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播种》：前言 -- 十年尘梦

走向社会

从学校毕业后，我进入了大垣的“岸和田人绢”公司就职，成为社会上的一名新人。这家公司原是“岸和田纺织”的姊妹公司，后来，昭和十三年9月被合并于“日本纺织”，即现在的“由尼奇卡”的前身。附带说一下，所谓的“人绢”，就是人造绢丝，即现在所讲的合成纤维。

虽说毕业时的昭和九年10月已决定到公司去工作，但由于公司当时尚未创业，实际上是于第二年的4月才进去的。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农村，因而我经常一个人到四周漫步揽胜，足迹遍布了“养老瀑布”周围的大小山岭。从大垣到桑名乘坐的是现今的近铁电车，那家电铁公司曾为我们免费提供了定期车票。我们用这种票坐车到桑名，然后再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走到山上。当时我常是不带盒饭，而是买一块20日元的太妃糖，独自一人上山。在公司6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样渡过的。临近寒冬时节，山上松涛呜呜作响，虽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凄凉，但我却爱听这大自然的声音，到如今还是这祥。总之，我不喜欢老呆在家里。当然，有时暑期返乡渡假时，也会稍微提前几夭回来在宿舍看书。

从某些方面来讲，我这个人是以孤独为乐的，但我并非只顾自己欢乐而排斥他人，一般来讲，和谁都能亲切地交往。然而，遇到我认为是很逞强的人，则也不来往。还有我所讨厌的地方也根本不去。正因为如此，那些人也不来找我。学生时代是这样，进入社会以后，来邀我一起去喝酒的人更是没有。做大声喧哗，以取笑别人为乐的事情，完全不合我的性格。偶尔，由于某种原因被拉去喝酒的时候也有，但我绝对不会喝醉，而且也不会失态。所以，因喝酒而丢丑的事儿是没有的。曾有人对我说：“偶尔醉一下，放松放松也好嘛！”由于我不想喝醉，因而也不愿这佯去放松。实际上即使是醉了，也没有失过态。年轻的时候能喝很多酒，是知道酒的味道的。还有，有时到咖啡店去，迷恋漂亮的姑娘，虽说也是一种欢乐，但仅仅如此而已，还没有想过花钱去干不光彩的事。

也许是从小受到父亲言传身教影响的缘故，在我的生活中，经常是理智胜于感情，无论是小学、中学、专科学校时代，还是进入社会以后，这种基本性格从来没有改变。

进入公司后，由于公司尚未筹备完善，我先是被派到同属“岸和田纺织”姊妹公司的津工厂去学习研修。到公司的那年8月，在大垣的“岸和田人绢”建设工程开始动工。大约昭和十一年建成，逐渐投入运营。昭和十三年和日本纺织合并。我当时住在职工宿舍，从事现场的技术工作。在公司的建设过程中，所有的现场作业，从搬运、电气煤气工程到厂房兴建、机器设备的组装，我都亲眼目睹了，这对我来说是件非常有益的事。

工作正式开始了。我住在单身宿舍，宿舍里有象棋、围棋、麻将牌等娱乐用具，也有网球场、排球场、蓝球场等，我经常利用这些作体育锻炼或娱乐活动。我也常去滑雪。伊吹山如果有雪，从宿舍就可以看见积雪的情况，能不能滑雪，非常清楚。我认为能滑雪时，即使晚上刚加班回来，我也会请一天假立刻赶去。

我们的工作是三班倒。公司早上6点到下午2点是早班，2点到晚上10点是晚斑，晚10点到隔天清晨6点是大夜班，有的部门干的时间长一点。有趣的是，我在独身时代，元旦的3天假期中也出勤，基本上没有休过假。工厂里元旦也照常作业，办公室的其他人员都休假了，我因为是独身一人，又以不爱玩闻名，因此谁也不来邀我。以前虽曾被邀去玩过，但因不喝不闹，从此再也没人来邀我。我在元旦期间曾休息过一两次，但几乎都是在工作。月底补休3天时，我便申请休5天，自己一人去滑雪，或者有时年底至元旦连休去滑雪。在飞郸的深山里的小村庄投宿，即使是在大年除夕和新年元旦，也感不到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新年元旦那天，挂起国旗罢了。在小村里睡的是木板，凡是遇到的人，很快就会成为朋友。当时村里人的热情好客，使我深深感动，昭和十二三年时的飞郸深山的小村非常偏僻，从那里坐公共汽车到城镇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有时候到工厂里的大池塘去钓鱼，或去田野散步，或到附近的村子里找当地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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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眼目睹女工的凄惨生活

当时纺织厂招收了不少贫苦农家出身的女工，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人口买卖，正如“啊，野麦岭！”中所展现的情形一样。

女工们的日工资是30钱左右。食宿费约15钱，剩下的才是自己的生活费，即使在汤面条一碗才10钱的时代，那也是相当艰辛的生活。我经常到农村去，一天中有两三次乘公共汽车的机会，时常碰上离乡到工厂做工的女孩。来送别的母亲连声说着“保重！保重！”同女儿挥泪话别，女孩们跟着来招集的人坐车走了，而我因清楚她们的状况，总是觉得可怜。这就是当时日本农村的真实写照。

