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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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郭老的那些事可以理解!

      郭老的那些事可以理解!

    • 家园 人在屋檐下,谁能不低头?

      郭老,很正常。

      没有家仇国恨,谁又有献身的精神和必要?

    • 家园 【文摘】郭沫若的问题(如果有)就是人格问题

      按他自己的话说

      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外链出处

      这篇文章把郭的问题归结为五大人格扭曲,即:

      信仰中的人格问题

      信用中的人格问题

      婚恋家庭中的人格问题

      郁达夫“冤案”中的人格问题

      “文革”中的人格问题

      在道德人格上,郭沫若的确没有突出的建树,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可贵遗产;但念及他在文学、史学、考古、文字学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这个评价,也许最能安慰郭沫若的在天之灵,因为他生前常以歌德自况。

      这个评语算得上很宽容的了。

      其实为郭沫若张目的人和事一直就有,譬如这个女学者

      然而,在四川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女学者却提出与此相反的看法。她认为郭沫若多次背叛爱情,不断抛弃和更新爱情对象,正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超前意识;并进一步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爱情,便没有文学,便没有诗歌。爱情产生灵感,产生激情,如果没有郭沫若和安娜之间的爱,便不会诞生《女神》,不会出现诗人郭沫若;只有不断更新爱之对象,艺术家的灵感和激情才会像泉水一样不断涌出,天地间才有可能树起一座座艺术的丰碑。

      对于这种为“坏人”翻案的事情,最合适的反应就应该像那首歌中唱到的那样:一笑而过

      • 家园 能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

        依俺看,几可以在今天作我们的道德楷模了...不说全中国, 就西西河里, 有几个可以这样自我审视的?

      • 家园 指出二人的一点不同。

        歌德所做的,是利己不损人;

        郭老有些作为,已经是利己损人了。

        还是应以宽容的态度,把恩格斯关于歌德的名言拿来,就算作我们对他的初步认识和小小总结:“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甚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他“生存在不能不蔑视的生活环境中,然而他始终被围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环境里面。而且年纪愈老,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

      • 家园 不用搞这么复杂

        关于人格问题,只要一个标准就可以了,就是看是否伤害了他人。

        如果没有,爱干吗干吗,人愿意糟蹋自己,乐意。

    • 家园 其实你没说到点子上

      郭沫若先生的问题是他学问本身是极好的,但是却习惯性的把历史拿来为政治服务,这个在甲申三百年祭里最明显。(严格的说这种习惯自李世民改起居注以后就广为流传,但有人看不顺眼也是理所当然,尤其是那些治专题史的人看你某一句论断与之相左,自然就有争论了)

      自然惹恼了全国上上下下那些坐象牙塔的。

      搞古文字古文史大家搞不过郭,搞历代史呢 郭又不应战,最后没处出气,于是大家就支使自己的徒子徒孙们找茬,算是出气的办法。

      到后来老一辈都死光了,末流之徒就只剩派系恩怨不理解原委了。

      现在啊 只剩狗咬狗 没意思了 参合做啥 俺们又不吃象牙塔里的那碗饭

      • 家园 不能不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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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是御用文人,做他该做的事。

    • 家园 丁兄鸣金,我以邵燕祥的文章收尾吧。

      邵燕祥:这也是右派。比魏巍略小一两岁,——同代人,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1月得以平反。大家论“右派”的时候最好也具体分析一下“右派”的年纪,邵燕祥25岁被划为右派,和章、罗绝不一样,——后世“右派”往往将“右派”的悲惨化为道义、思想资源,——可是他们多爱慕章、罗,邵燕祥这样大多数的“右派”,其思想道路,乏人光顾,——这便是我们的时代。

      魏巍文革时代何曾没有受过苦?邵燕祥,虽和魏巍有别,——然而他们颇多一代人的通感。

      80年代平反,邓公坚持:章、罗等少数人可以摘帽,但是“右派”原案维持。

      当年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认为“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我(邓小平)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於扩大化。”

      你尽管可以认为邓小平此处有私情——可是政治家邓小平,大跃进这件事能说”集体负责”,此人胸襟可见。若真是心虚,谁会多次提及并坚持呢?

      反右运动中最无辜最可惜的是小老百姓,小知识分子。每个“右派”都是不一样的。可惜,今日“右派”所拿的道义是大多数“小右派”的遭遇换来的,——彰显的却是章、罗的道路、途径。言必称章罗,有几个人提及邵燕祥这样的人呢?

      魏巍逝世——很多人从追忆文章中才看到:老左派何曾没有受到当局的压力。可是,他们不时髦,一些自由主义者恨其入骨,暗暗称快,西方乐于炒作“胡佳”的正义组织,亦宛如未见。——倘若说现实,这便是我们的现实。热闹、公正声中自有抹杀和仇视。真的多元?真的宽容?问问我们自己的内心吧。

      沉默的大多数——或无声,或被人刻意冷淡。邵燕祥虽有文名,然而也终究是“大多数”中的一员。今天,我转引一篇他论晚年郭沫若的文章为结。不为别的。河里的你我几乎都是“沉默多数”的一员。有些人或许认为自己不是,我不敢如是乐观。

      每个时代总有人刻意宣张一些话,——我们沉默的大多数,得有自己的思考和臧否。

      ———————————邵燕祥·沉默多数的分割线———————————————

        关于晚年郭沫若,这些年谈论得不少。最近从报上读到摘载的周国平《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得到一点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受到广泛訾议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是郭沫若在什么样的心境中写的,传达了什么样的心灵信息?

