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高层的背后 -- 老叶
家园 【纪事】高层的背后 高层的背后 by laoyuman
2004年1月的寒假，我在苏锡常及其所辖市参加了一个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组织的地物验证工作。所谓地物验证，其实是在1:2000的城市地形图上标注所有建筑物的层数。为了看清每一幢楼，不得不穿行于城市内脏中任何你能想象到的空间：从七八千一平的高级住宅小区到城市边缘的棚户区；从高层云集的CBD到散发着农家肥臭气的城郊菜地；从双向八车道的“政绩路”到一下雨就泥泞难行的老城区羊肠小道……每天面对不同的脸孔：有红光满面、全身名牌休闲服的晨练者；有衣不蔽体、见人就躲的流浪汉；有脑满肠肥、双手戴满大金镏子的暴发户；有只穿一件粗灰布单衫，满头银丝的老乞丐……人们忙忙碌碌，为了赚更多的钱，为了家里的父母孩子，为了出国，为了下一顿没着落的饭，为了明天要交的功课，为了或明或暗的理想，为了让自己生活更惬意一些，为了在城市中挤出一个容身之处，使出浑身解数，仍然愁容满面。
四月，城市社会学实习。春光明媚的周末，再一次剖开城市的肌理，走访了南京的五个居民区――颐和路、典雅居、月牙湖、中国人家和评事街。颐和路的房子很好的保留了民国遗风，典雅居借环境设计把建筑的粗糙掩饰的很巧妙，月牙湖畔的别墅昂贵但俗气，中国人家把中国古典园林元素在现代住宅中尽情发挥，然而评事街――这条代表南京中下层收入者生活的老街却勾起了我的思绪――破败，绝望，阴暗……生活未必美好，明天未必阳光灿烂。
下面就以一个十年后的规划者的眼光将一些感受为诸位看官一一道来。
1、 居住情况
先讲讲前四个小区。如前所提及，颐和路的民国建筑外围空间继承了建设时幽雅的环境，自然休闲，路面被参天梧桐遮掩，不见夏日炎热的阳光；房屋内部我们不得其门而入，只能凭借观察外表得出结论：如此低容积率且独门独院，生活必然惬意无比――据说是南京较有政治背景的人士住处。典雅居是典型的现代小区规划理念，多栋中层建筑以广场为轴线，互相围合成多个半公共空间，进而向中心过渡到公共空间――广场以及一个纯粹摆样子的钢琴房――环境小品较有创意，但空间塑造方面斧凿痕迹过重；内部仍然不得而知，按房价及小区开发水平推断为中层收入市民住宅。月牙湖小区西边紧靠月牙湖水域，较之典雅居更加高档，空间更加开敞，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各个组团均以一个雕塑形成副中心，环境小品在极开敞的空间里略微稀疏了一些；滨湖的别墅组团代表了南京高层收入者的居住环境，居民多为各个业界“精英”。中国人家将江南园林艺术中很多元素整合进住区规划设计中，亭台楼榭、小桥流水、雕梁画栋意趣盎然，小径当中有隐藏的很巧妙的小音箱播放着中国古曲，营造出江南水乡独有的意境；据物业管理人员介绍，在这小区买房的多有相当文化背景，大抵可以用“知本阶级”来描述。
不过能真正代表南京，甚至代表中国城市住区现状的却是这评事街。中国大部分城市社会分层还是金字塔型，“精英”以及中产阶层仍是塔尖的少数，那巨大的基座里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像评事街一样的老城区内。走在街道上，仿佛又回到寒假那次打工经历的拆迁区：人们目光焦灼、表情复杂，小店铺小摊位沿街密密匝匝，道旁老房经过无数次涂抹，摇摇欲坠，空中招牌和电线凌乱不堪，满眼没有一丝绿色……这些老房解放前一般是城市里富商巨贾们的宅第，解放后被共产掉了，一户人家的屋檐下挤进不知多少新中国的工人阶级。这些当时的无产者勤勤恳恳的工作半辈子后，退休之际突然发现自己早已被林立的高楼包围，成为城市中心一段扎眼的低矮天际线。他们的房子，有的被满街横流的污水浸渍出尺把长的裂缝，有的被涂抹上可笑的政治标语，有的被刷上刺目的“拆”字。老房子一般都是自发形成，没有严密的规划，摩肩接踵，道路也弯弯曲曲，很多房内有一个或多个天井采光通风。房子里所有能利用的空间尽被使用――房角处可能突然冒出一个小楼梯，窄的一个人上下都成问题；楼梯下不足两米的空间可能会有人在做饭；好容易挤到一个天井，以为可以舒口气，抬头一看天井早已被层层晾晒的衣服占……评事街不是我见过的城区最穷的地方――毕竟还通水通电，有些人家还买了空调和摩托――也不是最糟糕的住处――南京城有一个老太太在一间几平米的小黑屋里，摇着一把纸扇熬过一个个酷暑――但是已不能使人感到任何舒适：前四个小区人家的孩子长大后或许还想住在长辈的
房子里，而评事街的孩子一旦有了能力是肯定要搬走的。