在工厂里工作了半年的我，每次见到这些女工们，便想起她们在村边同父母分别的辛酸场面，心中感到十分难过。

女工们有时也打排球。练球时偶尔有火车通过，有的女孩看着那火车远去，心中一定在想：那火车通往我思念的故乡，如果坐上回家该多好啊！由于过分疲劳加上营养不良，女工染上肺结核的人很多。公司里几乎没有卫生保健设施，更没有医院。如看到女孩们因病没有油水可榨取了，公司便赶她们回家。公司常常利用女孩想象、父母可怜孩子的心理，冠冕堂皇他讲：“回家去养病吧。”这样以最少的钱来购买劳动力，生病不能动了便推出门外，然后再招新工。“啊，野麦岭！”里描写的实态，我是亲眼目睹的。

不仅仅是女工，男工也一样。工作了十几年，日工资1元50钱算是不错了。即使工作了20年的人，一天也只能得到15碗汤面左右的报酬。这种报酬实在太少，都被经营者赤裸棵的榨取走了。资本家拼命地赚，日本丝一直是输出品中的首位，而创造者则是在艰苦环境中挣扎着卖命出力的悲惨劳工。他们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贫困的农村。

经营者和被雇用者之间有着极端严格的上下关系，工人只能拼命地劳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劳工们的惨状，实在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根本无法与现在相比。我虽非共产主义若，但对这种非人道的状况感到强烈的愤恨。

直到昭和十五六年，在那种不公平的社会中，农村的农民靠着仅有的极少土地，过着有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因为没有车，没处可玩，在什么娱乐都没有的情况下，唯一的生活乐趣只能是夫妻生活。由于贫困，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下来，少则5个，多达十几个。因没有吃的，杀婴儿这种悲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小孩子们也不得不去做工，当人家的小徒弟，或者到工厂做童工。由于从小是在贫困的环境中煎熬过来的，每个人都很坚强，因而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挺得住。这是支撑日本产业的根本精神。

这种精神到现在还基本保持着。大企业下总有几个附属小厂，小厂的设备一般都不好，许多小企业靠着自己辛勤的努力，支撑着日本整个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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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题外的话

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学生和妇女站在街头募捐。募捐的目的虽各有不同，但募捐本身是出于崇高的动机和精神，可说是很了不起。但收集到的捐款大多不知用途，即使现在成为问题的消费税及其它种种税金，也不知是否被有效地使用。岂止是不知道，说不定还成了许多野心家的赞助基金，那样的话，捐款的人也就太傻了。如果能够有效地使用，即使税金稍高点，纳税的国民也不会有怨言，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世界上不幸的人太多。若说要援助的话，在日本多少钱也能募集到。但由于一部分人的利害关系，这种形式却不能被充分有效地利用。我想，只要是人，这种想法也是极自然的。

我不随便浪费金钱和物品的习惯是从小受父母影响而形成的，可是，老攒着钱不放就会变成吝啬。我常考虑如何有效地利用，也努力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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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中的生活

话题转至山村的生活。我自从昭和六年第一次去滑雪，便体察到日本偏僻不便的山村生活是多么困苦。

没有电气，也没有纸，没钱买东西，就连公共汽车票都没钱买，甚至有了东西也没有办法出售。山里面的小盆地只能种些乔麦。这里的人们，一年中到山下的城镇去买些盐，利用森林铁道或自己背上山。盐是必需之品，所以一年总得下山买一次。因为不能种水稻，所以人们平常很少能吃到米。有时从高山线的一个被叫做久久野的地方步行或者搭乘深林火车前往木曾福岛，途中经过日本阿尔卑斯山附近的村庄，那是日本最落后的地方，叫做日和田或小日和田村，是一个有五六家人家的小部落。我曾在那儿住过一晚，和樵夫们边喝土酒边聊天，听到不少有趣的话。我似乎看到了一二百年甚至三百年前几乎没有变化的生活。

去那里的途中，有一个小小的碳酸泉。我在这里休息两三个小时，钓钓鱼。借给我竹笼子的小姑娘很朴实，听她说，她哥哥去打仗了，所以一个人生活。邮局投递员冬天滑着雪，一天送一次信，可见有多荒凉。邮递员说这里是木曾川最上流的地方，夏天常能钓到很大的占鱼，你如果来的话，他会很好地招待你的。这个姑娘和投递员都是极富有人情味的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猜疑。我为这些赤贫的村民的善良所感动。

按照由陆军省为军队所绘制的参谋本部地图，我一个人在偏僻的深山小路走了好几里。途中有个山谷，大约百余公尺宽，五六百公尺长，不是很深，可以听到黄莺等各种小鸟的美妙叫声，十分悦耳。这些印象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就像进入了世外桃园一样。现在我还很想再去那里一次。但在当时，担心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因此，我拼命地赶路。虽然到了目的地了，可还是为在那世外桃园只停留了短暂的十几分钟而惋惜不已。再往前走是几个小部落，其中一个叫马里的，我暗想这里一定有很多马，可实际上只有3匹。又走了很久，翻过山来到了森林铁道的终点，搭上了回程的火车。因为有言在先不保证生命安全，所以我紧紧抓住装满车箱的木材，唯恐一不小心被抛出车外了性命。这里的人都是乘这车往返的。我在“王瀑”下了车，步行回到公司。

