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或者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

阎红彦没有报告康生，而是8月17日报告给杨尚昆，（阎）是后来才知道康生过问此事

“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

他（阎）是什么时间向康生告密呢？原康生办公室秘书说，“记得很清楚，阎红彦是1962年8月中旬打电话给康生”。

康生无端指责绥德地委对敌情重视不够，强调要反对国民党的“红旗政策”，无中生有地说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红旗党”，“水萝卜党”、“外红内白”等等，催促绥德地委也要象延安一样开展“抢救运动

这样，“抢救运动”的浪潮蔓延到绥德。绥德地委、绥德师范和抗大总校等许多单位都被卷入其中。当时在绥德任抗大总校校长的徐向前回忆：“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指导运动。……此后两个月时间，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特嫌分子党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习仲勋对于“左”倾错误有着切肤之痛，眼前的这场“抢救运动”的混乱场景，不由得使他想起1935年错误“肃反”时手足相残的痛苦场面，这使他心中极度的震颤和焦虑不安，从而对这场“抢救运动”由疑惑到抵制，采用大会报告和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对党要忠诚，要坦白，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谁要是乱说，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同时，习仲勋还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错误偏向。

要其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刊载：“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提出了九条方针。

“《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