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聊聊“煌上煌”(上） -- 忘情

说起南昌的餐饮业，虽然街头各种档次的饭馆林立，每到华灯初上时分饭馆门前车水马龙，饭馆内人头攒动，好一派热闹景象。但细细数来，南昌的餐饮业各地风味俱全，可是能叫得响的本土品牌却没几个。

说到饮食，南昌的煲汤、炒米粉、炒螺蛳、家乡豆腐、米粉蒸肉、篱篙炒腊肉、家乡肉等菜品虽然在本地有名，但却没有没有形成真正的品牌。这些菜品各家做来各有妙处，但却没有形成一家绝对正宗。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盘散沙，没有形成龙头，自然也就没法向外地大面积推广。

说到形成品牌，除了国营的“南昌啤酒”外(顺便强烈鄙视一下南昌啤酒的广告创意，充满了色情暗示，身为南昌人我对此感到脸红)，那就得数“煌上煌”的卤味了。若论起在餐饮业的影响力，“煌上煌”的发展势头迅猛，大有后来居上，全面压倒“南昌啤酒”之势。

“煌上煌”的总部就在站前西路和绳金塔街交叉的十字路口，隔着站前西路，和“灶王爷”大酒店正对面。

讲到绳金塔，那就得多说几句了。这绳金塔在旧社会一直是贫民窟，民国时期的南昌市“养济院“就设在这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里的状态一直没有大的改观。生活在这里的都是在社会底层打拼的穷苦人，甚至在八十年代之前，住在这里的人们多以做小生意，卖苦力，做小手工艺谋生，能拥有国营铁饭碗的那是凤毛麟角。

当年我爷爷、奶奶家就住在绳金塔。具体的位置就在现在的“煌上煌”总部和“灶王爷”大酒店之间的那个位置。有朋友说了，那不是条宽阔的站前西路吗？怎么你爷爷、奶奶家住在马路正中央？呵呵，时光倒退三、四十年，那时候的马路就是窄窄一条，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宽阔。现在的马路是文革期间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我们本地人都管他叫程麻子，关于他在本省的事迹有机会另文撰述)下令扩建的。扩建时少不得拆毁民房，咱爷爷家的房子就在当年的那次扩建中没能逃过一劫。说是房子，其实不过是几间破茅草屋，仅够遮风挡雨而已。那年头可不象现在，讲究什么拆迁补偿，还有什么钉子户。在那革命的年代，大伙儿都没有这种意识，就算是有，革委会一声令下，谁敢抗命？那不是自找麻烦？(闲聊时曾问及父亲、大伯、叔叔，当年拆房时房契可曾保留，答曰在档案袋中永久保存，人死帐不烂)

没了房子，当时的革委会也不给安排迁居，因此只好借居的邻居家中。当年绳金塔虽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可人们心眼儿特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纯朴。邻居家不仅大方地腾房子让我爷爷一家居住，而且这一住二十年从来没收过房租，两家人生活在一起就象一家人一样。这家人的位置在哪儿呢？呵呵，就是现在的“煌上煌”总部。

我现在仍然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爷爷奶奶家左边住的是一家篾匠，专门编些竹筐、竹篮，另外还整些钓鱼竿、竹篙之类的日常物件，这一家所处的位置就在现在“煌上煌”总部隔壁那家糕饼店。右边住的是一家两兄弟，当年开了家小小的杂货铺，经营一些针头线脑之类的杂货。这一家所处的位置就在现在“煌上煌”总部邻街拐角处。

讲到这家杂货铺，在1984年左右可是在南昌市名嘈一时。为什么呀？请本市上了点年纪的朋友回忆一下，在1984年左右，南昌市发生过一次轰动的经济案件，那就是“粉碎四大烟霸”。这香烟直至今天仍是国家专卖，九十年代初期有些地方还要凭烟票供应。但在80年代初期，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经济正在开始转轨，有些人思想活络，就利用批条，价格差大发其财。这种事情拿到现在来说好象觉得没什么，反正是市场行为嘛，但在那个物质紧缺的年代，这种行为那就是“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秩序”。于是市政府下大决心，一举粉碎了“四大烟霸”，除没收财产外，还判刑坐牢。很不幸，这“四大烟霸”中，有两位就是那开杂货匍的两兄弟。说起来这二位平日很低调，绝不似那些暴发户那样嚣张张扬，虽然暗里发了财，但和街坊邻居们处得都很好，平时他们做了什么，这些老邻居们居然无所察觉，直到这二位案发后上了报纸，登了照片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绳金塔这样的贫民窟里居然卧虎藏龙。

好了，扯得有点远，还是赶紧回来言归正传吧。

当年街坊们为“烟霸”惊诧不已的时候，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日后这绳金塔贫民窟里居然能诞生全省数一数二的食品连锁企业------“煌上煌”集团。

“煌上煌”集团的现任董事长，也是该集团的创始人徐姨也是咱们绳金塔的街坊。(我本人没和徐总打过交道，但父辈们都熟识，按辈份，咱得尊称一声“徐姨”，亦是为了行文方便，并没有攀龙附凤的意思在内)。

从现在的“灶王爷”大酒店往海关方向走四、五十米，就是“景峰大酒店”。这“景峰大酒店”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的绳金塔国营菜场。讲到国营菜场，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无法想象，那已经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之一了。

