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播种》：前言 -- 十年尘梦

撤回日本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战败约半年后的2月28日，我回到了日本。

2月25日，接受了各种检查之后从上海出发，在船上吃的第一顿饭是一些菜叶和夹着小麦的少量米饭。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又吃到日本的食品了。与此相比，战后在上海，我还能吃到相当丰盛的食物，所以，船上的饭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两天多以后，我们在鹿儿岛上岸，日本优美的风景映入我的眼帘，使人有一种久违的怀喜。但是，由于一直饥肠胶镰，食物一下子飞进了眼帘。随后，我又乘上了为撤回者准备的从九州至大阪的列车。

在外地的时候，我们听到日本受到了严重的轰炸，破坏惨重，但具体怎样，大家都不清楚，所以都非常担心。虽然大家按照家庭住址的府县的不同分成各个小组，但是心情都是一样的。然而，登上日本国土以后，日本人本来具有的自私自利又表现出来了。“万事我先”的这种自私自利思想使得人们的心绪开始四分五裂，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强横的男人爱显示自己，说：“让女人先坐！”结果，使自己的女伴先上车并为自己占位子。那些人几乎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抢到座位。由于我是一个人，就没有占到座位。反正我年轻，扶着放在过道上的自己的大包，乘着火车从鹿儿岛晃到大阪。

到大阪后，我立即向我家所在的神户赶去。从神户站到我家的市营电车，或许是由于战争灾难，车辆数减少，只是偶尔来一趟，且不是我印象中的直线轨道，而是岂有此理地绕着大弯。好不容易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中找到立足之地。背着大包，想抓扶手又抓不着的40分钟路程，回想起来痛苦不堪。

下了电车，回家途中，我顺便去了舅舅家一趟。在上海，与日本的通讯中断，我在《生活》杂志上看到了被轰炸的神户的照片，曾非常担心自己的家和亲属是否全没了？我带着极大的不安终于回到了神户。我害怕直接回到家中，所以，当从舅舅那儿听到我家平安无事时，一直紧绷着的紧张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休息了5分钟，我就直奔200米外的我的家中。父母在家，我们共庆生逢。据说我家庭院中也落下了5枚燃烧弹，有一枚喷着火的燃烧弹从房顶落下，穿过二楼，扎进了一层的壁橱中。好在火是喷向墙壁的，没有烧着家。千载准逢的幸运使得我们家得救了。而我也平安无桑地回来了，全家庆幸。

父亲把我的东西疏散到了12公里以外的母亲的故乡。虽说只有12公里，但途中有一个很大的山口，又没有汽车，父亲用自己以前用过的手推车把我的东西运走。平时，父亲很爱骂找，但从这件事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父爱之情。虽然未说出口，但我在心中发誓一定要努力奋斗，按照父亲的教诲成为一个使父亲满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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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撤退的船上

从中国撤回时，只允许我带一个包回来。带新东西不行，只许带旧东西。我带了两件衣服，两三双鞋。考虑到家可能被战火毁灭，还带了一升米，少量的盐、糖，其他什么也没带。装着我唯一财产的旅行包，在上船之前找不到了。在我沮丧万分、心情消沉之时，不知谁把包给我送来了，或许是包上写了我所属的小组的名字吧，我高兴极了。是谁给我送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但当时的感激和喜悦之情我一生也忘不了。在谁都为自己的事而头脑发胀的撤退船上，还有人能体察到同时撤退者失去包的绝望心情来帮助我，至今想起，依然有一股暖流从心中流过。我刻骨铭心地想成为这样的人。

船中空气极其污浊，在船底呆着令人头疼。大家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当时有一个在美国住过的日侨二世男性说：“这次的战争，日本战败了。但在战败国中，日本败给了一个最好的国家。”当时我没有马上明白他的话的意思，但我一想到自己周围的事情，就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在前面已写到了，由于我很重视人的关系，所以在日本战败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有中国人安慰我：“不要悲观，或许过两三年，你还可以来的，到那时再来。你的行李若茗不太多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保存到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人在国家体制不断变化之中有各种各样的体验，他们明白这祥的状态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在拥挤的船上常常回忆起和中国人交往的事情。

后来，我又有了去中国的机会，并且访问了中国朋友的故乡，但是没有朋友的消息。当然，我不是去取我存的东西，我是抱着怀念和感激之情去的，但那个人似乎已经亡故了。在我撤回日本之前，那个中国朋友在家中给我举办了送别会，那是一个绝对不能为日本人无所顾忌地举行送别会的时期。但他直到最后都非常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充满善意地与我交往，我想，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大概很难做到吧。我一想到我或许永远也不会见到那个朋友，就感到心情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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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公司涉外科工作

