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一片丹心破日密──抗战回忆录之一 -- 夏翁

十三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魏大铭一伙军统特务于一九四０年底被全部赶走后，军技室全体员工欢欣鼓舞，

以极大热情投入破译日密工作，成绩显著。尤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事先破译日

本偷袭珍珠港密电报成功，是我一生最感自豪之事，详见另文专述。

前文屡已提及，我们军政部研译室以我为首的五人破译班子，都是留日学生，

既能研究，又能研译，更能翻译，冶三者于一炉，自始就不知有研究、研译、翻译

的分工。合并到军技室后才发现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的做法，与我们大异其趣。他

们特别重视研究人员，人数较多，而留日的学生反而偏少，而且只限制他们做研译

和翻译，不得参与研究工作。只要看合并后的军技室编制及分工，便可了然。全室

六个组中，除第四组收报、第五组总务、第六组中文密码外，第一、二、三组则专

门破译日密，当然是全室核心所在。然则如何分工呢？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

专搞研译和翻译，不负研究之责；第二组（组长杨贻清先生）、第三组（组长杨肆

先生，专门研究陆军日密）则专搞研究，不负研译和翻译之责。第四组所侦收的日

本密电报，规定送到第二、三组，待该两组“研究”成功（亦即恢复密电文的原来

的文字次序，亦即所谓“文字状态”，但仍是密码）之后，再把密电文用英文打字

机重新打出，然后才送第一组来研译和翻译。这种分工和编制完全是原来密电检译

所的做法在军技室的翻版。当时我们军政部研译室五人被安排在第一组里，只搞研

译和翻译，心里很不以为然。我不止一次对霍实子先生表示，我们有能力包办研究、

研译和翻译，为什么硬性规定侦收的密电报只送第二、三组，剥夺我们的研究权利？

何不把密电报也送到第一组来，大家竞赛，岂不更好？自毛庆祥掌握军技室全权后，

初期还是一仍旧贯，维持原状。但第一组和第二组（当时第三组组长杨肆先生因组

内各科科长及全组组员都是由军统并进来的，不甘与他们为伍，坚决抵制和军统特

务共事，宁愿蹲在二组指导研究工作。详见《若干事》）之间本来就有一些矛盾，

亦即留日人员与非留日人员之间存在着一定隔阂，前者对后者的垄断和自高，颇为

不满，尤以我等军政部人员为然。毛庆祥自亦深知军政部人的实力，并为提高效率，

接纳我的意见，后来让第四组所收密电报分送第一、二组，以资竞赛，霍实子先生

自然只接受毛的命令。从此，第一、二组就掀起竞赛热潮来了。竞赛是紧张的，第

四组一送来密电报，第一组便立即埋头于研究、研译和翻译，特别是在日方更换密

码本后的头几天里，大家真是全力以赴，求其迅速破译，生怕落后。第二组自亦不

例外。但结果表明，第一组往往领先。总的来说，竞赛是出效率而又有成绩的。但

《若干事》里，霍实子先生，未曾提及，特为补充。

一个机关内部的权力斗争似乎是永远存在而不可避免的。在驱逐军统特务过程

中，显然是以毛庆祥为后盾并由温派人物领导推动，矛头直指魏大铭及其后台军统

头子戴笠，取得完全满意的预期胜利。当时温派自然踌躇满志，又可以维持其一统

的局面。即我军政部人员虽一贯遭受温派遏制，局促于第一组的一隅，但亦以幸免

于军统的特务统治，深引为慰，曾无丝毫野心。殊不料温派竞与毛庆祥代主任闹起

别扭来了，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在鹬蚌相争中，我居然成为得利渔翁，殊非始料

所及。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之后，自然要安插一批亲信到军技室。例如第四组组长方砚

