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 -- 老兵帅客
家园 [原创]关于儒家的一些看法 儒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孔子，其发展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在野阶段，从孔子，孟子到董仲舒以前。
这个阶段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就是个人尽好本人的职责；以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表明政府应该以民众和国家的利益为核心，政府和国君的利益应该排在民众的利益之后，这是一种平等思想。至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兴灭国，继绝世”和现实政治与国家利益相矛盾，不过是孔子的个人理想，现实中难以行得通；而“举逸民”倒是一条获取人才，至少是减少反对者的好办法，后来的举孝廉、九品中正和开科取士都和它有关系。
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时期的各国都在忙于改革变法，富国强兵，以求争霸或者是图生存，儒家学说讲求安定复古，和现实要求对不上，因此被称为“迂阔不可用”也是有道理的。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执政行列。从西汉董仲舒天人三策到宋代的程朱理学。
西汉立国以后，以黄老思想来与民休息。儒家应用只是叔孙通的礼仪而已。黄老思想有些类似于现代“小政府、大社会”，但是过于超前，在那个时代很难把握“无为而治”中的治与不治的度，因此在恢复阶段是有效的，但是恢复以后则显得力不从心，这是汉武帝改变统治思想的现实需要和根源。在这个时候，董仲舒上天人三策，主张君权神授，君主代表上天统治天下，如果君主有过失，上天会以各种灾变来示警。这个说法恰好适应了汉武帝的现实需要，加上主张黄老的窦太后已死，无人可以制约他了，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是君权对相权的彻底优势。
从三王到武帝，一直都是君臣共治，以求得平衡，其结果是如果君主无能，臣子能干，局面也可以维持，所谓“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君权神授的影响下，君权彻底压倒了相权，君主成为大权独揽的绝对独裁者，内朝开始压倒外朝，非专业人士开始压倒专业人士，外行开始领导内行。
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如果是个明君，一切还好说，否则就麻烦了，因为没有平衡机制来约束他了。这个办法对君主个人素质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一旦君主不能够胜任，麻烦就会随之而来。
宣帝以后，皇帝无能，外戚专权就是这个问题的第一次体现，终于亡国。东汉光武帝没有明察这个问题，于是东汉一朝，外戚宦官轮流执政，政府官员和士大夫则两次遭到“党锢之祸”，以至于东汉亡国，三国时蜀汉刘备“痛恨于桓灵”，内外朝恢复平衡，诸葛亮因此得以治国。后来南北朝时南朝诸帝的不像样子，以至于最终为北朝所灭亡，原因概源于此。
君权彻底压倒相权的结果就是外朝权力衰微，三公九卿制为三省六部制所取代。六部的确有它的必要，但是三省则经历了从皇家奴仆到独立办事机构的演变，其结果到了唐代则又回到了君臣共治，因为现实需要这样的平衡。
宋代维持了君臣共治，因此政治上始终没有南朝和东汉的混乱。
元代政治不值一提。但是对后代的影响却很坏，因为它表明了强权对道理的彻底优势，以及读书人的“无用”。
明代的朱元璋个人权术有之，但是治国才能不佳（这里不讨论他的大杀功臣）。在他的手里，内朝又一次压倒了外朝，明代不置宰相，搞内阁制度，逐步演变为内阁首辅执政的制度，但是内阁首辅的权力远不能够和宰相相比（张居正是个例外，下场则不例外），而明朝的皇帝又经常是受教育程度不佳，出了一堆成仙爱好者、超级顽童、搜刮爱好者和木匠。国家政治就可想而知了。
清代秉习明代的做法，先有内阁，后有军机处，都是内朝的作派，好在皇子教育得当，一直没有出什么昏君，但是咸丰短寿，皇子幼弱，弊端立刻就出来了，慈禧执政，玩弄亲王于股上，终至于清亡。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天意示警。自然灾变是自然界的事情，和政治并没有很大的关系，硬往一起扯，只能够是弄出一堆互相内斗的借口和理由。另外就是得国与否与天命有关，儒学变成了神学，东汉光武帝甚至以图谶来宣扬自己得国的合法性。神圣的东西是不能够改变的，于是儒学也就开始走向了僵化。由于儒学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中国社会也就走向了僵化。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的第三个问题是儒士的地位和人的地位。君权神授和外朝衰微，决定了儒士只能够成为皇家奴仆，丧失了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成为皇帝意志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公孙弘就是这方面的第一人。董仲舒不明白这种现象是他造成的，还指责公孙弘“从谀”。
