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在北京一切可好？

日本人这种“被强者征服是光荣的”概念，放在中国人身上难以理解，可以设想我国如果设立一个欢庆鸦片战争英国军舰轰开中国国门的节日，会引起怎样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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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柏利轰开国门的结果是掠夺了朝鲜和台湾，并打败了中俄两个大国，获取了赢得工业化的丰厚战争红利。他们当然怀念柏利带来的好时光了。日本人真要是崇拜征服者，为什么不隆重庆祝8.15？广岛居民为什么不像当年提灯游行庆祝南京沦陷那样庆祝八一五？看待日本人，不能太简单，也别太复杂，都是一样的人。充其量他们像一帮亡命徒，比较狠点，比较不怕死点而已。碰上更狠的角色，比如大毛这样的，日本人会安分的。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因为是与平面媒体有约，所以谢绝转载，请原谅。

-- 萨苏 ]

第二部分 “义理最难堪” 第二节 报恩于万一 （1）

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伦理概念，“忠”、“孝”原是汉语。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 [萨评：孔子曾经解释过“仁”的概念 – “仁者爱人”，认为君主行仁政是他的责任。这也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状况，因为古代中国更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因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是否“仁”就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危了。这个观念被后世儒家发展为君主必须是道德典范，生生在大明朝逼疯了好几个道德上不那么理想的皇上。美国人对这几个倒霉的皇帝一定十分同情，因为换到美国社会，美国总统的个人品质如何，对美国是否发展得好并不重要。根据这个观念，如果君主不仁，则臣下选择仁君辅佐是可以原谅的。这一信条被后来许多造反者所扩展利用，以“不仁”的理由推翻君主，甚至干脆杀掉暴君。虽然，孔子实际上没有说过君主不仁就可以推翻和杀掉的说法。。。但是他也没说君主不仁也要效忠到底 – 我想这个问题上孔子也很矛盾，所以干脆不说话了。]英文相应的表达一般是 “慈善”、“博爱”，但它含义更广，几乎包揽了一切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父母必须有“仁”；统治者不“仁”就会遭受叛乱和起义。人们是否对皇帝尽 “忠”，其前提总是看这位皇帝是否行的是“仁”政。地方官员和其他领袖也都把“仁”放在第一位。它是整个中国伦理体系中，对人的品德和行为的最高判决标准。

　　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两个国家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与制度不容，即使在学术领域也不曾全盘接受过。”“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对中国的领袖，至少在表面上“仁”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在日本绝对是份外之事。[萨评：这是不正确的，日本官方并没有排斥“仁”的观念，实际上，日本历代天皇的名字，都带有“仁”字，比如现任天皇的名字是明仁，其父为裕仁，其子为悠仁。这都表明了日本天皇家族对这个观念的重视，只是日本社会并没有以这个标准约束天皇的理论而已。理由呢？日本人的观念是天皇本身就是完美的化身，“仁”如果是美德，那么天皇一定已经具有了，没有必要再提出要求。至于天皇也可能做出不仁的事情，那么怎么解释呢？也很好解释 – 你把天皇的行为看作不仁，肯定是你错了或者别有用心。。。]

　　“仁义”缺乏地位，这个词就逐渐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德川时代有许多杀人越货为生的单刀歹人[萨评：正规武士是佩带双刀的，样子很好看，只有无赖才会佩单刀]，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一个恶棍遭到追捕，如果请求另一个恶棍窝藏他，对方为害怕报复也确实伸出了援手，这就叫“行仁义”。到现代社会，仁义与违法行为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比如报纸上说：“下层劳工至今仍然在行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该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显然这里的“仁义”已经与中国仁义全不相干了。它单指强盗的荣誉。日本有些小工头与非熟练工人签定契约，从中牟利，如同美国码头上那些意大利人一样，这种做法也叫“行仁义”。到这个地步日本文化彻底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原本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萨评：其实，这更像中国古代“侠”的概念。只是两国文化中对同样概念使用不同汉字的区别而已。中国古代也强调“侠以武犯禁”，因此历代都加以沉重打击。日本的浪人，就以“侠”著称，不过，从对他们的记录来看，他们的道德，实在和金庸小说中的“侠”相去甚远。]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日本武士照片 -- 照片上这位叫陆奥宗光，后来当了日本外交部长

