既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贵的成果，又是最有希望的物质福利的源泉。虽然有人怀疑它能否象古典学术那样提供同样良好的普通高等教育，然而，当时人们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它的实际活动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

现在我们有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困难本身似乎就是这种社会进步所造成的。科学所带来的新生产方法引起失业和生产过剩，丝毫不能帮助解救贫困。这种贫困状态现在和以往一样地普遍存在于全世界。同时，把科学应用于实际所创造出来的武器使战争变得更为迫近而可怕，使个人的安全几乎降低到毫无保障的程度，而这种安全却是文明的主要成就之一。当然我们不可以把所有这些祸害和不协调现象全都归咎于科学，但是不可否认，假如不是由于科学，这些祸害就不致于象现在这个样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对文明的价值一直受到了怀疑，至今仍然如此。至少对比较体面的阶级来说，只要科学的成果有利而无弊，科学的社会功能就毋庸置疑，不必加以审查。现在，科学既然兼起建设和破坏的作用，我们就不能不对它的社会功能进行考察，因为它本身的生存权利正遇到挑战。科学家们和一些思想进步的人士可能感到：这是不用回答的问题，世界所以陷入目前的状态，完全是由于滥用科学的缘故。但是，现在已经不再可能把这种为科学辩护的论点看作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了；科学必须首先接受审查，然后才能够为自己洗刷掉这些罪名。

客观事态的影响　　过去二十年的事态不仅仅使普通人改变了他们对科学的态度；也使科学家们深刻地改变了他们自己对科学的态度，甚至还影响了科学思想的结构。三百年来科学领域中理论方面和总看法方面的最重大的变化足以同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经济危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迎接一场更新的、更可怕的战争的准备工作等令人不安的事态相提并论。这看来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巧合。关于公理学和逻辑学的论战，动摇了数学的基础本身。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物理学被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完全推翻了，而后者至今仍是人们不甚理解的、似非而是的理论。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发展使生物学面目一新。这些都是在科学家们个人一生中相继迅速发生的变化，迫使他们比前几个世纪的科学家们更加深入得多地去考虑他们自己的信念的根本基础。他们也无法不受外界力量的影响。对所有各国的科学家来说都一样，战争就意味着把他们的知识用来为直接的军事目的服务。经济危机直接影响到他们，使许多国家的科学进展受到阻碍，并使其他国家的科学事业受到威胁。最后，法西斯主义证明，虽然人们本来认为迷信和野蛮行为已经随着中世纪的结束而绝迹了，但是现在，就连现代科学的中心也可能受到迷信和野蛮行为的波及。

是否应该禁止科学？　　这一切令人震惊的事实所造成的结果自然是，科学家自己的思想陷于巨大混乱，人们对科学的估价也发生巨大混乱。有人提出――而且是在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这样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提出来的――要禁止科学研究，或者至少要禁止把科学的新发现加以应用。里彭主教在１９２７年向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讲道时说：　　“ 我甚至甘冒被听众中某些人处以私刑的危险，也要提出这样的意见：如果把全部物理学和化学实验室都关闭十年，同时把人们用在这方面的心血和才智转用于恢复已经失传的和平相处的艺术和寻找使人类生活过得去的方法的话，科学界以外的人们的幸福也不一定会因此而减少……”――摘自１９２７年９月５日《泰晤士报》第１５页。

对理性的背叛　　人们不仅反对科学的具体成果，而且对科学思想本身的价值也表示怀疑。十九世纪末叶，由于社会制度面临危机，反知识主义开始抬头了，索雷尔和柏格森的哲学就表现了这种思潮。他们把本能和直觉看作比理性更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哲学家们和形而上学理论家们自己首先铺平了道路，使人们有可能替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在神人般的领袖指导下采用残暴手段的思想――辩护。