我回到家的时候，哥哥住在大阪府高最市，也同样在大日本纺织公司干得很不错。我去哥哥那里，并在他的陪伴下到公司报到，那是昭和二十一年3月1日的事情。当时是许多美国人横行的时期。我在上海工作时，由于工作所迫，不得已而常说一些蹩脚的英语。曾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公司任总指挥的常务董事对找的英语似乎比较欣赏，一下子命令我到涉外科工作。我原来的专业是化学，并非学英语出身，但化学知识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只好放弃了化学专业。涉外科长是个英、日混血儿，出生于日本，已60岁左右。此外，还有东大政治系毕业的一人，大阪外国语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一人，法语系毕业的一人。科长一直负责起草向麦克阿瑟在日本的驻军本部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文件。在他的指挥下，我也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所以我很难受，非常痛苦。有时去送文件，有时被迫翻译。日渐消瘦的我冷静地想过，无论如何一年内要逃出苦境。

在这里工作约一年后的2月27日，我提出辞职报告并于3月7日正式从公司辞职。理由是上班乘坐的车非常混乱，乘客都杀气腾腾，此外，粮食不足到了最糟的地步，所以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部不堪忍受。

此后，我有缘成为京部冈松家的养子。此事是在公司工作时决定的，于是3月14日举行了结婚仪式。一直到5月中旬约3个月的时间在家里休养。

养父的职业与纺织有关，我继承了他的事业，此后的工作由我负责。在这过程中，我有了许多第一次的体验，无论我喜欢与否。有关具体情况，我将在后面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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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与中国人的交流

日本国内在战争中被军部的一种思想所束缚，处于封闭状态，人们过着乏味的不自由的生活。在国外却有所不同。举一个日常的例子：在上海有许多点心，对此，昭和十八年十九年调到上海的日本人的孩子非常高兴。我不喜欢吃甜食，也不喝酒抽烟，如果发给我甜食或烟酒的话，我都送给周围的中国人。我在啤酒公司工作，可以自由地买食品，但面包和其他的配供品则和常人一样，这些配供品我也送给中国人。当时，我每月可免费领到48瓶啤酒，除偶尔来客时饮用以外，余者皆送给中国人。中国人非常高兴，拖多带口自己不喝，卖了换钱以买必要的生活用品。

由于我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很受欢迎。在战争中使中国人受害的那些日本人，在日本战败后马上受到中国人的报复。这是对三年前、五年前、十年二十年前之事的讨债行动。中国人具有这种性格。反过来说，中国人一旦得到一点儿恩德，不仅自己而且也告诉自己的子子孙孙永不相忘。在上海为我开送别会的中国人有孩子，我虽不记得其长像，但如果我还能够遇到他的已长大成人的孩子的话，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很好地交流的。在设立酒精工厂时，曾有一位留学英国3年的中国人，作为顾问每天到公司来。他与我关系很好，给我们提供有关的建议。此人名叫卢济沧，是一位有教养的绅士。他说他去过日本，作为足球选手与早稻田队进行比赛。卢济沧先生后来曾来过东京。当他知道我自昭和二十一年起在大日本纺织总公司涉外科工作的消息后，特意赶到大阪我工作的地方来看我。当时我已退出纺织总公司，所以他将自己的来访意图用英语写在自己的名片上，留在了公司里。当时我没见到他，很是遗憾。一个月后，我去东京拜访了卢先生，共进晚餐，同温旧谊。随后，卢先生用车带我游览了东京一个多小时。第二次在大阪的饭店里又见了一次面，畅谈了一次。中国人对战败的敌国之人表现如此友情，这种宽大的民族性格，使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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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热情——我的想法

我在中学学了５年英语，时间并不多。上专门学校后，我的专业是实务科农艺化学，所以只在一年级学了一学期英语。农艺化学主要是分析农产品的化学，据此，我们学的是培育农产品的土壤、化肥等知识。与农业有关的书中有许多农产品的名字，我记住了这方面的英语，但仅此而已。