　　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能破除孝道的只有更高等级的义务，比如对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至尊所需要尽到的义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在故意破坏自己的幸福，在孝道的大义之下，当事人只有在所不惜。[萨评：日本的观念对“孝”远没有和“忠”同样的地位。相反，日本的老人一旦因为健康，年龄等原因离开对家庭的主导地位，子女对其的尊敬十分有限。相反，在中国，“孝”受到甚至高于“忠”的推崇。在封建社会，即便是父母已经死了，在守孝期间如果还去为皇帝工作也会惹出大麻烦。明朝张居正就因此发生了“夺情”案。忠于一个暴君虽然可以被接受，但不会被提倡，而在父母作了坏事的时候“包容礼让父母的行为”，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直到今天，如果孩子犯罪父母去告发，可以有“大义灭亲”的美名，而如果父母犯罪孩子去告发，即便父母对社会而言罪有应得，孩子的这种行为也很难为大众接受。]

　　日本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萨评：没有找到这个电影的出处。应该说这种儿子为母亲担负责任的情况在在中国古代更常见。在日本，这种事倒也是有的，不过，其间有着微妙的差别。中国的儿子这样做，是因为道德的要求，而日本的道德并不要求儿子对母亲有这样的义务。那么，在日本为何还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这个电影所说的教师在日本堪称“圣人”，而下面那个例子显示了一种更加世俗的理由，不过美国人没有理解，而把它简单地归之于“孝”，这不怪她，东方的东西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能分析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加入她还能分清中国和日本哲学的微妙区别，那就是神仙了。]

　　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就是那个小偷。但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是经常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但无论怎样，如果主人公把矛头指向母亲，那他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尊心。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萨评：这里，标示了日本不良家庭中一种典型的矛盾状态。日本的母子关系颇有些特别，由于日本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其实大多数日本母亲都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中地位远不如丈夫，也远不如儿子。在今天日本社会中，经济独立的儿子多半不和母亲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母亲也更像是保姆而不是家长。这方面相对于中国，日本对长辈的感情是比较淡薄的，正常的日本男人在家中多惟我独尊，“孝”到如此地步难以想象。说起来也许是长期处于家庭底层的原因，日本的婆婆对儿媳妇一向比较苛刻。上面这位婆婆对儿媳的欺压甚至逼儿子休妻如果还能用发婆婆威风解释，把婴儿索回再送进孤儿院，其含义就无法这样解释了。由于日本母亲全心放在丈夫儿子身上，一些性格软弱的日本男孩儿“恋母情节”就会特别严重。说起来日本学习了大量中国文化，“中庸”的概念却完全放弃了。日本的文化传统非死即荣之类极端的东西比较多。那么，“恋母情节”严重的结果就是日本社会乱伦案件中母子之间的占了很大比例，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毕竟是她儿子的骨肉。然而，如果换一下理解的方法，设想这个母亲和儿子还有另一种微妙的感情的话，一切的解释就顺理成章！这在日本是一个完全可以解释通的理由。这，和“孝”可就没有半点关系了。]

　　在美国，这些都被看作个人幸福遭到外来干涉的事件，但日本人不能把干涉看成“外来的”。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好像在说，你可以去追求好日子，但得先还清欠债。当然了，道德的这种不公平的重压也会产生反弹。询问亚洲人什么是最可恨的，缅甸人说是火灾、盗贼、官府、歹人；日本人说是地震、打雷和老家伙。

　　日本人不会对记忆以外的祖先尽孝道，三代以前的长辈，墓碑都无人过问。许多专著都提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对构思非现实形象没有兴趣[萨评：这能够比较好地解释日本传统上为何没有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 – 小泽征尔是不是艺术家？他当然是，但是如果他生在命治维新以前，世界上大概也就没有小泽征尔了。]。与中国人相比，日本的孝道印证了这一点：孝道义务仅限于生存者。

　　热爱自己的孩子，西方人的看法是处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认为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非常明确地说，回报祖先恩情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照顾加倍地转向下一代。帮助贫困的直系亲属后代也属于孝道范围，但不要求必须出自慈爱之心。比如某个家庭收养了丧偶的外甥女，那个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只能吃冷饭剩菜。家里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的任何决定，她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特殊情况下她也可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这样做可不出自“义务”。