有一次，我住在一位从飞郸地区来的工人家里，从那里到山上游览。老年人常把歇脚、去喝酒这祥的事称做“洗脚”。我在这个山村里才真正体验、理解了这种说法的原因。过去，这里的人在冬天不像我们穿着厚厚的滑雪用的靴和袜，而是穿草鞋，因此踏着碎石 小道、淌过沟河回到家中时，脚已变得又脏又凉，像冰块一样。所以回来后，先用热水泡泡脚，那才叫热乎呢。我虽然穿的是滑雪用的靴袜，可当留我住宿的那个职工端来一大盆热水让我泡脚的时候，那股高兴劲儿实在是难以表达。这时我算是真正明白了行路人所说的“洗脚”的含义。

有时利用长时间等公共汽车的空当儿，拿出冰冷的饭盒来吃，旁边住家户的人说：“进来喝杯茶吧”。喝着那茶觉得特别有味，可以感觉到穷山村里充满了温暖的人情。

人们往住感觉不到日常生活中的他人的一些好意，可在困境中如果有谁伸出手来拉自己一把，那可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大恩。困苦越大越是感恩不尽，越觉得高兴。我在山村独自旅行的时候体验到了类似的喜悦心情，同时也认识到了人的心灵本来是很美丽的。

万里晴空下的雪山，晚霞映红的雪山，构成了一幅幅美丽壮观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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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往朝鲜北部的清津工厂

昭和十六年春，我被调到大日本纺织的清津工厂，战争时期的朝鲜（包括南北朝鲜）的人造绢丝都是在这里加工的。该厂占地约30万坪，建立在由河流冲积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里是一块不毛之地，当时山上寸草不生，当地人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

我们这些职工，住在普通的工房内，职工们时常去镇上游玩，或者美食一顿。我呢，在工房内下围棋或象棋，有时也搓几把麻将，差不多两个多月才到镇上去一次。

有一次，我一个人坐火车到了中朝边境。在快要过会宁的地方，有一座高二干五百多米的冠帽山。我去观察了周围山村的村民生活。这里住房大多很窄，当地人识字的较少，但都很善良。虽说语言不通，我还是买了些东西。比如，挑了一件，又挑了一件，总共加起来才不过三件，这里的人已算不过来了，我心算了一下，便付了款。若要想诈骗的话，才真叫容易呢。尽管如此，这一带的农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享受着天伦之乐。

因整个国家实行的都是殖民地政策，国民中有一种压抑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年轻人大白天在街上徘徊游逛，一副茫然不知所借的样子，给人以有气无力的印象，这从身边一些细小的事情上也能显而易见。比如，在零下20度的冰冷的冬天，车间里都装上了暖气，即便在这舒适的地方工作，只要你把工资一付，便有三分之二的职工不知去向了，拿过钱后到别的地方干了，或趁着有钱去玩了，根本没有个目标，随心所欲地生活，没有上进心。离开温暖的工作环境，偏偏到冻得发抖的地方去，这到底是国民文化素质差的缘故，还是殖民地人民的悲剧？我简直无法理解。

我没有亲眼目睹过，只是听人讲，这些人的宿舍里虱子成群，蒜臭和体臭等气味难忍，总之，这一带人的生活状况不如日本的农村和山村。我们已冻得穿上了防寒服，但这里五岁的小孩却光看屁股，在大街上玩雪。尽管如此，他们印很少感冒。人们在这种严寒和极度贫困的环境中顽强生存的坚强毅力，建国后依然存在。当然，有的时候，或许就化成劳工斗争中所爆发出来的能量，或许就成了今天国家发展的动力。

就这样，在清津工厂，我从昭和十六年春天，一直干到昭和十八年2月，前后约两年，然后回到大皈的大日本纺织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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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中国上海的啤酒工厂

回到总公司后我又被派到中国啤酒工厂工作。啤酒公司之所以聘我，是因为纺织公司里搞发酵化学、农艺化学的只有两个人，而其中之一的我就被选上了。于是从3月到6月中旬，我到大阪大学的酿造部，借用那里的教师图书馆，每天发愤读书，因为我想掌握一种叫奈坦式的酿造合成啤酒的方法。我还读了一些原文书。

6月末，我从神户出发去上海，一路上提防着美军潜水艇。平安到达后先住在当地的大日本纺织公司职员宿舍，一年后搬到与纺织公司有姊妹关系的啤酒工厂。

这家啤酒工厂，叫E·w·O·BEER（听中国朋友说，现改名叫光华麦酒厂）。原来是由英国的加丁财阀的酿造部门经营的，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了中国，赶走了那里的英美人，趁机把它据为已有了。当时的日本樱花啤酒工厂和大日本啤酒工厂各派数人，我也做为一名工作人员去那里，边学有关生产技术，边工作。除日本人之外，还有中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丹麦人、白俄罗斯人、朝鲜人等7国人。公司里百分之九十五是中国人，但除了一个管事务的，一个大学毕业的车间主任，其余都是文盲。让我头疼的是，与事务人员还能勉强沟通，和不识字的人就很难进行语言交流，完全没法工作。