2、 生活内容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倘若我们执意要了解每个小区人们都在干什么，不涉人隐私达不到目的。现在只能从一个角度，即我们匆匆而过时瞥见的老年人的生活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
颐和路街角有几个可以称做广场的空地，有健身器材和简单的绿化。我们经过时正值周末的上午，很多老头老太太聚在一起散步遛狗活动身体，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孩子加入这阵营。典雅居的老年人很少，除了一个看起来五六十岁的女人带着自己的小孙女到处转之外，只有一对老夫妻拎着菜篮子溜溜达达回家。行至月牙湖畔，老年人则踪影全无――空空荡荡的道路上间或驶过一辆豪华轿车，剩下的只有四十岁左右，或独身或带着孩子的中年人从离我们一帮人很远的地方绕过。中国人家则更加空荡，可能因为地处城郊（江宁开发区附近），开发也较晚，买房的人还不多所致。据介绍，在此地置办家业的多为上年纪的成功人士，但从空房率来看，中老年人虽懂得欣赏水乡韵味，可惜有钱的实在不多。
再说评事街。和前几个生活区相比，居然年轻人非常少，50岁以上的人占据了街道的大部分。不论什么日子，这里居民的字典里都很少出现“休闲”二字。老头老太太或站在小铺柜台后面吆喝，或倚坐在门口看着路人择洗蔬菜；老女人系着围裙，听到我们经过就从一堆瓶瓶罐罐锅碗瓢盆里抬起头来；头发斑白的拾荒者蹒跚着在断垣残壁间刨食……账永远算不完，家务活也永远干不完。
3、 理想
不论住在哪里，每个人都有一种改变生活里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渴望，每个人也都不会完全一样。这里只能主观臆断的谈点共性。颐和路的人们身处官场，无非是想再向上爬一点，或者利用身居高位的优势观察风向，提前做出调整，使生活风平浪静；典雅居的工薪阶层，则不外乎盼望工资升级，房价下降，股票暴涨，买一辆私车，工作期间攒足养老的钱；月牙湖的“新富裕阶层”显然追求重点没放在家庭以及居住空间上，人在别墅心在外，追逐着高利润高回报，以期在更丰厚的收入上实现自我价值；中国人家的“文化人”，可能在前几种追求外，更加向往一种美好的夕阳人生；而对于如评事街的人们，理想很多情况下是一种侈谈，他们脸上过早的布满岁月的印痕，同时刻上深深的绝望。人沉没在琐碎的生活中久了，激情肯定会被磨光，他们对自己几乎没有什么过多要求。然而，无论身在何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让自己的孩子生活的更好，让他们有学上，有饭吃，有钱花。
4、 恐惧
这个内容或许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动力本源――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被淘汰的可能性追赶着每一个人。
颐和路的是有闲阶层，手指通天，或许只有政局的动荡才能使他们恐惧；典雅居“中产阶级”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代表的是社会舆论主流，他们的担心及恐惧虽多但多半得到了关注，毋庸赘述；对于月牙湖畔的有钱人，借用月牙湖小区物业某负责人的话来说，他们生活中最大的讽刺就是：“年轻的时候很有钱，买了最高级的别墅，可是没时间回来住；等年老退休了，时间有了，可钱没了，房子一卖，仍然没机会住……”。
到了评事街，想起寒假我拿着地图到处转悠，经过类似的老城区时，几乎所有能鼓起勇气向我提问的人都问了同一个问题：“要拆么？”我实在难以形容当时的感受――一个个可以做我们父辈或爷爷辈的人低声下气、战战兢兢、用乞求的表情像你投来询问的目光时，除了那些毫无人性的官僚及其走狗们，谁能不震惊？我十多年没有掉过眼泪了，那些日子眼圈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发酸变红。而当我到了拆迁已是板上钉钉的小区，人们不再向我提问，投来的目光变成了仇恨――在他们眼里，没有规划好的宏伟蓝图，只有失去祖祖辈辈赖以栖居之地的不满。与他们相比，评事街的人们意气实在算是平和，看见我们的到来，至多发一句牢骚：“怎么又来了，年年都来！”就好象一个难看的疮疤，你已经用衣服把它盖上了，可是总有人掀开你的衣服瞧个究竟，末了还要议论两句，更何况没准哪天有人以旧城改造的名义把你这疤连皮带肉挖走，再逼你交一大笔钱买一块新的皮肉回来。谁摊上谁不乐意。难道说，新中国城市的贫困阶层已快沦落到居无定所的地步了么？不提旁的，做住宅小区规划时，在被拆的废墟遍野的基地上行走，总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显然，我的规划是不可能给那些拆迁户看的。
