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史不可势利兼谈郭沫若 -- 丁坎
家园 有篇有意思的东西，兄台不妨一看。 是李锐写的。黎澍十年祭别传乃自传，钱钟书君说得不错。这篇文章以燕兄如此阅历，正适合看。
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时做的另一件事，收集《湘江评论》和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50本，却挨了胡乔木的批评，命全部上缴中宣部。这个过程他是清楚的。他也知道我挨了批评不服气，因此才发愤写出《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你胡乔木说辑印那些有错误观点的旧作，是“有害无益我偏偏要将它写出书来，看看究竟是有害还是有益。我坚决离开湖南省委宣传部（我是部长），转业到工业系统，北京中宣部的人并不知情。等我到了北京，中央组织部办好手续到燃料工业部上班前夕，胡乔木才知道。于是打电话给我，说消息知道太晚，有央求之意，要我到中宣部主管党史工作。我当然婉言谢绝。李锐当年还是年轻气盛，不知深浅，恐怕也未必知道政治。唉。庐山上，一叹。
50年代，我们也偶有相聚，当然总是上下古今、海阔天空漫谈，自不免议论时政，臧否人物。其中还有个关系人，有时碰到一起，即田家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另外一次，黎澍大概已到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了，是在万寿路田家英处。我们一起大侃当代“掌故”，谈起“高岗事件”。由于1948年在东北当过高岗8个月的政治秘书，自己对高的为人处事有一定的看法，而主动离开。这种看法只同信得过的黄克诚谈过。高任国家计委主任时，觉得此种安排不当，但不敢向中央反映，只能私下向黄克诚谈及。由此也就议论到党内民主谈何容易。战争年代黎澍一直在国民党区工作，没有在延安或根据地生活的经验，同这些地方的“老干部”常有某种隔膜之感。我们之间却毫无这种隔膜，还是同当年在营盘街一样，这也就是所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吧。1959年庐山事件之后，还能保持一点联系的老朋友，也就只有黎澍和田家英了。记得1961年年尾，从北大荒劳动回到北京后，同黎澍的一次见面是在鼓楼前的马凯饭庄，这时我还住在离此处较近的六铺炕，他特地从沙滩家中到这儿来，请我吃一顿湖南饭菜，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是饿苦了的。这天谈得很久，我还谈了一些庐山会议的细节。马凯饭庄，现在还有。我第一次见，大笑：马子和凯子？
从北大荒回京一周后，我就同意到法院申办了离婚手续。我的私生活，包括延安旧事，他是很了解的。谈话中这也是一个题目，他认为这合情合理，夫妻间思想观点南辕北辙，最为痛苦。临别时，他还发了这样的感叹：历史上能够传名后世的人物，往往是身陷逆境或犯上受害者，彭德怀一定会永垂史册。1963年，我又下放到安徽大别山中一个水电站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6月3日的《人民日报》就刊有整版批判黎澍的文章。他被指责为“资产阶级霸占史学阵地”的“东霸天、西霸天，像奸商一样垄断”。“文革”前那几年，黎澍认为教条主义剪裁历史事实，使之适应教条，历史的丰富内容不见了，剩下的是说明教条的一些简单的事实，而且往往还是靠不住的。这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以致惊呼出现了史学危机。这是对教条主义历史学的一种抗议，历史学界争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在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理解。黎澍认为，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农民战争，还有民族战争，权力斗争，种姓斗争等等。一概称做阶级斗争，太简单化了。以马恩这句话，将中国古代史理解为农民战争史不对，将中国近代史理解为一部革命史也不对。黎澍批评了《联共（布）党史》的错误观点，即历史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所创造，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黎澍问道：既然如此，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以前有没有历史呢？在阶级消灭以后有没有历史呢？第一件是在天安门漫步遇见胡乔木，他指着正在修建的纪念堂说的一句话，使乔木大惊失色。这句话是从历史角度，着眼长远的将来说的，我也有同感。这点，李、黎都不如邓啊。——这两人远不是政治家。李锐却如此深地卷入政治，为他一叹，也为中国一叹。
