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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斗经过

这场战斗的经过双方描述其实存在着不少差异，部分原因国民党军更关心的是达成最后目的（夺取延安），而由于对陕北情况非常不熟悉，又没有精确的作战地图，许多地方连地名也说不上来，也就难以对过程进行准确细致的描述了。从整个过程来说，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经过很激烈的战斗。但当时国共双方出于各自的考虑，对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都有所夸张。

国民党军方面原定是12日发起进攻，但因为等待美军观察组人员撤离延安，所以推迟至14日发起进攻。不过，从3月11日起，国民党空军就开始对延安进行空中侦察，当日下午在美军观察组人员撤离延安后即进行了初次轰炸[18]。12日，北线、西线的国民党军开始发起攻势[18]。3月13日左右，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赶到西安，又调集了B-24轰炸机8架，P-51战斗机两个中队23架分别到达鄠县和西安机场，连同原来的飞机，各型飞机一共达到100架之多[12]。13日出动94架次飞机轰炸了延安，当日下午甚至有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爆炸[18][29]。如此兴师动众，实在是小题大做。延安当时既无空军，也无防空能力，部队也不多，国民党军的做法，除了具有政治上及心理上的作用外，并无军事上的意义。尤其是国民党军军种之间尚未具备合同作战的能力，陆空协调差。空军要求陆军所发出的情报或请求能于两小时内到达空军指挥所，可实际中情报传递往往要十几甚至几十小时，在空军来看，已经完全失去了价值，无法出动配合[12]。因此，空军在整个西北战场的作战中，除空中侦察外（因国民党军很难得到解放军的准确情报，不得不依赖空中侦察），很少作用。

国共双方对进攻开始的时间描述各异，国民党方面按照进攻计划称是14日开始，而我军战史则一般将13日作为国民党军进攻的开始日期。有些回忆录中称13日早晨8时许，整编二十七师与临镇木瓜山腰岘的教导旅二团展开激战[19]，但实际上双方只是火力接触，“从早晨打到下午四点多钟，敌人光是打枪打炮，没有向前推进。一天的战斗，只听到枪炮声，敌人连边界线也没有越过”[21]。国民党军的做法颇有点莫名其妙，将起码的战术上的突然性也丧失掉了。

14日晨真正的进攻开始，国民党军右兵团以整二十七师、整二十九师、整一师为第一线，向临真、刘村、旧治城一线攻击前进[25]，解放军以地雷及运动防御阻滞敌军的进攻[21]。至当天18时，国民党军攻占了西瓜腰岘、岳家寺、标家台以北高地之线[25]。这一成果较之当天应该达成的目标相去甚远，原计划规定第一天整一师和九十师要占领金盆湾，整二十七师要占领临真镇，因为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的平推战术，进展不快[30]。左翼国民党军情况稍好，以整十七师、整三十六师为第一线，向牛武镇、茶坊之线攻击，突破了警七团右翼防线，至下午13时攻占茶坊，15时攻占鄜县[25][23]。

当日毛泽东给张宗逊、习仲勋的电报称，敌进攻延安的部署大体判明分四路，要求王震所部15日从延水关西渡向甘谷驿集中，一纵向甘泉及以北集结，新四旅在延安集结[14]。

15日，国民党右兵团继续向金盆湾、临真镇前进，在空军支援下，当日17时，进至金盆湾、临真镇以南十里的高地，以及董家台、三泰庄一线，仍未达成第一日的任务。当天的战斗，仍然是在和解放军的前沿小分队作战，教导旅第一线主阵地的前哨营都还没动[21]。国民党军左兵团当日向榆林桥、北山寺之线进攻，8时占领北山寺，17时占领榆林桥[25]。

16日战斗转趋激烈。因为前几天进展缓慢，胡宗南大发雷霆，要董钊三天之内打下延安，否则军法从事。并宣布哪支部队首先进入延安，将犒赏1000万元。中共方面因数日战斗较轻易地阻击了胡军的进犯，毛泽东16日下达保卫延安之命令，判断“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要求各部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令张宗逊、廖汉生统一指挥右翼兵团独一旅、三五八旅、警七团，在道佐铺、甘泉、大小老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教导旅、二纵为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要求至少坚守七天；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14]。