我在学校学了些基础知识，但现场的事就不懂了。于是就踉一个曾经在日本的啤酒工厂当过厂长的人学习，那位厂长在啤酒厂干了20年，当时他是想把我培养成总工程师的。学习期结束，我对技术也掌握到了一定程度，刚刚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战场吃紧，菲律宾被占领了，于是工厂需要的石油供应不上了。

打仗需要大量的汽油。石油来源一断，仗就没法继续打下去了。为了尽量节约汽油，在能用酒精代替的地方就用酒精，所以啤酒工厂的兄弟厂就转产成了酒精燃料工厂。从发酵化学的观点来看，啤酒和酒精就像亲戚一样。我作为那里的工程师开始筹建工厂。工厂位于上海共同租界里边最靠外的大西路。

可是没过多久，昭和二十年5月，我收到了入伍通知。我是生产酒精燃料的重要技术骨干，没有我工厂就没法开工。当时上海有日军的燃料厂，我们的工厂也在它们生产计划中。于是燃料厂的头头儿向征我入伍的南京日军司令官申请免除我的兵役。我当天就回到了公司，又干起了我的工作。三个月后的8月份，日本投降，我终于没有去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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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

刚听到战败的消息，我气极了，“啊？日本战败了！这可不得了，真糟糕！”当时想的是：“好，我留在大陆，跟美国打下去……。”那时甚至想过：“大家都回日本，我自己留下来干”。思想斗争了很久。不过只过了一个月，这种想法就自然地消失了，转而又产生了这祥的想法：如果留下来的话，等待日本人的会是什么命运呢？会不会被杀掉呢？我越想越害怕，于是就绞尽脑汁想找到回国的方法，就是逃也要逃回去。

听说日本在这之前不久受到了非常惨重的轰炸，当时根本收不到国内的来信。我从小就非常有独立性，没有打算依靠父母。可听说神户也被炸得很惨时，还是特别惦记家里。所以，当接到入伍通知时，想到这回说不定要死掉了，但最先想到的还是妈妈。当时我在自己房间里一个人大声喊道：“爸爸！妈妈！”

那阵子，我脑子里乱糟糟地塞满了各种念头，确实是想要逃回去。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就算是能步行到朝鲜去，前面还是大海。“看来是无路可逃了，好吧，那就痛痛快快地去死吧！”这么一想倒也不害怕了，心情也轻松了一些。我把工厂的工作和文件都整理好，以便战胜国的人来时，能顺利地进行交接。等交接结束后，9月份进了日本人收容所。当时，日本人都被集中在上海东部的日侨监理区，一步也不能从那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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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

回过头来想想，我这个人真是运气好。我在朝鲜北部的清津工厂干了两年，战败前两年回到大阪总公司。如果一直呆在清津，恐怕要被苏联军队带到西伯利亚去了，也许就难活着回来。我的几个同事就死在那里了。后来在中国工作，前面说过，工厂转产，变成军需企业，我因为是在重要岗位上被免征入伍，没有去打仗。我总算是在最后关头拣了条命，这只能说是命好吧。

假设自己已经死了，那么现在剩下的生命，全部献给什么或随时结束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不过人都是贪心的，既然活到了现在，那么还想活得更好。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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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收容所的生活

我在收容所里每天无所事事，光是白吃饭。我在工厂时和外国人处得比较好，到圣诞节他们就请我去做客。有一次，一个曾和我共事的住在日侨管理区外的白俄罗斯同事请我去过圣诞节，喝的是伏特加。我是第一次喝这种烈酒，当时我还年青，所以喝了没事。还有一个俄国人叫科茨罗夫斯基，我在他妈妈家里也过了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之夜。也到其他人家里做过一两回这样的客。当时，把我这个日本人请到家里热情招待，其他日本人恐怕都没遇到过这种事吧。我不知道该不该写这些事，但我认为这说明搞好人事关系有多么重要。我过去对他们好，这大概是他们对我的回报吧。另外，我在中国人中人缘也不坏，啤酒工厂的中国职员也曾在新年时请我到家里去吃过年饭。

因为日本败了，有些中国士兵到我们的住处来拿东西。不过，自己没有点钱以防万一也不行，我就把钱存在中国职员家了。待到回日本时，再请他把钱还给我。那人说当时上海小偷特别多，不安全，把自己的亲人叫来当保镖。拿出线往回走时，虽然两边有人保着，可半路上还是让小偷给摸去了。小偷突然窜了出来，只碰了一下就把钱摸去了，真是手快。那个替我存钱的中国职员是个非常讲情面的人，他给我送来了三十多美金。我说：“不要！不要！”可他硬是给我了。这就是中国人自尊的表现吧。我回国前，对这个这么关照我的人，想表示一点惜别心意，把很多书、钱，还有其他东西都送给他了。他说：“你再来时我一走还你，先存在我这儿吧！另外，啤酒工厂做啤酒也用一些大米，我把自己留下来用的四十多公斤大米也全送给他了，然后便回国了。