我进入社会就职以后，在公司内没使用过英语，直至到上海工作以后才有必要使用英语，前面已写过，我是在神户出生的，十分向往能自由他讲英语，这种热情一直持续到战后，在上海工厂里，说英语说得我焦头烂额，但还是不气馁，走到街上跟别人说。战后，我在总公司涉外科工作时，绝大部分工作都是以英语为中心，又使我焦头烂额，但还是闯过来了。其后，我利用一切机会继续学习。时至今日，虽然有时拐弯抹角，但日常会话还是可以进行的。关键在于一旦下定决心就要贯彻到底，并为此而不断努力。这是我的经验。

另举一例。我想读日文古书，但没人教我，于是我就到京都国立博物馆，每次边看展品边记一点儿。要识别异体日文字母，仅看一本书是不会明白的，我就把几本书对照看，把已记的文字集中起来进行判断。有时为了解读－个文字，连续３天到博物馆，反复读，反复想，终于猜对了。我就这祥拼命地学习，连续４年去博物馆，累得够呛。当时，我连坐公共汽车的时候都看书研究。正因为如此，自己通过努力记住的东西也决不会忘记。开始时我想，要是能读懂就好了。不读解说书，想靠自己去碰，明白一点儿以后，兴趣越来越大。现在，已大体上可以读懂。去看主文书和卷画时，能解读上面写的文字，使我感到由袁的喜悦。

当时，我还向来博物馆参观的初中、高中的女学生打招呼，让他们读一读，几乎都读不懂。我说这个汉字是从那个汉字发展过来的等等，她们脑子好使，马上就记住了。让她们读两三次以后，我说：“如果记住了，就很有意思，就可以继续往下学了。”我将历史手帖附带的异体假名一览表复印后，一直带在身边，遇到这种时候就送给她们，告诉她们：“你们一记就记住了。”学生们总是说：“谢谢。”她们随后很可能扔掉，但若其中有一人能以此为契机开始关心古文字的学习，那也就行了。尤其是女性，在文学方面进步快，希望后者大有人在，若其中有一位能有所成就，我也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就是这样想的。

同样，我现在把日本的好书大量赠送给外国。主要是介绍日本文化和日本美丽风景的影集和画册。因为我认为从这些书中会派生出好的东西，向好的方向发展。最好能发芽、开花、结果。我给在外国学习日语的学生及日本的后世赠送奖学金也是同样的心情。奖学金是以在大学学习者为对象的，学业上经过选拔的人，成功率高。过十年、二十年必有成为专家者。他们也会采取我现在的立场，帮助在自己国家中的日本人与本国人进行良好的交流。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期望。

在中国，我所做的一切，也是基于同样的心情。中国人不忘事。而美国人则多较爱忘事，或者多逢场作戏，这也是美国的民族性格，我不应该多说什么。日本人中也有这样的模式：给人以过分的照顾，以期待从中得到些什么。固执于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固然不好，但这种做法现在依然很多，真让人头疼。如果不理解各种各样人的各种各样的立场，则很难有正确的行动。例如，询问各国的人，在饥饿的情况下吃东西，应如何表现呢？日本人是狼吞虎咽地吃，加拿大和新西兰人则是饥不择食地吃，也有用羊吃草，牛吃食来形容的国家。各国气候、风土、背景、习惯、环境不同，表达也不同，有必要予以充分了解。此外，时代在急剧变化，表达形式当然世在变化。我由于失败过几次，所以变得慎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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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的精神

人有肉体和精神两个年龄。这两个年龄在某种程度上是并行的。但有的人身体不能动了，还有着认识和分析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因此，平均年龄或死亡率的统计只是一种数字上的参考，不要局限于日历上的年龄，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创造出大量实际的业绩。这里所说的实际业绩是指后人听说后会留下清新的回忆的事情。即使活到百岁，如果碌碌无为，活得越长则越空虚。没有劳动的能力，又不贡献于社会，仅仅活着，说得难听一点，就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无论什么人，多少都要给社会添点儿负担，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为社会做点贡献。应该以这种心情生存。在人群中和社会上出类拔萃、在头脑方面超群的人，如果做一件事情，则看上去闪闪发光。那是因为他至今的生活背景依然放射光芒的缘故。有的人做同样的事情看上去不放光辉，是那个人背景不充实的缘故。也就是说过去是否不断努力，区别很大。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会对什么人都真心地帮助。受到帮助的人就会非常的感谢。

当然，留有后遗症的人应另当别论。作为人，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持续不断地严格地锻炼自己，毫不松懈地努力地提高自己，日积月累，就会打下基础，这是很有益处的。通过努力得来的东西，必然会被自己掌握。以肉体锻炼为主的体育活动另当别论，通过努力，自身掌握的精神上的东西终生不会失去，并用自己掌握的东西更多地为他人服务。这也许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但对我来说却是亲身体验来的，所以，我一生都对服务于社会之事极为重视，以此还原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者在象牙塔中所讲的东西故然不错，但真正与从原野走出的居民们直接接触，交流心声，而表现出的人的美好的东西则更加令人欣喜。

