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舒拉·布尔京：摸索黑暗中的群像 -- 万年看客

第三章 心声

罪责

“战争开始是谁的错？”我问莫斯科的一位出租车司机。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最初责任一直都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将永远无法洗刷这一污点。他们将永远为此谴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能忍受我们。”

人们立即防备起来，像一个打了妻子的丈夫一样为自己辩解。“是她让我这么做的，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打得那么狠，只是想让她明白一些道理。”人们说这样的话时，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错的，他们无法为之辩护。他们知道这一点，但不允许它进入自己的意识。如果我们提起无辜的人死亡，与我们交谈的人就会自动回击：“他们不是轰炸了顿巴斯八年吗？”他们不会让自己思考这场灾难，哪怕一秒钟都不行，他们立刻开始寻找可以归罪的人。

“我们做得都对！美国在科索沃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一名35岁的律师在莫斯科的一家购物中心告诉我们。

“他们那样做是对的吗？”

“是的，我是说不……但为什么他们就可以？”

许多人对我讲述了我们[俄罗斯人]莫名其妙、不可原谅的善良。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们吗？这是因为我们的善良。我们信任每一个人，所以他们跟我们扯淡，对我们撒谎，而我们原谅一切。俄罗斯人的灵魂太善良了。”

“他们已经完全肆无忌惮了，他们一直在逼迫俄罗斯。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帮助了所有人。如果发生了地震，俄罗斯的每个人都准备援助。现在他们的总统说：人道主义援助在哪里？[1]又是靠俄罗斯！谷物、罐头！”

“我们在轰炸[乌克兰城市]？那他们为什么要切断克里米亚的水？[2]我们在给他们提供天然气和食品。他们毕竟是人！不能这样，得让人吃饱。我只是对我们的人道主义感到惊叹。”

战争在灵魂中唤起了一些问题，而它们需要被彻底压抑下去。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善良得反常。这种对战争的童话阐释至少在心理上有一定意义。

“战争爆发时你有什么感觉？”我问一个人。

“西方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们，也永远不会喜欢我们。”

主体和客体颠倒了。我们的对话者在过去几年里经历的情绪为他屏蔽了所有的指责。电视不停地在展示我们周遭的一切对待我们是多么不公平。人厌倦了这种感觉，而战争以及与全世界决裂在他眼里成了从这种痛苦关系中获得期待已久的解脱。

在一座小城散步时，我们看到一辆塞满东西的小货车，旁边站着两位老师。其中一个人要搬到亚美尼亚去，另一个人在帮他收拾行李。

“很多人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头，”这位历史老师说，“他们试图找到一些理由，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如此失落。他们重复他们在电视上听到的东西：‘如果北约来了……’但你可以看出，在情感层面上，他们正在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人们会直视你的眼睛，争论[他们是正确的]。现在，他们说同样的话，但眼睛一直在看别的地方……”

焦虑

“现在最糟糕的事情是，这将是哈萨维尤尔特协议[3]的重演。他们会停止战争，达成某种协议，”一位莫斯科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了行动，就没必要看着他们的眼睛。必须战斗到最后！”

“我认为，我们在轰炸自己人，这完全是可耻的。”我回答说，“这和我们轰炸沃罗涅日是一样的。”

当我下了车，司机奇怪地看着我。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看到过几次这种眼神——它紧紧抓住你，让你知道这个人在你身边感到不安全，把你当成敌人。面包店里那位天真的收银员在我问了几个问题后也开始用这种语气回答我，她不明白乌克兰发生了什么，对我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

有一天，我们在一家商场里走向桌旁的一位男子。我的同事自我介绍，说我们是记者，并问他对战争的看法。男子向我们俩投来同样紧张的目光，宣布说“我完全支持我们总统的行动”，然后用快餐纸袋挡住了自己的脸。