　　日本因为等级制度，兄弟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但家中婆媳冲突可能是最剧烈的。到现代，日本的姑娘们公开谈论要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男子，因为他可以外出谋生，媳妇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萨评：这种现象只限于日本传统家庭，现在很多日本人已经很西方化了，这种生活于他们也不再典型。但是，传统的日本家庭还是不少的，即便在今天，嫁给这样家庭有继承权的男子，儿媳妇依然要吃不少苦头，遭受婆婆的挑剔和压迫。不过不要忘了，日本的文化中只有胜者和负者，强者和弱者，所以，作为弱者的媳妇，一旦丈夫继承了家业，就往往会反过来把婆婆打回保姆状。每当我看到日本人家庭中劳碌而在狭隘的小房间里栖身的白发母亲时，总是不禁产生同情，而看到被恶婆婆欺压的儿媳妇，也会产生同情 –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同情心太滥，她们不过是胜者为王罢了，已经这样过了上千年。]

　　在沉重的“义务”的重压下，日本偶尔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相当露骨的怨恨。不过，这种现象在与孝道接近但更高级的义务———对天皇尽忠———中就不存在了。日本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与人间的生活完全隔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孝道也就成了一种幻想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过去700年来天皇始终是国家的象征，孤立而神圣，对国家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有责任。政治家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过去人们强调对将军尽忠，尽管日本人是这样做了，但阴谋推翻乃至暗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名和将军与百姓靠得更近，人们容易看清他是谁，这时候产生的忠诚自然淡薄一些。而天皇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天皇的形象[萨评：更可怕的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天皇才首次被承认是一个“人”，这之前，天皇在日本始终是生物学的禁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虽然他的御医肯定知道天皇属于人类，但这个观点如果传播给老百姓，基本上他的命运就是被乱石砸死或一刀砍掉脑袋]。

她的样本选择只是在美国的一些日本战俘,不足以代表日本人.而她的研究目的又仅是为美军对日作战服务.

所以,把这本书作为研究日本文化的经典,有点不伦不类.

不知道国内这本书的出版者有没有强调一下这一点.

几年前我坛子里有几位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朋友讨论过这本书,链接如下,供参考:

先看这个

再看这个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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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苏 ]

第二部分 “义理最难堪” 第一节 负恩于历史和社会（3）

每个日本人都知道，过重的恩情是要惹出麻烦的，最近一本杂志的问答专栏就是个好例子。这是《东京精神分析杂志》里的专栏，有点儿像美国杂志上的“失恋信箱”。下面是一则问答，毫无弗洛伊德[萨评：读到这里我曾经感到一愣，因为当时弗洛伊德刚刚逝世四年，想不到他的影响已经如此强大，以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人都对这位犹太大夫的学说朗朗上口，要知道他的代表作《梦的解析》只印了六百册，却卖了八年，我曾下意识认为他也是一个生前不太得志的大师。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将无意识行为与心理活动联系了起来，因为对人的潜意识研究有着深湛的造诣而闻名。他认为，人格缺陷或者精神疾患，往往与人被压抑的欲望，或曾经遭受的伤害有关，其中，性欲在人类的欲望中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对权力的追求都发源于原始性欲的不满。有趣的是弗洛伊德曾经解析说男人喜欢打领带是因为领带代表了男性的性器官，那么，弗洛伊德自己每天必要抽掉一大盒雪茄的习惯，这一天到晚叼着雪茄又代表什么，就让人不由得一笑了。]的色彩，纯粹日本风格。

有位上了年纪的男性写信给专家，信的内容如下：

　　我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16年前老伴去世了，为了儿女顺利成长，我没有续弦。孩子

们也把我这一举动看成美德。如今孩子们一个个都结婚成家了。8年前儿子结婚时，我让出房子，退居到离家两三条街的另一所房子里。说来有点儿不好意思，3年以来，我同一个夜度娘，也就是一个酒吧妓女发生了关系[萨评：日语中称这种卖笑女子为“游女”，这种职业在今天的日本属于非法，因为日本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性服务，但法律禁止公开卖淫（对变态性行为倒不禁止，所以需要到国外买春的日本人至少性倾向正常的还多些），因此，一些日本人跑到国外“集体买春”也就不奇怪了。]。我听了她的身世，十分同情，就花了一小笔钱替她赎身，将她带回了家，教她礼仪，安顿在我家当佣人。那姑娘十分负责，而且很节俭。然而，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为此看不起我，把我当作外人。当然，我并不责怪他们，这是我的过错。