在很早以前，当我40岁左右的时候，一次，我乘公共没车没有零钱，一个年轻的妇女立即给了我一张票，我非常高兴。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体验，我总是多准备一些公共汽车票，在汽车上遇到同样窘迫的人时，他们放人票箱。彼此之间虽然不知姓名，也记不清面孔，但是，清爽的心境却被留下来了。另外，看到外国人语言不通，拿着地图找路的时候，问问他：“要我帮忙吗？”虽然是蹩脚的英语，但却可以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帮助。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在可能的范围给予帮助。这些小小的行动，是使世间定向光明和美好的第一步，这样想就会感到欣慰。

但是，任何时候都只想着这样的事并不好。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极其自然地、淡淡地、朴实地提供自己的帮助，对谁都有益处，这样最好。每天在自己接触的生活中做好事，比居高临下、从高处着眼、从大处着手做事更好。这样可以教育他人，他人也会想：“我也想做这样的好事，试着干吧！”细微的美好行为，在社会中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所以，我现在对此非常重视。

前面写到的中国人卢济沧的事，过去的事情现在依然互相温暖着彼此的心，也将牵系着未来。他一定会告诉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即使在我死后，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人多一个，我虽然不能看到，但国与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会进行下去。

如果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广泛地传播的话，受懦教教育的东洋人的思考方法就会在全世界无限通用。世界上的事情我虽然知之甚少，但是宗教的差异，民族性的差异，以及其他各种事情，在一定程度上世是知道一些的。无任何所求，纯粹地好意待人反而惹人不高兴的事情我也体验过。根据对象的不同，充分考虑与对象相适应的服务方式很重要，这也是我现在活动的重要着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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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冈松家以后

冈松的父亲从事纤维方面的工作，并且开着一个商店。然而，因为战争期间和战后对绢采取管制，和服的生意全部被停止了。于是，我便进了岛津制作所的傍系会社的大平林产株式会社，干些贩卖的事情。尽管我对木材是门外汉，但工作非常努力，经常出入京都大学请求购买木材。公司对我非常器重。由于我的岳父因病人院，昭和二十三年末，我名义是留籍在公司，实质上停止了工作，昭和二十四年正式辞职。这个公司现在依然存在，我长时间未能与之联系，近况不太清楚。

这年3月，岳父出院在家休养。我辞职的理由之一，是因为5月中旬绢的管制将被解除，6月开始就可进行自由买卖了。为了岳父过去的高级和服商店能再开张，我开始了建立新公司的准备工作。6月13日，岳父患癌症去世。

战后各种制度都进行了改革，其中，财产税被制定，具有大量财产的冈松家不得不支付相当其家财的百分之八十的税金。我就是在其未能纳清税的时候来到了冈松家的。没有生意，岳父又有病，家里只有岳母和我妻子，没有其他人可依赖。没有兄弟，连个可谈心的人也没有。为了交纳未付的税金和岳父的医疗费，我不得不处理一些可换钱的东西。正当这时，岳父死了。原以为岳父还能多活一段时间。我才来不久，对买卖及财产的事情一点不明白。如今我不得不整理财产来支付继承税，这就是，交付财产税的时候，支付了财产的百分之八十，剩余的百分之二十继承之后，又得付百分之八十的继承税。这些连作梦也想不到的事情不得不作。到底该如何干，我全然不知。但是，必须在岳父死后3个月以内交清继承税。我当时的困惑情形，到现在也难忘却。

交付财产税的时候，已卖了多数的家财，请人对房产价值多少进行计算，以此来纳税。交付继承税的时候，又卖了许多房子，还请房客来买，这才有些钱。请求房客买自己住的房子，这一下就漏了天机，结果卖得非常便宜。但我不得不在3个月内付清税款，只好照其开的价卖了。在这种时候，请求别人来买房子，人家只开二三成的价，大体相当于当时价格的百分之三十。自己尽管舍不得，也不得不割爱了。在3个月内，用近百万的现金去申告、纳税。当时，连税务所长都问，是谁一次付清这样多的钱。这在当时中京区的现金纳税额里数第一。