我们走开了，这时我注意到，他前去与保安交谈。他查获了两个间谍，急着向有关部门报告。

“你们哪里来的？是莫斯科人吗？”他眯着眼睛，站在保安身边，而后者正在查看我们的证件。

“我来自罗斯托夫。”我的同事说。

“罗斯托夫的主街叫什么？”他问道，希望能抓住我们的把柄。

现在那个出租车司机也在用同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在想是否应该向谁举报我。我认为他们都是被恐惧所驱使的。这就是迫使他们站边的原因。

“焦虑冲昏了头脑。老百姓正在无缘无故地死去。怎么说呢，也许不是无缘无故，但老百姓还是很可怜的，”卡卢加州市场摊位上的一名男子告诉我，“我们需要根除所有的班德拉分子。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对吗？”他仿佛是在提问，“北约正在爬到我们的边界，对吗？电视上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电视上给的是一套说法，而他们的电视上给的是另一套说法。”我回答说。

“哦，是的。我兄弟现在就在那边。一枚炮弹击中了邻近大楼的前门，死了六个人。他们在指责俄罗斯人。”

这个人很担心他的兄弟，在各种理由之间摇摆不定。

“我昨天和我父亲通了电话，”我同事告诉我，“他真的很激动，尽管他以前对政治从来没有兴趣。突然间他开始攻击我了。‘那个人对你做什么了？是他让你有机会上大学的！[乌克兰]到处都是纳粹！’我说：‘爸爸，你怎么了？’他以前从不相信当局，他一直坚持认为他们都在撒谎。但现在人们都在发抖，他们非常害怕，他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们甚至不让自己问任何问题，他们只是吐出第一个可用的现成答案。他还怕我和我姐妹会进监狱，并试图向我们宣传的一个不太危险的故事版本。”

许多人说他们感到焦虑不安。他们大多是不支持战争的女性。但我认为，矛盾的是，支持“特别行动”也是一种焦虑的表现。这些人并不关心自己的个人意见，而是希望有可能与别人同患难，去信赖某个人。

我真的对那个人80%的支持率感到惊讶。我认为，这个数字完全不表明有大量的群众支持战争，很可能恰恰相反：这些数字只表明人们是多么害怕。

屈辱

“每个人都在羞辱我们，归根结底，”在卡卢加州的市场上，一位卖靴子和裤子的人笑着告诉我，“所有不是俄罗斯人的人总是在取笑我们：当我们还是孩子时，就总是这样。过去的几场战争都是俄罗斯人杀其他俄罗斯人。所有那些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在嘲笑我们，蔑视我们。我想向英国发射一枚导弹。还有美国。这样他们就不会挑动我们内斗了。不，我不赞成战争。但他们把我们当擦脚布实在太久了！”

莫名其妙的屈辱这一动机在战争的支持者中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老年人中。

“他们打压俄罗斯人。仿佛我们只是傻蛋，是没有任何道德的人。这几届奥运会上的事情让我受够了。没有国旗，没有国歌。不能永远这样下去！”

“不能放国歌，不能升国旗，他们甚至不让我们不幸的残疾运动员参加残奥会……”[4]

卡卢加市场的养蜂人烦躁地告诉我：“我们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过过好日子，在苏维埃时代，边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共和国]的每个人都比我们过得好很多。我从来没有安宁过！一会儿是切尔诺贝利，一会儿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各种胡说八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他提高嗓门坚持道，“我不关心这个国家谁在执政。康米、民主派——这都不重要！我永远都要挣钱养家！我永远能赚得我的面包！再也没人能影响我的道德观了！”养蜂人喊道，很明显，一切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您现在有什么感觉？”

“这里没有什么可感觉的！必须用我们的胜利来结束一切。没有其他选择。而且不应该有。”

很明显，他对胜利的渴望是对他多年来所感受到的屈辱的直接回应。

“没有人关心俄罗斯怎么想，”养蜂人继续说，“周围除了责备，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是世界级恶棍。”

