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播种》：前言 -- 十年尘梦

幼年时代

大正二年（1913年)６月30日，我在神户市（长田区宫川阶）出生。父亲务农。因为父母身体健康，所以我生下来就很结实。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家里的第二个男孩子。大正五年又添了一个弟弟。

我家虽说是在神户市，但当时的神户，还不是今天这样的繁华都市，而且我家是住在离城区老远的郊外。我家周围是从大正九年（1920年）前后才开拓出来的。在那之前，这儿完全是一片田园风光，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四处游玩，长大成人的。不过，对五岁以前的情况，我几乎没有记忆，只记得附近有一座庙，就是神户的长田神社，祖父曾领我去那儿玩过一两次。

上小学以后，我有时在家门口的小河里玩水，有时在田地里跑来跑去，在山坡上捕蝴蝶，有时在神社的树丛中捉蝉，我和一帮小朋友们以大自然为伴，玩得很开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大人根本不让我到市中心区去看电影或下饭馆什么的。这也许就是我父亲的教育方针。在这一点上，我父亲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他生活非常简朴，一点儿也不讲排场。同时，父亲的工作非常忙，母亲也总是忙里忙外，他们似乎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照管孩子们，所以孩子们自然而然地就什么事都得自己去做。母亲有时也下地下活，不过主要是料理家务，照顾一家人的吃饭、穿衣等一切家庭琐事。母亲做这些事也总是那么认认真真，一丝不苟。这些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母亲就是这样为我们操劳。但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男性吧。

不过，我的父母并不像现在做父母的那样溺爱和娇养孩子。从上小学时起，父母就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在那个时代，除极少数在城市生活的家庭外，也还没有带孩子到处玩的风气。孩子们放学以后，一般都是和附近的小朋友在街上玩捉迷藏、钓鱼、拾棕树籽儿、爬树、游泳等等。那时的自然风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小学三年级时，我到河里去玩水，陷进一个瀑潭一样的深坑望。我不太会游泳，怎么也出不来。我想，这下可淹死了！忽然发现前面有一位小朋友，我就拼命喊：“快拉我一把！”他把我拉出了深坑。其他小朋友拿着衣服在河边上走，正准备回家呢。如果当时河里没有那位小朋友，我也许就淹死了。这件事我终生难忘。这条河在长田神社旁边流过，所以叫“宫川”。现在这一带已成为神户市的中心市区，宫川仍畅流不息。”

从长田神社往北都是农田，几乎没有住户，只有一些老早以前的旧村落星星点点地点缀其间。那还是沾了大正九年（1920年）欧洲大战的光，神户一下子变得繁荣起来了，这一带也建起了一座座的房子。现在，这里有的地方变成京都近郊农民的停车场，有的空地盖起新的房子，面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而与现在相似的情况，早在大正九年到大正末年期间我就经历过了，那是通过父亲让我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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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与我精神生活的根基

在父亲耕种稻田和旱田的时代，还根本没有机械，全都是人力作业，所以他总是起早贪黑，一天忙到晚。尤其到了收获季节，要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钟，可以说是“披星戴月”式的苦干。农田离家有一里多地，每当拉晚时，我们就跟着母亲提上灯宠到离家六七百米的地方去按父亲。也许是夜深入静的缘故，拉庄稼的车传来嘎拉嘎拉的声音，渐渐由远及近。记得母亲见到父亲时总是问：“您累了吧？”

我家周围被全部开辟出来之后，父亲就不能象过去那样从事农业了。明治十二年出生的父亲，那时已有相当的年纪，家里也只剩下约一百二三十平方米的土地。父亲就在仅存的这块土地上开辟了菜园，用他掌握的种莱技术，从晚年到去世，一直在这块菜园里劳动。由于有长期积累的经验，父亲的种地技术堪称好手。

父亲生活简朴，孩子们从小就在这方面受到无言的熏陶，对自己要求很严，从来不乱花零钱，也从来不向大人要钱约朋友去玩，而是在步行能达到的范围内，和附近的孩子们一起去爬山，有时带上盒饭，神气十足地去远游。我就是这祥度过了儿童时代。在当时那个时代，这样度过儿童时代是极平常的事。

其实，我的家当时并不是很穷。但是因为父亲年幼时日本这个国家本身是穷的，所以国民不得不过极其简朴的生活，从不奢侈。他自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也要求孩子们照这个样子生活。尽管如此，父亲还是热心鼓励孩子们上学，那个时代，能上到中学，就颇出人头地，被一般人看作是有相当学问的人。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上完小学就参加劳动，不然生活就没有着落，当时国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的大哥上完京都大学的工业化学科，弟弟他是东京大学应用化学科毕业，我因为学习上不太行，进了峪阜县的高等农林学校农艺化学科。但父亲还是耐心劝我去上大学，我一直认为，在这一点上，父亲是很了不起的。那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参加工作每月工资50日元左右。我们兄弟三人的入学金和学费，有时一个月就得500多日元。即使这祥，父亲还是劝我们无论如何要去上学。父亲只有高等小学文化程度，自己亲身体验到上学少的苦衷，尤其经历了后面将提到的三年军队生活的辛酸，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孩子们像自己一样遭受这样的磨难。父亲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起过这些事，但是也许正是这些经历和想法，促使他形成非让我们上学不可的强烈愿望。因此，父亲热切地希望孩子们学好本事，并且让他们到最高学府去学习。把孩子们的事情时时刻刻挂在心头，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亲的深情厚爱。