网上有个署名“泪眼看人”的穷学生写了这么一段文字：
“一个毕业后去广州的朋友告诉我，以前我们都以为广东很发达，经济发展这么快，工资水平应该不错，可他到了那里才发现：十多年来，工人们的工资一直都没长，长了的只有物价和生存费用以及子女教育的费用。我在深圳那个据说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堡垒里的资本主义飞地里看到的也和他差不多，我穿过整洁漂亮的楼房，看见的是民工拥挤不堪的住房，肮脏而混乱的生活。同去的朋友站在从深圳回去的火车上告诉我：‘深圳可真是现代化’！我知道，我也承认，深圳确实很发达，很漂亮，但这漂亮与我们无关，属于我们的是漂亮背后的肮脏、拥挤和混乱。这是穷人的宿命。”（摘自《我站在穷人这边》）
在中国大地飞速发展的城市里，我还没有成为它的规划者，只是在一边旁观，纸上记录着无关痛痒的字符，眼中留下人们的背影。高层背后，忙碌的人们匆匆过去，顶多抬起眼皮向我这少见的“闲人”投来一个诧异的问号。我想，这城市生活的水面看似平静，其下也许暗流汹涌，一个小石子投进去，留不下任何涟漪。
2004-5-11于南京大学浦口校区
家园 我站在穷人这边 我站在穷人这边
泪眼看人
1
高一那年，我十五岁，身高不过1.62，瘦瘦小小，拎一桶水也要喘半天气。有鉴于此，加上我的学费已经成了问题，于是受家人安排，利用暑假到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一个月，一来可以锻炼锻炼，二来可以给自己弄点上学的钱。在工地上，经过一再的努力，我终于被安插在一个小组里，组长是我的一个同族的叔叔，三十多岁，很是能干，颇孚工头们的厚望。组里有五个大工，只有三个小工。每天早上7点，我准时从床上爬起来，一边啃馒头，一边先去和一堆水泥，然后弄到六楼去，再然后去弄一大堆地板砖到上面去，等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大工们才懒洋洋的上来开始干活。开始上工了，五个大工里的四个归我伺候，剩下的一个小工是组长的小舅子，跟着组长到处转转，就算是上班了。从7：30到12：00是上午的上班时间。中午吃了饭，大工们照例睡一觉先，我匆匆忙忙的把工具清洗一边，就开始准备下午上工需要的料了。下午从1：30到7：00，我不停的跑上跑下，起吊架师傅都说我麻烦了，怎么总是在用，。下了班，别人洗澡吃饭，我还要加班一个小时，擦洗工具，打扫现场，把剩下的东西都清除掉。天阴下雨，别人都赶紧过节一样的休息下荡，我一个人在贴了地板砖的楼层里给勾地板砖之间的缝。就这样，我做了三十天的时候，总算是熬到了头。临走的时候，组长叔叔拍着我的脊背说：“孩子啊，我们都是一家人，你还算是待遇不错的。我们对你也还可以吧？”我赶紧低头哈腰，连声说是。我知道，没让从顶楼掉下来的水泥袋之类的东西砸着，已经是万幸了，他们没用铁锹拍我算是我碰上了好人。出了工地，我抱头鼠窜，仓皇之情，难以名状。回到家，奶奶一看，脸上除了眼睛里还有水，基本上就剩下骨头了，连腰也有些挺不直（我至今如此）了，虽然除了学费还赚了一袋化肥，奶奶还是说亏了，早知道这个结果，哪怕是借钱，也不让我去的。
大二那年，迫于生计，不得不再为冯妇，重操旧业，再去打工。不过，毕竟我好歹也算是混到了城市户口了，即使打工，也与“乡下人”不同，这次没有去做小工，而是到一个快餐厅做服务员。说来奇怪，一起去的人有好几个，就选了我，别人说是我运气好，其实我估计是我天生就是打工的命，脸上有这个相。穷人命贱，谁都能看得出来，还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我这话了。那个店里有七个值班经理，两个店经理，五个值班经理，员工五十几个人，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员工中，打工的学生、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职工与专职员工三分天下，各有其一。我们兼职的不算正式职工，无论是工资晋级还是职务晋升，都没份，有份的就是拼命干活。每个星期的星期二和周末的两天是我上班的时间。周末还好，周二下午要四点上班，我差不多三点就到那里等着，离上班还有10分钟的时候，只听经理站在上面一声高喊，我们如同战士听到总攻命令一般前拥后挤冲到上面去（因为我们是在地下室里休息的）刷卡上班。一般的说，上班不会太忙，但按照规定，服务员是不能站在店里的，一旦被看见，就警告处分一次，这等于我们上两个小时的办全都白搭。