当日上午，彭德怀令教导旅放弃第一线阵地，转入第二线阵地。教导旅二团由麻子良转移到临真西北山和麻洞川以西，和旅部警卫营防线衔接，旅部警卫营从金盆湾以南双庙梁撤至金盆湾北山，一团则从茶坊撤至牛武后山[21]。国民党军由此推进至金盆湾、单腰梁之线[25]。当日整七十八旅遭遇顽强抵抗，金盆湾一带“苦战六小时始悉克之”[3]。整一六五旅攻占了板桥屯、麻子街一线[3]。教导旅在抵抗了一天之后，退至松树岭一线，由一团坚守松树岭主阵地。教导旅一团以一营防守松树岭正面的两个山头，二营防守松树岭右侧高地，三营为团预备队。一团的左邻是二团，右侧则为新四旅的一个营[21]。

十七日是战斗更为激烈。整九十师在胡系中比不上整一师是嫡出，深恐军纪制裁拿它开刀，所以当日积极攻击，师参谋长曾文思亲临整六十一旅督促作战[31]。战斗首先发生在教导旅二团阵地，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发动了猛攻，大概使用的兵力过于集中，以致二团团长王季龙在和旅部联系的电话中开玩笑说：“胡宗南不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吗？怎么连个连进攻也不会搞。一开头就涌上来一个团，简直是人海战术。”[21]

玩笑归玩笑，这样的进攻并不是闹着玩的。中午时分，一团一营二连阵地已经展开了白刃战。二连长向营教导员章零请求增援一个排，通信员路上遇见正从三连阵地向二连阵地去的副教导员高平，通信员报告了二连阵地的情况之后，高平考虑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时左右，按原定计划，二连应当可以向后撤退了。于是，高平未经请示，即回复说，营里也没有机动力量了，如果实在顶不住，可以向后撤[21]。

由于二连所占据的阵地是全线制高点，且二团正向后转移运动中，该阵地被国民党军占领之后，整个二团的行动及指挥所的位置都暴露在敌人之前。教导旅领导非常着急，严令夺回。一团团长罗少伟亲自赶到一营，组织一连进行反击，终于夺回了阵地[21]。

中午时分，彭德怀派参谋给教导旅送去了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封信，内容除鼓励教导旅再接再励不断总结经验之外，命令该旅以少数部队在松树岭继续抗击敌人，大部队转移到青化砭东面集结[21]。这表明，经过十六、十七日的激烈战斗，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十六日命令中要求部队再坚守十天至两星期是不切实际的，因而还是准备按照原定计划放弃延安。

当日，国民党军不仅出动了空军，还以战车部队支援左右两翼兵团的突击。战车二团二营五连配属整一师一六七旅作战，随一六七旅向金河村前进，行至黑谷附近，遭遇解放军节节阻击，至黄昏，整七十八旅、整一六七旅才到达合沙河，距延安约50里[26]。

由于整九十师进展较快，整一师有点沉不住气了。当日晚20时，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召集会议，决定两个团各以一个营组成突击部队，战车五连殿后，午夜出发，进行突袭。但由于是在解放区内抓老百姓作向导，结果四九九团一营、二营都被向导所误，先头一营被带到延安西关方向，二营则被向导带了兜圈子而耽误了时间，三营及战五连途中又和自己人发生误会，所以忙了一夜，并无收获[26]。

左翼方向，17日清晨5时，整十七师配属战车二营六连由鄜县继续向北攻击，激战至上午9时，攻占了张甫家及麻子街。稍作整补之后，下午13时继续攻击前进，在甘泉附近激战两个小时，于下午15时攻占甘泉[26]。相比国民党军右翼兵团，左翼已稍微落后。