父亲确实是位经过各种生活磨炼的人。在征兵制度下，作为健康的普通成年男子，从20岁开始，参军三年，接受了严酷的训练。我简单说一下明治三十三年父亲当兵时的军队生活。部队分二等兵、一等兵和上等兵三个等级。刚入伍时都是二等兵，同期入伍者称同年兵。到第三年时，要从众多的同年兵中挑选上等兵。父亲在同年兵中出类拔萃，担任负责挑选上等兵候补者的伍长职务，这正是他做出非常努力的结果。在军队里，首先要扛大枪，进行激烈训练，所以在体力上必须有信心。其次是进行学科考试。由于白天训练很苦，晚上已疲惫不堪，一上床就会马上入睡，但父亲要抽出睡眠时间学习，准备学科考试。当时的军营没有电灯，只点很小的油灯照明。即使油灯，一到时间，也全都要熄灭。父亲就偷偷到厕所去，借助那里的微弱灯光继续学习，据说冬天太冷，臂部和大腿常发生痉挛。他经过艰苦奋斗，各学科都取得了好成绩，第三年被提拔为上等兵选拔者。

在军队里，小队相当于一个班，中队相当于一个年级。我父亲的那个中队有三名选拔上等兵的人，岗位最高的是大尉，在学校来说就是教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另一位是助手级的士兵，中学毕业，第三位就是父亲，父亲高等小学没有毕业，就加入了这三个人的行列，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干好，并且能够靠坚强的意志胜任自己的工作。可以想象，在军队中做出这种努力，该是何等辛苦和多么不易，父亲就这样在军队拼搏了三年，完成了服役任务后复员回家。但是，日俄战争很快爆发了，一年后，他又应征赴前线。据说一起应征的中队军官们全都战死。在奉夭开战之前和辽阳战役结束前两个小时，父亲负伤被护送回国。父亲曾说，要是参加了奉天开战，恐怕也就不在人世了。真是死里逃生，也算是幸运吧！据说他在广岛医院住了一年多，由于身体底子好，在生死线上挣扎着，终于活了过来。

明治三十九年，父亲和我的母亲“良”结婚，按现在的说法，母亲那时才17岁。结婚后的情况已如前所述。父亲是一个能自己克服一切困难并战而胜之的人，如果我们男孩子们稍微发些牢骚，就会遭到父亲的严厉训斥，但是他没有打过我们。军队是一个靠铁拳制裁人的地方，父亲在军队中是否打过人我们就没有听说过了。

我小学毕业以前，没有去过理发店。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时，父亲利用那十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乱剪一气，剪得长短不齐，还把我的头发揪来揪去，我要一喊疼还训斥我。父亲为什么发火呢？在父亲看来，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这点事都经受不住，还会有什么出息呢？父亲大概就是因此而气得不得了吧！我们要是有点吃不了苦的表现，父亲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觉得父亲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年轻时养成的处处整洁、有条有理的生活习惯，一直保持了一生。比如，从最不值钱的小东西到最贵重的物品，都分开档次有条不紊地保管着，到用时随手可取。他把东西总是放在最适当的地方，保持最佳状态，这真是一个好习惯。父亲93岁故世，临终前头脑异常清醒。这一良好习惯一直保持到最后一息。

父亲给我留下的这些无言的教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成为我精神之根基。我今天之所以能做点事情，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父亲的所做所为及其精神境界，自己想试着做一做，看到底能接近到什么地步；二是以从遇到过的优秀人物和尊敬的恩师那里受到的教诲为借鉴，根据自己的情况反复思考，今后自己应该怎样做。我一直遵循着这两点，来支配着自己的行动。我认为，人活着，除了绝对必要的东西以外，一切都可以舍弃，一生无所求，只要生命不息。这祥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朝着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必反悔，同时也不因悔恨而烦恼。这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好与坏均由自己判断。就是说，当你判断出应该怎样作或不该怎样作之后，认为好的就去做，不好的，无论别人怎样要求都绝对不做。不管对方是上司，还是总理大臣，是总公司经理，还是分公司经理，他做得好就赞而许之，做得不好就弃而远之。不管职务、地位高低，也不分年龄、性别和国别，一切根据好或坏的确切判断来考虑问题。对别人有什么想法，就坦率他说出来。我就是一直抱着这样的处世态度生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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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和祖父母

前面我曾稍微提到过母亲，下面我再描述一下我所记忆的母亲的日常形象。

她夏天五时起床，冬天六时起床，然后用开水洗脸。接着是跪拜四方和到邻近神社去祈祷。这就是母亲一天的开始。去神社时带上一点米，供在神社的“赛钱箱”前。回家后再面向家中的神龛和佛坛合掌朝拜，然后开始干活。就我所知，这种日程安排一生都没有间断过。也许因为有事间断过一两次，这我就不知道了。我直到现在都是早晨五点醒来，这也许是受母亲的影响。

我从末听母亲抱怨过。人总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母亲从来没有用语言流露过，母亲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听说母亲上小学时成绩非常出色。我的哥哥和弟弟都很聪明，都顺利地读到大学毕业，我想这是继承了母亲的血统。只有我勉强读完专科学校，大概是母亲的血统没有传给我吧！

上小学时，我总是跑500米路回家吃午饭。母亲每天都把饭给我准备好。炒的菜几乎都是素菜，闻起来一股菜味，一点肉腥味也没有。不过，我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好吃不好吃，反正不想吃也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好在我身体结实，肚子饿了吃起来就香，总是吃得饱饱的，然后便跑回学校。

每逢我生日或升入新的学校时，虽说不算祝贺，但母亲也给我改善一下，买一些诸如干乌贼片、鱼什么的平时饭桌上见不到的东西做给我吃。在新年、纪元节和天长节（天皇诞辰）时，因为学校要举行仪式，所以也总给我换件干净、整齐的衣服。母亲就是这样以十二分的慈爱之心来对待孩子。当然，因为家务繁忙，不能像今天的母亲这样照顾得周到，所以从来没有带我们出去玩或者买点什么。不过，母亲的这种对待孩子的态度，事后回顾起来看，作为当时的女性，而且处在我们家的环境之中，我觉得是最好的方法。这是一种不表露于外的深沉的爱。每当忆及于此，我心里都充满一股暖流。