于是，谁也不敢怠惰，上班时即使只有一个人在餐厅里，也得不停的走来走去。要想休息，只好拖地，因为拖地的时候可以慢慢走，不会挨骂，但拖地也有拖地不好的地方，拖地是不能弯腰的，只能半弯，而且不能让人看出来拖过的地板上面有水。偶尔我点子高一次，就做一次厨房，厨房里可以忙一阵歇一阵，算是有些调节，所以我们都愿意做厨房，即使累一点也比在大厅里无聊好些。打烊一般从晚上十一点关门开始，计工资的只有一个小时，但谁也不可能一个小时就做完，肯定要做到12点半或者更晚，有时碰上一个变态的值班经理，检查不能通过，就要重做，就更晚了。一般来说，我肯定是打烊的，因为回家晚，别人都不喜欢，专职员工是经理们的宠儿，自然用不着打烊，我们兼职的人本就很容易打烊，加上我不大听话，更加需要打烊。打烊完了，回到学校，灯早熄了，门也关了，进不去只好爬墙，我天生运气不好，每次爬墙都被校警抓到盘问，时间长了都认识了，就告诉了我们辅导员。辅导员警告说，要是不听话还去打工，那就要给处分了，我只好慢慢淡出来。前后差不多八个月，干活倒不是强度很大，但它能把人拖得没一点激情，没一点脾气。经济学家门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好处就在于有奖励机制，能够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那纯属胡说，我在那里半年多，没见过发一点福利，与其说是奖励激发了工作积极性，倒不如说是谁都害怕被开除。还有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规则如何公平，在我看来，也是十分可疑，我们上班几个小时，只要经理一句话，给你一个处分，你今天的工资全部完蛋。打烊能否通过，根本不是看事实，而是看你和值班经理关系如何。那年春节的时候，我不回家，留下打工。除夕之夜，我走在大厅里，看见外面的烟火和街上的行人，想到在远方的父母，想到才去世的奶奶，不禁黯然神伤。
2
对于我是个“乡下闲人”这件事，我向来不惮于承认。一个朋友问我有没有近做，我说没有，把《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拿给她看，她看完后对我说了她的感觉：感觉你就好象一个乡下人在看城里人。那篇文章据说像是一个文学作品，不管这是不是真的，反正是有些人蛮当一回事的争论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还有人说是上了《南方周末》。正人君子们以为我发生了什么思想转向，实在是误读，还是我的朋友知道我的底细，一句话就说出了实质，我这个乡下人看城市就是这样的：达官贵人们的香车宝马衣冠楚楚全都与我无关，在城市喧哗的声音里，我总能听见穷人的呻吟，在豪华的超市附近，我总能看见乞讨者的无助，在“天下太平”的“半张脸的神话”背后，我总想起父母乡亲，在“1970年代”吵嚷着浮出水面时，我总会怀念那些如今不知在什么地方做小工或者在家“修地球”的高中同学们……是的，我这个乡下人，城市里的繁华、喧嚣与我无关，阔人们的调情做作与我无关，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能看见的只有“穷人”们的无奈、痛苦、挣扎和被遗忘。
一个毕业后去广州的朋友告诉我，以前我们都以为广东很发达，经济发展这么快，工资水平应该不错，可他到了那里才发现：十多年来，工人们的工资一直都没长，长了的只有物价和生存费用以及子女教育的费用。我在深圳那个据说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堡垒里的资本主义飞地里看到的也和他差不多，我穿过整洁漂亮的楼房，看见的是民工拥挤不堪的住房，肮脏而混乱的生活。同去的朋友站在从深圳回去的火车上告诉我：“深圳可真是现代化啊”！我知道，我也承认，深圳确实很发达，很漂亮，但这漂亮与我们无关，属于我们的是漂亮背后的肮脏、拥挤和混乱。这是穷人的宿命。
还有个朋友告诉我，小餐馆的服务员们每过三个月都要换一批。原因很简单，因为用工方在招工时就说的很清楚，每个新进的员工都要有三个月的“试用期”，三个月后再签定劳动合同。试用期与正式签约后的工资之间有一个差额，用工方每三个月换一批服务员，就可以赚到一个差价。这些服务员们大多都是乡下来的小姑娘，在城里无依无靠，也没有办法，被人家赶出来，只好另找工作，毫无办法。是啊，她们能怎么样？她们能找到法律保护吗？法律不过是富人们的玩具、名人的武器，要是她们能付得起使用法律所需要的费用，她们也许就不用打工了，她们要是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她们的工作或许就不是服务员了。作为一个曾经在大学里混过法学文凭的人，法律的高贵和不可企及时常让我怀疑自己上大学是不是就是为了以后忽略穷人？