伍尔夫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们正生活于这样一个斗争和文明毁灭的时期中。我们在周围到处可以看出，大家熟知的学术上的江湖骗术的征候正在侵入形而上学的思想界。这些征候在表面上虽然可能各不相同，实质上却是一样的。人们把理性视为过时而予以摒弃。如果有人要在人家证明之后才肯相信某一事实，对方就会以太师爷的态度声言人家只配当个一年级小学生，并且罚他照下面的话抄五百遍：‘我决不应该要求证明。’美立都之辈责备苏格拉底派和阿那克萨哥拉派信奉亵渎神灵的无神论。罗马知识分子抛弃了卢克莱修和希腊哲学家，而去学习东方诸国巫师从天其中得到的关于宇宙的真理。有的书由于要求提供证据，或者对某人关于宇宙性质的直觉是否具有真理性表示怀疑就被焚毁，有时还因此把书的作者活活烧死。狄俄尼索斯的秘术、伊西斯或奥塞利斯的符??、对于太阳的崇拜或对于一只圣牛的崇拜，通过凝视自己的脐孔或在早餐前使自己害病而获得的知识、从桌子腿上和从心灵体的外流得到的启示等等在当时都已经证明是洞察宇宙、上帝和绝对真理的本质的一些有效方法。一个人的强烈信仰既然已经成为衡量真理的尺度，竟然还有一些可耻的家伙仍然企图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十分懦弱地承认自己不知道死亡时会遇上什么情况，不知道为什么无数星星会闪耀于空间、不知道自己的狗是否有不朽的灵魂、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会有邪恶的事、不知道全能的上帝创造宇宙之前在做些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宇宙灭亡之后还要做些什么――很难让这样的蠢货进入有识之士和体面的哲人之林。”――《骗术！骗术！》第１６６页这种神秘主义和抛弃理性思维的倾向不仅是群众不安定和政治不安定的标志；而且还深深地渗透到科学结构本身中去。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可能一如既往地坚决予以否定。但是，在十八、十九世纪已经为人们所不齿的一些科学学说、特别是涉及整个宇宙或生命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的和神秘主义的学说，正在试图重新赢得科学界的承认。

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在影响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些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了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着手进行这种分析（这是本书主要任务之一）之前，研究一下目前流行的关于科学具有什么性质和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性质的各种看法，是有益的。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科学观和现实主义的科学观。在第一种观点来看，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合的世界图象。

这和神秘主义的宇宙论的功能有别。只要不忘记它的真正目标，如果它再具有实用价值的话，那就更好了。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功利是最主要的东西；真理似乎是有用的行动的手段，而且也只能根据这种有用的行动来加以检验。

科学作为纯思维　　上述两种观点是两个极端：两者都有一些变通的观点，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的共同点。持第一种观点的人们不承认科学有任何实用的社会功能，或者至多认为：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和从属的功能。

他们为了替科学的存在辩护而提出的最常见的理由是：科学本身就是目的，科学就是为认识而认识的纯认识。这种观点在科学史上起了重大的、但并不是完全有益的作用。它在古典时代是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柏拉图的话对这种观点作了完善的表述：　　“问题在于：学术工作的比较主要和比较高级的部分，究竟是不是便于我们对至善的本质形态加以观照。照我们看来，这是一切事物的倾向。这种倾向强迫灵魂转移到包含着真实的实在的最幸福的部分的那个领域中去，而灵魂能见到这个真实的实在则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理想国》第七卷。

现代人在陈述这种科学观时，并没有说它是科学所以有存在权利的唯一理由，而只是说它是科学所以有存在权利的主要理由。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手段，可以用来找出答案，以便回答人们在宇宙和生命的起源、死亡和灵魂永存的原由等方面可能提出的一些最深刻的问题。把科学用于这一目的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样做就是把科学所“无法”知道的事物，而不是把科学所确立的真理当作有关宇宙的种种论断的根据。既然科学无法说明宇宙如何形成，宇宙想必是由一个有智慧的造物者所创造的。既然化学无法合成生命，生命的起源当然就是一个奇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本身变成了人类自由意志论的根据。这样，人们就把现代科学变成古代宗教的同盟军，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使它成为宗教的代用品。在伯明翰主教和英奇教长协助之下，通过秦斯、爱丁顿、怀特海和Ｊ．Ｓ．霍尔丹的努力，一门新的、科学的神秘宗教正在建立起来。这种宗教的基本观点是：绝对价值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个演进过程的顶点就是人类的出现。把科学这样地用来为基督教教义辩护在目前的社会中无疑也是科学的社会功能之一，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有科学，因为用简单的直觉也能找出同样令人满意和同样无法证实的答案来回答宇宙问题。把科学应用于现代派宗教中，实际上就是明明白白地承认科学在一般文化中的重要性。任何宗教观点都至少得要用科学术语来加以阐述而且要不违背当代科学理论的确凿成果，否则这种宗教观点就不可能在知识界站住脚。