17日晚，曾文思和邓若愚召集六十一旅副旅长杨德修、旅参谋长安鹏秋、一八一团团长吴汝熙和一八三团团长刘洞伕一起开会，商讨18日的进攻计划。根据前两天作战的情况，发觉共军只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后撤，估计是兵力不雄厚，无纵深配备，系一线作战，以节节抵抗，迟滞国民党军前进。因此，会议商定将六十一旅两个团以营为单位编成六个纵队，采取“叠次插进敌后”的打法。所谓“叠次插进敌后”打法，即以第一纵队纠缠当面共军，以第二纵队向敌后方插进，第三纵队又叠次插进，逼使当面之共军迫于后路截断的压力而后撤[31]。

18日一早，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国民党军以“叠次插进敌后”的钻隙战法，打算由松树岭至杨家畔之线的原始森林打开突破口。教导旅决心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将国民党军压下去，以保障顺利转移。战斗至关键时刻，旅部的参谋、干事、勤杂人员都上了战场。下午三时，教导旅集中一团两个连、二团两个连、警卫营一个连、教导大队四个连及两个炮连共十一个连队发动反冲击，将国民党军压了下去。这次反击之后，教导旅给彭总去电话，告知敌人被打垮，部队开始撤退了[21]。

国民党军右翼兵团下午17时半，先后攻占杨家畔、娘娘庙高地以及杨家畔以北张家沟之线。国民党军左翼兵团则于早上8时攻占劳山部分山头及1276高地，一二三旅于攻占甘泉后，也开始向小劳山攻击[25]。解放军自16日起，以独一旅七一四团及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展开防御，经三天战斗，逐渐后撤至大、小劳山之线，19日上午也撤出了战斗[32]。

晚上19时半，教导旅令一团在松树岭西山留一个排，松树岭正面留一个连，二团在松树岭东山留一个连，掩护主力沿北山和东山之间的小沟转移到松树岭北山后面的小村庄稍事休息之后，于12时半开始向预定的撤退地点青化砭前进[21]。

当日晚20时，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18]。

19日，国民党军只遇到轻微抵抗，两路均进展顺利。左路三十六师早8时攻占大、小劳山，至当日下午，进占三十里铺[25]。右路整九十师六十一旅拼力打开通路之后，满心以为必定首先进入延安了。谁知18日深夜接到董钊的电话，命令其19日早9时出发，俟整一师通过之后，在其后跟进。其攻击方向被调整为向延安东北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该旅官兵闻知，无不痛骂[7][31]。整九十师代师长陈武更是恼火，公开表示不满[7]。

胡宗南偏袒嫡系，尚不止于此。即使在整一师内部，还有亲疏之分。整七十八旅为抢头功，派二三三团连夜向前推进，谁知当夜接到师部命令，谓胡宗南已经指定第一旅先进入延安，各旅明晨开始行动时间都有一定规定，不得抢先占领[28]。

至此，延安保卫战已经结束。一般战史均称，我军损失约700余人，毙伤国民党军5200余人，敌我伤亡对比达七比一[33]。但据战后数日中央致各地领导的电报可知，延安保卫战“我共伤亡五百人左右，敌伤亡千五百左右”[34]。

四、保卫战之后

西北野战军将部队集结在青化砭、甘谷驿以东以北地区，是早先预定的计划，准备将此地作为初期作战的战场。因为该地区处于延安东北，物资较为丰富，可以依托晋绥解放区的支援[21]。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对解放军去向一头雾水，大约有三四天时间并未积极行动。西北野战军至21日也还没有判明胡宗南占延安之后究竟是北出清、绥、米或东出延长，因此令部队隐蔽集结，打算让部队在该地区休整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14]。

当22日获知“胡宗南二十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半佛，要其筑工固守”，彭德怀立刻体察到胡宗南“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遂决心“伏击该敌（三十一旅）”，同时为加深敌之错误判断，令“留兰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14]。因此，青化砭之战并非延安保卫战前或战中已经计划好的，而是战后根据敌错误判断，因势利导而造成的。

