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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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方平兄和河友们不吝赐教和批评指正,感谢!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讲完: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的问题,我看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1942年到1945年整风运动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正,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来的经被鲤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鲤鱼精一样,要好好想一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得好,改好了就好了嘛!李维汉同志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同志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许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容许我犯错误,容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
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
杀戒不可开。有个潘汉年,没有杀他。有个王实味,后来杀了。这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把他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中央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但也要看到还有反革命,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不可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现在已经组成一个专案调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不要因为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来搞清楚,把问题说清,要说服人。
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的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破坏案,杀人放火的人。在敌我矛盾中,关于捕人、杀人的问题,需要正确处理。现在虽然是‘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工程建筑。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
才当场宣读了康生递上来的这个小纸条: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这一个小纸条,扯出了党内一段围绕着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断断续续地纠缠了20多年的公案。
之前我在看这段公案的时候专门去了解了西北红军中谢子长、阎红彦与刘志丹、高岗这两个派系之间的恩恩怨怨这才理解小说《刘志丹》的问题所在。
早在1956年,署名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后反应很好,工人出版社便约请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1962年初,小说《刘志丹》第5稿脱稿。李建彤在这部小说中将刘志丹描写成了一个“高、大、全”式的“全国领袖”,而书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其形象的原型则是高岗。刘景范和李建彤为征求意见,将书稿送给有关部门和当年西北的一些老领导审阅。包括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继谢子长、刘志丹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的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
阎红彦对这部小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1、这部小说重新肯定和宣传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
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写成了全国领袖;
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的秘书李原在2003年出版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中说,阎红彦当时还
“认为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
因此,阎红彦建议小说暂缓出版。
可此时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使刘景范产生了错觉。他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先是不同意最后还是批准了小说《刘志丹》公开发表。随后,《刘志丹》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连载。
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8月26日,毛主席为此见了康生。
后来在1967年9月,康生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工作会议上谈到了毛主席那次见他的情形,他说:
“主席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是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清洗出去。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帐派。”
康生说的这些情况,阎红彦应该是不知道的,所以,他在1962年9月3日给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还建议组织一次西北老同志座谈,以便于作者李建彤对小说《刘志丹》进行修改。
这便是对小说《刘志丹》第一次定性的始末。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阎红彦向康生“诬告”或者说康生制造大冤案,是没有依据的。
而且,毛主席在念完康生递上来的纸条后,接着还说了包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一段话: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
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请少奇同志宣布有哪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5人不参加。”
刘修养听后点头宣布道:
“常委决定5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毛主席明确补充说:
“因为他们在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要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
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1962年9月26日,刘修养、周翔宇、邓天尊先后在全会上讲了话。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
毛主席说:
“提出与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
刘修养说:
“《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
毛主席则说:
“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
刘修养接着说:
“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
毛主席补充说:
“彭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
据云南省委原副秘书长、阎红彦秘书李原记载: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在为所谓的“冤假错案”平反时,委托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小说《刘志丹》。后来审读者向中组部报告称,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问题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1979年,以宋任穷为部长的中组部在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认定:《刘志丹》是一部比较好的小说;并认定“冤案”的根源“是阎红彦报告了康生,被康生利用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1979年8月,中央以(1979)53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为习仲勋等和小说作者以及所有有关人员平了反。
这是第一次反复。
此后,了解内情的有关同志和一些西北老同志对中央关于阎红彦的结论很有意见。西北老同志贺晋年向中组部提出了意见。宋任穷说:
“我没有注意这个就发表了,把阎红彦和康生联在一起不对,这是原则问题。”
不久,工人出版社出版了《刘志丹》第一卷,接着文化艺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3卷本《刘志丹》。小说再次面世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
一些老同志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篡改西北革命历史的问题。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原陕甘边(刘志丹)的一班人也联名给胡代宗、邓天尊、陈会计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中央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澄清西北革命史。中央便委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1983年4月,中央又指定中顾委的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和中组部的何载组成5人小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5人小组邀请原陕甘边方面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和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共8人,分别作为双方代表,参加座谈,交换意见,澄清历史,共同协商解决办法。经过两个月的工作,西北问题的史实和原则是非基本澄清。6月初,5人小组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
《报告》中肯定:“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并说“刘志丹是一位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革命领袖。郭洪涛所提供的有关红26军和刘志丹的不切实际的报告,事实上成为整肃刘志丹的根据之一。”《报告》再次肯定“郭洪涛确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83年7月,中央以中委(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了5人小组的报告及原陕甘边和原陕北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
接下来,就是解决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了。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讨论几位老干部就《刘志丹》这部小说写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习仲勋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王首道、荣高棠、何载以及西北老同志马文瑞、宋时轮和张秀山。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人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
1986年1月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代宗就上述意见做出报告。
1986年1月12日,胡代宗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个报告和胡代宗的批示,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这就是第二次反复。
后来在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薄一波、陈锡联、贺晋年题为《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文章。文章中说:
阎红彦同志是西北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1、2任总指挥是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曾任第3任总指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阎红彦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于高岗的权势,毫不妥协与他进行了斗争。阎红彦一生中都做到了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而且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为党树立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榜样,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2009年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小说《刘志丹》3卷本近日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中央领导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事件。主管部门按照1986年中央文件精神作了严肃处理。
这一次连反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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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对 1 网海 字275 2025-03-02 00:29:43
🙂康生为啥当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 网海 字231 2025-03-02 01:17:42
🙂一些陋见:习冤案的相关责任人 41 方平 字12226 2025-03-01 07:36:55
🙂我也就小说《刘志丹》写一点个人浅见。
🙂层深过8无法回复,我就回复在这里,丽华河友不要见怪不对题 2 匿名 字2065 2025-03-05 01:59:28
🙂康生落入低潮和抢救运动关系不大,责任是学习委员会主任刘少奇 1 真离 字2352 2025-03-04 23:41:52
🙂看了“丽华天下”的帖子,我糊涂了? 习仲勋案到底是冤案吗? [新兵] 1 威尔第 字4608 2025-03-04 17:49:04
🙂关于阎向康生报告这个要害问题,显然有当事人在说谎 23 方平 字6416 2025-03-04 17:2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