昭和二十一年2月末，我在鹿儿岛下了船，从那儿回到了神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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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前的上海及有关啤酒工厂的一些事情

战争中当然没空去玩，不过工厂就在法租界旁边，所以我去过一次外滩公园。虽然，仅仅两三个小时，只转了一圈，不过深深感到，这里原来还有一个和战争无缘的另一个世界啊！在厂里我是拼命地工作。英、美人被赶走了，可厂里还有6种国籍的人，而且百分之九十五是中国人，所以一有空就得学英语和汉语。厂里能说日语的只有厂长，大家都回家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只有我住在工厂里，我就去找看门的白俄罗斯人，用笨拙的英语和他聊夭。或者是一个人呆得太闷时，就去逛书店，用半通不通的英语和开书店的主人白俄罗斯人搭话。这期间渐渐了解了一些有关他们的情况。

在日本人占领前的中国，为了表示白人，特别是英、美、法国人绝对优越的地位，他们的事务所是和中国人的分开的。“这里是白人休息的地方，华人不得入内”，“这里是中国人休息的地方”，都写得很清楚。他们拿着高薪，穿着漂亮的衣服，过着舒适的生活。如果有谁生活得差一点，领事馆甚至会资助他一些，以保持其身份。仅靠在公司工作还不能维持生活的人，领事馆会让他辞职，由领事馆照顾他的生活。这都是日本人无法想像的事。

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上海的小偷也较多。小偷手艺很高，像变魔术一样嗖的一下就抓过去了。我也被偷过好几次。有意思的是，炎热的夏天，戴着帽子坐电车，在电车开动的那一瞬间，车外的小偷一下子就把帽子抢走了，车里的人千生气没法子。而且谁偷了什么互相都绝不漏口风，这点也和日本人不一样。干活的人分工很明确，洗碗的就管洗碗，做饭的就管做饭，洗衣服的就管洗衣服，份外的活一点不管，从那时起就是这样了。

我当时住在工厂里，一到星期天，工厂里外国同事就带朋友来玩，其实是来喝啤酒的。我是工程师，知道哪个桶望的啤酒可以喝，哪个桶里的已经酿好就要装瓶了。我挑酿得正好的啤酒装到汽油罐里，装得满满的拿给他们喝。大家都非常高兴。我有时从中午一直陪他们玩到夜里12点左右。

还有一次，发生了这佯一件有趣的事。在日本军队中，大佐是相当高的高级军官了，统率一千四五百个兵，日语叫连队长。有个连队长，名字我已经忘了，找我提出这祥的要求：我们将来要占领别的地方，在占领啤酒工厂时，应该先把哪些地方掌握住才行，得先了解一下，因此要参观一下啤酒厂。他就以这个名义来厂里了。当时军人很威风，他说的根本和啤酒没关系，不过是想喝啤酒而已，于是就让他喝了个够。当时啤酒已采取供给制，各种各样的人以各种理由来喝啤酒。我平常绝不喝酒，因此把每个月配给我的那4打都给他们喝了。有意思的是，一过夏天就谁也不来了。

我这个人只要想喝，喝多少都没人管。但我认为喝得醉酸酸的，自己管不住自己，最后还是自己吃亏。人得爱护自己，不管在什么环境中，都要靠精神力量，靠动脑筋来正确地判断事物和行动。我自己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有多么重要。

我住的公司宿舍，以前住的是一家英国人。有4间很漂亮的房间，还有一个客厅，自己的起居室、佣人的房间，厕所、洗脸间也是主人、佣人分开的。我一个人过，只雇了一个厨师。大家常到我这儿来喝啤酒，当然不是我请来的。来得多时我没法招待，两三个人时我就叫厨师做些菜，一起玩到很晚。有一次，一个日本海军的守备队长，带着两个部下来玩，还拿来了鲤鱼，一边喝酒一边听他们议论战争。

我在公司干的是技术活。因为工人很多，因此不用自己动手。除了吃饭，时间挺多，可以干很多工作以外的事。特别是星期夭闲得无聊，就和白俄罗斯人兹比尔夫蒂玩接球。我们称佣人叫伙计，那个伙计每次做好了午饭或晚饭时就来叫我。我正玩得高兴，不想去吃饭，老埋怨怎么又该吃饭了。我从那时就知道，人若舒服起来了，堕落得真快，简直是不可救药。当工人的时候忙得手脚不闲，真羡慕那些悠闲的人。一旦自己成了那样的人，很快就习惯了，觉得这种闲适像吸空气一样是理所当然的，感觉不到它的可贵。这是我亲身体验后明白的，我也想到：到了那一步，人也不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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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在公司的体验

加丁在日本占领前一直是按英国的殖民地政策经营的。厂长是个德国人，他是个万事通。从酿造到建筑、机械、电气、锅炉等，祥样精通，全都能拿得起来。要是在日本，这些都各有专业人员各管一门。而他自己一个人把工厂全管了，从建设到运转到开始生产，全是他一个人包了。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有才能的人，打心眼里服气。这个一个顶几个人的德国人的月薪是一万元左右。