已经听过很多次这种感叹，没有人喜欢我们。这是某种自卑情节和受害者情结的混合物。看得来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试图去想象一些外部的控告者，并与他门争论。为什么？也许是为了感知自己的正确。或者只是为了能在别人眼里存在。

“我很高兴我的总统终于决定这样做了！够了，你们这些家伙！如果不想尊重我们，就得害怕我们！”

“我们轰炸哈尔科夫是为了让西方国家害怕我们吗？”我请他澄清一下。

我在养蜂人的眼中看到了对这个问题充满恐惧的理解。他不是傻瓜，也不是坏人。

“不应该在我的国家打仗的时候讨论总统的所作所为！如果俄罗斯人民不同意我的总统，我的国家就会输，我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我或多或少能猜到他希望得到什么。这是我们证明自己有多牛的大好机会，而没有人会评判胜利者。

许多年来，人们从这种屈辱感中逃向一个现实，这个现实中我们完成过某些宏伟的壮举。我们伟大胜利的神圣性，我们把世界从法西斯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的事实，让人觉得我们的政府，乃至我们所有人都是正确的。战争使人们团结起来，给人一种参与感。这是对意义危机、孤独危机的一种回应。

“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完全支持这场行动，”那位嫁给乌克兰人的女子告诉我们，“敌基督将会到来，这您是知道的。敌基督将来到德国，来到欧洲，这是每个基督徒都知道的。”

在我看来，她似乎在等待天启，等待外部世界与她内心挥之不去的噩梦相吻合。我在其他对话中也能听到：好歹会有些事情水落石出了。仿佛这场战争结束了多年的不确定性。

“在多年的停滞之后，战争是一种心理上的解脱，”一位心理学家朋友告诉我，“这就像监狱里起火了——好歹有消遣了。”

不要沦为错误的

在卡卢加州的一座小城，我们在一位60岁老人家门口停下，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话，让我感到惊讶。从他的语调中，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人。

“我有什么感觉？法西斯需要被杀死。我的祖父曾与他们战斗并杀死了他们。我并不反对乌克兰人民，但那些人需要被杀死，被赶到欧洲去。”

“您对这一点有怀疑过吗？”

“我怎么会有任何怀疑呢！我的祖父打过仗——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不像那些法西斯，我们没有袭击。或者，好吧，就算我们袭击了。但我们袭击的是谁？不是人民。我们袭击的是纳粹分子。那里[在乌克兰]有好人。这座房子，”他指着他的门口，“是一些利沃夫来的人为我造的。如果我碰上他们，我会向他们开枪吗？当然不会！”

与我们交谈的许多人不同，这个人并不让人觉得偏激、不诚实或愚蠢。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个故事。1979年，他们[士兵]被要求进入警戒状态，什么都没解释。他们的军人证被收走，飞机着陆后，突然告诉他们在哪里：‘你们在阿富汗共和国。’”男子继续说道，“他告诉我：‘我从一个悬崖后爬出来，在我前面三米处，有一个圣战者站在那里，背对着我。我怎么能杀死那个人呢？哪怕去杀一只你养大的小猪，你还得为了壮胆而喝个二两。’他以前甚至从未见过有人被杀，他完全是个新手。他闭上眼睛，扣动扳机，直到子弹用完才停止射击。当炸弹开始落下时——人们当然会害怕，当然会恨我们。”

这个大叔真的让我感到震惊。他明白有一场真正的战争正在进行，平民正在死亡，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他仍然完全支持“特别行动”。他承认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宣传片，却选择相信它。仿佛这些矛盾的想法活在他意识的两个独立部分里，没有交集，没有滋生一丝怀疑。

人们不敢去想象，是我们发动了一场可怕的战争，并准备提出任何可行的解释，以保护自己的好人形象。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死硬地抵赖？为什么他们难以容忍自己错了？我想，这源于一种古老的信仰，即世界终究是正义的。缺乏正义的可能性似乎会夺走他们对幸福的最后希望。