我们议论过“兴无灭资”的口号，因为80年代中还有主管宣传的人坚持这个口号。黎澍以为这是一个彻底非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提这个口号的人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读过，很可能还是从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脱胎而来。《宣言》说：“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1983年发生过一次“短命”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黎澍在头一年已经离休。运动开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离休干部讨论、表态。会上一些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黎澍，所指责的竟是如此可笑，说他提出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污染”，是“放毒”。——这段有意思不？反他的人，还真未必是李锐所说的“老左”。
李锐这篇文章能还原部分现场，不过亦有门派之见。黎澍亦是马列史观的，——不过他对于中国历史政治的理解，大约没有翦、范、郭深刻。
他的马列史观中有一观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说实话，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这是不对的；人民群众就个人来说，力量也确实微小。）——可是人民群众就长的历史刻度而言，确实决定了历史的走向。这点他就看不明白了，也自然不懂政治家毛公“人民群众动力说”的深意真要。他对义和团、对封建势力……态度也就呼之欲出。
这个人史观受批判，是肯定的。运气也好，范文澜这样的人为他打算，倒是长寿的。
呵呵。范文澜、郭沫若都是爱护友人或年轻人的，给人出主意，也都是替人着想的。
——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这三位历史学家，之所以写史有声名，他们的观察、思考确实强于众人。
像章伯钧那样的，百花齐放就觉得机会来了。（罗隆基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章诒和泪祭罗隆基（“当时张澜、张君励、黄炎培、罗隆基以及父亲在内，都不想完全切断与国民党的联系。父亲与陈诚之间、罗隆基与宋子文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谊。恰恰老蒋死命挤压民盟，盯梢，跟踪，暗杀，直到解散，硬是把个中间道路堵死，硬是把个民盟推到中共一边。”——章小姐倒是实话。
“章罗的分歧突显出来。分歧表现在对中共态度上。特别是在沈钧儒、史良等救国会成员参加进来后，父亲为了第三党的地盘和实力，与这个被称为“中共外围”的救国会结合在一起，成为民盟中的左派。当然，民盟选举的时候，第三党和救国会争抢份额，父亲也和沈钧儒拍桌子。”
“当初，张澜允诺每月从上海给香港总部汇款。从香港总部应“五一”号召后，罗隆基就设法阻挠，中断了汇款。这使得一九四八年夏秋两季的香港民盟总部处境十分困难。难怪一直负责民盟组织工作的父亲大骂罗隆基，说他要是坏起来简直像个小人。罗隆基为啥要切断粮草？理由不也是明摆着的吗？你香港民盟总部已经接受中共领导，走向“一边倒了。既然背离了民盟宗旨，我干嘛还支持你？”
“罗隆基从昆明时期就认为中国有三个政党就够了，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一个民盟，取消小党派。罗隆基后来还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做了“合并小党派”的建议。李维汉说：“这些问题你不要担忧，我们有政策。”说毕，与罗隆基拉拉手。罗隆基很奇怪，这个话题怎么就不能讨论呢？连我也听罗隆基劝父亲：“伯钧，你那个农工党就别搞了，全放进民盟算了。”后经过打听，罗隆基才弄清楚----原来，“小党派不要合并”是毛泽东的意见，毛说：“既然开销（指民主党派）差不多，为何不多挂几个招牌。看来也火热。”继而，罗隆基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内的中共党员应该公开身份。毛泽东立即说：“你不要清党！”俨然领袖语气、帝王口吻了。”
“一九五七年夏季，对章伯钧、罗隆基从政治批判到组织处理，其间的每根链条、每一环节，皆由民盟中央领导人及其成员操作。当然，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运动的步骤、方针、策略是由邓小平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手筹划制定的。但具体落实到每一场批判会的布置，每一篇批判稿的撰写以及每一个右派的定性材料的确定与完成，都是民盟中央的人干的，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教授和学者。”