　　那姑娘的父母对此并不知道，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把女儿还给他们，说她应该回去结婚了。我同她的父母见了面，说清了情况，她父母虽然贫穷，却并不贪财。他们同意女儿留下来，却权当她已经死了。那姑娘也愿意守在我身边，直到我去世。但是，我比她大几十岁，犹如父女一般[萨评：这里体现了中国和日本的微妙区别，在中国，也不乏“老少配”的婚姻，但娶了年轻太太的老人绝对忌讳“如父女一样”这类说法，因为这隐含着讽刺二人的举止类似乱伦。而日本人则不怎么在乎。因为日本虽然大量吸收中国的儒家文化，伦理方面却没有接受中国严格的观念。至今，“乱伦”依然是日本黄色影像制品的一大重要分类，而这里的中文报纸也报道过通过国际婚姻介绍嫁到日本来的中国新娘因为丈夫与其母有暧昧关系而震惊的新闻。抗战时期，中国方面曾出了一本画册，介绍整个战争，第一页就是这样的照片，借此用日本伦理方面的松懈而指日本人是野蛮未开化民族。]因此我也曾想过把她送回家。我的儿女们则认为她看上我是为了我的财产。

　　我身患绝症，最多还能活一两年。我该怎么办？十分希望您能为我指教一二。最后我要说明一点：那姑娘虽然一度沦落风尘，但全是生活所迫。她个性单纯，她的父母也不是惟利是图的人。

　　医生接到这样一封信，认为老人把他对子女的恩情看得太重了。他回答说：

　　你的事情很常见……

　　在进入正题之前，请让我说明一下。你好像希望我按你的思路回答问题，这样不好，我很不愉快。当然，对你长期的独身生活我深表同情，可是你想利用这一点让子女感恩戴德，默许你不正当的行为，这是我不能同意的。你不是个狡猾的人，但却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离不开女人，那最好明确地跟子女说，你必须跟女人一起生活。你把长期独身作为筹码，强调子女们欠了深恩，他们自然对你反感。当然，是人就会有情欲，你也一样。但人应该战胜情欲。你的孩子希望你战胜情欲，保持理想的父亲形象。他们是自私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自私是因为他们结婚后情欲得到了满足，却拒绝父亲同样的要求。如果单纯从情欲出发你自然有道理。不过你的孩子们另有想法，无法完全接受你的计划。

　　你说那姑娘和她的父母都很善良，完全是一厢情愿。人的善恶是由环境决定的，不能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提出要求，就认为他们善良。做父母的会让女儿嫁给一个快死的人做老婆？太愚蠢了。他们这样打算一定是想得到一笔好处，你以为不是这样，完全就是幻想。

　　你的子女的想法不会与情欲有关，而是担心他们盘算你的财产。我认为事实就是如此。姑娘年轻，也许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念头，她的父母则一定有。

　　你现在有两条路，第一、做一个完人，与姑娘一刀两断。这也许很难，你的感情不会答应。第二、停止矫揉造作，不去做理想的父亲，但尽快立一份遗嘱，把给那姑娘的和给自己孩子们的份额都写清楚。

　　最后，你不要忘记你是行将就木的老头。我从你的笔迹上看得出，你开始变得孩子气了。你不再保持理性了。你说是把姑娘救出深渊，实际上恐怕是姑娘救你出深渊。你是打算让她代替母亲的位置，孩子没有母亲就不能生存，因此，我认为你应该选第二条路。

[萨评：这个医生并不是纸上谈兵，开始看到“完美的父亲”一说我曾经怀疑这是不是西方刊物上的所谓发生在日本的事情。但是看下去，医生提到关键在于财产，就很“日本”了。日本的观念中，对于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尤其是单身的人的这种关系并不是很看重，比如离了婚的日本前首相小泉就自嘲地说过：“我只要不搞上有夫之妇就没有问题了。”可见舆论对此的宽容。而日本的子女与继父继母因财产而发生的激烈冲突，在日本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这个对话中的老者，如果不是娶那个女子为妻，子女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但是一但看到他可能把这个女子变成将来争夺财产的一份子，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即便父子关系为此破裂，也要力争把这个女子赶出门去。这时候，日本的子女是不会顾及老人的感受的，因为他已经是过去时的人物了，对于“养育之恩”，日本不是看得很重。]