理想主义的科学观的最温和的变种认为：科学简直就是人们的智慧和教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代科学知识也和当代文学知识一样为上流社会所不可缺少。当然，事实上，至少在英国，情况决不是这样的，不过教育家们往往想单单用这种理由来为科学的存在辩护，从而把科学融化到一般人文主义中去。例如，伟大的科学史作家萨尔顿就发出呼吁，要求把科学人道化：　　“要想使科研劳动人道化，唯一的办法是向它灌注一点历史精神，即崇敬过去的精神――崇敬世世代代一切良好意愿的见证人的精神。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有关的。每一项科学成果都是博爱的成果，都是人类的德性的证据。人类通过自身努力所揭示出来的宇宙的几乎无法想象的宏大性，除了在纯粹物质的意义上以外，并没有使人类变得渺小；反而使人类的生活和思想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和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着同人文科学截然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如果你指出科学对人道的深刻意义，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人们所能创造的最好的人道主义工具；如果你排除了这种意义。单纯为了传授知识和提供专业训练而教授科学知识，那么学习科学，就失去了一切教育价值了，无论从纯粹技术观点来看起价值有多大。如果不结合历史，科学知识就可能危及文化；如果把它同历史结合起来并用崇敬过去的精神加以节制，它就会培育出最高级的文化。”――《科学史和新人道主义》第６８页。

这种对科学功能的看法和古典哲学家们的观点的共同性在于：两者都认为，科学是单纯的智力活动，同客观宇宙有关（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而不涉及数学、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更纯粹的观念，但仍然是以严格的观照方式研究宇宙的。尽管许多科学家本身都持有这种观点，它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

假如科学的功能在于为了观照宇宙而去观照宇宙，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根本就不会存在了，因为极其粗略地阅读一下科学史就会知道：促使人们去作科学发现的动力和这些发现所依赖的手段，便是人们对物质的需求和物质工具。人们所以如此成功地并且如此长期地坚持这一观点，只有一个解释：科学家们和科学史家们忽视了人类的全部技术活动，尽管这些活动至少也如同伟大的哲学家们与数学家们所从事的抽象思维一样，和科学有许多共同点。

科学作为一种力量　　与上述看法对立的观点把科学看作是一种通过了解自然而实际支配自然的手段。这种观点虽然遭到反对，但却普遍存在于古典时代。罗吉尔?培根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明确地指出这种观点是希望的所在，不过最先以现代方式对这一科学观加以充分阐述的是弗朗西斯?培根：　　“人类获得力量的途径和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密切关联着的，二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不过由于人们养成一种有害的积习，惯于作抽象思维，比较万全的办法还是从头开始，阐明各门科学是怎样从种种和实践有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起积极作用又怎样象印戳一样，在相应的思辩上留下印记并决定这种思辩。”至少有两百年，这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观。