罗隆基，口无遮拦，锋芒毕露，章伯钧可比他深沉。就个人而言，罗隆基的真心朋友少。章伯钧玩政治，也是小儿科，从他论翦伯赞，就知道，翦伯赞的见识、气象远比他强。此人自认是专业搞政治的，说翦——“说老翦是个历史学家，那是低估了他!”。章女士还写道：章伯钧想不出毛泽东整他的理由，请来好友翦伯赞来做自己的“思想工作”。翦伯赞这么说的：“你能做个老百姓吗？或者像个老百姓，称他为毛主席吗？”
自然有些人认为章有不能放弃的尊严——呵呵，太简单了吧。翦伯赞对章的评价何尝未入骨。章对政治的理解，对土共的理解无非是旧思路：这帮农民赢了，反正刘邦、朱元璋总还要倚仗我们的。将自己看得过高。哪里知道，土共和毛公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政党，冲一个更大的目标去的。呵呵。境界不同，明白事理的，自然懂得历史。河里老广懂得，本嘉明也懂得，葡萄亦懂得。有个能写的女儿确实沾光，——怀罗隆基能顺带赞一把乃父，反反土共，同时嚼嚼罗不检点的私生活。罗生前——只有被人玩的份儿。死后依然如此。钱钟书在《猫》中刻画一个（罗为原型的人物），——这位政论家不过是股评家的水平。一叹。
想想钱钟书的道路——就知道聪明人可以做鲁迅，可以做胡适，可以做钱钟书。这都是大聪明的人物，有气象有眼界的。罗这样的见识，并不如黎澍；另外，黎澍身边有好人，罗呢？
这人，最后将成为上好的标签人物。无识，无友，无后——唉！！！
章小姐为什么书会禁？——毛时代有“小说反党”的说法，大家觉得夸张了。
不过章以文章谋求其父“平反”或者树其父丰碑是真的——80年代平反，邓小平曾明令有五个人不能平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和陈任炳。
政治家和文人较量，生前直到死后。呵呵。——谁说了算？
恐怕，也唯有多数群众来选择定夺吧。
我再引一段说法：【章、罗被扣上右派帽子之后，罗隆基死不服气，而章伯钧及时低头认罪。按照如今的抽象观念，罗铁骨铮铮，章是软骨虫。但《往事》中所披露的史料表明，章伯钧是为了保住下面一大批民盟会员而被迫背上十字架的。在章罗两位所处的具体情景中，你可以说他们都是理性的：一介书生的罗隆基，他的桀敖不训表现的是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只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而作为政治家的章伯钧，他的权变妥协所体现的是另一种责任伦理，也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负责。生活在阳光中的后来人，可以很廉价地在云端中展览高尚的正义，但惟有曾经"亲历历史"者，想说恨你才是不容易的事。】
这可以当一个模板，可惜大家套的时候往往有门户之别啊。
家园 不干俺的事？！呵呵~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返回] [关闭]
家园 自污的说法应该是李一氓首先说出来的 我一直说自诬，不如自污一词确当。
家园 胡笳碎砖引得郢客厚玉，幸甚！ 《十批判书》公案约略知道一些，郢客此文对照翦、范，解得更为透彻。
胡笳也赞成丁兄、郢客之判断，将郭之所为理解为避祸之行，惟胡笳与丁兄、郢客之差异在于二位怜他“自污”，胡笳恨他“骨软”，当年看胡风故事、读傅雷遗书，深觉郭之所为，相去甚远，所以引“千古艰难唯一死”一句叹他。
虽然于此十年之事上胡笳颇不以郭为然，但对于将其自学术到品格全盘否定的做法更是不屑为伍，而且，即便是这十年之事，胡笳也认为非铁骨铮铮者无权用轻佻的口气去批判郭，毕竟那种巨大的悲剧之下，肯以命殉的人不多，更何况郭虽贪生，好歹也是以“自污/骨软”的方式求存，并没有成为棍子打手，可谓大节不亏。
花以致谢！
———————————————————————
PS. 郭1977年对毛的颂词可能无法说明问题，因为当时还是英明领袖两个凡是的时代，如郭能活到80年代，不知他写出的诗词中会如何评价毛。。。
家园 自己铁骨铮铮，也无权要求别人一样铁骨铮铮。 命是自个的。不要轻易让别人去死。我倒真希望老舍能熬过来，那些与世无争专心科研的前辈们多存几个。
家园 看来先生确有误解 “非铁骨铮铮不能轻薄于别人之爱惜生命”不等于
“铁骨铮铮可以轻易让别人去死”
上一句话意味着，“铁骨铮铮”是批评别人“爱惜生命”的必要条件
下一句话意味着，“铁骨铮铮”是批评别人“爱惜生命”（要求别人去死）的充分条件
家园 毛这位近在眼前的秦始皇，是有他的魅力的。 郭沫若这位历史学家，其眼界还是不能轻易看低了啊。
江青镇不住他。可是毛，诗词有过往来，——毛何等才气。郭沫若重才，他对周作人的态度可见一斑。这么一位活生生的还写诗的秦始皇——对于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肯定会有所烙印的。
ps：众人总提郭世英之死，那就还原得清楚一些。
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笔者看到过曾经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1964年5月11日：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流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 （郭世英在学哲学时为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痛苦不已）