很明显，他们生活在一个纯粹的正义之梦中，事情越是可怕，他们就在周围建立越来越厚的防御工事。为了确保自己是正确的，他们需要把一切描绘成非黑即白。

当我第一次听说这场战争时，我也有同样的反应，只是站在另一个角度。我一直在想，我不想听到任何与我的观点不一致的事情，比如有些乌克兰人真的对入侵感到高兴，或者乌克兰士兵处决受伤战俘的事。细微差异会毁坏心理上的稳定，使我身体不适。这种情况需要简单化。

我非常害怕自己错了。这个词使我所有的原则都变得毫无价值。我害怕自己会被强加某些其他原则。我认为现在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威胁，并在尽力保护自己。

例如，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当他们与她母亲争论战争问题时，她的母亲总是爆发出愤怒的、指责的吼叫。然后，有一次，她突然用不祥的声音说道：

“所以说，我们的士兵都是在白白牺牲？”

悲伤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我认为莫斯科人明显更意识形态化。在莫斯科，对战争的支持是紧张的、不妥协的。在外省，大多数人也支持“特别行动”，但他们更温和，更愿意看到复杂性，对乌克兰人民表示同情。

每当有人被迫直面战争时，对战争的支持就会骤然下降。比如役龄儿子的母亲，或在乌克兰有近亲的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遇到的大多数反对战争的人都是忠厚的女性，支配她们的不是政治信念，而是内心深处对战争的恐惧。

我们发现一位坐在莫斯科基辅火车站外的女子，当我们问她的感受时，她非常震惊地看着我们，仿佛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我有什么感觉？恐惧和悲痛！”

“您能展开讲讲吗？”

“不，我很抱歉，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这太私人了。我有三个儿子……”

她哭了，跳了起来，并迅速走开。

也许有四次，我碰到了那些因情绪激动而无法说话的人。其中一位在林荫道上抽烟。我们谈话时他几乎崩溃了。当我们问他感受时，他恐惧地看着我们。他用颤抖的嘴唇——带着某种希望——开始告诉我们，他真的想离开俄罗斯，但不明白他能和自己家人去哪里。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卡卢加市场上同意与我们谈论战争的多数摊位经营者都反对战争。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工资直接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与退休人员或政府雇员不同。

“哦，我甚至都没有任何感觉。我为双方的每个人感到难过。”

“感觉？恐惧，这当然是自然反应。老百姓真可怜，孩子们真可怜，无论他们的孩子，还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我从未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对兄弟民族这样做真的让我感到很受伤。”

“我不相信任何东西——无论是他们被灌输的谎言，还是我们被灌输的谎言。它现在没影响到我们，但未来肯定会对我们造成影响。我侄子被征入伍了。前天他才收到通知，要去哪里干什么。母亲们要怎么目睹这一切？”

“是的，我离它还很远。我们是俄罗斯民族，我们为任何事都做好了准备。”一位售货员告诉我。

一分钟后，她追上来告诉我剩下的事情。

“如果您不戴记者证在这里走走，大家会告诉您自己的真实想法。都完鸡巴蛋了。”

[1]不解，泽连斯基（至少在公开场合）没向俄罗斯请求过人道主义援助。

[2]俄罗斯国防部此前曾表示，由于乌克兰当局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被俄罗斯吞并后，拒绝从第聂伯河经北克里米亚运河向克里米亚供水，2014年以来半岛上一直面临淡水短缺。此前，克里米亚近85%的水是通过北克里米亚运河获得的。俄新社指出，克里米亚东部的供水问题是通过将克里米亚比尤克卡拉苏河的水转移到北克里米亚运河，并钻取新的自流井来解决的。2022年3月初，官媒宣布阻隔水流的大坝已被炸毁。