　　这封信把“恩”的一个侧面讲清楚了。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感受重恩，只能牺牲自己。这个做父亲的期望收回本息，但孩子们的感觉却是被人出卖。指望孩子们报恩，这个想法可能激起的反感，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了。

　　日本人看待恩情如同金钱的出借和归还。主动去报恩是很高的德行，而主动去要别人报恩则成为最受诟病的事情。美国人看待这种事情有另外的眼光。在美国人眼里，爱、仁慈、慷慨，这些东西无法衡量，也就无法在脑海中登记在册。它们是无条件的事物，越是不含定价，就越可贵。但日本人，无论施恩，受恩，还是最后报恩，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日本的老话就说过：“只有慷慨非凡的人，才能受人之恩。”[萨评：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不食嗟来之食的例子也体现着同样的意思 – 作为品行高洁的君子，我接受你的帮助，是因为我看得起你。不过，这种君子，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今天已经都不太多了。]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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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义理最难堪” 第一节 负恩于历史和社会（2）

上面这些伦理原则是否能顺利运转，得看每个人是否能把自己看作负有深恩之人，自觉履行义务而不抱怨[萨评：这恐怕是西方人看到的表面现象，因为东方的史书中充满了“臣世受国恩”一类的句子。实际上，这只是一句套话，表达对皇帝的忠诚，真正这个系统是否运转，是看每个人是否把自己看作一个对社会国家负责任的人。如果是，那就会“义无反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不是，那就会“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明朝的时候茹太素上书，朱元璋看了四分之三依然不知所云，于是把茹大人拉来痛打屁股，回去后才发现剩下的四分之一很有用，第二天又重赏茹大人。如果本尼迪克特知道这个关于套话的典故，也许就不会有此处的观点了。]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日本的等级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伴随着等级制，一切习惯被认真遵守，使日本人高度重视道德上的报恩。这些伦理如此深入人心，西方人无法想像。

　　对上级负恩，如果把上级看成是善人，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西方人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日本人这样做也多少有点儿困难。日语里有个词很有意思，那就是“爱”，相当于英语里的“LOVE”。上个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寻找日语中的同义词来翻译“LOVE”，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爱”。他们在把圣经翻译成日语的时候，用这个词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是，日语中的“爱”混合着两种意思，一个是“庇护”，一个是“亲热”。它最贴切最常用的语境就是表达上级对下级的“爱”。在现代日本，当人们要求文字高雅严谨的时候，“爱”就专用来表达上级对下级的感情。后来随着外国语言的入侵和官方努力打破等级界限，现在这个词好不容易开始用于同辈之间。[萨评：今天的日本，“爱”的含义已经与Love没什没什么区别，这说明日语是一种活着的语言，也有自己的发展。但是，“爱”只用于上对下的传统用法还留有一个尾巴。日语中“爱情”一词，指的不是男欢女爱，而是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因此，语言文字构造的氛围也使日本人乐于接受报恩的思想。但在日本，受人之恩不是个随随便便的事情。他们不喜欢背上人情债。长辈或者上级的恩还好说，同辈和陌生人的突然援手，反而让日本人觉得讨厌。按理，这些恩情应该回报，而陌生人和同辈之恩报起来十分麻烦。日本人大街上发生的事情一般不大理睬，不是因为缺乏主动和勇气，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除了警察，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别人背上恩情。明治维新之前，有一条著名的法律：“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萨评：这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事情，日本“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的法令，和中国传统“莫谈国事”“侠以武犯禁”一样，都是严格把平民限制在行政权力以外，来维护官府特权的做法，与负恩与否没什么关系。日本人生活中不愿意欠人好处倒是真的，因为他们的礼节繁琐，欠了人家好处再见面时需要反复提起，经常露骨地表示感谢，即便是日本人自己，也会觉得这是件令人厌烦的事情。所以，你送给日本人什么东西，他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回礼。比如你端一盘饺子给邻居，五分钟后她可能就带着一筒茶叶来看望了。同时，日本即便最好的朋友之间，彼此也不借钱，结果一个副作用就是放高利贷的在日本很有市场]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职责要求你前往帮助，你插手就惹人怀疑，是不是想从中捞点儿什么好处。你既然知道帮助会使对方感恩领情，最好别乘人之危，应该慎重对待。对于卷入“恩情”，日本人是十分小心的。哪怕是一支烟，如果两人过去没有交往，就会感到不舒服。这时，表达谢意的最礼貌的说法是“真过意不去”。有一个日本人向我解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了当地表示你感到为难，会好受一些。你从来没想到要为对方做什么，因此对受恩感到羞耻。”因此———“真过意不去”。

