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民造就了白求恩——河里在讨论白求恩，兄弟转几篇有关的东东 -- 双石

　　转者按：该文作者游黎清大姐的父亲是游胜华将军，当年白求恩大夫的重要助手。

　　妈妈找白求恩打架

　　作者: 游黎清 \

　　妈妈说白求恩的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工作上要求很严格，平常谁要是做错了什么事，他总像个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人们挨了白求恩的训甚至挨了打，当时都觉得很委屈，可是过后想想自己做错了受点惩罚也是应该的。就像孩子做错事挨了家长的打骂，过后想想是为我好，也就从心里原谅了，哭一鼻子也就算了，谁让你做错了呢。白求恩有时过后也后悔，常常事后找到事主道歉，甚至拿着缴获的罐头、糖果去看望人家做自我批评，赔礼。但他也碰到意外的，就是我妈妈，不依不饶的主。

　　妈妈找白求恩打架

　　妈妈刚参加八路军是在保定满城的山里，那里驻守的八路军部队多是本地人，是由当地的自发的抗日民团改编的，比较排外，妈妈的山西口音总是遭到一些人的嘲笑，加上妈妈是个小知识分子，和部队里的大老粗也有点不融洽，所以，妈妈说在最初的几天里过的并不舒心。好在“来了一个正规护校毕业的护士”的消息很快就上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上面立刻就将妈妈调到卫生部，担任了手术室护士长，以后又改任后方医院的休养连连长兼医院的医生，跟在白求恩的身边工作。来到卫生部，妈妈说这儿的人都特别好，红军很多，待人和气，把她当自己人看待，有什么不懂的或说错话没人笑话，所以很开心。因为妈妈来山里没有带什么衣服，参军后只有一套军服，卫生部特别批给妈妈一丈多白布，妈妈自己动手做了一身内衣，把穿来的旗袍撕了做了裤衩。因为正值夏天，老得换洗，没办法只好在河里洗澡的时候，先洗干净衣服把它们晒在河边的大石头上，什么时候衣服晒干了，人再从水里出来。

　　休养连不但管着护士、看护员还要管伤病员，说是护士、看护员，其实都是些孩子，小的十一、二岁，大的十五、六。都是农村的苦孩子，因为年纪小不让他们上战场，留在后方分配做了看护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护理伤员，主要是生活护理，给伤员洗洗涮涮，喂饭，接屎端尿，给护士打下手。还要值夜班，工作量是很大的。

　　那时候供给很困难，被服不够用，小战士们每两个人一床被子，冬天只有一身棉衣，没有内衣，夏天一身单衣。大一点的孩子有条裤衩穿，小点的光着腚钻被窝。这些孩子白天太累了，晚上短不了有个尿炕的，有一个人尿炕则水淹七军。我听原来北京军区军医学校的老校长牛进德告诉我说：“你可不知道，当年我们和你妈就挤在一条大炕上睡，七八个人，我们两个人一个被窝，你妈一人一被窝。你妈找了个长棍子，半夜里一个个地把我们捅起来撒尿，一天不捅就有发大水的。你妈也就睡个囫囵觉，给我们盖被，叫我们起来值班，事儿多啦。”

　　后来我才理解，曾和妈妈挤一条炕的崔静宜，解放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为什么在我妈妈逝世的当天去看妈妈，但他晚了一步，妈妈在凌晨走的，他只看到了一张空床，当时他还不明白 问收拾床的护士，病人呢？走了！走了？走哪去？转哪科了？今天凌晨去世了！崔静宜一时楞了，然后不管不顾的手里还提着水果，站在走廊里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嘴里还念念叨叨，来晚了，来晚了！这是后来崔静宜的女儿崔立军告诉我的，她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就连她母亲去世时她父亲也没这样哭过，听着真是撕心裂肺，很长时间他父亲都在自责没能见妈妈最后一面。