　　“那么培根对自己提出了怎样的目标呢？用他自己说过的一个强调的词来说，便是“果实”，这便是增加人类幸福和减轻人类痛苦。这便是改善人类的境况。……这便是不断为人类提供新方法，新工具和新的途径。这便是他在科学的一切部门，在自然哲学、立法、政治和道德等方面所进行的一切思考的目标。培根的理论的关键就是“功用”和“进步”两个字眼。古代哲学不屑于对人有用，而满足于保持停滞不前的状态。它主要研究道德完美的理论，想去解决无法解决的谜团，想去规劝人们到达无法达到的心理境界。这些理论是如此崇高，以至于永远不过是理论而已。它无法屈身从事为人类谋安乐的低贱职能。一切学派都把这种职能看做是有失身分的；有的甚至斥之为不道德的。”麦考利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第一年便是这样写的。正像在当时绝大多数持进步观点的人们一样，他认为，科学的功能便是普遍造福于人类：　　“随便问一个培根的信徒，新哲学（在查理二世时代，人们是这样称呼科学的）为人类做了什么，他就会立即回答说：‘它延长了寿命、减少了痛苦、消灭了疾病、增加了土壤的肥力、为航海家提供了新的安全条件、向战士提供了新武器、在大小河流上架设了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新型桥梁、把雷电从天空安全地导入地面、使黑夜光明如同白昼、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使人类的体力倍增、加速了运行速度、消灭了距离、便利了交往、通信、使人便于执行朋友的一切职责和处理一切事务、使人可以坐着不用马拖曳的火车风驰电掣般地横跨陆地、可以乘着逆风行驶每小时时速十?傻穆执?越过大洋。这些只不过是它的部分成果、而且只是它的部分初步成果。因为它是一门永不停顿的哲学，永远不会满足、永远不会达到完美的地步。它的规律就是进步。昨天还看不到的一点就是它在今天的目标，而且还将成为它在明天的起点。’”――《论培根》。

幻想的破灭　　一位现代的麦考利对于科学的成果会有不同的、更有说服力的看法。他可以指出现在人类已经有了一百年前根本无法想像的物质享受和力量、现在人类在征服疾病方面已经取得了真正伟大进展、现在人类已经有可能永远免受饥馑和瘟疫的威胁，但是他将不得不承认：如同古代道德学解决不了人人有道德的问题一样，现代物质科学在事实上也解决不了普遍富裕和幸福的问题。战争、金融混乱、千百万人所需要的产品被人甘心情愿地毁掉、普遍的营养不良现象、比历史上的任何战争都更可怕的未来战争的威胁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描绘现代科学成果时必须指出的现象。所以无怪乎科学家们自己也越来越不相信科学发展本身会自然而然地使世界变好一点了。例如，艾尔弗雷德?尤因爵士１９３２年以主席身分向英国促进科学协会致词时就说过：　　“我们感到，当代思想家们对所谓机械的进步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赞美之中兼有批评；满足的情绪已让位于怀疑的心理；怀疑又变成了惶恐。正如一个人走了一大段路之后才发现自己拐错了弯一样，大家都存在着?厢迨?望的情绪。要回头走是不可能的：以后怎样继续走下去呢？如果沿着某一条路走下去，会走到什么地方呢？一位鼓吹应用机械的人士表达了幻想破灭以后的某些失望情绪还是情有可原的。他此刻正以这种情绪冷眼旁观着过去使自己感到无限喜悦的新发现和新发明的壮观行列。人们不可能不问：这个宏大的行列将走向何方？究竟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对人类的前途可能产生什么影响？这个壮观的行列本身就是现代的事物。一个世纪之前，它才初具规模，还没有取得今天使我们相当敬畏的势头。众所周知，工业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英国在一个时期中，一直是世界工厂。但是不久新的习惯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了，现在所有的国家，甚至中国也多少有点机械化了。工程师的丰硕成果遍及全世界，把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也从来不敢想象的人才和力量赐给世界各地。这些礼物当中有不少无疑是有益于人类的，使生活内容更为充实，使生活面更为广阔，使生活更为健康，使生活享受其和乐趣更多，使生活中更加充满物质所能促进的一切幸福。但是我们深深地明白：工程师的才能已经被严重滥用而且以后还可能被滥用。就某些才能而论，既存在眼前的负担，也存在潜在的悲剧。人类在道德上，对这样巨大的恩赐是没有准备的。在道德缓慢演进的过程中，人类还不能适应这种恩赐所带来的巨大责任。在人类还不知道怎样来支配自己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授予支配大自然的力量了。