        “文革”开始以后,郭沫若连殇两子,其中的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世英先曾就读于北大哲学系,1963年打成“反动学生”后下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一段时间,后返京上了北农大;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周文写到,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

        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

        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里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理解的。

        在这封信里,郭沫若还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郭沫若在这里对平生的反思,应该不是随手写来,而是经过多日甚或多年深思熟虑的。

        周国平接着说到他的体会:

        当时读到这些话,我虽然也从中读出了一种悲凉,但更多地是把它们理解为对我的鼓励。直到《李白与杜甫》出版,我仔细琢磨了这本书的内涵,才觉得比较懂得郭老给我写那些话时的真实心境了。《李白与杜甫》初版于1971年,其开始写作应在 1968年。正是在连丧二子之后,心中有无法表达的痛苦,也有不能直言的愤懑,需要寻找一个话题说出来,他找到了与他天性最相近的李白。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在这本书中,郭老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他自己对这种政治虽然完全厌恶了,但身陷其中,已经不可能摆脱,事实上也不会允许他摆脱,只好“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的人”。

        我以为周国平认为《李白与杜甫》标志着郭沫若的觉醒和总结,是中肯之论。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

        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和政治经验,对国内的和党内的政治动向,自然世事洞明,断非懵懂不觉,“文革”前就想抽身(如通过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请辞院长之职)而不得;“文革”伊始,就率先表态,以示顺从而无害;到了儿子世英又告失踪,于立群要他向周恩来反映寻求救助,他考虑到周的处境,竟然忍痛沉默,如此等等;他会在“老年丧子”(而且是两个儿子!)的巨痛之中,为了拍马屁而殚精竭虑写一本厚厚的书吗?(《北京日报》9.6)

      ———————————悲剧的分割线——————————————————

      几千年历史,最大的悲剧是:

      一个30分,一个70分,先把70分送上神坛,再把70分打落神坛,打到负分去,然后转头夸30分伟大——这中间能翻多少案?很热闹,很传奇。有多少长进?聪明的从此倒是晓得了人言可畏,还是拿30分好。

      谁不是人?谁不是妈生的?——他们是妖生的?神生的?鬼生的?

      他们上神坛是自己想上的?

      他们被打到负分是客观的?

      你以为毛泽东愿意死后被浸了福尔马林液,躺在广场上?然后某一天像列宁一样——被人糟蹋一把,若干年后民众想想不对劲再迁回来,然而所谓遗体也不过是10%了……

      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等人物,谁想不明白?然后毛能死后作主吗?

      ——固然世无不朽,朝代亦然。惟愿我此生看不到如此场景。

      鲁迅多希望自己死后——“死后就埋掉,不要开追悼会,不要收礼,不要祭奠。”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公祭,——然而民众成千上万赶来,给他棺材上盖“民族魂”的旗帜,这是他愿意或在乎的吗?

      然后再有很多人不肯放过他,无非就是这面旗帜:让他们扎眼的“民族魂”。

      倒是陈丹青先生说了大实话——

      “民族魂”,真是大误会、大讽刺。单说死亡命题,这个民族喜欢思考死亡、敢于谈论死亡吗?不,只要不是自己死,活着便好,何必要去说——鲁迅是这民族的大异端,不是民族魂。

      毛泽东、鲁迅均是我们民族的大异端。秦始皇是,张居正亦是。幸好我们民族懂得拿青史鼓励年轻人去做“异端”,——这便是我们民族历5000年而不绝的大狡猾和大秘密。

      郭沫若身上有我们民族的寻常气息,亦有超于常人的勇气和见识。

      在整个历史里,先有事功后想避祸……这样的人不少。张良得了好归宿,好名声;

      文种不是不知,然而为了国家心有眷恋;和范蠡下场有别。两种道路,群众均可见可思。

      郭沫若是避祸不得的人——后来名声也因此大坏。然而,他到底没有害人,而且在重要关头亦承担隐忍,不肯连累朋友。他看不起踩人的人,落井下石的人,大约还是有些资格的。

      其所作所为亦可见可思。——然而被人打到负分,徒见我们的不知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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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些热闹,不过是借此污蔑文革

        什么时代没有斗争?文革斗争,和中国千百年来的上层斗争有区别吗?当然有,文革斗争,对上层来说,基本上是文斗。历史上的上层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就是伟大的李世民,也是杀死几位亲兄弟而上位的。

        文革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底层老百姓也能对国家政治发言了,也能真正参与政治斗争了。历史上的老百姓,只能充当打手,参与上层斗争。

      • 家园 这大概是我见到的为老校长辩护的最好的一篇了

        郭最为人诟病的, 应该是他解放之后的屈身事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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