日语中有许多类似“THANK YOU”的词，仔细体会意思，就能发现受恩时的不安心情。比如现代都市大百货公司普遍采用的一个鞠躬“谢谢你”[萨评：商店用的欢迎日语“いらしゃいませ”并不全是谢谢的意思，更主要的意思是欢迎光临。不过，你要是离去的时候，肯定会听到“どうも有り難うございました”，那就是“感谢光顾”了 -- 不管你买不买东西]，听得耳朵全无反应。但应该了解这个词的本意是“这可太难得了”。日本人此时说这个算什么意思？他们在说，顾客上门购货，给商场带来了巨大而难得的恩惠。这是在恭维顾客的慷慨。[萨评：其实这是“菊与刀”矛盾的又一个体现。日本人以讲究含蓄著称，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也不在众人面前哭泣，但在表达情绪上又偏偏爱好夸张，比如日本电影中演员的表情普遍超出必要，对顾客无论买不买东西都满口感激之词，和人说话动不动就鞠躬。其实这一对矛盾能够在日本人身上统一并不难理解，因为日本人的讲究含蓄，本质上是强调“控制”二字，即自己的表情，情绪应该总是能在控制范围之内。演员的表情夸张，表达感谢的情绪激烈，但都是在演员和店员的控制之下表达出来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并非真情流露），依然在可控范围之内，所以符合日本人的观念。]

　　那些小店的店主经常挂在嘴上又是另一个词：“这怎么得了。”如果英文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谢意，会非常古怪，它的意思就是：“以我这种小本生意无法偿还您的恩情，感到非常遗憾。”[萨评：千万不要把这种口头的感激当回事，日本人的性格中对这种惠而不费的东西很大方的，如果你提出请这位店主借您几千块钱，那他刚刚表达的“无法偿还的恩情”转眼就没影儿了。个人的看法，日本人的民族性其实有一点斤斤计较。古代日本是个贫瘠的国家，也不习惯通过实物表达感谢，不要说郭靖那种解衣赠马，就是中国古代常见大排筵宴的做法，也没有几个日本人承受得起。于是这种心理暗示之下，种种华丽的感激之词，看了充满美感却不能吃了带走的餐具，极尽高雅却连茶叶都看不到的茶道，在日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在中国，我们管这种做法叫做“不管饭送出二里地”]还有在大街上，如果风吹走了你的帽子，一个陌生人帮你捡了回来，你最好说一句“这怎么得了”才是恰当的礼节。因为你们可能从此不再相见，无法报答，因此深感遗憾和愧疚。

　　一个语气更重的谢意表达就是“诚惶诚恐”，它的汉语假名里有一个中文的“辱”字。意思是你受了别人的大恩，但你等级低下，本来不配接受，从而感到羞愧和耻辱。[萨评：这类词现在只用于书面语了，作为中国人，看日文常常可以望文生义，因为毕竟都是汉字。然而，第一次和日本的供货商打交道，他们发来的信函还是让我晕头转向，“诚”也就罢了，满篇的“畏”，“恐缩”，“辱”等等写得骈四骊六，让我读得胆战心惊，想我的前任不会是个恶霸吧？让人家写封信都这样畏首畏尾的。后来，才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不过是表示对客户的尊重而已]这个词里包含着的“耻辱”，意义非同小可，是下一章要重点讲的。日本的老派店员在向顾客道谢的时候，喜欢使用“诚惶诚恐”。顾客如果要求赊账，也是这个词。明治以前的小说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尤其一个身份低的小姑娘被领主选成侍妾，一定得说“诚惶诚恐”，表示“蒙受如此大恩，简直就没脸面见人了”。[萨评：要是现代某位野蛮女友看见，只怕会大叫 -- 这。。。什么逻辑阿！]