中国工人的工资少得惊人，每天50钱，职员是l元左右。当时面条一碗是10钱。有一个中国人，大学毕业，英语也挺棒，特别出色。厂长让他给工人分配工作，搞各种管理。这个人月薪是300元左右，而普通职员就算是大学毕业也挣不到100元。总而言之，这是一套从几百个人身上榨油的经营方式。白人哪怕是工人，一个月也能挣七八百元，厂长拿l万元。那时，我们刚工作时的工资是50元，这在日本简直是没法想像的。

他们的做法是，把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技术吹得神乎其神，借此把本来该给工人的一元工资减到50钱，然后从刮来的钱中拿出一小部分给职员，再给五六个白人工人，剩下的就会装进厂长腰包了，就是说，白人就是“上帝”。

这就是加丁式的剥削方式，也是殖民地政策。它一方面让中国人觉得他们把神秘得深不可测的技术教给中国人了，一方面自己过着丰衣美食的悠闲生活，要让中国人觉得白人是谁也比不上的。

在这种环境中，来了我们几个日本人，想按日本人的工作方式办，可语言不通，火气上来了就打，对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挨打。就算再多增加几个日本人，效率也提不高。从这点上来说，过去的殖民地统治者的办法是很有一套的，手腕挺奸滑，而日本人作法太笨了。

偶尔在殖民地发生了骚动，他们都把原因、经过、结果、分析及今后的对策等，写成详细的书面报告送回本国。英国经历了殖民地的反抗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殖民地的人再怎么反抗，他们也不作实质的退让。在印度，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也是这样的。

因为中国领土面积太大，殖民者不可能把有利润的东西全搂到自己怀里，因此他们采取这样的办法：在每个地方都雇一个中国的大官，给这些大官一些好处，让他们掌管住几个或若干个小的单位，用武力镇住他们。就是说，从最底层开始搜刮，然后以一定规模的行政机构或地区为单位，把搜刮来的钱财集中在一起，最终巨额的利润就送到加丁去了。原材料也是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弄到手的。

我们去的是加丁公司的酿造部门。公司里还有船舶部门，纺织部门等等。他们英国人用权力和武力把这些部门的中国负责人管得严严的。日本人用拳头说话的作法表面上好像很“有效”，实际上不能让人心服。英国人则是用一点点钱，把极少数特定的中国人拴住，去剥削多数的中国人，坐在那里指挥一切，实行统治，利润也自然流到财阀那里去了。

我去过加丁财阀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以前住过的家。虽然是在战时，但令人吃惊的是那里摆满了中国所有的高级物品，恐怕都是掠夺来的。另外，法国人住在法国租界里，在那里行使治外法权。街道搞摘得很漂亮，生活得很舒适。中国大街上挂着表示区别白种人和黄种人的不同的牌子。公园入口处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车呀船呀的一等厢是白人优先，而且不要票。中国人只能坐人挤得满满的三等舱。一小撮白人收入很高，穿得笔挺，神气活现地生活着。因为人少，本国也好管理，所以看上去当然都挺像样的。有问题的家伙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因此立刻被打发回国。

那么多的中国人，几乎都过着赤贫的生活，这种情况可以说在中国到处可见。不过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我看到过中国人把一个白人拉下了一等厢。那个白人自以为还和以前一样，说着外国话就可以白坐车呢，结果发生了这件事。

上海有很多受纳粹迫害从欧洲逃出来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位世界知名的歌剧演员。我没去看，去看过他的歌剧的日本人简直着迷了，有的年轻姑娘连着好几天光议论他了。这些犹太人的生活，除了一部分有钱人外都很凄惨。不到l平方公里的地方挤着l万多人，没有固定住所，没有睡觉地方。有的夫妻有时去租那种按时间算钱的房间，其他时间就在露天流浪。也有靠出卖肉体生活的女人。大家都没工作，真不知他们是怎么生活的。犹太人一般都比较朴素。身边有点钱的人，就在饭店里包个房间。当时的饭店也挺贵的，有人就把自己的伙伴叫来，在饭店的浴室洗澡，洗一个收一份洗澡费，这种事他们是干得心安理得的。被逼到那一步了，这也末尝不是一个好主意。饭店挺奇怪的，这个房间怎么要用这么多热水？

人要落魄了，真不知会落到哪一步。只要有思想准备，自己要落到那一步了，没必要悲观、苦恼和痛苦。我对这一点感触很深。与此相似，有时我路过韩国的贫民街，看到的情景使我也这样想。

在上海生活期间，我对统治者的政策、被统治者的惨状看到的真不少，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也能客观地观察一下，当时的日本人在世界上是处在那一个水平上。回国后，有了些空闲时间，我把它利用起来，按自己的想法学习了不少的东西，努力做到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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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学习外语