在小学一年级以前，我一直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大正九年，发生世界性流行性感冒，祖父患流感去世。当时还是土葬，所以抬到墓地用土埋掉。我当时在场，记得还难过得直掉眼泪。是不是因为当时的情景给孩子的心灵以冲动，我不太清楚。不过事后想来，也许是作为男性对同性之死的一种感伤。祖母也是那一年患流感，随祖父之后去世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对当时的情景我几乎没有一点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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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中学时代

我家的后面有一座山，名叫鹰取山，我早晨起床早，常到这山上去玩。小学时代我唯一的盼望是有时领到一点零花钱。我用这钱去买点零食吃，有时买块糖，有时买个蒸熟的山芋，就只能买这类东西。整个国家穷，所以家庭也贫困。一般都是小学毕业后就不得不去当童工或看孩子，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兄弟相比之下可以说是幸运的了。在这以前的德川时代，常常溺婴，就是实行所谓的“隔胎扶养”，因为家里穷，连孩子都养不起。到了明治和大正时期，历史进入新的时代，但我小的时候整个社会还没有从贫困中摆脱出来。几乎所有的人从儿童时代起，一家人就不能在一起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忍受着贫困生活的熬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正因为这种贫困生活，培养了人们的坚强性格，能够经受得起艰苦和贫困的折磨。

话再说回来。我家的家庭教育是以节约简朴为宗旨的。饭菜以素为主，大约一个月吃一次肉，因为人口多，分到每个人头上就很少了。即使这祥，只要身体健康，我的饭量就很大，每顿吃五六碗，菜都是父亲种的新鲜蔬菜，没有肉也能吃很多。对于新鲜蔬菜的优点，我是离开家以后才知道的。在家时因为整天吃的都是新鲜蔬菜，所以就认为蔬菜都是这个样子，住进学校宿舍以后，才明白蔬菜新鲜与否大不一样。新鲜蔬菜吸收了大地的地力，我认为我的体力和精力好，是得益于新鲜蔬菜。同时，我生长在神户，虽说不常吃鱼，有时也能尝到鲜鱼的美味，这也是我到歧阜以后才知道的。我还是知道得太少呀。

我就读的小学是神户市长田寻常小学。低年级时，班里分成小组，玩“捉鬼”游戏，哪组要是把另一组的人都捉住，装鬼的就互相调换。我在这种游戏中，总是留在最后被抓住的一两个人中，一大群孩子追来追去也追不上我。还有一种游戏，以帽子正反戴为标志，把人分成敌我双方，互相攻打对方。男生组玩这种游戏时，有一个男孩子玩得十分出色，他个子很高，体力也好，堪称第一名。第二名有两个人，其中一人就是我。另一个人后来升入名古屋高等商业学校，在800米游泳比赛中创县里最快记录，是我的一位好伙伴。

六年级时，大概是大正十五年，我到京都去做“修学旅行”，当日返回。早晨4点在学校集合，乘慢车两三个小时到京都。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一直步行到东山。现在回忆起来，恐怕是从清水寺到平安神宫附近。在什么地方吃的饭记不起来了，晚上七八点又乘慢车卡答卡答摇摇晃晃地回到神户。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旅行。

进入中学（泷川中学）以后，我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即使到暑假，也不敢设想向父亲要些零用钱去玩，或外出去做外宿旅行。那时，中学没有“修学旅行”，只记得有一次翻过比壑山到坂本去过，当然也是当天往返。学校在神户，所以步行上学。

课间十分钟休息时间和午休时，我有时也玩软式棒球，但我比较喜欢单杠。十分钟休息时间，也在单杠上随便做两三次各种各样的运动。学校有运动部，不过剑道部、柔道部等，都被高年级学生把持着，我不想进去，器械体操的俱乐部又没有，所以我想练什么就练什么。现在说起来极简单，两手握杆，曲体，向上翻，就是这个动作，当时也只有两三个人会做。四年级时有一天，先生可能是想试试我的技巧如何，给我出了个考题，对我说：“你在单杠上做一个动作我看看，做什么都可以。”在单杠上做动作一般人都很吃力，但我还能玩几手，我想：“做什么好呢？还是做一个我最拿手的吧！”于是我双手握杆，身体下垂，前后摆动了二、三次，借助摆动的作用力，身体往上一翻，一下子跨上单杠，做得非常漂亮。老师看了大为吃惊。在我升学的申请表上好象还写上了我单杠做的不错之类的褒词。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升学考试时，负责录取的老师问我：“你单杠做得不错吧！”我说：“哪里！不怎么样。”老师说：“这上面是这祥写的呀！”

三年级以前，我学习不太用功，贪玩。虽说是玩，当然不花钱，只是活动身体之类的办法。

我家附近有一家茶馆，那里放一个乒乓球台，星期日和暑假时，我四点起床去玩乒乓球。家里不给我买乒乓球拍，我就借朋友放在茶馆里的旧球拍用。乒乓球一角钱一个，但也没钱买，我就鼓动朋友去买，然后两个人一起玩。从早晨4点一直玩到8点，连早饭都不吃，当然肚子很饿。早晨那个茶馆卖炖豆腐之类的东西，一起打球的伙伴吃得很香，我买不起，只好强忍着。如果是大人，还能忍得住，但是对孩子来说，这真叫人受不了，必须用坚强的理性去战胜欲望。如果我向父亲诉苦，张口要些钱，父亲也许会给找，但我当时一直认为父亲可能会拒绝我。父亲经受过军队生活的严酷磨炼和战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总是教育我们绝对不要乱花钱和挥霍东西。吃过饭以后，虽然肚子很饱，但我有时还非常想吃点别的东西。我上中学以后，才第一次吃到蛋糕，当时我心想，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总起来说，中学时代的我是很守本分的，挑皮任性的事一概没有干过。男孩子有结帮拉伙的习惯，有的人约朋友出去玩，追逐女性，吸烟什么的，这祥的男孩子有是有，但我的朋友中没有这样的人。休息时间总是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譬如读一读英语课本，谈一些与学习有关的话题，互相帮助，心情非常愉快。那时候，全班同学都相处得很好，老实待重的同学居多。