我没有必要详细论述现在迫切要求我们注意的各种后患。我们知道：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就象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一样，为了保持和睦，就得把自己的自由稍微牺牲一点。如果要使世界维持和平并且让文明存在下去，就得放弃对于国家主权的普遍偏爱。地质学家们告诉我们：他们能够从进化史中查出某些已经灭种的物种的痕迹。

这些物种正是由于拥有充足的和有效的防身器官和攻击器官才遭到灭亡的。这里包含着一个应该在日内瓦加以考虑的教训。不过，生活的机械化还有另一个方面，也许不那么为人所熟知，我愿冒昧地在这里最后谈一谈。

不但在工业生产中，而且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甚至在耕地这种简单的工作中，机械都越来越代替了人力。

其结果，人类就发现：一方面他们有了原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无数财产与机会，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剥夺了一个无法估计的福份，即劳动的必要性。我们发明了能进行大量生产的机器，并为了降低单位成本而大规模发展生产。机器几乎是自动地不断吐出产品，工人在创造这些产品时并不起什么作用。他们已经丧失了工匠的乐趣、丧失了过去在认真运用自己的技艺、仔仔细细创造产品的过程中所感到的快慰。他们还常常遇上失业，而失业比做苦工还要悲惨。虽然各国都力图建立关税堡垒以便至少保住国内市场，生产过剩的互相竞争的商品仍然充斥全世界。……有些人的确一片好意，诚心诚意地要帮助人类利用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他们的这种和平性质的活动也有其坏的一面。

补救之道何在？我是不知道的。有人可能设想出一个遥远的乌托邦。在那里，劳动和劳动果实都得到完善的调节，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和机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都实行公平分配。即使做到这一点，问题还照样存在。人类把差不多全部的劳动担子都推给不知疲倦的机器奴隶之后，如何去消磨自己得到的余暇？他们敢不敢希望自己在精神面貌上取得极大进步，以至学会妥善使用空闲时间呢？上帝是允许他们争取并达到这一目的的。他们只有通过探索才能找出办法来。我决不认为人类由于培育了工程师的创造才能就注定要衰亡。毕竟，这种才能是人类同上帝最相象的才能之一。”――《自然》杂志，第１３０、３４９，１９３２年版。

出路　　有些人对挽救不可救药的人性感到完全绝望而放弃科学事业。另外一些人则更加潜心从事实际科学工作，根本不去考虑它对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因为他们已经事先知道这些后果可能是有害的。Ｇ．Ｈ．哈迪关于纯数学有一句名言，只有极少数幸运儿才能象他这样说：　　“这一科目毫无实用价值；这就是说：不能直接用它来毁灭人的生命或者用它来加剧目前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不少人接受了一种主观的而又有点玩世不恭的观点，认为从事科学就是象打桥牌或猜字谜，不过对热衷于此道的人来说，比打桥牌或猜字谜更有刺激性更有趣而已。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观点肯定是有些道理的。任何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都必须真正能欣赏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并感到乐在其中。这种欣赏本质上无殊于艺术家或运动员对自己的活动的欣赏。卢瑟福过去一直把科学区分为物理学和集邮两类，不过要是把这个类比贯彻到底的话，就要把它简化为“摆弄机器”和搜集邮票了。

科学对社会的重要性　　上述这些主观的看法并不能向我们说明整个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我们不能指望仅仅通过考虑科学家怎样看待自己工作和他们希望别人怎样看待他们的工作而找到答案。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乐在其中，可能感到这是一种高贵的职业，或者是一种有趣的消遣，不过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科学在现代世界中得到巨大发展，也不能说明为什么它会成为今天世界上许多最能干最聪明的人们的主要职业。

科学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社会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决不单单是由于对智力活动的任何估价而产生的。科学现在肯定不是直接用于造福人类的。我们有必要去查明，科学实际上被用于什么目的。这项研究属于社会和经济性质而不属于哲学性质。