明初，朱元璋看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大为不满，命令修改，以表明皇权的至高无上。于是全国人民都成了皇家的奴仆。清代的文字狱加剧了这个问题，全国人民都不敢说话，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只好是“皇上圣明”，以至于大学士的处世哲学是“多磕头，少说话”。这样的国家只能够是走向衰落，不管是谁在领导它。
儒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程朱理学到民国。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彻底否定了人的价值，儒家否认了人的价值，它的存在也就走向了终结。另外，宋、明时期的心学、汉学、朴学越来越脱离实际，也表明了它逐渐走向了终结。
儒家强调的是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理由是暴秦二世而亡，不可效法。在我看来秦二世而亡的问题在于这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在统一天下以后没有及时调整策略，滥用民力，丧失了平衡所致。法律过严的确是它的不足，但是法律的严松是可以调整的，贬低法律的作用则是不可原谅的。自汉以后，中国的法律始终是处于德政（德政的基础是人治，也就是权力决定一切）以下，否则就被认为是暴政。以法治国是形成契约的基础，契约则是现代商业、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基础。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是完全不相容的，清末的洋务运动，治标不治本，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不解决问题，就是明显的例子。
我个人是很欣赏开始阶段的儒家的，那是个人修养的基础，但是后世的儒家则难以让人恭维。
本帖一共被 3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关于儒家导致“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的一些想法 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对这个现象一直比较困惑。一直不太明白在孟子大力提倡“民为贵，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情况下，这样的理念没有变成宪法。
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因为儒家太成功了，以至于法律所起到的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被儒家的伦理道德的规则所取代。特别是在上文所说的第2阶段以后，读书人不能不读儒家的著作，不能不理解那些思想。整个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一种统一的道德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本身的作用太小，很难被重视，要得到完善也难。
欧洲的宗教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是因为有一段相对黑暗的时期，宗教的政治力量相对减弱。如果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类似欧洲的那种宗教黑暗的时期，可能现在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如果能够谈谈新加坡、韩国这样的把儒家思想和法制很好融合就好了。
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伦理道德和法制缺一不可。现在的美国社会，宗教的力量对社会秩序的正常，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家园 可以考虑这样一句话 “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秦用法家，二世而亡，给后世留下了暴虐的名声。金世宗时，臣下建议罢科举，世宗问历史上是否有不用文学的统治者，回答是秦始皇，世宗说“岂可使我为秦始皇乎？”
有了这样的感觉，谁还敢用法家？
但是历史上的大政治家，多数都是儒法并用，借以成事，这是政治家和腐儒的根本区别。遗憾地是，中国历史上给政治家机会实在是不多。温相的那篇《汉武帝蹂躏宰相》很清楚地说明了中国政治家的地位和困境。