我很向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啤酒公司时一有空就拼前地学。回到日本后，后悔没能多学些上海活，因为在上海学到的一点儿上海话以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到韩国时学过一些韩国语，现在也很有用处。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那儿的人都是老师，只要自己有学习的愿望，会比自己在学校拼命地学还要快好几倍。因为每天都要用，只要能记住就会变成自己的东西。我虽然自以为比别人用功，可现在还是后悔当时没能更努力地多学些上海话。

就像登山到了山顶，风会从四面八方吹向自己一样，人生活在社会上不知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遇上什么人。因此，能做到水来土挡、兵来将挡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人从根本上讲是一样的，之所以会有区别，是由于每个人的精神、结构、头脑、技能等训练的方法不同而造成的。这些东西连续地反映到别人的眼里，就会形成对自己的印象而反馈给自己。我认为只要冷静地观察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谦虚、谨慎和努力工作就行了。打棒球也是一个球一个球地累积而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是人应该及早地认识到这一点，一点一滴地去积累。做和没做的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会产生差距，没有必要想着非打本垒打不可，安全打也可以，或者按照安全打去努力。总而言之，把每件事都尽可能地做好，长年累月地积累下去。

直到如今我在世上已度过了77个春秋，不管怎样，确实给大家添了许多麻烦，对大家所给予的各种关怀和帮助，我一定努力予以报答。

说到自己的死，如果到70岁就离世而去，今后想干的事情未能如愿，势必会感到遗憾。但已经过了70岁，超过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即使死了，也未必可惜。所以我对死是无所俱的。当然这种想法是真是假，不到临死的时候是检验不出来的，也许到时还会说，我还想活下去。这的确是人的共性，但是，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会更坚强地生存下去。这里想举个例子说明，比如说，一个人打算在世上活75年，而在76岁的时候曾死里逃生，那或许他会为自己能多活一年而感到幸运呢。反过来讲，某个人准备着活到76岁，突然在75岁的时候死神降临，这样他必然很是烦恼。由此可见，由于人们的认识和想法不同，对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关键的是，生活在世上就应该始终保持着全力投球的精神动力。

想成为有钱的人或者想当官掌权，这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无可非议。然而，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逐步地归还所得到的一切，奉献之心不可忘记。

现在，我自己所能干的事情就是为世上善良的人们读书知理做点服务，我将拼命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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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后在上海所想到的及有关白俄罗斯人的事情等

日本战败了。从前日本人在这块土地上趾高气扬，靠的不是自身的本领而是国家的势力。这些日本人的人性有多低也就显而易见了。他们失去了靠山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从战败的征兆日趋明显一直到战败那一天的半年时间里，当地的日本人每天饮酒胡闹，他们的生活使人感到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了。看到日本人的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战败后的虚脱状态、无所事事的私生活，日本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尤其是在各国人聚集的上海，我得以客观地进行比较和判断。

无所事事，毫无目标，大家只是乌合之众一样被拢在一起，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了。每天都是到了时间就吃饭，有很多财产的人想着这些财产也带不回国去，就全部卖掉，用卖财产得到的钱每天过着游手好闲的堕落生活。其中也有一些胸怀生活目标的人镇定自若，但就我所见到的范围里这样的人非常少。

我十分讨厌这样的生活，心想人一定要有个前进目标。我有时也和同一生活区的其他外国人的孩子们玩扔球什么的，但学习英语一直没有放松。

有一次，我到一个俄国人家里去做客，看到一位十分出众的美人，我对这位无可挑剔的白俄罗斯女子的美貌惊讶不已。另外有一次，工场的一位白俄罗斯职员带我去有爵士乐演奏的地方，告诉我喜欢什么音乐尽管说，而我却一无所知。接着，他又把自己的恋人介绍给我一起跳舞，然而我不会跳，我感到俄国人真是平易近人、开朗豁达的人种。国家的上层人物如何我不知道，我个人所交往的一般人就是这样朴素，悠然，不像日本人那样急性，老想着要超过别人，他们对日本人做的一些坏事也不发怒。尤其是那些在西伯利亚严峻的大自然环境中经受过考验的人，具有刚韧不拔的意志，我非常喜欢俄国人的这种性格。

我在工厂的时候，有一个曾当过陆军大尉的白俄罗斯人，负责门卫和为厂长开车。大尉是一个很高的军衔，相当于统帅150人左右的中队长。有一夭，他来到我这里说：“今天不回去了，留我住一宿吧！”就在我的会客室沙发上睡了一晚上。当时我问他老了怎么办，他说，老得不能干活了只有自杀。他是独身汉，没有亲人。有一次上海的电车停开，他步行20公里按时来到工厂，记得好像是吃早饭前的事。

管理工厂的日本人成了战败国的人，使唤自己的日本人不在了，要是一般人的话，会蔑视日本人的，而他却不一样。有意思的是，附近的人来工厂偷啤酒，被他赶了出去。我问他：“日本人都不在了，为什么还这祥做？”他回答说：“这是我的职责”。即使在这祥的情况下，他还是如此守责。要是换成日本人会怎么样呢？反正是战败了，责任什么的都会抛到一边去了吧。我理解了：日本人和俄国人的思维方法是不一样的。日本人结伙干事会干得很好，而他们的做法则是单干，每个人对自己的责任范围内的事认真负责。我也不好说哪个好，但这一件事使我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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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和各种各样的初次体验