[3] 1996年8月31日，莫斯科和分离主义者签署了《哈萨维尤尔特协议》，这被认为是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正式结束。根据这份文件，俄罗斯从车臣撤军，该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是独立还是继续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被推迟到2001年底解决，且各方承诺不再使用武力。但不到三年后，车臣就爆发了新的武装冲突。它以分离主义者的失败和卡德罗夫家族承认该共和国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并在车臣建立政权告终。

[4]国际残奥委允许来自俄罗斯的运动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他们在中立的旗帜下参赛，所获奖项不计入最后排名。

第四章 责任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保护自己不受焦虑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减少你所负责的事情的数量。你只要告诉自己，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改变任何事情，然后你就不必考虑任何事情，因为你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认为这是必然的。这就像我们都知道汽车尾气会污染环境，但我们还是继续开车。人们已经接受了战争，将其视为一种必然。

“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就能知道真相。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妇女告诉她因战争而匆匆逃离了这个国家的女儿，“是的，情况非常糟糕，任卡现在在那边，还有莲娜阿姨的儿子，我每天晚上都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回来。但是真正的、深层的原因，如果不去挖掘历史，如果不从事政治，我们是看不到的。我想，肯定就是因为别无选择……”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是许多人道出的一个命题。女人们会说，她们在为某个人祈祷，但试图不对整个局势发表意见。这感觉就像全体国民都选择做一个什么都不想了解的孩子。

“我们一直希望一切都能顺利结束！我们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结束！”

“[开战]会导致什么？糖不会消失，荞麦不会消失。”

男人似乎对胜利更感兴趣，而女人对此并不十分关心。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试图通过国家提供的，能够安抚她们的镜头来看待这场战争。

“我从未料到会发生战争，”一位律师在莫斯科的一家购物中心告诉我们，“但如果总统决定这样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在这个层面上还有其他考虑。它可能意味着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救赎。”

在战争初期的某一天，我和我的同事走到一对母女面前，她们正坐在公园的秋千上。女儿是莫斯科的一名年轻教师，对战争感到不安。母亲是一位不住在莫斯科的事业单元员工，支持“上面的人不傻”这种观点。

“年轻人都太极端。或许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更冷静一点。我对这一切都不感到震惊。但我们一直希望这一切都能很快结束。我们只需要换掉他们的政府，然后一切就会稳定下来。”

很明显，她很害怕战争。她希望尽可能快地跳过它。

我们看到，战争真的让他们很担心，却不断听到人们重复那句空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起初我不明白，理解悲剧正在发生是如何与拒绝思考它并存的。

“对危险的最基本反应是什么？攻击、逃跑或麻木，”一位心理学家向我解释道，“那些有能力的人就逃跑。攻击意味着加入侵略者的行列。麻木、装死是一种内部移民的形式。为了生存，避免做出任何公开反应。”

这种麻木的反应正是我们所看到的：人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得出任何结论，并试图与其他人融为一体。这些人只是在纸上支持战争。

依附强者

在街上的谈话让我们对公众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但并没有让我们看到与我们交谈者的生活。一些朋友的故事帮我们弥补了这一点，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与[支持战争的]朋友或亲属交谈。他们很了解这些人，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种立场。

一位朋友讲述了她的牙医朋友的故事，她自己去她那儿看了很多年牙。战争开始时，这位朋友要求所有支持战争的人在脸书上取关她。她的牙医给她发了这条信息：

作为一个诚实的人，我在脸书上取消了对你的关注。但我也真的很难过。我每天都在阅读、收听新闻。我当然不支持这场战争，不支持百姓和儿童身亡。但我不能支持你的立场。我相信，我们别无选择。这场战争很可能本会发生在我们的领土上。与他们[乌克兰人]达成协议是不现实的。我有很多病人来自那里，还有我的老师。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感受，也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不希望任何人试图改变我的想法。我支持威权国家，我希望有一个沙皇。我不相信言论目田、新闻目田，或者其他任何你热衷的东西。

