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的真实目的就是增加工作岗位 -- wolfgan

1962年秋，康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仲勋授意李建彤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还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条子。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仲勋看到我难以承受的样子，反而安慰我要正确对待，尽管他自己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不白之冤也毫无心理准备。关于仲勋与《刘志丹》小说创作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有关部门的调查，已经有了明确结论：仲勋曾参加过小说创作组的两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他了解了小说的写作过程；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明确表态说，陕甘根据地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据我所知，仲勋连这部小说的初稿都没看完就交给秘书田方了，后来发表的一些章节，他根本没有看过。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其根据是小说中的这样一个情节：陕西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秋，刘志丹回到陕北保安县永宁山时，对他的几个战友说：“陕甘没有井冈山，可有大稍山。我们要学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专案组以“陕甘没有井冈山，但有大稍山”等词句，硬说作者把陕甘写成了与井冈山分庭抗礼，甚至高于井冈山。

　　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

　　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论证逻辑是：高岗原名高崇德，小说初稿写过一个人物叫崇炎，都有“崇”字，就是一个人，因而罗炎就是高岗；许钟这个人物，也属于类似情况。

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比如许钟，写他，是想刻画一个做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主席。素材基本上是调查了一些习仲勋同志的材料，在修改时，准备把他和渭南起义时的一个军委秘书长合并。

　　为了进一步证明小说人物并非写实，李建彤又举出小说中的戴鸿远。她说，塑造这个人物是为了写一个晋西游击队的代表人物，同样采用了几个人的材料写成一个人。这个人物和历史人物谁都不像，是她设想的忠诚老实、头脑清楚、政治上开明的领导干部形象

于是习仲勋劝她谨慎从事，建议她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大部头小说。无奈此时李建彤决心已定，劝阻无效。

　　1961年春夏之交，小说的第4稿清样又送到习仲勋手里。习仲勋为此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要和马老共同劝说李建彤。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就是这样一位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亲密战友，牺牲后，却被小说《刘志丹》写成了刘志丹的冤家对头——这也是小说《刘志丹》被最后否定的原因之一。还谢子长清白，为民族英雄树碑立传，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人，这也是张锋先生要写作《谢子长》一书的起因和初衷。

这部红色革命人物传记文学，与取之同类题材的小说读本《刘志丹》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小说读本《刘志丹》由于“确实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同志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违背了党的原则。”而受到了党中央、党史界、文学界，以及当时革命斗争和历史活动的亲历者——许多老同志的否定。

当时，曾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参加了陕甘革命斗争的一些老同志，得知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污蔑攻击谢子长的言论后都很气愤，都说，越是这样，这本书越有出版发表的必要，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王世泰动情地说：“谢子长、刘志丹都是西北革命领袖，我就是在他俩的领导下干的，我还不知道嘛？他们都受过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打击迫害，他们的关系很好，亲如兄弟，怎么一个就成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同志雷恩均更是激动：“简直是胡说！我们和子长、志丹一块干的人还不知道真实情况吗？同志间的不同意见咋就成了左倾机会主义，何况子长坚决主张立即打出红旗的做法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她是后来才到延安的，她知道个什么？胡说八道！”

在《刘志丹》创作过程中，刘景范和李建彤征求多方意见，阎红彦作为西北老干部，李建彤自然也把稿子寄给了他。

　　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阎在信中所说的“许多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所谓的“西北历史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曾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此后，阎红彦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原来，当时的《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人民文学》等几家报刊听说小说《刘志丹》即将出版，都准备选择一些章节刊登，使广大读者先睹为快。阎红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

　　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阎红彦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9月3日，他又致信书记处。阎在信中说：我觉得《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而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在信中，阎红彦还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照表。同时，他还列举材料，证明小说中的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不知何故，这位老将军又把此事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收到信后，好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独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