想当年徐姨在绳金塔国营菜场工作，具体地说是在猪肉档前操刀卖肉。

说到操刀卖肉，也许有朋友会不屑地说：“哦，那不就是屠户吗？”。咱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非常鄙视底层劳动人民的。前几年有位名牌大学的博士在西安操刀卖肉，不是引起了各种媒体的热议吗？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其实只要是凭自己的劳动挣钱，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违法违纪，不违反社会普遍道德规范，那都应该是堂堂正正，光光荣荣的。英雄不怕出身低，世上只有卑贱的人品，没有卑贱的工作。

国营菜场在计划经济年代可是红火得不得了。在那个物资供应极其紧张的年代里，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这猪肉档尤其红火。为啥呀？因为那时候每人每月计划供应半斤油，1斤猪肉。因为油水不够，人们总希望买肉时操刀手手下留情，这一刀下去多剁点肥肉回家好熬油，那炼剩下的猪油渣子用来炒菜，就是人们难得打的牙祭。所以国营菜场卖肉的求的人多，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吃得开”。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物质的逐渐丰富，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多元化，国营菜场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国营菜场纷纷倒闭，职工纷纷下岗。

下岗后的徐姨不等不靠，在菜场租了个摊位做起了老本行。

以前在国营菜场，有些事情不觉得，反正有单位在背后撑着呢。这一练摊单干，顿时就感到了竞争的激烈残酷。八十年代末期的农产品基本上已经放开了，群众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这生意就不大好做了。

徐姨虽然没念过几天书，讲不出多少经营理论，但长期处在社会底层打拼，使得她的脑子颇为活络。咱们这儿到了八十年代末期，生活节奏逐渐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徐姨发现人们逐渐地在改变饮食习惯。从前大家总是到菜场买原料自己回家加工，到后来逐渐倾向于买回一些半成品，甚至卤制品回家简单加工一下即可。在这方面尤其以一些物美价廉，深受基层民众喜爱，但加工却颇嫌麻烦的猪下水最为突出。

徐姨敏锐地抓住了商机，开始从外面弄一些经过粗加工的猪耳朵、口条、大肠、小肠来卖。果然，生意大有起色。

过了一段时间，徐姨发现这种做法生意虽然好了许多，但利润率太低，且在进货时往往不能得到保障。这时候，南昌市开始流行吃鸡爪子。鸡爪子这东西本来并没有什么吃头，而且特别难弄干净那外面的角质层，但如果卤得入味，却是社会底层人们用来下酒的好选择。徐姨以此为契机，开始尝试着自家做卤鸡爪出售。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徐姨的这次尝试大获成功。我后来仔细回想了一下，闲时走访了几位老街坊，得出的结论是，徐姨从一踏入烧卤行业起，就牢牢抓住了南昌人口味的特点。说到南昌人的口味，总结起来就是鲜、辣、咸、香、重这五个字。当年卤鸡爪刚刚流行的时候，其他的摊位仅仅停留在卤的阶段，徐姨就在这个辣字上做足了文章，结果自家产品一经推出，广受大众好评。

徐姨打铁趁热，马上开始扩大经营范围，从最初的卤鸡爪逐步扩大到肥肠、肚片、口条、猪耳朵、猪头肉、东坡肉，禽翅膀、鸭脖子、卤牛肉，最后发展到整只的卤鸡、卤鸭、烧鹅。

随着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光靠自家人忙乎就照应不过来了，徐姨开始雇小工，开始盘算着将摊位变成固定店面。

恰在此时，绳金塔地区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基本完成，长年居住在此的人人们纷纷住进了还建的楼房。精明的徐姨看准时机，将地处交叉路口的店面给盘了下来，这就是今天“煌上煌”总部的所在。

店面大了，雇佣的工人也就相应多了。这些工人不仅负责店面销售，还要在店面后面进行卤菜制作。从一开始起，徐姨在雇人方面就坚持一条原则：以雇佣下岗工人为主，在同等条件下下岗职工优先。这一条一直为街坊邻里所称道。用徐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忘本，自己也曾是下岗工人，知道下岗的艰难苦处，如今自己有了点能力，自然要帮落难的兄弟姐妹们一把。

话是不错，但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看，国家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对于企业雇佣下岗工人一直有优惠鼓励政策，具体地说在名目繁多的税费方面有相当程度的减免。所以，不能完全排除徐姨在拉下岗职工一把的同时，就一定没有现实利益方面的考虑。其实考虑这样是非常正常的，相比其他私营企业主，徐姨在各方面做得已经算是够好的啦。

店面是起来了，可招牌怎么取呢？有朋友说了，不就是“煌上煌”吗？其实这是九十年代末期改的名字，最初，徐姨这家店面的大号叫“皇上皇”。听着有些俗气是吧？没办法，一来创业者都是一些苦出身，文化程度并不高，二来当年正是宫廷戏充斥银屏的年代，打开电视，甭管换到哪个频道，都能看见高高在上的皇帝，都能听到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所以在那个年代开张的“皇上皇”，就起了这么一个俗名。

徐姨开店的时候，南昌市的烧卤业开始进入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烤卤店在南昌市的街头巷尾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就在“皇上皇”开张没多久，在它对面就开了家“太上皇”卤菜店，门对门，中间隔着绳金塔街。“皇上皇”、“太上皇”、“灶王爷”同在绳金塔社区十字街口的繁华地带，三家的位置正好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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