农被赶走后，由毛的留法同学王兴智继任；新设第七组，专门搞法文密码研究，由

毛的留法同学王俊杰任组长（王他调后，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丁于正升任）。第

五组由毛的留法同学副组长余惠笃取代施家干为组长。秘书室内新任亲信张绍良为

秘书。如此等等，就使温派势力缩小，与毛庆祥之间的磨擦则日益扩大。当时我们

军政部人员孤处第一组的一隅，既无发言权，更无野心，只知努力工作，不管闲事。

我们与温派之间来往极少，只有第一组组长霍实子先生曾在汉口的密电研究组共事，

彼此熟悉，且同是留日关系，较为知已，时相过从。而与第二组的杨贻清先生、丁

绪曾先生、第三组的杨肆先生和陈振泰先生等（这四位先生都不是留日学生）则根

本不相往来，见面或开会时点点头而已。至于与毛派人物，彼此没有矛盾，见面时

较为亲热，但也没有深入交谈。所以对当时毛温两派之间的矛盾，毫无所知。直至

一九四二年上半年（确切时间记不清楚）温派发动第一、二组“罢工”时，还不知

其所以然。不知他们因什么问题闹翻，温派重演当年驱逐魏大铭的故技，扣押已译

出的密电文不往上送，旨在使毛庆祥屈服。当时我们军政部人员都还蒙在鼓里，毫

无察觉。有一天毛庆祥找我谈话，告知温派罢工，并决定设立专员室，以我为主任

专员，把军政部人员从第一组调出来，另设办公室，每天由第四组送来所收密电报，

由我们负责研究、研译和翻译，以打破温派的挟制。毛庆祥的这一着可算绝招，立

即收效，温派也不得不鸣金退兵，取消罢工。本来我们军政部人员在第一组里就是

主要的骨干力量，深为霍实子先生所倚重，但我本人的职称，只是由荐任技正而科

长而专员（贾、吴、朱、张等亦是专员），连副组长也挨不上。以合并前的成就而

论，未免太不公平。无奈合并之初，即受温毓庆压制，屈居人下。但毛派人物却对

我有好感，例如第五组的张廷启科长是毛的亲戚经常转告毛庆祥对我十分器重的信

息，毛主政后尤然。对此，我则安于现状，不抱幻想。不料，温派突然发难，造成

军政部人员的翻身转机。专员室编制约十多人全部是原军政部研译室旧同仁，都有

军委会颁发的委任状，是属于军委会的正式编制。

专员室成立后的日日夜夜，略同于三年多前我首次破译日密成功，设立军政部

研译室（前身是第四十三台）当时的情景，同仁们工作紧张，情绪兴奋，扬眉吐气，

多年屈辱感为之全消。就我个人而论，此时以主任专员名义才与各组组长处于平等

地位。就全室而论，已由以往第一、二组的竞赛转变为专员室与第一、二组之间的

决赛，只许胜利，不容落后。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毛庆祥之制压温派策略，取得成

功，军技室随之恢复平静。而专员室与温派之间的竞赛照常进行，直至第二年（一

九四三年）十月我调任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少将主任为止，前后大约一年半。

军政部研译室人员在军技室内之受温派压制，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我在第

一组内除霍实子先生以过去有一段共事关系，感情融洽外，同组内尚有王瀛先生、

袁学海先生、黄卓流先生等三位留日同学，为人忠厚老实，平等相待，故亦相处较

好。但总的来说，对整个温派、其中特别是第二、三组非留日骨干人员，彼此无形

中都有说不出的芥蒂存乎其间相互心照不宣，造成疏远，没有往来。

我记得只有杨肆先生家曾去拜访一次，也仅几分钟，说几句话而已。经过专员

室的设立和随之而来的一年多的竞赛，彼此疏远依然如故，但没有加深也没有造成

仇恨。这因为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抗战；再则没有利害冲突，他们照样当组长，拿

高工资，挂少将军衔，我虽然换了较好听的职称，工资照旧，不至惹人侧目。平心

而论，当年两方的竞赛，只有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谁也嬴不了谁，唯一的好处对

抗日战争作出更大的贡献而已。

到了晚年，我和当年的竞争对手杨肆先生和丁绪曾先生，先后在济南、上海两

地过着共同的生活，遭遇相同（坐牢），处境一致，正如鲁迅那句话：“度尽劫波

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三人成为无比的挚友，时相过从，推心置腹，共

话当年巴山夜雨旧事，每乐而忘返。我爱讲笑话，把我们三人戏称为四代同堂的

“三家村”。

惜乎，丁公已于一九八五年长眠九泉，我和杨肆先生又天各一方，昔日欢乐已

不可再得，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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