中学时代的同学，一般都是四年级以后开始认真学习，五年级以后开始动真格的。“好，这回我可要比试一下了！”大家怀着这种心情，希望把成绩突击上去。同学们是这种风气，我也不能孤立于这种风气之外，自然加入到同学们的行列之中。不过，在花钱方面，我一直严格，限制着自己。除下雨和生病之外，上学时我往返都是步行。有一天早晨，我没有带伞，出门后路上遇到大雨，淋了个“落汤鸡”，浑身透湿地进了教室，一直穿着湿衣服听课。到第二节课时，衣服干了大半；到第三节课，基本上都千了。我身体素质好，所以没有感冒，即使是冬天，我也只穿一件棉布制服，内套一件衬衫。特别冷的日子，也冻得发抖，浑身起鸡皮疙瘩，但也没有冻出大毛病来。

关于因病请假，我在四年级时，因怀疑肺炎休假三周，五年级时因感冒休假一周，这也许是因为自恃身体健康平时不注意造成的。我的身体虽说不是十分健壮，但也无病弱之苦。后来升入更高一级学校，于昭和八年到中国东北旅行（后面叙述）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正值暑假，又到神户的海边去游泳。由于这些原因，引起腹部生病，休息了大约一个月。上学时因病休假就上面这么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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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门学校

昭和六年，我升入歧阜高等农林学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家过集体宿舍生活。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和父母一起到外面去过。这次父亲却一直把我送到宿舍，实在令人高兴。这佯的事情我做梦也没有想过，即使想让父亲送也没有说过。可见严父也有爱子之心。从歧阜步行到犬山，父亲一直送我到宿舍，到晚上才回家。这是我住进宿舍时的第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此后我度过了三年的寄宿生活。

学校位于歧阜和犬山之间，就是现在的各务原市，当时叫那加村。那时，学校座落在一片农田之中，向东望去，可以星星点点地看到一些房屋，其余全是桑田和旱田，一片农村景象。

宿舍里每屋住两个人，我和新泄县高田来的藤松同学住在一起。他是滑雪选手，很自然地就听他讲起滑雪的事，觉得很有意思，心想：“我也要去试一试！”这便是我后来亲身去尝试滑雪的动机。

暑假到了，同学们都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我也漫不经心地回家了，并不觉得怎么特别的高兴。我倒不是不愿意回家，不过，对与家人团聚、与双亲久别重逢之类的事，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感觉，这也许是我从小养成的一种性格吧！因为我早就习惯于一个人过独立的生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自立生活”。当然，父母还是早就盼我回家。回家以后，我同相聚在一起的兄弟们下围棋、象棋和打麻将等。我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并不是特别孤僻。我几乎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不过在学校也和同学们一起玩对抗性很强的棒球和橄榄球，有时也作为球队选手出场比赛。学校是农林学校，有农学部，学习花卉园艺的同学常常搞实习，也有温室。值得高兴的是，那里一年四季鲜花开放。农园和庭园也都有专家管理，所以整理得非常漂亮。在长满野草的庭院里一躺，一面欣赏着周围的田园风光，一面和同学们聊夭，心情真是惬意极了！在这样的环境中，令人陶醉的话说起来没完。课间时我们总是躺在那里闹聊。

花卉园艺专业的同学种了很多花。名义上是买花，实际上交一角钱可以随便拿，拿多少都行，即使不声不响地“白拿”也没人管。农场种的西瓜物美价廉，小卖部随时都备有新鲜牛奶，三分钱就可以买一杯，那牛奶特有的新鲜香味是现在的牛奶里所没有的，打开盖一口气喝下去，喝几杯都洋溢着一股香味。现在的食品都经过加工，充满着添加物，我真羡慕那时食品的原色原味。

三年级时，我到东京去参观工厂，这同时也是修学旅行。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修学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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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中学时代常常有班会，别人常劝我参加，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这样做的恐怕就我一个人吧！有的同学问我：“你为什么不来参加会呢？”我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完全陷在那里面，互相扯来扯去是浪费时间。那种场合的话题大体上是固定的，无非是家庭琐事、儿女情长、朋友之间的消息等等。对于这些，我既没有兴趣去听，也懒得让别人去问，更不想向别人去打听些什么。我觉得做这些事会妨碍自己的进步，起到消磨意志的作用。我如果向同学说这些，他们会说我自命不凡，所以不向他们说我缺席的理由。尤其是在京都开班会时，同学们劝我出席，我一概未予理睬，总是缺席。如果是女孩子，遇到这种机会，我想她会去的。本来，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对一个人生活，既不反感，也不感到寂寞。因为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观察父母的生活方式和工作。做饭、烧火、砍柴，我什么都会。在那不能依靠电器做饭的时代，人们千方百计安排生活，一直过得很好。比如在用大土灶做饭时，火候大小和燃烧时间等的要领，燃烧的木柴尽量在没有燃尽之前用水浇灭，使之成炭，以便生炉子时做引火用，如此等等的生活琐事，过去的人一直是这样做过来的。日子过得虽然清贫，但很悠然。给客人沏茶，如果没有开水，就生起火炉临时烧开水，主人、客人都从容不迫。人们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习以为常了。