孟子的话，反映的只是儒士的理想，并不是现实，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是现实。
家园 同意 即便是启用董仲舒的西汉，也暗地里传之子孙：“汉家法度，本王霸间杂”，感觉，这个王当然是儒，霸呢，和申不害接近，还不是秦朝那种法呢。汉家待功臣薄，不是由此而来？谈何理想儒家社会呢。
- 复 同意
家园 一点商榷 记得史书上是这么说的，宣帝见太子（后来的元帝）好儒，说道“汉家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兼以霸、王道杂之”。说明直到宣帝时汉朝的思想是内用黄老以便与民休息，外示儒术作为招牌以便安定官僚队伍和读书人，以仁和（王道）和强硬（霸道）来进行平衡。
从这里看，王道并不等同于儒术，而是仁和之意。
另外，这里简单说一下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区别。
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也就是尽可能地不干涉社会事务，只要把大事管好，小的事情就随它去了。这个思想，很类似于现代的小政府、大社会，但是在当时的实施上有很多的问题，例如如何掌握大事、小事的度和如何控制和指导国家的发展方向，还有就是如何选择和培训这样的一支官僚队伍以管理国家。这些问题理论上不难解决，但是现实中则难以把握，因为它很多都只是定性，而没有定量，但是现实运作的很多事情都必须是定量的，因此运作起来比较难以控制。它作为统治阶层的指导思想是不错的，但是彻底地在管理机构中使用则有相当的难度。
儒家思想讲求的是循规蹈矩，什么事情都规定得明明白白，因此很容易量化。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僵化和没有活力，以及无条件服从。因为什么都以先代圣人的名义确定了也就不好改变了。因此用它来培训官僚队伍是不错的，但是用来指导国家的管理思想则是成问题的，任何思想，僵化而不知变通都会出问题。
这有点像是现代的西方政府和公务员队伍。现代的西方政府的高层都是政治人物，用自己的想法学说（诸子百家）来试着治理国家，效果好坏则由大选来决定。但是公务员队伍的选拔和晋升（儒家）则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们只是上层的想法学说的执行者，和上层的想法学说没有任何的关系。
汉代到宣帝为止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宣帝以后直到清亡反而不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国家逐步走向了僵化和衰落。核心问题就在于儒家先后控制了朝廷的各种机构，先是博士机构，后来则是皇帝皇子教育班子（太傅，少傅，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这样其它诸家思想根本就难于为皇家所了解，更谈不是使用了。
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只是个想法，并没有真的彻底执行，那是因为朝廷内部还有各家学说的代表在起平衡作用。但是到了后代，儒家益尊，百家衰微则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开科取士，如果士子不用当权者喜欢的儒家学派的学说则无望中选，僵化和保守愈演愈烈，终至于危害中国的发展。
- 复 一点商榷
家园 这更清楚 王霸之论，法先王论之甚详，这也是儒家的主张，因此管仲使齐桓称霸，孟子则欲求「王天下」之理想。
儒家思想有个「专有名词」来形容循规蹈矩，就是「礼」，但是诸儒各派对礼的看法都不一样，因此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楚。故应没有僵化与活化疑问，请参考以下对话：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儒家即为思想，就不能作为政策的背书，比方说成儒家控制朝廷，好像是篡夺权位，但实际上的贪官污吏，又岂是儒家思想。儒家讲「选贤与能」，但是昏君暴君老是「亲小人，远贤臣」，这应是统治者的政治问题，而非儒家思想有缺陷。博士本为鼓励文明，即通儒书五经之一即可，也就是低标准为识字、能阅读及书写等，就算换成通黄老之书，同样政策成行，因此这不是儒老有别，而是选材的方法。再说皇太教育，那是最差的示范，这从历代多少昏君、暴君辈出，不难了解教出什么样不学无术的皇帝。
至于独尊儒术是否为危及中国的发展，从汉武帝开始，就是很好的反证，汉人崇儒，所以对匈奴征伐因儒而失利吗?曹操与孔明都是熟悉儒经的治国者，曹魏及蜀汉因此而国弱民贫吗？北魏孝武帝汉化，尊重儒经，所以不小心就以儒横扫天下吗？唐朝明经进士，所以借由儒家的关系，唐朝居然有贞观及开元两大盛世？宋朝还有半部《论语》治天下，所以很不可思议以儒家思想，结束五代十国的纷争？至于明清也不算什么衰败朝代，几乎都是鼎盛一时的帝国，这也要怪儒家？