1965年2月7日：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郭世英真是郭沫若的儿子，颇有郭年轻时的样子。101中学毕业后入北大哲学系。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据周国平回忆，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牟敦白回忆惟一的一次参与诗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诗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诸多难题”不尽相同。周国平曾看到过这个诗社成员的手稿，他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
周国平的回忆如下：“他极其真诚，可以因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X诗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
1963年六七月间，大学一年级生郭世英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才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三人则以“反动学生”定罪判刑。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高层。
1965年秋，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 开场。郭沫若后来在致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郭世英就读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他，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谁都知道，郭沫若当时虽为副委员长，却无以决定此案的审理判决。看来他们是想揪背后更重要的人。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他死时，年仅26岁。
于立群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几十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的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
——不管怎么说，郭是不愿意麻烦人的。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又如此，撑着不去麻烦周，亦非一般人所为。不害人，争取不麻烦人，这两点说容易，其实也不易。
郭民英1967年12月自杀。郭世英1968年4月22日“畏罪自杀”。两个儿子死了，晚年的郭，心情如何，不言而喻。
家园 若郭确如郢客所言，倒是可以解除了“谄媚”的恶名 梁漱溟的说法（引自云横居士:梁漱溟说）
这一年（按：指1950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郭老（沫若）代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向毛主席赠旗，旗上写着一行字：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我也是无党派人士，看了心里直摇头，这话在我口中是说不出来的。这话可能代表若干人的意思，但不代表我，我觉得对主席的尊敬亦不必说这种过头的话，因此我当时也想到，这话也未必能代表所有的人。我当时没有提出也不好提出不同意见，但如事先让大家讨论锦旗上写什么合适，我一定会发表意见的。看来是一种误解。
家园 这就不是一个有职务的人的任务吗？ 中级领导郭沫若不过完成了一项任务，
与市长来了，某公司领导人鲜花迎宾，是一回事。
这旗子早有人准备好了。
——下面梁筒子觉得无聊，不过如此。
这能说明领导rp问题吗？
自现代科层制形成之后，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有些按部就班的事情，虽然大家心里都不以为然，还是得完任务。
要看人品，有无损人利己，有无落尽下石，有无国家先于个人……这才见rp啊。
说实话，彭真对吴晗，大约不算厚友的。郭沫若对周恩来，却有老朋友的情意。——只能说，政治深不可测，看历史，可以多种角度，但还需深处体察，也许并不是浅浅一眼就能看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