　　和妈妈一条大炕的小鬼解放后都当了不小的干部，前面说得牛进德1961年晋升为上校军衔,离休后按付军待遇。崔静宜离休前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黄静是中医研究院的干部，司有才是保定第一医院的院长。有一次大家聚会，叶青山，爸爸，都在，一进门，妈妈就开玩笑的说，指着大家，你看看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看看七级的（指叶青山），八级的（指爸爸），十一级的（指牛），嗨，就剩我一个老母鸡，下了一群小鸡！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从这儿就说到了黄静。事情是由黄静引起的。黄静原名黄云，河北保定曲阳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当时十一二岁，分到医院当看护员。解放后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干部。

　　提起黄静挨打的事，得从我们认识黄静说起。

　　那是1967年冬天，我家突然来了不速之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家子，一对夫妇带了五个孩子。这就是黄静一家，刚从青海回到北京没几天。黄静四十岁左右，小个子，黑黑的，很精干。原来黄静在北京工作，此人好抗上，爱说怪话发牢骚，不知黄静说了什么不着调的话，两口子都因反革命罪给关进了监狱，据说他的案子是罗瑞卿批的。如今罗瑞卿被打倒了，他就给放了出来，但还没有全平反。老婆在监狱里疯了，傻呆呆的，只知道吃，不让她停嘴她可以一直吃下去。孩子们靠存款生活，很艰苦，为了省钱在垃圾堆里拣白菜疙瘩吃。我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听黄静讲述这几年的遭遇，心情很沉重，妈妈早就泪流满面了。因为他们没有北京户口，妈妈拿出平时节省下的一些粮票和布票，同时塞给黄静400百块钱，连带我们的一些衣服和锅碗瓢盆给了黄静，重新给他支起了一个家。

　　以后，黄静是我家的常客。

　　有一次，黄静对我妈妈说:"也就是孟大姐这么护着我，打小就护着我。”

　　妈妈说：“你从小就调皮捣蛋，没想到你能调皮捣蛋到监狱里去，还不接受教训！”

　　黄静说：“就是啊，还记得不记得，我要不是太倔，还挨不了白求恩的打哪！”转过来对我们说：“你妈可厉害了，护犊子，为了我还找白求恩打过架！”什么？妈妈居然敢找白求恩打架！太不可思议了。

　　黄静歪过头，笑着指着自己的脑袋说：“那，看，就这，白求恩给我打了个大包。”

　　“你怎么不说为什么打你呀，还好意思说！”妈妈说。

　　“咳，那时我不是小嘛！”

　　“别说了，少给我招事，我家刚消停。”说完，妈妈去拾掇东西了。

　　“刚消停”是因为爸爸妈妈春天时还在挨斗，被戴高帽游街，家还被抄了。那会儿宣传英雄人物都是高大全，而且正是背诵老三篇最热的时候。说白求恩打人不就是说白求恩坏话嘛，那谁敢说。

　　可尽管这样，终究阻挡不了我们的好奇。我们围住了黄静，妈妈不在快讲，讲啊！我们又不会出去说。

　　黄静是个大讪，开了话头就没完，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我值夜班，因为那会儿才十二岁（农村说虚岁），贪玩，白天不知道睡觉。晚上给伤员倒完尿盆，看看没什么事儿了，就蹲在角落里想歇会儿，没想到一会儿就睡着了。白求恩有半夜查房的习惯，我只觉屁股挨了一脚，挺疼立刻醒了，一个卜楞站起来，就见白求恩正厉声的斥责我，翻译说，说了多少次，值班睡觉是失职。

　　我不管那个跳起来梗着脖子直冲着白求恩：“活都干完了，我就睡了一小会儿，干嘛踢我！”

　　白求恩冲我叫着：“一分钟，不行！”翻译说：“你还有理了？”气得白求恩顺手抄了一根伤员用的棍子，朝着我“梆梆”就是两下，亏我躲得及，一下落在肩上一下落在头上，我捂着脑袋哧溜就跑了，想再打我打不着。 一边跑我一边喊，你打死我吧！这下可把白求恩气坏了，他叫喊什么我也听不懂，又拿着棍子比划着，看架势还想揍我，我哪敢回去，翻译郎林拦下白求恩，冲我喊，跑什么，回来，你还值班呢，伤员随时会有情况！给我好好在这呆着！一会儿白求恩看了伤员走了，我也老实了。脑袋上起一大包，肩膀也肿起一条檩子，我那会儿皮实，倔！