　　上述语言分析基本把“恩”的力量说明白了。这些例子，也许比理性的概括和总结更加有效果。日本人受恩时的矛盾情绪远远多于西方人。在公开的社会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常常推动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也正因为这样，被动地欠人恩情常常使人心生反感。对于这种反感，日本著名的作家夏目漱石在名作《哥儿》中作了生动的描绘。

　　主人公哥儿碰到一个新朋友，给他起了个绰号“豪猪”。豪猪请他喝了一杯冰水，破费一钱五厘。后来主人公受人挑唆，打算与豪猪决裂。此时他马上想到了那杯冰水。

　　虽然只是一杯冰水，一钱五厘的价格，但接受这种骗子的恩情，实在有损我的面子。接受对方的恩惠而默不作声，就表明我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我喝的那杯冰水，哪里需要他付钱，但他却硬要抢着付，弄得我心里总感到愧疚，这种羞耻感可不是金钱。我虽然无权无势，却有独立人格，要我低头去接受别人的恩情，那得值100万的价钱！

　　我让豪猪破费了一钱五厘，但我回报了他一百万。这就是我的感觉。

　　第二天，他把一钱五厘丢在豪猪的桌子上。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就无法继续处理两人之间的问题。

[萨评：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1867-1916，日本的小说家，翻译家，也是评论家，有日本第一才子之称，相貌似鲁迅，文风似沈从文，代表作为《我们是猫》，《伦敦塔》等，夏目曾经留学英国，是日本当时的英文名家，所以他的作品不但带有日本传统的风格，写法也易为英文世界所接受。有趣的是夏目的文风虽然潇洒，自己的一生却并不潇洒，他是家中幼子，因为是高龄产子，其母对他的出生感到更多的是“丢人”，如果不是他的姐姐怜悯，差点儿被扔掉。此后，夏目一生饱受神经衰弱，胃溃疡，痔疮等疾病的的折磨，写小说，就是他为了对付神经衰弱才开始的，却不料无心插柳。本书中提到的《哥儿》，中文翻译做《少爷》，是他1906年的作品。夏目漱石姿容秀美闻名于世，现在日本一千日元钞票的图案，就是他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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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

　　对如此鸡毛蒜皮的事情郑重其事，又如此容易受到刺伤，在美国只有小流氓或者精神病患者才能找到。但这在日本是一种美德。日本人多半也做不到像“哥儿”这样，倒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好笑，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马马虎虎，缺乏足够的“美德”。日本文学评论家谈到“哥儿”时，说他是一个“秉性耿直，纯洁如水晶，为正义不惜战斗到底的人”。作者曾经说，“哥儿”就是他自己的化身。这本小说描绘了一个崇高的美德———受人之恩者，应该把自己的感谢看成具有“百万元”的价值，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能摆脱负债者的处境。他应该只接受“看得起的人”的恩情。“哥儿”在愤怒中，把“豪猪”的恩情与自己的奶妈的恩情做了个比较。奶妈从小对他十分溺爱，经常把糖果、小铅笔等作为礼物私下里送给他，有一回还给了他三块钱。“她对我如此关怀，让我非常内疚。”当时他把这三块钱当作借款收了下来，几年过去了，仍未归还。但为什么没还呢？“哥儿”把豪猪与老奶妈的恩惠放在一起，得到结论：“因为我把她看成自己的一部分了。”这一独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人对恩情的反应。无论里面夹杂着多少错综复杂的感情，只要“恩人”实际上是自己，也就是“我”的等级组织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当然，那些风吹帽子、别人捡起来之类的小事，因为自己同样能做到，无须帮助，也可以心安理得。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恩情”就成为难堪和痛苦。这种人情债，无论多么微小也让人难过。这才是正确的态度。[萨评：如果刻薄地讨论日本人对于恩的看法，也许可以写出一部《丑陋的日本人》来。对于自己需要的东西，日本认为从下位的人那里夺来，比从上位的人那里获得恩赐更有面子。因为上位的人是用来尊崇和进贡的，而下位的人天经地义就是来臣伏和纳贡的。在日本人传统习俗里，人要么比自己高，需要百分之百的尊敬，要么比自己低，可以百分之百地欺压，就是很难找到平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