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寻乌调查（1） -- trinidad

　　南八区:刘篁先(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龙图)，三百石，被红军罚款千余串，现不反动。刘世滴(龙图)，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动派，全家逃走。刘振广(河角圩)，二百石，第三个儿子反动，跑了，其他不反动。刘梅荣(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曾月辉(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寡妇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钱，勾结叶匪，全家反动，跑了。陈二赖禾(鸡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赵芷香(车头)，二百石，老先生，过去有点子“劣”，不反动。赵赞杨二(车头)，二百石，全家反动，跑到坵坊炮楼里去了。他是赌博鬼，祖父发的财。赵奀二(车头)，二百石，老实，兼做生意，在车头开华兴店，今年第三次四县会攻时店被烧了，他的父亲被杀，不反动。赵应华(车头)，二百石，过去是万户，分了一半给他四个儿子，余一半归他两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动。他的余积是临时分给他子女比较多的儿子。温赞标(青龙)，二百多石，高小毕业，不反动。钟文发(珠村)，四百石，兼做盐米生意，祖父遗财，不反动。钟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遗业，他过去曾赌博，有时会做和事佬，不反动。钟继善(珠村)，二百石，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十一军五纵队工作。钟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税户，赌博，反动，全家走尽。钟咏柳(珠村圩)，二百石，东洋留学生，做过武穴警察局长，在本县做过一等课员、承审员、实业局长，在谢杰部下亦干过事，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逃到平远去了。彭子经(古坑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县五虎将之一，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一个儿子彭秉彝，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做过知耻小学校长。全家反动极了。黎祖德(古坑岗)，过去是万户，做生意，做蚀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动，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动，开个杂货店在下廖村。彭宏权，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动，跑往平远。彭锦汉(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开药材和杂货铺，死爱钱，不反动。韩佛仙(满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实人，但亦逃到平远去了。钟奕材(林田坝)，三百石，高小毕业，祖父手里是万户，两家人分，过去不赞成革命，逃走，现自愿罚款，要求回家。钟丁四(林田坝)，二百石，祖父遗业，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动，“怕共产”。钟树芬(林田坝)，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当家，罚款二百元，不反动。谢瑞琳(牛斗光)，三百石，医生，不承认罚款，逃走。谢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寻派，赣南中学毕业，做过保卫团总，最近做过靖卫团总，南八区革命胜利后，在反动县政府当秘书，是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陈春荣(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儿子高小毕业，当白军连长，反动，全家走平远。陈六记(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车和牛斗光各开一个油盐米豆行，勾结叶匪，很反动，全家走了。陈忠俊(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他的儿子过去做过保卫团总，不反动。谢佩钦(牛斗光之枫树岗)，四百石，是个高利盘剥者，很多赌贩向他借钱，他的儿子在新寻学校读书，反动，逃走了。陈安如(廷岭)，三百石，兼做猪牛贩，开火铺，罚了他的款，现在不见得反动。曾人升(莲坪)，三百多石，自己会耕田，赌博发财，不交罚款，逃走。钟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以上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窎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薙去额发一二寸。这种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着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32]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是占着绝对大多数，而且显出下面的特点，即:(一)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中地主虽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们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们做生意的成分比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还在一种封建经济的领域中过生活，不如小地主商业化得厉害。(二)特别表现小地主商业化的，还有他们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他们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权的。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却表现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寻乌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学派)的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运动，而和他们对抗的新寻派(即青年革命同志会派)的运动，却是代表中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为什么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由这两个阶层(小地主与大中地主)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璆(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