　　那你没哭？

　　没哭，皮实，调皮捣蛋有名的，打就打了。

　　后来呢？

　　第二天你妈知道了，我脑袋上的包还没下去呢，你妈不干了，说哪能把咱们孩子打成这样，找他去！

　　见了白求恩，你妈和他一通说，都是英语，我不懂，先头两人都挺横，一会儿白求恩的口气软了，后来你妈让我给白求恩道歉，我不干，我说，那我不草鸡了，他打我，怎么不给我道歉！你妈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你值班睡觉就是犯了错误，他打你不对，首先是你不对，你是看护员，又不是村里的混小子，做事要负责任！这我才向白求恩道歉说我错了，白求恩看我认错了，还伸手摸了模我的头，问我还疼不疼，跟我说对不起。

　　后来我问你妈都跟白求恩说什么了，

　　你妈告诉我的，你妈说，他还是个孩子，再有错也不能这么打他，白求恩说，他不知错，就该惩罚！又问他，你在加拿大打不打人，他说不随便打，随便打人是要吃官司的。那为什么在中国打人，我们就那么好欺负吗，日本鬼子欺负我们，你怎么也欺负我们。说得白求恩很尴尬，你得道歉！白求恩说，这孩子到现在也没认错，我不能道歉。这就是你妈妈让我道歉的原由。

　　后来我们问妈妈，你找白求恩打架没想什么后果吗？妈妈说，有什么后果？大家都一样，有什么意见就说，吵个天翻地覆也没关系，谁也不记仇。

　　引者注：这是白求恩大夫去世前最后一个生日——1939年3月4日，写给加拿大共产党的信，信中介绍了自己在八路军中的生活，也解释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和策略。从信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白求恩大夫为自己是八路军中“最老的战士”而骄傲和自豪！同时也可以看到白求恩大夫对“重庆政府”的清醒认识。兄弟很纳闷儿，那么多想按自己的需求和意识形态来解读、来重新包装白求恩大夫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听听白大夫自己的意见呢？那些总是遮遮掩掩想用“抗日军队”来替换“八路军”以乞“国际上认可”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先问问白大夫自己的感受呢？白求恩是一个共产党员，白求恩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卫生顾问，白求恩为自己是八路军在抗日前线“最老的战士”而自豪，这难道不是“国际上”久已为人熟知的事实？这还要怎么个“接轨”，才能算是被“认可”了呢？在八路军中“非常快乐，非常充实”的白大夫，难道不正是在以这样的“快乐”和“充实”，向世人昭示着“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之间不同的生命质量与意义？

亲爱的蒂姆和同志们：

　　我现在试图使用美国外交邮袋，通过驻北京美联社的帮助，在你我之间建立一条邮路。日本人对出入的邮件、书籍和期刊都要进行检查，所以这很有必要。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成功。如果你们收到信，就给北京燕京大学的M·林德赛（M·Lindsay）教授发个电报，说“信收到”即可（不要署名）。你们也可以试着给我发一封信，上面写他的地址，收信人的名字写“尊敬的H·N·伯利恒阁下”。当然，必须非常小心，而且要用密码。如果我们能建起这条邮路，会很有价值。自来到中国，我每个月都定期给你们寄信，汇报我的工作——迄今已有20多封了。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收到，因为我从没有收到过你们的信件或其他消息。我到是收到利廉的三封信。我收到援华委员会三封信——都是哈斯科尔写的，没有一封其他成员的信。我还收到一封温哥华的A·M的来信。我收到的信就这些。来自援华委员会的信寄出日期分别是1938年8月23日和9月20日。他们到达的时间是1939年1月14日。能到我手中的部分邮件（大约十分之—）是从延安邮来的。信件从香港到延安要很长的路，从延安到河北西部的八路军司令部路更长（原文如此——译者注），需要—个月的时间。然后，再过大约—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我们在北京以南150英里、天津以西50英里处。如果我们能够建起—条通过北京的邮路，那么我们的信就可以在两个月内走个来回。传教士中的一些同情者会把这些信件带出北京，他们的传教区分布在日军控制的城市里，这些人经常去北京。