点心之类的东西我们当然没有，也没法拿来待客。有时家里做一些米饭团之类的东西，已是上等伙食，非常好吃，我高兴得不得了。添一件新衣服和学习用具，一般都要等到过年过节时才给我买，我整天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连做梦都想着这一天。今天想起来，人生之乐趣莫过于“期待”二字，那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喜悦。儿童时代的这种心境，长大成人之后就很难回味了。

用父亲从山上砍来的杂木劈成木柴，在冬天最冷时取暖。我在劈柴方面也是把好手。把劈好的木柴堆起来，我们围着木柴堆玩各种游戏，也很有意思。孩子们开动脑筋，想出一个又一个点子，不花钱就可以玩各种游戏，非常有趣。例如捉迷藏、踢磐、弹玻璃球、翻纸片等等。再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利用买来的俸球手套，兄弟俩互相玩投球。我渐渐成了一个棋迷，每到夏天就到人多的地方去下象棋。我在孩子们中间棋艺最好，过路的商人等常常向我挑战：“咱们俩来一盘！”我也常常赢他们，当时高兴的情景至今难忘。

一到星期日，我常打乒乓球或者爬山。神户的人离山近，所以喜欢登山，也有登山俱乐部。不只是登上去就完事，还在山上聚在一起玩套圈，这是一种带有西方味的洋游戏。明治、大正时代以来，神户就已经住有外国人，因此，这种新鲜游戏传进来比别的地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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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语的憧憬

神户这个地方，很早就住有很多外国人。我家所在地是农村，但平安时代平清盛所建都城“福原”就在附近，我家正处在福原郊外的位置。商社在市中心，但在市中心工作的外国人大部住在这一带。我父亲去种地的途中，就有一家名叫“富莱齐”的住户。那是一座漂亮的洋楼，里面住着一家法国人，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孩子们用日语和外国语两种语言说话。我分不清那外国语是英语还是德语，但我从小就常见外国人，所以进中学以后，我就总想试着用英语说话。

中学三年级时，我就能从家里领到一些电车费之类的零花钱，常到港口去玩。神户的元町是唯一的一条繁华街，从一丁目步行到六丁目，可以见到很多外国水兵。我当时想，港口到底是什么样，我真想去看看。我去一看，一条大船正停在那里。我感到既新鲜又好玩，于是鼓足勇气上了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船上转了一圈。当时，我由衷地想：“啊”要是我能用英语讲话该多好呀！”

有一天，也是中学三年级的时候，一条两万吨级的法国船进了港。我只会那么一两个英语单词，但我还是上到船上搭讪起来。对方给我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在对答之中，我胆子渐渐大起来，用我仅仅记得的几个单词，试着说了一些极简单的话。经过交谈，我好像记得对方是荷兰人或比利时人，他说他会用五国语言说话，我听了以后着实大吃一惊。我想，我们也许一辈子只会说一国话，这个人究竟具有一个什么样的头脑呢？--这个疑问后来我倒是明白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到船舱里面去转。那里面有漂亮的食堂，有穿着高级衣服的女招待。船上的什么东西看起来都那么新颖，令人惊叹不已。当时我想，会用英语说话该多好呀！我像做梦一样憧憬着学会英语。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能用英语说话，我哥哥在神户三中学习，那里有外国教师教英语，所以我一直想，自己升人中学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但我的学校由于经费的关系没有请外国教师，因此错过了学英语的机会。不过，我渴望学习英语的心情一点也没有变，一直持续到毕业。

当时会说英语的人，一般都是大公司的职员，神户在这类商社工作的人较多。但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会英语的。我没有去过横滨，不了解那的情况。当时的京都，到处都是寺院，是一个纯日本风气的城市，也没有遇到外国人。但在神户外国人随处可见，有很多外国气味很浓的场所，看起来很新鲜，使我们大开眼界。

昭和二三年以后，我每星期六都到外国人专用的游乐场所去玩，进行檄榄球或蓝球比赛。有时外国的女孩子也来玩。我喜欢到有外国人的地方去，坐在他们中间，即使听不懂，也边看边听他们用英语为球队加油。听懂的只有“加油，神户！”“加油，横滨！”之类的话。我有时也用非常不地道的英语试着说两句。我一直怀有这种愿望，梦想有朝一日能用英语会话，通过同这些人的交流，更激发了我学英语的兴趣，头脑充满了能够熟练地掌握英语的幻想。

升人高一级学校之后，因这是一座传授农业知识的专门学校，课程主要是化学和实验，没有时间学英语。只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时，每周用两个小时学习与农业有关的英语，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教过。那里和神户不一样，看不到外国人。学校在岐阜，一到夏天，只有一天举行由天皇主持的鱼鹰表演观摩，届时外国的大使、公使都应聘前来观看，但这些人是不能接近的。偶尔去教会时也能看到外国人，但我不是基督教徒，不能经常去教会。所以我一边练习打网球，一边锲而不舍地把这一希望一直持续下去。这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的梦想完全破灭。后来，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公司的关系，我去了上海。到上海以后，我更切身感到，工作上离不开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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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雪

前面已有所涉及，在学校寄宿时，和我同室的藤松是一名滑雪选手。我受他的影响，那年寒假，参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滑雪。昭和六年，那时滑雪之类的运动，尤其是在没有雪的地方，根本没有人从事这项运动。当时，还很少有人肩上扛着滑雪板。我没有钱买滑雪板，便把父母好几次给我的钱节约下来，好不容易才买了一付。因为是寒假，家里来信要我回家过年，我不太想回家，也没有给家里回信，我就决定和登山部的同学们到学校的滑雪场山屋去，这小屋位于飞郸高山的乘鞍和御岳之间。

