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毛岸英和毛岸青迁到黄慧光家中后的情况，我们先摘一段毛新宇的叙述：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点：

第一点：在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对毛岸英兄弟管得是很严的。

《党史研究》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的情况》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10岁上下的两兄弟怎么能理解当时的危险形势？不允许出门，会产生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跑出去玩，时间长了忘了回家，这个岁数的孩子谁没有过？但是大人着急害怕的心情他们很难理解，大人又不可能跟他们讲实情，情急之下，打两巴掌恐怕是很难避免的。

第二点：后期的生活异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

据董霞飞、董云飞文章中说，在党提供的生活经费中断、董健吾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后，黄慧光一家7口的生活，仅靠长子董载元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不了，黄慧光只好靠典卖过活。东西典当光了之后，黄慧光就和女儿替人家缝补、洗衣贴补家用。这也还是不够，黄慧光和女儿又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

“她们不顾劳苦、夜以继日，使一家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毛岸英、毛岸青也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事，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患伤寒，需要开支医药费，无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黄慧光团团转。没奈何，只好典当些旧衣服，拼凑些钱，陪岸英、岸青，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后来实在付不起医药费，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诊给药的慈善机构求救（实际应该就是乞讨了——拙注）。”

第三点：岸英带着岸青离家出走。假如真的有离家出走这件事，应该是什么时候？

毛新宇文中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一个寡母（不应该是‘寡母’，应该是‘离婚女人’）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毛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时，黄住在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住了一年左右（那就到1934年8月前后了），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在成都路三多里时，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还经常来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那就到1935年7月前后了），又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这是第三次搬家。所以，如果按毛新宇所说“转换了三个住处。”毛岸英带毛岸青出走，当在1935年7月之后了。

这里要插一段：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派遣潘汉年、陈云到上海与共产国际联系，他们二人1935年4-6月到了上海，都是通过关系与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联系上的。但是，1935年7月22日,浦化人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其他几位同志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组织部长张信达等8人被捕,文德叛变。

这就解释了1935年7月，为什么黄慧光要从成都路三多里搬到牯岭路斯盛里。而浦化人是董健吾的入党介绍人，在欧阳新去苏联后，是董健吾的单线直接领导。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原则，一旦浦化人被捕，董健吾就必须立即隐蔽起来，黄慧光那里，董健吾也不敢去了。对于黄慧光，更加严峻的是，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做出决定，解散特科，大部分地下党员撤离上海，仅留少数未暴露的人坚持隐蔽，但停止活动。

在浦化人被捕、董健吾隐藏，再也无人顾及黄慧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不是党员的家庭妇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要抚养前夫的两个“来历不明”的湖南孩子，其心情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带着毛岸青离家出走，也就成为可能。

所以，如果毛岸英带毛岸青离家出走，当在1935年秋冬之交。

我们从毛新宇文中看到：这一年的冬天，上海潮湿寒冷，伯父领着自己的弟弟岸青向西南方向走啊走…

在李云的回忆中也说：1935年秋，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

那么，在上海留下来坚持的特科人员，是怎么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离家出走了呢？

毛新宇说：

这一段没有交代具体年月，所以显得很乱。认真研究之下，其实不太可能。

咱们先看这一段：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里指的如果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重整，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时“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的话，一定是搞错了。因为，潘汉年和钱之光都是1933年夏到中央苏区的，潘汉年如何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呢？再者说，前面我们看到，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是1933年8、9月，经欧阳新提议，由董健吾家迁到黄慧光家的。也就是说，毛家兄弟在潘汉年离开上海前住在董健吾家。潘汉年当时是董健吾的直接上级，并且通过欧阳新领导董健吾，他怎么会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反倒从钱之光嘴里得知“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呢？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俩在董健吾家，就算他见到了“从苏区来的钱之光”，听到“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这个话，问一下他的助手欧阳新，不就马上知道了吗？

那么有没有可能，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到达上海时见到了钱之光呢？也没有可能。因为钱之光走完了长征，所以在1935年10月之前，潘汉年都没有可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

再看毛新宇写的下面这一段：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从这一段看，好像又是在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以后了。因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才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而这时，也才能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

毛新宇接着写到：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作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长征之后，钱之光第一次离开苏区，是1936年2月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苏区与白区互通贸易协议。此时，潘汉年还没有回到国内。而潘汉年在莫斯科领受了回国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第一站到了香港时是1936年5月，1936年7月7日在香港与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张冲联系上之后，才乘船去上海、南京的。在此之前的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已经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所以，说钱之光将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特科会不会通过电台得知毛岸英兄弟俩失踪的消息呢？也不会。我们知道，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上海临时中央局中断了电报联系，所以才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希望通过上海临时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而陈云、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共产国际上海办事处已被破坏，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也被破坏，陈、潘只好去苏联直接汇报。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才与上海沟通无线联系。

而这时，就是前面说到的李云主管上海的电台。

李云说：“当年我掌管着“特科”惟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从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了的电报。”

由此可见，特科并不是接到中央方面的指示，才开始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