　　首先，我要跟你们谈谈我的工作，但我认为你们至少能收到我几封相当详细的月度工作报告。从新年开始，我们忙于组织和教育工作。这要求我们进到军区的6个分区，每一个军分区都有一个以上的医院。需要做大量的重新组建工作。单是上个月我们就行军1198里（400英里），从河北西部的山区进到河北中部的平原。在山区呆了一年之后，再次回到平原上真是令人欣喜。山区景色非常好，但是行军非常艰辛——我们常常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小溪，走在崎呕不平的羊肠小道上，然后翻过几千英尺高的山梁，进入另一个山谷，如此这般。尽管我们有马，但多数时间还是步行，步行更快一些。我们的脚非常辛苦，因为我们只穿着布鞋。布鞋只能撑几天——经常不到一周。我们每天平均行军75里（25英里）。我有一匹从日军那里俘获的良种棕色母马，此外还有好多日军的战利品——外套、帽子等。经过一周行军，我们身上都脏得不行，满身虱子和跳蚤。我们睡在老乡家的炕上，炕用土砖炉子烧热。我们的医院也仅仅是一些用土砖和石头盖的很不干净的民房。房子非常冷，缺水，窗户都是纸糊的——纸大多破了，地面是用土压的。

　　村子沿着河谷小溪散居各处，随处可见从山上开垦出来的—缺块土地。（你们有没有收到我去年过了10月份写的一篇题目叫《职员大会》的文章？？）我在这儿说说农村和村居生活吧。每个村有20到200户人家，都极为贫因。伤员（现在超过2000名）散居在村子里，每个村有50到200人不等。他们同老百姓住在一起，所以相当拥挤。我们到一个这样的“医院”检查，鼓励伤病员，重新组织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包括19到22名“医生”，他们中没有一人受过大学教育或者在现代化医院工作过，也没有进过医学院；护士都是些14到18岁的男孩，仅仅是些农民。）想象一下他们的平均水平吧！想象一下他们关于卫生、解剖、生理、内科和外科的知识吧！然而，这是我们仅有的可塑之才，而且我们必须利用好。他们非常渴望学习，渴望提高，经常为他们的工作做自我批评。所以，尽管我经常被他们的无能、无知、无序、无心搞得非常恼火，但是他们的朴实、好学和纯真的同志情谊和无私精神，常常使我的怒火最终消于无形。

　　1939年2月，华北共产党会议在河北西部召开之后，我们穿过紧挨定县北部的平汉铁路来到此地。日军驻守铁路的两个炮楼之间的距离不到一英里，我们在这个空隙中穿行而过。铁路附近村子里的狗都被老百姓弄走了，好让我们在夜间通过的时候不出动静。过了铁路我们又走了三天（确切地说是三夜）才到此地。这里完全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任何一个方向离敌人都不超过15英里远。为了阻挡他们的摩托车、装甲车和坦克的前进．所有的道路都挖开了。日军经常炮轰他们认为有军队的村子。他们最大的炮有105毫米口径，射程大约是10华里。他们还有许多较小的野战炮，也有飞机。我们当然什么也没有。我们师大约有1.5万人，分散在多个村子里。河北中部有1万多个村庄。日军控制着大城镇和城市，我们控制着农村和小村庄。

　　这是个巨大的产棉地区。天津附近以西，75%的庄稼都是棉花.而根据我们的政府法规仅仅允许5%的土地种棉花，其余的必领种粮食作物。某些在北京的外籍权威观察家指出，日本人在华北的土地上已经得不到什么利益，只有开矿了。敌人非常希望媾和。我们期望持久作战。我认为重庆政府不敢求和，尽管有一两个人可能想这样做。人民——老百姓想的是把日军赶出中国，在此之前反对—切求和。他们的愤怒和决心与日俱增。

　　日本人的军事思维非常愚蠢。他们烧掉老百姓的房子，杀害他们，然后希望老百姓会跟他们合作[原文如此！——原注]建立一个新中国！两个民族和平友好！（就像小红帽对大灰狼说的：“姥姥，你的牙齿怎么这么大呀！”）