作为劳动者的科学家　　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之所以能够在它的现代规模上存在下来，一定是因为它对它的资助者有其积极的价值。科学家总得维持生活，而他的工作极少是可以立即产生出产起来的。科学家有独立生活资财或者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用前一代的一位剑桥大学教授的话来说，科学研究工作已经不再是“供一位英国绅士消遣的适当工作”了。美国若干年以前进行的一次调查统计说明，在这个国家的二百名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中，只有两个人是富有家财的，其余的人都担任有报酬的科学职位。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员。即令他在大学里工作，他也要受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权益集团的有效控制，即令不是在细节上受到控制，也是在研究的总方向上受到控制。科学研究和教学事实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小小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就是要在它对工业的贡献中来找寻科学当前的社会功能。

以盈利为目的的科学　　包括特殊的政府军事工业和最古老的产业（农业）在内的工业的发展历史显示：朝着提高生产效率，因而也就是朝着提高利润的方向改变工业生产过程的重要工作，目前几乎完全是通过把科学加以应用来进行的。随着科学的应用而产生的三大技术上的变化是：生产自动化不断提高、由于杜绝浪费而使原料得到更好利用、由于周转加速而节约投资费用。不过自动化机器资本费用的不断增加大概可以抵销最后一个变化的效果而绰绰有余。一般说来，结果总是生产的经营成本降低。更常见的情况是，经营成本不变但却扩大了生产。因而科学就成为其他降低成本的办法――工业组织管理、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或降低工资等――的补充。利用科学的程度取决于科学同上述其他办法比较之下的相对优点。这些优点是实实在在的，但有其局限性，不过由于生产者的保守性，这些优点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所以，不管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多大的阻碍，要不是由于它对提高利润有贡献，它永远不可能取得目前的重要地位。假如工业界和政府的直接和间接补贴终止的话，科学的地位会立即变得起码和中古时代一样低。根据这个实事求是的考虑，人们根本没有可能象伯特兰?罗素等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一方面不断发展科学。另一方面又不同时发展工业。把工业在供应仪器设备和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方面对科学所作的巨大贡献撇开不谈，科学也不可能从任何其他来源获得充分经费。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联系会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在那里，随着科学为利润服务的弊病的消除，为了造福人类而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就变成头等必要的大事了。这样就有必要使科学同工业、农业和卫生事业空前紧密地结合起来。

科学机构　　在前一个世纪中，由于工业和科学之间具有这种联系，科学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可以同宗教或法律机构相提并论、甚至更为重要的机构了。它也同另两种机构一样，是依存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它的人员主要也是从同一部分居民中来吸收的，它还浸透了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过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有了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观点。人们通常很容易把这种科学机构的继续存在视为理所当然的；由于科学同工业联系在一起，在过去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展以后，人们就认为这种进展会自动地继续下去。

其实认为科学会继续发展不见得比认为工业会持续发展更有道理。过去短短几年的事态表明：根据自己对近年趋势的肤浅考察去预测经济发展前途是多么靠不住。应该有一个更为深刻而长远的观点。

科学能够存在下去吗？　　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机构在历史进程中产生、停滞不前和消灭的过程。我们怎么知道科学不会遇到同样的命运呢？事实上，在现时代以前，历史上也有过一次极其伟大的科学运动，那就是古希腊时代的科学，它也有过自己的机构，但是早在孕育它的那个社会本身毁灭之前，它就消失了。我们怎么知道现代科学不会遇上同一情况，而且的的确确在此刻还没有遇上同一情况呢？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只去分析目前科学的状况是不够的。要了解整个科学史才能作出完满的回答。不幸，还没有人写出或者还没有人准备写出一部科学史，来叙述科学作为一种与社会和经济情况有关的机构的历史。现有的科学史只不过是伟大人物及其成就的一种虔诚的记录，也许用来鼓舞青年科学工作者是适宜的，但是用它来了解科学作为一种机构的成长情况则不相宜。不过如果我们要了解象目前所存在的科学机构的意义和它同其他机构以及同一般社会活动的复杂关系，我们就必须设法写出这样一本历史。指明科学的前途的线索在于它的过去。不论多么草率，我们只有在考察了它的过去以后，才能够开始判断：科学现有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和科学可以有的社会功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