我把毛毯、粮食、铁丝网蓖、刀子等等，不管有用没有用，装满了一背袋，背起来沉甸甸的。凭着18岁的棒身体，于12月25日出发了。昭和九年，飞郸山线修通，火车可以直接开到高山，但当时是昭和六年，火车只通到飞郸秋原，从秋原乘公共汽车到小权，然后在准备攀登的山脚下农民家的院墙附近休息，天寒地冷，吃的也是凉饭，一点钟左右又背起重重的背包攀登山路。我当时是一年级，跟在二三年级同学的后面，一切都是初次体验。

大约走了7个小时，到晚上8点左右才到山顶。刺骨的寒风从下面嗖嗖地往上吹，夹杂着雪片。我心里有些嘀咕：“糟了！我还真没有走过这种地方，要是回家就好了！”我有些后侮，但也毫无办法。大家都在往前走，我也只好跟着走。快到目的地小屋时，脚下的积雪越来越厚，越来越深。背的行李又重，一脚踩下去，全都陷进雪中，一只脚好容易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了进去。我说：“我不想走了，随你的便去吧！”我真泄气了，可是高年级同学大声训斥我：“坚持到底！”好在还只有最后一百多米，我像爬一样地前进着，好容易看到了小屋，精神也恢复了一些。有一个人作为先头部队走在前面点着了灯笼，大伙围在灯笼周围吃晚饭。

那是一间小茅革屋，破破烂烂，零下20度左右，门都关不严，到处透风，当然没有电灯。那天先遣队给我们做了饭，大块的肉和蔬菜，加上酱汤等等，煮了一锅。值班炊事由高年级同学担任，他们提前一小时结束滑雪，回到小屋做饭。

从上山的第二天开始，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滑雪，同学们教给我如何穿滑雪板，然后说：“好，现在开始登山！”我是第一次穿滑雪板，开始怎么也不会走路。如果我慢慢腾腾，就会把我一个人拉在后面，所以我还是不顾一切地往上爬，连滚带爬，终于上到20米高的地方。我心里想：“这回我可要往下滑了！”正想着，山岳部的三年级同学过来教我：“就这样往右转。”我照他教的去做，果然学会了。我刚松了一口气，又有人喊：“快！从这儿往下滑！”我害怕得不得了，说：“这么滑，我不敢！”“你说什么！”我的屁股被狠狠地打了一下，只好又滑了。好在年轻，硬着头皮干吧，刚一滑就倒下了，因为当时心里很害怕。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尽管害怕，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滑了下去。这样上下反复了两三次，过了一会儿，总算不再摔倒，能滑了。我很高兴，想休息一会儿。没等喘气儿，又有人喊：“喂！快往下滑！”这次是从高处往下一直滑50米左右。我能行吗？自己一点把握也没有。如果不滑又要挨训，只好跟在别人的后面滑，可还是摔跤。就这样，摔倒过两次，才好容易滑到下面去。接着又往上爬，虽然不像第一次爬时那么费劲，但还是累得汗流侠背，依靠滑雪专用手杖，一步一步拼命往上攀。爬几步滑下来，再爬几步又滑下来，我一面观察周围同学的做法，一面吃力地爬，最后终于爬上去了。这样往返了两三次，然后改变方向，向东20米，向南50米，有时达到将近100米，按照同学的口令，根据前面学过的要领，又滑了一阵子。

滑了一会儿之后，由开始全然不会得到后来能滑10米、20米左右。于是，我越得越上瘾，觉得很好玩，就拚命开始一个人滑，我乘兴滑了起来，突然滑进一个坑，滑雪板的尖给折断了，我扫兴地返回原地，心想：“这下完了！”可是，同学们马上拿来一条铁片，把折的地方包起来，又钉上很多钉子。这副滑雪板我一直用到12月30日，整整用了5天，3l日带回神户。

别的同学留下来继续往山里走。我因为是瞒着家里人偷偷来的，便决定一个人提前回去。进山以后，我给家里写过信，但信走得很慢，我到家后信才收到。

下山和上山走的不是一条路。我本想沿着上山时的路回去，可是不好找，同学们指给我一条容易辨认的路。为防止火山蔓延，伐掉山上一部分森林，叫做“防火道”。穿过这条防火道有一条通往村庄的小路。同学们穿着滑雪板把我送到半路，还教给我往下滑时怎样才能停住。走了一会儿，遇到一座船底形状的桥，上下这座桥时心里很害怕，一咬牙还是过去了。过桥以后是一条直路，再没有岔道。我和同学们在这里分手，然后一个人往前走。穿着滑雪鞋，扛着雪板，在山林中需要走两个多小时。途中，大约走了30分钟时，遇到一个正在上树的樵夫，我问他：“老大爷，从这里一直走能到村里去吗？”他回答说：“噢！可以。”不知怎的，我总想和人多交谈一会儿，大概和他闲聊了一两分种，然后又一个人下山了。快到村子时，已基本上是平原了，有时能看到人影在走动，但遇到的都是男人。走了一会儿，突然遇到一个背着筐向山上走来的本地姑娘。在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到对人世的怀恋和女性之美。那姑娘也并不十分漂亮，她向我遣了声“你好！”仅此一句话，女人的可爱和亲切就给我留下一种新鲜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当时的强烈印象，在以后遇到的任何女性中都没有感受到过。当时日本山区的人们都极为纯朴，心地善良。尤其是女性，其本能的爱，都是直截了当、不加修饰地流露出来。其亲切之感也许正缘于此吧！我一直活到今天这样的时代，但对那样的女性，仍然怀有深深的眷恋。