明明是贪官污吏所造成的政治腐败，却要怪罪儒家思想有错，当明朝士兵在边疆杀敌时，中央不但扣饷缺粮，还有监军要红包索贿，皇帝十年不上朝，地方河水泛滥成灾，这时的士兵不腐败也会没有战力。因此明末的士兵战力衰退到打不过闯贼流民，早已不复朱元璋时打败蒙古的骁勇，这就是腐败，如果还可以怪儒家的话。
- 复 一点商榷
家园 老帅应改名为一针见血，说什么都这么透彻 家园 可别这样 一针见血？不好，我是和平主义者，不喜欢见血。
还是叫我老兵好了。
当个老资格的小兵多好，躲开人踩人的世界，过着安安静静的日子。
自由自在，海阔天空。
我活来着。
家园 “儒法并用”说的有理。先出去一下，回头聊。谢各位好贴
家园 儒讲礼而以德，法重刑而辅政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法律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法家是儒家的分支。
家园 yes, 我也觉得法家就是出自儒家 不过是儒家走到一个极端上而已。
家园 是真的么？ 吴起、李锂、商鞅、申不害都是儒家弟子？
后世儒法合流还可以接受，这几位也成了儒家？
家园 “法律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对这个非常同意 思想是有这个思想，但是是不是没有具体化过？或者是努力想具体化，但是没有成功。从“礼”来看，应该是努力过。
还有一点不成熟的想法是：儒家的思想，哪怕是法律的思想，都是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基础，强调的是怎么样是好的。而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包括现代的法律，比较注重于惩罚，也就是以“人之初，性本恶”为根本。这点，从你的http://www.cchere.com/article/105;ID=130250似乎也能看出一些。
家园 补充几点意见 儒家只是一家之说，干政还说不上，至于君权与相权之争、或者国势盛衰，更不关儒家。
文景之治重用黄老，本来就不关儒家，汉武内修外攻，虽有独尊儒家之名，但是征伐匈奴与盐铁专卖等，与儒家的主张微乎其微。宋明以后理学讲究气节，但是汉奸叛国却层出不穷：宋朝镇压民变所主张的政策是招安，也就是以投降为荣，秦桧等维护和平的使者，还压倒过穷兵黩武的用兵；明官贪污腐败，官僚迭床架屋，东厂、西厂及内厂大盛其道，强调告密与出卖，所谓理学气节早已荡然无存。清朝更是落后的统治，把部落奴性的习惯登入大雅之堂，除了闭关锁国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整顿吏治，在上下交相贼之下，固步自封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也是西方文明能够领先二百年的主因。
对于儒家，到有些个人意见，这得从法家说起。
法家本是儒家的分支，著名的法家巨子，都来自儒门，比方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及李斯都是大儒荀子弟子，至于三国不管是有「披着儒家的法家」的孔明，或是「实行法家而内含儒家」的曹操，两者皆为儒法相济。两汉诉讼断案，多有「以经解法」或「以经代法」，这里的「经」指得就是儒家的经典，而非法律文献，审判生死及赏罚轻重居然独尊儒术，这对法家不能不为一种讽刺。比方《春秋》只是一本鲁史，但是小小的儒家作品，也能凌越法律之上，这对法纪规范是种挑战。
而且法家与刑家不同，法家主张「重赏重罚」（后来改成少赏重罚），商鞅变法的第一道命令不是杀人者死，而是徒木千金，重赏以恩惠，重罚则处惩，这才是双管齐下的治国良方。
法律并非单纯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否则罚重处严并不困难。孔明对诽谤处以流放之刑，时人以为重，可见原法应罪不至此，而孙皓却将同罪问斩，可说是执法论法又严过孔明。但孔明好歹还有公平之称，孙皓却是暴政苛刑，这就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制背后一定还有源由。再说曹操割发代首事件，大部分的人只着重曹操是不是作态或欺诈，但最简单的尊法与法治，却是直接的表面功夫。
因为儒家主旨本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赏罚有据，治国有方。至于明边缺粮扣饷，清吏贪官污吏横行，这都不是儒家的影响。回头看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儒的作用其实影响有限，相权对君权的影响，早在秦始皇时就没有举足抗衡的地位，丞相李斯、蔡泽皆听命于君，再说汉高祖时的丞相韩信、萧何等人，一直对刘邦马首是瞻，至于后来魏其侯与武安君的双相互斗，最后还是被汉武帝制裁，再说权臣霍光、王莽及曹操的掌权，这根儒家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宋兵不敌外敌，并非儒经读得太好，清兵入关得势，也非不重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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