　　假如重庆政府的资产阶级曾经试图带来和平——我认为完全不可能，那么，阶级斗争（现在被压抑着）将会激烈爆发！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者如此坚持的一种“临时集团”。正如我在这里看到的，尽管有一些前省级官员（现在回来了）搞破坏，但统一战线维持得相当好。这完全取决于共产党英明的灵活政策。我必须说的是，中国共产党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国家共产党。当然，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有着20年斗争实践的强大优势，囊括了一大批非常聪明而有经验的同志，他们的理论知识水平很高。此外，他们还从俄国同志那里得到建议和帮助。人们非常不赞成左倾主义。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左倾是由于没有经验。他们非常强调教育群众，取得地方自治政府和群众组织的重要性。当地政府中的贪污和“压榨”已经完全消失了。八路军及其政工人员每到一地，就指导当地政府怎样建立民主自治，恢复政府的秩序和诚信。八路军中的政工人员仅仅充当建议者和监察者。当然，为使这项工作切实有效，我们的人必须确实控制着群众组织中的主要成份——工农联盟和妇救会等。

　　战争持续越久，我们党的力量就越强大。党的成长是飞跃式的。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害怕它！国民党陷于矛盾之中。如果他们放弃—个地区（例如1937年他们放弃了河北省中部），八路军和共产党就会开进这个危险地带。他们与所有留下来的政府官员建立起统—战线的地方政府——但不是苏维埃政权。这当然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然而他们也想赢得战争，所以必须容忍八路军的这些努力。他们发现，八路军在老百姓中间能够而且已经激发起了强烈的抗日意识，这比他们过去做得好。有些时候，旧官僚（比如前河北省长鹿仲麟）返回试图恢复他们的统治。但是，老百姓已经尝到了自治政府的甜头，不想再回到老路上去了。鹿省长是由国民党任命的，1937年在日军进攻的时候，他逃到南部去，放弃了这—地区。现在他想回来，而且确实回来过—次。他曾经请求把河北中部地区合并到河北南部的地盘上，但是现在河北中部以北是新建的统—战线下的晋察冀边区的一部分。国民党非常清楚，鹿仲麟决不会坚守这一地区抗日，而八路军能做到，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我敢打赌，国民党并不愿意这么做！不要认为国民党已经放弃了对共产党的痛恨和恐惧！它不过是陷入了由对抗性的期望所产生的一种矛盾之中。但是，当前对日本人的痛恨和恐惧是首要的。

　　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共产党的任务也是不同的。甚至在—个较短距离之内也有不同，——河北西部和山西东部以及河北中部都各有不同。在山西，省长阎锡山独掌政治权利达20余年，他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封建政权形式。那个省，由于远处内地，还不曾在任何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河北省则是半殖民地。尽管在山西不存在民主政府，而且官员都是省长任命的，但总的来说政府还是相对诚实，有一定的工作效率。老百姓服从官员，缺乏管理自己事务的经验。此外，省长和山西军队不曾完全放弃这个省，他们只是从北部撤到南部。许多小官员在五台山等地拥有自己的地产。这些人后来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结成了统—战线。但是，老百姓在阎锡山的半封建统治下习惯了，对地方自治政府漠不关心，反而满足于旧政府相对温和的半专制统治，这种历史原因使共产党不太容易在老百姓中开展工作。但是，河北中西部却不同。首先，多年来军阀和政客们在此你争我夺，轮流敲诈和苛待老百姓。人们已经习惯了政府更替——继承者只是在不诚实的程度和滥用权力上有所不同。所以，老百姓期望建立一个诚实的政府。他们借此机会跃进到了地方自治政府，具有很高的改革意识。此外，这里离海岸（天津）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早就成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与商业帝国主义一起到来的还有基督教，传教士传播的基督教具有一种模糊的民主精神。最后，前省长和绝大部分官员逃跑了，统治机器空空如也，这使得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任务更容易完成。于是，老百性更容易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在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的八路军政工人员马上开始利用这些因素：⒈前国家机器的空缺。⒉老百姓较高的文化水平。⒊老百没较高的政治意识。⒋对前专制政府的普遍不满。

