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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观察文革的多个维度 -- 思想的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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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说的完全不对,刘少奇和毛主席最后一次对话,说明你的说法

(应该是你的猜测或者说主流推测)完全不可信。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在这次会见和谈话中,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几本书,后来刘少奇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和其子女对此有一些回忆。如刘少奇的卫士长李太和在《卫士长的回忆》中说:“大概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主席把他送出来,在门口跟他握手,说‘你要好好学习’。回来后他告诉秘书给他找三本书,一本是黑格尔写的,一本是费尔巴哈写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当时主席还让少奇同志‘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来以后,我看他面容很高兴。”

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在《我的父亲刘少奇》一书中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而是建议我父亲读几本书,他还特别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写的《机械人》两本书。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以上的回忆,对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的书有所不同,除了是两本还是三本,两本中一说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狄德罗的《机械人》,一是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

黄峥编撰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引用了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的回忆,是事后从王光美处获知“毛主席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但“有三本还没找到”,“我接过来(书单)一看,一本叫《机械唯物主义》,作者是海格尔(法);一本叫《机械人》,作者是狄德罗(法);另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我先在少奇同志的书房里找,但一本也没找到。我又到了中央办公厅的一个图书室找,正在那里值班的机要室档案处的小李同志也帮我找。但也只找到一本《淮南子》。剩下的两本书,我想再到大图书馆去找找,光美同志说:‘不用了,少奇同志说也可能书名不对。’从此,少奇同志埋头读书,他想从书中吸收更多的知识。”这个回忆是对此事最为详尽的一个回忆,刘少奇当时显然对王光美有一个关于他和毛泽东会面和谈话的复述,至于毛泽东向他推荐的书,这里不仅是三本,而且是更多的“几本书”,不过,三本书中,黄峥书中所记的海格尔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而且看来当时这三本书中外国的两本也并没有找到,至于找不到的原因,王光美说刘少奇以为可能是自己听错了(不过,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他们大概平常不会听错话)。刘少奇的卫士贾兰勋在回忆中也认可是三本书,他也是事后的翌日从刘少奇的机要秘书李智敏那里得知此事的。王光美叫李智敏找出毛泽东推荐给刘少奇看的那几本书,“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结果在刘少奇的书房没有找到,又想去北京图书馆寻找,因形势发生变化,没有来得及。

以上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中关于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几本书的大致经过,问题是循此线索去查找那几本书,如《机械唯物主义》和《机器人》,笔者从国家图书馆(原为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各大型图书馆均遍寻不得,因此,也就无从理解毛泽东那时何以向刘少奇推荐阅读这几本书的初衷了。

这被主流公知解释为毛主席要害刘少奇的铺垫,事实上,是个人都不难看出来,这是毛主席真心实意推荐书籍给刘少奇,所以刘少奇也很高兴。

这些都被主流的造谣毛主席要害刘少奇给掩盖住了。

刘少奇女儿刘爱琴撰写的《我的父亲刘少奇》(修订版),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后代亲属的独特视角,生动真实地记录了刘少奇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人能比站在伟人身边的他们更近距离、更新角度地看到政治海洋的潮起潮落。

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

“文革”伊始,“打倒刘少奇”的运动已蔓延全国,批判、斗争我父亲的趋势愈演愈烈,舆论已经形成,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策划也步步加紧。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派秘书徐业夫接我父亲到人民大会堂谈话。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我父亲:“平平的腿好了吗?”(注:1967年1月6日,有人通知刘家,说刘平平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马上截肢,要求家人到场签字。王光美听信后立即赶去,结果却被一群清华的造反派抓了起来)。

我父亲如实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

然后就转入了正题。我父亲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对我父亲提出的两点意见,沉思了一会儿后,并没有表态。分手时,毛泽东要我父亲“回去后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就在毛泽东同我父亲谈话的几天后,家里就被强行拆下电话,断绝了我父亲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事态发展很快急剧恶化,到3月,毛泽东的态度也明朗化了。3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把运动中揭发刘少奇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并指定由康生负责这个“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客观上给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我父亲,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父亲从弟弟妹妹买回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说我父亲曾经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还自称“红色买办”。我父亲感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背后藏有杀机。3月28日当天就给毛主席写信,驳斥张春桥等人在电影《清宫秘史》评价问题上的造谣诬蔑,以澄清事实真相。

可是,这封信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4月1日,各大报纸一齐抛出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文章继续散布我父亲赞扬《清宫秘史》的谎言,同时肆意诬陷、攻击我父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个刘爱琴纯属瞎写,瞎想。

全部都是她的臆测。

王光美回忆:刘少奇与邓小平最后一次对话

2016-04-20 13:35:24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佚名

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的一次小会上,除过去检讨的内容外,少奇同志对请示过毛主席并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担了责任。他说:“有许多重要事情虽然是经过了主席才做出决定的,但是没有让毛主席充分考虑,而是例行公事或经过一下毛主席,就轻率地做了决定,或者在做出决定之后,再经过一下毛主席就发出了。因此,我并没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真实意见……经过毛主席看了一下,但并没有取得毛主席赞同就做出了决定,因此发生的那些错误,我同样负主要的责任。向主席请示报告不够,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问题反复商量、反复酝酿不够,这是我多次犯错误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我曾问过少奇同志: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做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处境中,他们的心境是多么坦荡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学校去接受“阶级教育”。我心里难过,走进她们住的房间,翻看平平的一本日记。突然,眼睛被吸引到一行字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心如刀绞,不由自主地拿着平平的日记本,走进少奇同志办公室。少奇抬起头,发现我满脸泪痕,有些吃惊,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日记本……

第二天,少奇同志把平平、源源、亭亭三个孩子叫来,对他们说:“我犯了错误,可能要批判我几个月,你们要经得起考验和锻炼,要经得起委屈,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许多革命前辈都是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出来的。”他还说,“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带你们去延安或老家种地。我的职位高,对党的责任大,犯了错误影响也大,但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我保证一定能改正错误。”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动情地对我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这段时间,少奇同志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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