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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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苏 ]

第二部分 “义理最难堪” 第一节 负恩于历史和社会（1）

在英语世界，我们常常说要成为“历史的承继者”。两次大战和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减少了我们的自信，以目前的成就来“承继历史”，似乎不太够资格。[萨评：这段话作为东方人初看不太好理解，其实本尼迪克特想说的是，美国以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主流而自居。换句话说，认为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观代表了“普世真理”，这和今天西方社会的思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本尼清醒地提出了一个反省 – 普世真理并不是美国人天然的情人。其实，每次美国历史出现挫折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反思，无论是大经济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还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信心的重建，都使美国人认识到，自己之前自豪的“普世真理”，其实并不完善。每次这种反思，都让美国对自己的信仰进行修正，并且将其从危机中挽救出来。然而，每次美国在世界春风得意的时候，又往往眼睛长到顶门上，忘掉这种反思的必要，于是，一战后出现孤立主义，二战后出兵越南，苏联解体后出现新保守主义，实际使美国的利益受到损伤，也使D单独强调“普世真理”的做法显得幼稚而受到怀疑，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些糟糕记录也没有增加我们对历史的负罪感。东方人则翻开了硬币的另一面：他们天然是历史的负恩者[萨评：这里本尼迪克特想说的并非东方人都忘恩负义，而是强调东方道德中对于国家，家庭的责任，比西方要高。其实西方哲学中，也很想唤起西方人这种责任感，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原罪”的概念，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需要不断的赎罪。这比东方人认为自己一生下来就欠父母的恩情要极端得多。有趣的是，因为基督教布道的时候，原罪往往是最先提到的概念之一，他们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传教就遇到了大麻烦。首先信这个教自己就成了“罪人”，中国人觉得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其次，这个原罪追究起来，在于亚当夏娃敢于识羞耻和繁衍后代，换句话说犯罪的人是父母。我自己是罪人也就罢了，还要辱及先人。对中国这样强调孝道的国家来说，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概念。]东方的“祖先崇拜”很多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针对祖先。那是一种仪式，表示人们承认自己得到过许多东西,他们不仅欠历史的，也欠眼前的，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他们也受惠良多。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意志时常会有报恩的感觉。这是基本的出发点。西方人极端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尽管社会对他们以很好的照顾、教育、幸福生活，包括他们的降临人世。[萨评：这就是培根“人是人自己的上帝”概念的体现，在西方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国家，政府都是服务于人，而不是管理人的机构，因此有天赋人权的概念。东方则不一样，中国古代的地方官称为“牧”，意思是象牧羊人一样管理治下的百姓，和老百姓是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东方，不仅仅是日本，的老百姓为何会接受这样的等级制度呢？盖儒家思想中，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扩大，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东方社会的基本构成是家庭，而家庭中成员要按照孝道天然服从于长辈，那么既然国家是家庭的扩大，这种服从延伸下来，就是百姓因此必须服从于国家了。与西方不同，这是东方的“天赋国权”概念。]，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日本人会觉得我们有点虚伪。美国人敢说自己不欠任何人的，日本的德高望重之人绝对不会这样讲话。他们不会轻视过去。在日本，“义”的前提就是承认自己处于各人互相有恩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包括所有的祖先，也包括所有同时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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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教堂 基督教会和契约精神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