冈松的家业，是岳父的兄长即上一代冈松家的老大作出的。他有才能，人品又好，发了大财。大正七年（1918年）左右，纤维行情不好，大暴落发生，遭到了大危机。许多公司破产了，或者都很不景气。但是，冈松家却未欠一文的债，拥有当时150万日元的股票和巨大的资产，轻松地渡过了难关。他死后，由最小的弟弟即我的岳父继承下来继续经营。可是，战争开始后的昭和十八年（1943），政府发布了对绢的管制命令，做生意越来越难，同行相互合并。第二年，生意全部停止，一直到昭和二十四年。

冈松的家财是非常巨大的。琵琶湖的游泳场还只有近江舞子、青柳和真野三处的时候，冈松自己就拥有了青柳游泳场全部。现在已经没有了的近江铁道的那部分土地，也是从冈松家买去的，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曾经作为太湖汽船的港口。冈松家处于全盛期的时候，从湖岸到山顶的全部，及距离近江舞子有10里远的权本那里，也有相当大的一片土地。战后，因为要开放农地，被没收了。借出去的有北野附近十数处独立的房产，中京也有数处。除了现在留下的之外，其余的都像前述的那样，用来为岳父治病和交付继承税。

自6月开始，一直未能付之行动的生意方面的事情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原来，在岳父手下干活的人听说绢的管制将被解除，都来同我谈重新开业的事。这次，又不得不为准备开业基金大忙一场。

回想起来，财产税的处理，岳父的死，财产相续及相续税，重新开业的准备资金等等，全都是我未干过的事情，我被诸多压力压红了眼，就像梦游病人一样，每日不知所为，无目的地忙来忙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无论何事，都没有一点胜算的把握，但不作又不行。不过，在别人看来，我倒是非常幸福的。

这些事情本来是我自己必须千的，但工作量之大，却又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我之所以能完成这些工作，是依赖了许多人的帮忙。我并没有向别人请求，是周围的人完全出于善意来帮我，这些是我岳父生前的所作所为得到报答。对于那些我完全不明白且非常困难的问题的解决，只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托大家的福，把岳父的冈松商店改为“株式会社冈松”重新开业，家务也逐渐整理好，战后结束不久的那种气氛也变得安定下来。我一边处理着日常的繁杂的事务，新币和旧币的交换等等，一边作为社长全力投入了工作。

京都的家族里有许多旧的习俗。我作为养子来到这个家里，行动受到了亲戚的全面监视。一有事，他们总是借口发牢骚。这些有旧思想的亲戚竟然干涉到我的家庭生活。家里的权威岳父，对我这个才来不久的人，没讲过一点家中财产的事情。可是几年后，他把我作为后继人予以信赖，也让我接管必要的工作。但我有不得不边摸索边干的苦衷。当我陷入困境时，也明白了世人的心肠。我从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世上的人可分为善人、恶人、普通人三类。被欺负了之后，往往是想报复的，我当时曾想过：面对困境，自己该如何做？最后我决定：不仅不报复他们，还要帮助他们。我一直是处在一个非常优裕的环境中，没有亲身经历过困难，通过那次痛苦的体验，我痛感到应该如何做人。也有只是口头上安慰我的人，他与我父亲关系非常好，我也曾尊敬他，原来他也不过是为了钱。还有，有钱可捞的表现非常好，一旦得不到的时候，立刻避开远去，连招呼都不打。世上就是有这祥的人。但这也无可厚非。明治时代出身的商人，绝大部分是小学校念完之后，就从商，从小徒弟干上来的。为了出人头地，只好和别人作剧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并不是公平的竞争，一般是由陷害他人、暗作手脚来获得成功的，思想和教养都非常幼稚，且不具有提高的能力。我们不能一味地责备这种人，要是处在同样的立场上，我也许会一样。

我是从比较开化的都市神户来到京都的旧风习的漩涡中的。亲戚的各种各样的言辞，说好听点，是忠告、谏言；说不好听点，是多管闲事。这佯的事情发生了许多，件件都无礼之极。我应承，但不照其说的做。有时，我明确地提出个人的主张。尽管上了年岁的人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我听是听，但心中决不接受。不管对手如何抱有敌意与我为难，我对我要干的事情，只要认为正确，不管多苦，都敢坚持下去。所以，我没有主动地同亲戚发生面对面地冲突。