第一个向我谈起滑雪乐趣的那位同室朋友藤松，没有参加这次滑雪活动。他人很聪明，是免试推荐入学的，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听说自杀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当时，关于宗教方面的事我都从来没有想过，我不记得他是否和我谈过这方面的事，但是，是他使我穿起了滑雪鞋，唯独这件事，使他成为我难忘的朋友。以后每当滑雪时，我总要想起他。

话再说回来，滑雪这类活动，一旦入了门，上了瘾，便一发而不可收。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痛痛快快地滑起来了。那一年我们去的地方，大概是小坂村的枥洞，村里的人夏天把打好的木柴送到小屋，小屋所在地在御岳和乘鞍之间，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雪。那里不仅是白皑皑一片的银色世界，而且，睛空的皎洁，御岳、乘鞍的白雪被夕阳映得通红，这些情景都是我第一次看到，深深被大自然的美妙所吸引。

在那里做饭，要把雪化成水装在水桶里备用，或者直接把雪放进锅里化开使用。搬运雪块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且好多雪才能化少量的水，所以，对水要非常节省地用。没有厕所，挖个雪坑把大便埋掉便可以了。那时正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是酒是泪还是恼人的叹息。”我们没有带收音机，大家为了提起精神解除疲劳，就唱这首歌。我们从大铁桶里取出木柴，填满炉子，晚上10点左右睡觉。夜里3点左右炉火变弱，加之冷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冷极了，好象脸冻僵了。有时穿着滑雪服盖上毛毯再蒙上头睡，这样，就又捂出一身汗。好在身体正棒，没有得过感冒。我们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大家的手表走得也不一样，因为谁也没有带好手表，有时又忘了上弦，因此，不知道准确时间，只根据太阳的位置来判断大体的时间。

这样的生活过了5天，充分享受了滑雪的乐趣。开始滑时我还很害怕，可是到回家时我甚至产生了这种心情：像这佯好玩的机会今后恐怕没有了吧！

回到家里以后，因为正在过年，所以常和兄弟、亲戚们玩麻将。玩的是老式的二千点麻将。昭和六年那时候，玩这种麻将的人已很少了，但由于神户的中国人很多，所以我在昭和四年还会玩。以后就不玩了。第二年，二年级时的冬天，我和山岳部的同学们一起到雾峰，雾峰滑雪场是在昭和七年开办的，设备不像今天这样好。从上僻访到雾峰途中有一个名叫XX新田的村庄（名字记不清了），我们住在那里，从那里往上走4公里坡道，就到雾峰滑雪场。也许是长野县这个地方传统文化比较先进，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央，村里青年团的男女青年都集中到这一家来，同我们一起边交谈边玩。晚上我们和这家的人团聚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这里是学校为我们联系好的宿营地，我们亲身体会到农村和山村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发自内心的亲切之情。在这样的山村，浴池和厕所都有，只是离住家远一些。

那时，我还去寥科湖滑过冰。滑冰场周长500米，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滑冰鞋。由于有滑雪的经验，所以没有摔几跤就能基本上保持平衡，弯着腰向前滑一点，但是滑不起来，只能往前挪动。尽管如此，我总算尝到了滑冰的滋味，而且能掌握如何保持住身体的平衡。

关于滑雪的事，作了如上的赘述。现在，交通方便，滑雪用具和携带物品都很高级，且到处都可以买到，自己可以开上车，装上滑雪用具，带上家属，尽情地到山上去玩。在这样一个时代，追忆一下过去的状况，颇有昔非今比之感慨，为了让现代的人知道一点过去的情况，故作了如上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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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出国

这是昭和八年7月即我上三年级时的事。昭和二年，日本军部组建了所谓的“满洲国”以后，计划在日本全国募集优秀学生，为“满洲国”培养高级官僚，以备将来录用。为此，让全国专门学校以上的所有学生，农科、工科、理科更不例外，到满洲至热河一带去旅行，以便为实施上述计划打好基础。我也想应召参加这次旅行，但如果事先告诉家里人，家里必然反对，所以我先把自己用的滑雪板等物品卖掉，凑够费用，然后再明确通知家里。因为军部有补助，所以费用不多就在中国东北转了一圈。从大连到旅顺、奉天（沈阳）、四平、齐齐哈尔、北安镇、哈尔滨、新京（长春）、吉林、罗津、清津，最后从朝鲜半岛回国，整旅行了一个月。其间在奉天逗留一周，在新京逗留四五天，进行了基础学习，其余时间都是到处旅行。因为不是观光旅行，所以不是住在旅馆。当时是夏季，一直睡在学校教室的地板上，一个月只有一个晚上是睡在日本式房间里。

随后，昭和九年，日本军部建立了培养“满洲国”高级军官的学校。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日本全国专门学校以上、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经考试合格的学生。校名叫“满洲国大同学院”。毕业后作为高级官吏派往中国东北各地。基础训练第一届学生，就是按照这个顺序从这个学校首先产生的。昭和八年，我去中国东北旅行时，对这件事还一无所知，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的“满洲国”是军部一手制造的傀儡帝国，所以一切都由军部策划、实行，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开战。我所在的班级也有一个人考试合格，从学院毕业后，直接获得了县副知事的宝座，战败后当然一切都归于零，他以后的消息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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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三年与我所尊敬的老师

回顾这三年来”的主要事情，一年级时，初次尝试滑雪；二年级时，又去滑雪；到三年级时，利用军部费用，第一次去海外旅行。除此以外，我没有和别人到远处去旅行过。平时住在宿舍，有时在校园打网球，一直打到天黑。其余时间大部在化学实验室做实验。在近处旅行，多半是在犬山城周围一带做不花钱的散步或游玩，从来不花钱在外面吃饭。有的同学常去咖啡店，那种地方三年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三年级时，我搬出宿舍，到租的房子里去住。那座房子附近住着七八位教授。离我的住处大约有一公里，步行走10分种，住着一位我最尊敬的老师，名叫铃木荣太郎。他从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升入东京大学英文科，是日本农村社会学的创始人，在学校教英语、德语和伦理学。铃木先生右手没有手指，他死后我听他夫人说，他三岁时，手里拿的以可燃性合成树脂为原料做的玩具着了火，手严重烧伤，最后把手指锯掉了，详细情况不太清楚。听说先生小的时候，总是设法把右手藏起来。但是，从小学六年级或者中学毕业时，他就大着胆子把手露出来，不再藏着了。