　　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十分明显，看似简单，但对实际生活的影响却很复杂。如果不能对这一层深刻理解，那就无法搞明白为什么日本人在战争中有那种极端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无法理解日本人看似莫名其妙的易怒态度。背负深恩很容易使人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总觉得自己身上有重大的责任。[萨评:这个。。。这个。。。恐怕是本尼迪克特女士自己的理解了。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的确有“易怒”的性格。不过这个性格并不是说他们经常会发脾气，而是说他们上一秒钟可能笑容可掬，下一秒钟就会怒火万丈。实际上这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独特的隐晦性所决定的。在决裂的前一秒钟，日本人都被要求保持喜怒不形于色的风度，所以，虽然看上去笑容可掬，实际上他的愤怒和不满可能已经积蓄得如同暴雨前的乌云，这种积蓄一旦到达一个临界点，日本人就会突然爆发。这让习惯于将感情流于表面的西方人自然很不适应，和是不是“背负深恩”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和日本有很多词来表达“义务”的概念。这些词不是同义词，其特殊含义也不能翻译成英文，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类似的概念。日文中有个字表示一个人背负的债务或者人情，从最大到最小，应该都翻译成“恩”。这个词要是严格译成英文单词，就得把英文中的“义务”、“忠诚”、“关切”、“爱”统统连缀到一起，构成一个字。而且这个怪字也还是歪曲了原意。“恩”这个词包含着无数微妙的意思，其中最明确的，就是承担的债务、重负。一个人接受长辈、上级的恩，同时就接过了一种不愉快的自卑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意思就是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个债主，不管是什么债，都叫作“恩人”。[萨评：之所以这个概念弄得作者晕头转向，是因为它骨子里带出了东方西方社会的本质区别，作为一个西方人，作者理解起来很不容易。西方社会是一个强调契约精神的社会，重视的是公平，所以，本尼迪克特在这里对于“恩”的讨论集中在账目的平衡，不过，东方这种账目往往是不平衡的，所以作者觉得费解。比如父母没有尽哺育子女的义务，子女却依然义无反顾地照顾父母，明显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可是却为东方社会视作正常。东方传统社会的基础不是契约，而是理学，重视的是感情。所以，同样受到别人的帮助，西方人欠的是债，东方人欠的是情。从这个角度说，东方人的契约，也公平得很]

　　“记恩”，是率真和忠诚的表示。日本小学二年级课本有一个小故事，题目叫“不忘恩情”，就是这个意思。

　　哈齐是一条可爱的小狗，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生人带走了。在那个人家里像孩子一样得宠。它被养得又肥又壮。主人每天上班时，它总跟着他跑到车站，主人傍晚下班的时候，它又去车站迎接。

　　不久主人去世了。哈齐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它每天都在寻找主人。一到傍晚它就跑到车站，电车来的时候它凝视着人群，看里面有没有它的主人。

　　岁月流逝，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甚至十年过去了。车站上仍然有那条衰老的哈齐，每天都在人群中搜索它的主人。[萨评：这个故事并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在意大利，哈齐的主人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们可能会奇怪作者怎么会选了一个意大利的故事来铨叙日本的哲学，日本的教科书中肯定有更深刻的例子。其实这很正常，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女性对狗的感情之深厚几到我们认为失去理智的程度。如果做一个受欢迎率的调查，大多数美国总统恐怕都不是自家宠物狗的对手。本尼迪克特虽然是作家，也是美国人，是美国女性，看到这样一则关于狗的感人故事，不脑筋短路才叫奇怪。如果哈齐是一头驴那恐怕就没有机会被写进本书了。]

　　这个短故事的含义是：爱的别名是忠诚。一个孝顺母亲的儿子可以说他不忘母恩，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怀有哈齐一般的赤诚。“恩”这个词不单纯指他对母亲的爱，还指他对母亲亏欠的一切记忆。这包括襁褓时母亲的哺育照顾，孩子时母亲的牺牲以及成年以后母亲所做的一切。“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它确实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是负债[萨评：还是那句话，美国人考虑的是欠下的债务，而东方人此时考虑的是欠下的情谊]。我们美国人则认为爱是不受义务的约束，是可以自由给予的。

　　当日本人提到“皇恩”时，它的意思就是无限忠诚。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都应该无限感激。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活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顺心，整个状态都与天皇的恩情有关。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而这一观念是自古就有、牢不可破的。这个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主、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变成了天皇。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谁成了最高上级，而是几百年来“不忘恩情”的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让这种感情集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每增加一分，就会同时增加对天皇的感恩。战争时期，发给前线士兵的每一支烟，每一口酒都在强调那是在领受皇恩。他们说，神风飞机的自杀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某些太平洋岛屿而全部“玉碎”也是如此。[这种“恩”并不受到条文的约束，而是道德的准则。也就是说，一件事做不做，应该看道义上是否该去做，而不看是否有契约的约束。而道义本身，又对上位者颇为有利。如果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其中一个国家的商人却正好在这之前和对方签了个合同卖粮食给敌国，那么，西方的商人只要自己政府不禁止，去履行合同可以为大家理解，东方的商人去履行合同就会被视为卖国贼 – 这不是东方认为契约不应该遵守，而是认为国家利益是大义，遵守合同是小义，小义应该服从于大义。在日本人看来，报效天皇，就是最大的道义，所以，当天皇的战争需要他们去屠杀无辜，去做出种种与人类准则不相符合的事情时，他们就毫无犹豫地去作，因为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只是满足小的道义，却违背了大的道义。正义，多少罪恶假你之手而行。]