《王震传》中称王震17日从延川动身时带了几位旅、团参谋长，就是奉王震之命到青化砭一带观察地形。由此，认为是“表现了王震的远见”，“几天以后在青化砭进行的那场伏击第三十一旅的歼灭战，恰好证明了他的这种预见”[16]。由以上西野电文资料可知，当时根本无从判断胡宗南部的动向，何来“远见”？另外，王恩茂日记记载，看地形是21日的事情，因为“敌人进占延安之后，有向甘谷驿、延长、青化砭等地继续前进模样”[11]。可见，《王震传》中的说法不无拔高传主之嫌。

再来看看国民党这面。胡宗南对于宣传的兴趣和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军事。胡宗南的宣传，“不仅对自己部队，对国民党其它军队、对上级，而且涉及到对外国人”[35]。胡氏对士兵训练注重表面，不重实际。士兵整顿内务、校阅动作、修马路等花的时间要超过军事训练的时间。据说1940年，何应钦到第一师检阅战斗演习，对演习内容大为不满，认为视同儿戏。视察部队时，又发觉士兵动作多不熟练，且连武器都没有擦拭干净。因为之前几天，士兵都忙着整内务、刷墙壁、用各种颜色的石子砌成各种标语，以致没有时间擦拭武器[36]。

胡宗南部进入延安之后，当然更要大肆进行宣传。胡宗南声称俘虏共军达二万人，结果引起国民党新闻局组织新闻记者参观，搞得狼狈不堪。中共的新华广播电台“将军”说：胡宗南敢不敢把俘虏的姓名、职务加以公布呢？专门为胡宗南收听和纪录新华广播电台新闻的夏新华听到这则广播之后，一气之下居然说出：“这真是逼人太甚！”的话来。[15]杨健在其回忆中，肯定地说：“俘虏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完全可以确凿地说，即令完全相信部队的战报，全部俘虏也不会有200人。在整个进犯延安的六天战斗中，除金盆湾战斗，部队报俘九十余人，在19日侵占延安时，部队报俘三十余人外，其余四天战斗，部队所报俘虏，每天都是二三人或三四人，合共计算，总数决不会超过200人。在记者参观团到延安以前，解到延安的俘虏，一共只有30余人，我都亲自和他们谈过话。200人对2万人，胡宗南扯了一个一百倍的弥天大谎。”[15]

当时的大肆宣传，许多至今看来已经成为滑稽戏了，说起来可以让人解颐。通过时任整三十八师五十五旅一六三团三营营长的袁同庆的回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国民党之自欺欺人当时到了何种地步（其中错误太多，笔者无意一一纠正）。袁同庆称此役：“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祖涵）（系程潜老贼的儿女亲家）携带爱妾，逃之夭夭，下落不明；其边区政府主席，由高岗代理”、“实际上延安早已传出，毛泽东在一周以前偕江青（与唐纳离婚之蓝频原名栾淑蒙），逃亡东北佳木斯，他们失去信心保卫延安死守绥德。这时共党主席，由民国三十四年冬，从苏俄归来之李立三代理”、“彭德怀已知战争注定失败，即率陈绍禹（原名王明）及与苏卡诺谈过恋爱之王光美，以及孟庆树、薄一波、雷伍民、丁玲殿前，由其一二零师师长兼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及黄新廷压后，载着重要军用物品，逃往山西兴县贺家坪，匿身不吠；贺龙得知彭已溃逃，自亦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也迅速集结其残兵败将，趁早脱离战场，随逃者有蔡畅、吴满有、续范亭、韩继恩等人，往陕北米脂（李闯王家乡）方向溃窜，路经榆林，转往燕北，投靠饶漱石、聂荣臻、罗荣桓而去”（注：以下关于高岗、康生、陈云、邓颖超、李富春、黄华、叶剑英等下落，愈出愈奇，不再一一赘述），总之，“将延安附近共军肃清，战果丰硕。共党老巢被攻取，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下落始终不明，代理共党主席李立三亦不知亡命何处，所谓东方赤都正式瓦解。”[37]

话说回来，胡宗南为了宣传目的，也做了些好事。他通令部队，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房舍，妥为保护，不得驻军。还积极着手改建延安新市场，设立中央银行，开辟延（安）西（安）航线等[15]。可惜，这种种的打算，只是一场春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