铃木先生在人格、学识和为人处世方面都很杰出。先生身体不太好，但在坐电车时，总是最后一个上车，上车后站在车窗边眼睛望着窗外，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别人给他让座。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人格高尚的人。我和先生第一次接触是在上伦理课的时候。先生充满热情讲述的人生哲理，铿锵有声，句句震撼着我的心灵。我想，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当我知道我租的住处离先生家很近以后，我就常去玩。先生爱下围棋，我也会一点儿，所以我到先生家时，常下围棋。有一件事直到现在仍使我深感不安，这就是：他夫人生孩子后还不满一星期的一天晚上，我和先生下棋一直下到12点，夫人生孩子一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先生那天晚上一边微笑着和我下棋，一边和我聊天，与平时毫无两样。我心眼直，只不过是先生很喜欢的一个学生，先生却如此地宽容，这使我益加尊敬先生。那以后，我也常去打搅先生，下围棋，或者向他请教钓鱼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怎么无知的问题，即使是毫无意义的无聊的问题，先生也讲解得津津有味，充满着哲理。与学问有关的问题，先生更是耐心地给我讲授，这种耐心不是多余的重复，而是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认真地、一丝不苟地表述出来。

有时，我向先生提一些很不礼貌的问题。先生是英语和德语教师，书架上陈列着很多外文书，先生又是农村社会学的泰斗。对这样一位先生，我突然问了一个不近情理的问题：“先生能用英语说话吗？”现在想起来，我生长在神户，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多，如前所述，用英语说话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所以我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先生没有马上回答是会还是不会。后来，先生是用如下方式回答我的。

在我尚未认识先生以前，一位也研究农村社会学的美国知名学者来岐阜，据别处的一位先生说，美国学者来岐阜的目的是拜访铃木先生。当时，铃木先生正带领自己的学生从郡上八幡到山里的农村去进行社会学的调查。因为是外国人到这样的小地方来访问，所以当地人第一次见到蓝眼睛的外国人，觉得很新奇。铃木先生领他参观鱼鹰饲养场，他们俩分乘的两条舢板靠在一起，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交谈。铃木先生对我说：“美国人说英语，速度可真快！”这就是先生对我的回答。先生的回答对我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我感到非常惭愧。

有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师，当时担任部长的老师在火车站遇到我，我们一道回家。路上，这位老师对我说：“铃木先生可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如果我一个人认为铃木先生好，也许难免带有个人好恶之嫌，而第三者，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生也说这样的话，这使我更加敬佩铃木先生。

毕业后，我即将回家时，先生对我说：“请到我家吃顿饭吧！”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才好，就那样不辞而别地回家了。后来，我的母校岐阜高等农林学校的人学考场设在神户大学。铃木先生也是当时的考官之一，铃木先生见到了我，说：“那天你怎么没有到我家来呢？”并且告诉我，他夫人为我做好了饭一直等着我。我深悔自己不识事理。铃木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品质高尚、待人亲切的先生，使我终生难忘。

直到现在，每当我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问题时，我总是早早地起床，在内心里试问先生。这也是养成我早起的原因之一。有时我想，这个问题先生可能会这样回答我，有时我也不知道会得到先生怎样的回答。可是，为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我一步一步像爬坡一样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永不停步，哪怕是些许进步，每天都要前进一步，终生都应这祥坚持下去。我总是从先生的谆谆教导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做法去身体力行，即使一时做不到，也会自然地产生出无限的勇气。铃木先生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恩师，是难得的相识。

另外一位使我尊敬的老师是教物理学的蜷川睦之助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容易接近的老师，谁去拜访他都是笑脸相迎，对学生也是欣然、热情的接待。他的夫人也和他一样人品很高尚。铃木先生的家我是常来常往，蜷川先生的家我只是偶尔去玩玩。但从蜷川先生处所受的薰陶也成为我人生中的宝贵精神食粮。

还有另外两个这样优秀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受益匪浅。进入这个学校以后，我在这些方面得到的收获比学得的书本知识更宝贵。如果不是遇到这些先生，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我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如果没有这些先生的教导，我的进步程度会更低。

这好比走路，要说快的话，自行车比步行快，汽车比自行车快。先生好比给了我自行车乃至汽车，确实比步行要快，而且是用自己的脚去蹬，用自己的手去操纵方向盘，可以自由地往前走。在人生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自己如果能经常用准确的、锐利的目光，就可以从一个人的言行中捕捉住发光的、美好的部分，我认为这是使我自己不断前进的关键之所在。当然不能说这就是我前进的唯一动力。我喜欢倾听长辈人的话，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信念和处世方法。我从父亲那里就得到很多宝贵的东西，假如父亲活到现在，我一定会得到更多的东西。遗憾的是，我年轻时没有做到这一步，未能抓住更多的机会。好比中学时代读书，只能用中学生的水平掌握书中的内容，而大学毕业以后，则可以用大学毕业生的水平掌握更多的知识，二者有所不同。先辈们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不要认为他们的话“高不可攀”，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体味，想一想能不能把它掌握，把其中有益的部分变成自己的东西。有这种觉悟的人和没有这种觉悟的人，其差别是非常大的。现在，每当我回想起这些事情时，都会想到这些全是受惠于铃木荣太郎先生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