　　人们接受了父母之恩，天高海阔难以报答，这正是让父母支配子女的东方著名的孝道的源头。因为子女对生他养他的父母欠了巨债，必须努力偿还；他竭力服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像德国那样，父母迫使子女服从。日本看待孝道十分现实。有这么一句老话：“养儿方知父母恩。”[萨评：这个，好像是中国的谚语阿。本尼要分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谚语，只怕和让我们区分英国人与美国人的小说一样艰难，可怜的外国人]人都有一个离开父母就过不得的幼年，必须由父母供给衣食住行，才能长大成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日本人深感美国人不在乎这一点。他们对自己子女的悉心照料也是对父母之恩的一种回报。对孩子的义务也从属于“父母之恩”。

　　日本对老师、主人也负有特殊之恩，因为他们都是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这些人对自己有恩，将来出现困难的时候自己要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予以特殊照顾。人们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些义务，而且这些恩情不随时间流逝而减轻，甚至时间越久，负疚越重，好像在记忆中产生了一种恩情的利息。受一个人的恩，乃是一桩大事，经常觉得“恩情的力量” 会超过受恩者的个人意愿。[萨评：儒家一度崇尚高尚的道德乃至苛刻，让正常人无法遵守。而道德一旦成为窠臼，就会畸形，纪晓岚记录过一则笔记，说某官员对某夫妇有大恩却不图报，有一天出门恰好投宿在那夫妇家里。这夫妇俩人惊喜而又不安，于是商议怎样报答官员。在美食，陪寝等几个方案都因为感觉报恩的程度不够而被否决后，那家的男人无奈地说：“那，只好杀了他吧。” – 看吧，一个在道德压力下崩溃的典型。]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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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二节 战争中的日本人（12）

总之，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最影响其思维的，就是传统的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应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感到安全。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征，正如对平等与自由的信赖是美国人生活方式的特征一样。[萨评：在二战中，日本人的一个典型的形象就是军服挎刀 – 当时日本人普遍个头不高，却喜欢挎很长的军刀，而这个冷兵器时代的玩意儿在实战中能有多少作用很令人怀疑。这种矛盾的形象不免让西方人感到困惑。今天的日本，则可以发现一个类似的有趣现象 – 日本人特别喜欢穿制服，无论铁路员工还是警察，穿着制服都有双眼发亮的自信。个人理解，无论军服还是制服，都清楚地标示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宣布他们是这个体制中的一环，这让日本人感到安全而且自豪。至于军刀，因为普通士兵无权佩带更是说明了自己在这个体制中等级还比较高，无疑让挎刀的日本人趾高气扬。]

　　但是，当日本人要把这种“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就遭到惩罚了。等级制与日本国内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为等级制培育了那种思想。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的野心只是等级制能够容忍的野心。但是，这个制度绝对不该输出。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的国家看来，实在是狂妄之极，甚至连狂妄这个词都难以表达其令人愤慨之处。而日军官兵到了各个占领国，看到当地居民们根本不欢迎他们时，一直十分吃惊。日本不是给了他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毕竟是整个等级制中的一个地位；等级制，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讲，不是也很理想吗？日本军部曾经拍过好几部描写中国人热爱日本的影片，其中痛苦绝望的中国姑娘，由于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相爱而找到了幸福[萨评：这指的是日军羽翼下的“满铁映画”，“中华电影公司”所拍摄的若干影片，如《万古流芳》等。实际上，即便在日本占领区，这些影片也让中国人感到惊讶，觉得影片中女主角的思维无法理解 – 至少，作为中国人无法理解。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惊讶对了。这些影片的女主角，虽然用的是中国名字，实际上却是日本人。这位满铁映画的著名女演员“李香兰”，真实的名字是山口淑子，是一个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这一点，直到日本战败，“李香兰”因汉奸罪收审才得以为外界知晓，本尼迪克特谢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一无所知。作为希望中日友好的人士，山口淑子本人后来对曾经拍摄这样的影片非常后悔，她曾经说过：“中国人不知道我是日本人，我欺骗了中国人。一种罪恶感缠绕着我的心，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陷入了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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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淑子 -- 李香兰，以善于模仿周璇的歌和演技著称

用纳粹干脆利落的征服论比较一下，会发现日本人至少保留着“我是来帮助你” 这种思想。但日本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位”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日本的作家们把这种伦理体系视为当然，因此也就不加论述。我们要了解日本人，就应该对这个体系追本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