　　看到抗日情绪的高涨，另人特别高兴。随着日军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和城镇，民族情绪大为高涨。在此之前，日军仅仅掌握了几个像北京、天津和其他几个真正的大城市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认识到他们的危险。敌人离得太远了。“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当敌人通过烧毁“他们”的房屋，杀死“他们”的亲人，偷走“他们“的财物等方式真正闯进他们的生活时，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整个农村的抗日情绪都被唤醒了。兵源增长了，群众组织工作容易了。

　　八路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在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几乎全部都由农民和工人组成，是他们的军队，同人民永不分离。政工人员使用战士的语言随军工作，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农民和工人出身．其余的是一些学生。他们用工人们能听明白的语言讲话。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他们为农民和工人展示了一种新生活的憧憬。不久，一种决心誓死抗日的精神出现了。农民们参加战士所有的会议，学习他们的标语，唱他们的歌。他们模仿军队的卫生措施。村子变得整齐了，人也整洁了。他们还学习基本军事原则。他们的自卫团是由老式的燧石发火枪和生锈的大刀装备起来的，他们操练的队形也不太整齐。他们给部队送粮食、水果和鞋子，为他们洗衣服，抬伤员，运送物资。假如让一个村民离开村子和田地，去运送伤员或者物资——经常要好几天，我是从没有听到他们有一句怨言。战士们占了他一半的房子，和他挤在一起，他一家人（经常多达6到8口）挤进一间房子，睡在一张炕上。村民还担任密探、情报员、向导和侦察员。如果你看到一位老乡穿着破破烂烂的旧蓝布大褂，戴一顶破草帽，但是肩膀上荷一条旧的燧石发火枪，带领一个团沿着陡峭狭窄的山间小道前进．那将是一副绝妙而又有趣的景象。

　　战争不会由显赫的军事领袖或职业军人赢得，而是由穿军装的和不穿军装的农民赢得(这是我所读到的对“人民战争”战略思想最精辟的诠释，也是对抗日战争基本特色的准确描述——引者注)。妇女们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我写信的村子——距敌军45里，就有一个由10个小伙子和4个姑娘组成的剧团。他们在前线为部队演出。妇救会的女同志也在为军队工作，她们做军鞋，缝补和洗涤军服。她们在影响自己的丈夫方面，起着重要的但却是隐蔽的作用。妇女们从几百年的封建宗法制度下觉醒过来，参加了地方政府。她们居然开始与男人同桌吃饭了！她们的身影不仅出现在地方政府中，甚至还出现在县和中央政府中。许多员优秀的女工和女学生来自城市。我多么希望我们加拿大的学生能向这里的女学生学习，把他们的“书本知识”和他们的“文化”用于工人争取新生活的斗争。这样，也只有这样．学生们才能证明他们的生命价值，使他们的书本知识受到尊重，才能利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必须服务他人。他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他人的缘故，也是为他们自己——通过服务他人，强化自己的人格，丰富自己的生活。

　　今天是我49岁的生日。我很骄傲我是前线最老的战士。我在床上躺了一天。从昨天下午7点开始，我做了整夜的手术，早上6点才上床睡觉。昨晚，我们为河津附近战场下来的40名重伤员做了19例手术。给所有伤员敷裹后，我们开始给那些亟需手术的伤员动手术。3例颅骨开裂的开颅手术，2例大腿截肢，2例小肠穿孔缝合，6例胳膊和腿严重骨折，其余是小手术。我们打败了敌人，他们留下了50具尸体。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惨败。我们缴获了40条步枪。我们损失了40人———条命换一条枪。这是我们获取武器的方式。

　　同志们，现在我得结束这封信了。除了盼望收到你们的信以外，我非常快乐，非常充实。你们坚持战斗，我们在这里也将如此。是同样性质的战斗，我们必定胜利。

　　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问候！

　　　　白求恩

　　　　　　　　　　　　　　　　　　　1939年3月4日

　　　　　　　　　　　　　　　　　　　于河津附近120师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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