正人君子大人先生们对此自然可以把这些问题的出现层曾推进到政治改革之类高不可及的高度，但我想，首先应该谴责中国的资本家们的丧良心。即使民主、自由、宪政了、打工妹们依然还是要在城市里无望的徘徊，民工们的生活依然在漂亮的高楼大厦背后，他们会贫穷依然。同样的，我不相信那种打着“革命”口号的“左派”人士们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即使人民民主专政，即使毛主席再生，他们生活唯一的颜色仍旧是贫穷。
我只相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任何政治口号都不应回避下层社会的现实利益诉求，那些打着“中产阶级”口号要求什么民主的人只能让我感到恶心，那些强奸“人民”名义的人说的什么胡话在我，不过是小资们的删情表演，或者是愤青们无聊的故做愤怒。对于那种高喊着“民族”的故做张扬和极端，我只能报以鄙夷。
3
我在杭州的生活单调而无聊，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天天如此。好在有单位里的电脑可供我用一用，虽说大妈们时有烦言，总还算是能让我一点，我也就时常在论坛里发些无聊的议论。后来居然有人说，我也算是“名人”了。对此，我哭笑不得。有人说在网上发议论的人表现了他们的社会关怀，在我的体验里，这不过是和把卖淫叫做体验生活一样的“美其名曰”罢了。
无聊的日子，只有无聊的过。于是，我逛书店，淘旧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个让我触目惊心的标题：《你为什么是穷人？》。是啊，我为什么是穷人？我本愚钝，不知道什么大道理，许多显赫而红火的学问我一点都搞不清楚。我问自己“你为什么是穷人”的结果就是《与穷人站在一边》。坦率说，那不过是一篇不足挂齿的散文而已，顶多表明了我自己的个人立场。我想，作为一个“自由个体”，我的选择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大辩论”，众多的正人君子大人先生们以为我在挑拨这个“和谐而美好”的太平盛世里的穷人与富人的关系，于是引起“公愤”和众多声讨。甚至有朋友告诉我，这个题目已经成了据说是中国“新闻良心”的《南方周末》的排行榜，一时之间，俨然成为事件。
如今的时代，“我是贫农我怕谁”的逻辑早已是昨日黄花，“半张脸的神话”之下，下岗工人的无奈与农民的艰难生计都不过成了“转型期的必要代价”。一个朋友以发现了真理似的口吻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永恒不变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穷阶级与富阶级的对立。”他还告诉我：你想改变这个规律吗？不可能！当然，这样赤裸裸的说法在爱好清洁的正人君子们看来未免太过不雅观，于是有了堂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全新解释：这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也是资源有限的结果。我本无知，哪里能反驳如此“科学”的结论，更何况那还有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帮忙了。
是啊，我不过是纭纭众生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众多爬行在钢筋水泥世界里的蚯蚓中无名的一个，马克思、毛泽东他们这样伟大的人物尚且不能撼动这永恒的真理半分，更何况我了。于是，我只有妥协，承认，忍耐，顺从与适应。
4
甘阳曾经怀疑自由主义是贵族主义的，结果引起强烈反应，惹来一身臭名，连博士没毕业的老底都给人家揭了。现在，还是人家从自由主义社会里来的的人敢说话。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浙江大学发表演讲时，一个学生满怀热诚的问：你也认为腐败是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代价吗？经济学家脱口而出：当然！在一个社会从由权力安排序列向由财富安排序列的社会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把这个成本降低到最低点。