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麻烦，我在前年的贺年片中清楚地写到，同我岳父的朋友的交往，到我75岁为止。我在前面提到，人的平均年龄是75岁。我想把这剩余的时间用在我最想干的事情上。因此，把时间花费在人事应酬上，觉得非常可惜。我决心摆脱些应酬方面的事，即使被人说成是不知礼仪、人情的混蛋也不在意，目的是为了抽出精力帮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经常有一些与我有识的青年人，可能是想同我接近，给我写信或给我寄东西。如果我认为他可培养的话，就接近他，否则，不会为了这样一个人浪费时间。但对外国人例外，因为这不光是个人间的来往，还关系到日本的印象，因此，多多少少的对应往来是需要的。

为了发展岳父未竟的事业，我依靠过去在岳父手下工作过的人的帮助，建立了株式会社冈松。那些人，多少能帮助我干一些活，但有较高经营能力的人却没有。尽管卖东西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但视野较狭窄，不能通观大局。如果稍有越过规定范围以外的工作，就完全不知如何对待，也不会写文章。我如果指挥这些人去干的话，就好像我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人似的，那会让公司破产的。所以，我决定采取德川家康的政策，表面不讲，一直以静观变。我如果像那些人一样干具体业务的话，那我就不得不作所有的工作了。经营生意这种工作，一个人如果不是从小就开始锻炼的话，肯定要失败的。所以，贩卖方面的工作，主要拜托那些人放开胆子去干，我则主要干金融和对外方面的事情。说是对外，也不像一般的人那样把时间花在沏茶、饮酒的往来上，而主要是干些与银行的交涉及其有关方面的人洽谈之类的工作。

在那段时间里，如果有了空闲时间，我决不浪费，用来学习。我对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的愿望一点也没有变化，只是因为我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公司的工作，一时抽不出时间来。因此，至今为止，我在这方面采取了旁观的态度。当我发现自己能抽出一些时间来的时候，我开始向我的既定目标前进。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还要具体陈述。过了75岁，自己还能干多久，我尽管不清楚，不过，我想把我撒的种子收获上来。倘若能够在85岁时收获，在这期间，又会有各种体验。我如果有精力继续下去的话，定将努力学习人生的博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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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谈，同银行的交往

店里批发的东西是只有小鹿图案的和服。我对和服一无所知，曾经犯了一个连现在一想起来都感好笑的错误。店员非常热心地向顾客推荐东西，我也把那些词记熟了。有一天，有客人来的时候，我也想学一学，就拿了一件对人家说，不错吧！这祥好的料子不买的话可就没机会了。打开料子让人家看，客人笑着说：“这是反面！”“真的？”结果大家都笑我。以后，我同亲戚谈起这事，大家又是一场大笑，成为有名的笑料。尽管自己对和服不清楚，有情可原，但拿着布料的反面让人家买，确实是不可想像的。

银行方面的工作，店里的人千不了，全部由我来干，去银行和上层的人交涉。但是，如果只是去走走的话，不可能期待有好的结果。交涉银行定为三菱银行。三菱银行有的是大客户，像我这样的小公司是不能与大公司一样干的。一般说来，年末、盆兰节的时候都送许多礼品。我觉得，用这样的方法来求人是非常失礼的。我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我干别人不干的事情。于是，不管风吹雨打，我每日都去银行打招呼，结果银行的人终于记住了我。一般的人，只对同自己单位有业务联系的借款处的人打招呼，赠东西。我却不这样，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对任何部门的人都问安。这样，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名字和长相记住了。

后来，我又作了这样的事情。星期六的时候，银行的业务大体于二三时结束。我利用这之后的时间约请银行的职员，不论男女，让我的历史学家的朋友来带着大家去京都各处游玩。我对女性这样说：“尽管大家现在有些自由时间，一旦有了家庭，就抽不出时间了。如果想学习的话，现在是个好机会。当儿女长大后自己又想干些事情的话，又不像现在脑子好用，所以，我选一些大家不常去的地方，一道去玩，希望大家一定来。”去的地方都是我同专家商谈来定，春天的3－5月，秋天的9－1l月，6个月间，每月活动一次，一直坚持了5年。大家对此都非常高兴。后来，银行自己的业务也忙了起来，没有时间，就停止了这项活动，但还有人记得这事，希望再来一次。

在银行中，以支店长为首的几个人，像专家一样精通历史。于是，我有时就请哲学界的权威来讲授，在支店长任职期间以及之后，我都坚持学习。其中，有脑子非常好的人，我常常高度的紧张，边考虑边说话。这本来是为了和银行保持良好的关系开始的事情，结果，不但达到了最初的目的，还形成了我独立研究问题的习惯，到现在我都觉得非常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