现在的中国肯定和我在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里我想谈谈当时的中国人的性格及他们的人品。

我们在当地雇佣的叫阿妈的帮手不像日本人那样，给主人做所有的家事，扫地就只扫地，洗衣服就只洗衣眼，做饭则只做饭，都是分工式的，别的活完全不管。因为这和我们日本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初的时候，老是发生矛盾，常常因为不能达到自己的要求而发脾气。可对方不知道主人为什么会发火。像这样不能互相理解的事很多。

在那时的中国，当官的及富贵人家和一般老百姓是完全分离的。老百姓之间因为贫穷，所以互相帮助，横向联系很广。可是上一层的人和下一层的人则完全不通气，这是由于下层人被上层人看不起的原因。所以主人对当帮手的，除了吩咐干活和做饭外，不主动说话。日本人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开始的时候不分是谁都主动开腔，逐渐就被大家瞧不起了。

因为日本人在中国有些趾高气扬，所以当我们去买东西时；中国人一认出是日本人，就向我们漫天要价，我们也不知道哪是高价，就买了回来。比如我花100元买回来的东西，雇工去买只需80元。因为他们都是贫苦人，所以就便宜。可那雇工去买几次以后，大家知道他是受日本人雇佣，就向他要高价。另外，和日本人不一样的是，雇工花了80元买到我花100元买到的东西，剩余20元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根本没有欺骗或损人肥己这样的认识，倒是认为这是靠自己的手腕和能力赚来的，是理所当然的。

有意思的是下面的实例：扫地的阿妈比如想要那家的瓶子，就先把瓶盖藏起来或拿回家，l年以后对主人说：“主人，这瓶子碍事怎么办？”主人说：“反正没有盖子也不能用，处理掉吧！”那阿妈说，“那我可以拿回家吗？”“可以。”于是这瓶子就成了她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有计划的。我因为独身，少一点东西倒也不在乎。我想有很多日本人因为没有经验，被这种方法弄走的东西一定不少。

另外，有些中国人没有柴火了，就到公园等地方去剥树皮，三四个月后那树枯死了，就砍倒拿回家当柴烧。不慌不忙地做长期准备。

日本人一般来说性急。对交给自己的任务，总是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早点干完干好。可是，中国的一般工人（苦力）不识字，只会照说的去做，不会灵活运用，也不知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好不容易语言通了，教给新的方法，他们还是只能按照以前的办法去做。因此，日本人忍不住就会打他们，可为什么挨打他们却不知道。按着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进度去做还让人发火，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不清楚。所以留下的只是恨。性急的日本人要想和中国人和和气气地在一起工作有多么的难，我可是真正体验到了。

在中国假货非常多。货币也得扔到地上听听是什么声音来判断。买东西时，比如一双运动鞋只说值多少钱是没人相信的，必须要把商标式样等全部讲出来，才能准确他说出价钱，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查到的，总之，看东西的眼光很准。

战争时期，通货膨胀很厉害，每个月物价都在上涨。日本人生活过于富裕，不知道怎么去应付这种局面，而中国人则知道怎样才能合理地用钱，一个月的工资分成买粮食、油、糖、酱油、燃料、衣服等几部分，一拿到工资就把一个月的东西全部买回来，从各个方面费尽苦心地保护自己的生活。我因为是独身，没有这样做，可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日本人绞尽脑汁，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赶不上他们。说这是背后交易也行，生活的智慧也好，总而言之，这些事情他们知道得很多。

在中国人中，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有许多具有很强的道德观的人们，一旦信赖某人，这种信赖就会持续一生，受过的恩一生也不会忘记。即使在日本战败、中国体制发生变化、两国关系有了逆转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为帮助过自己、视为朋友的日本人私下帮忙。

自从啤酒工厂变为酒精工厂，军部直接插手，所以规定的产量必须想法完成。因为工人都是中国人，如前所述，我们的意图贯彻不下去，军部老是催促快点出东西，当然士兵只是来传达上司的命令，现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老是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工人们。于是，我就采用了以前在这个厂负责传达德国人厂长命令的中国人头头教给我的方法，即在各个部门配置几个大学出来的中国人，让他们负责把我的意图传达给工人们，而我并不直接说什么。这个做法，在日本战败、所有事情都翻了个个儿的时候，帮了我的大忙。如果我直接给工人下命令，他们却不能按我的意图行事的话，我可能会殴打他们。由于采用了这种做法，就不需这样做了，战败时，大家的怒火都不朝着我，而朝着各个部门头头的中国人发泄，我是被他们解救了。

我还有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当酒精生产不如意的时候，工厂的负责人告诉我，去求公司的经营顾问帮忙。记得那人是奥地利人，是生产酒精的技师。他只是来这望指指点点，说应该这样做，应该用这种方法等，我们就得支付高额酬金给他，这对于信奉灭私奉公的我来说，当然是初次体验。我去接他，又去付钱，那时才知道日本没有这种制度，可在外国已有这样高收入的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