呵呵，真是“贼不打三年自招”。那么多国内的徒子徒孙为自由主义百般辩护剖白的时候，人家一句话就全都给打发了。经济学家的话表明：现在的中国不过是在“由以权力安排社会序列向以财富安排序列的社会转型”。原来根本不是向一个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转型，而是向“以财富安排社会序列的社会转变”。怪不得一说到“穷人的权利”就有人暴跳如雷呢。
我不时的就会想起了那句古老的话，想起了就忍不住要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对于那些无望的挣扎在这个富人世界里的穷人们来说，“以权力安排社会序列”与“以财富安排社会序列”又有什么分别？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罢了，无论怎么变，他们也还是在最底层。换来换去，他们也都还是“历史之外”的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换了的不过是“朱门”上的名姓，他们的命运依然不会改变。名人的话：“中国历史向来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真不愧是懂中国人的人之一。即使如今换了民主、自由的旗号，奴隶们的命运依然不过是奴隶。
懂中国人的人还有一个：毛泽东。当然，在如今这个革命已被“告别”的时代里，毛泽东已经成为被妖魔化的对象。人们抛弃他的时候，他的许多话也被抛弃了。可是，如今再回头去看，原来他没说错：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也怪不得农民要上访，下岗工人要游行，原来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5
1999年夏天，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家在湖北的同学家闲逛。去时因为天太热，我们都只穿了短裤T恤，到回来时因为汽车上人太多太拥挤，所以出了一身汗；之当时京珠高速公路正在修建，路上一路灰尘。这样，身上就像和泥一样，脏兮兮的。到了武汉，刚好没钱，而银行却中午下班，只好坐在银行前面的台阶上等银行开门。我俩正坐在地上百无聊赖的吃水果的时候，一个保安走过来，对我们说：“喂，走远一点，不要坐在这儿！”我们问为什么，他手指着旁边的一家酒店说道：“我们这是高级宾馆。衣冠不整，恕不接待。”说完他又指着一个牌子让我们看，我们一看，还果不其然。当时我以为只有武汉这样的地方有这种规定，回去了当奇闻给朋友讲，朋友笑我太无知，说：“你去看看，如今的高级宾馆，哪一家门口没有这样的牌子？”
后来，我又在许多地方发现类似的牌子。不仅高级宾馆，甚至购物场所也一样规定。有一年夏天，我穿着拖鞋，要进一个商场的时候，就被保安挡了回来，理由也是“衣冠不整，恕不接待”。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上的故事了，如今再说起来，已经不算奇闻，看来现在流行的是“穷人与狗不得入内”。
是啊，这是一个“中产阶级时代”，人们喜欢看到的是大腹便便、西装革履的中产阶级的那半张脸，穷人被天然的遮蔽与拒绝。不仅高档场所，历史叙述也一样拒绝他们进入视野。他们的呻吟、挣扎都在历史之外，历史只会记住那些大人物，无名的小人物们的命运注定了只有被遗忘。人们宁愿把泪水洒在煽情电影和做秀报道面前，也不肯分给身边的穷人们一丁点，《泰坦尼克》式的无聊故事可以让只有半张脸的的人们悲痛欲绝，身边的穷人的苦痛与挣扎却换不回半点同情与帮助。
中学时，一位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刚上任的民国总统孙中山满心以为自己从此可以解救天下所有穷人了，在他去爬山时让秘书尽可能的多带了钱，可他从山脚下一直发到山顶，穷人们还是在源源不断的向他伸出手来要钱。老师问我，总统都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到吗？你有多少钱？确实，我没多少钱，甚至连自己的家人也无法帮助，更谈不上去做什么布施活动了。但是，我知道，我也无法让自己在他们面前背过脸去，也不可能“与富人站在一边”，更不会为“中产阶级时代”的到来欢欣鼓舞，因为那是别人的事，是“中产阶级”与正人君子们的事，与我无关。
我走在城市繁华的背后，走在暧昧的路灯灯光背后，和穷人们站在一边。
家园 中国的无奈 但愿明天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