我的朋友知道她是个有想法的好人，她震惊了。

“你明白吗，我们一直聊天。她是个非常细心的医生。但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独立做好任何事情。俄罗斯人不能靠自己做任何事情，他们永远需要被强迫工作、生活和学习，这是她的信念。他们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那个人捡起了这个国家的碎片，并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她说：‘我需要言论目田做什么？在我的生活中，它能为我带来怎样的改变？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充满了疲惫。’”

我有这样一个矛盾的想法：会不会许多那个人的支持者对我们生活的态度实际上比那些不支持他的人更悲观？我想，我的朋友为我描绘的画面可以被冠以“习得性无助”的标题。

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我认为，如果试图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反正九十年代我们都这么过来了……”

“我的两位医生朋友，一对夫妻，因为战争陷入一场真正的大吵，”我的同事阿丽萨告诉我，“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了这样可怕的争吵。战争开始两天后，他们走在街上，他们十岁的儿子问他们发生了什么。宁卡告诉他，发生了战争，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然后杰尼斯开始对她大吼，告诉她不要对他们的儿子说这些话。

他开始说，这都是对的。在此之前，他也曾感到惊恐，但现在他转到了另一边。宁卡说，这显然是出于对他们儿子的担忧。这[战争的真相]似乎太沉重了。也许他认为自己应该做些事，但不明白做什么。他选择了拒绝，再也不回来了。他屏蔽了所有的争论，开始只喊口号。一个多月以来，他们甚至无法就此事进行正常的对话。

他为他们所过的生活付出了大量血汗，他们有社会抵押贷款。他把自己的生活搞好了，随之而来的是他对政府的信任不断增加。然后突然间，咣当！这种事情发生了，迫使他不得不背离政府。他应该怎么做，扔掉他所建立的这整个生活吗？”

“2月24日，我去看我的父母，”一位来自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熟人告诉我，“我妈妈说：‘你怎么这副表情？’‘哎，你也知道，战争开始了。’她说：‘哎哟，别提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的外婆教了她的孩子们一些基本规则：领导永远是对的；夹起尾巴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份能安静坐着的工作；沙皇是好的。这就是我妈妈受到的教养。她知道电视上都在胡说八道，但她尽量不去思考这件事。它所描绘的混乱、黑暗的画面对她一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我亲生姐妹不和我说话。她当了一段时间公务员，身边人的社媒头像上都是Z字。要是在1939年，她应该会加入纳粹党。她面带微笑看着我，从她的眼里我能看到，她把我当成圣愚了。她的文凭是买来的，而非靠努力换来的，但她认为她比我好：‘我们也全都明白，但我兄弟只会炫耀自己有多聪明。’

“我碰到了她的丈夫。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在笑，他想和我谈谈。我看得出目前的局面让他很享受。战争前一周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基辅炸成废墟？’而现在[战争开打一个月后]则是：‘嘿嘿，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们镇大约有3万人。贴着Z字的车是城镇风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没见过一个心存怀疑的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很舒服的。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反正我们已经活得很糟了。”

适应

有一种假设是，一旦棺材开始运抵俄罗斯城镇，人们就会开始怀疑。

我认识的一位艺术家告诉我：“我来自乌拉尔。几天前我给我兄弟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小镇上，那里的人都互相认识。而他们在一天之内就收到了六具[俄罗斯士兵的]棺材。我兄弟说：‘总的来说早就该把这乌克兰[收拾一下了]……斯大林把所有这些法西斯分子、人民公敌都关进集中营。但赫鲁晓夫把所有班德拉分子和车臣人都放了出来，戈尔巴乔夫摧毁了一个大国，叶利钦武装了乌克兰并把克里米亚送了出去。如今那个人不得不处理这一切的后果。’”

我在莫斯科的大多数朋友都觉得，在一天之内，他们失去了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东西。我们一直坚持的一切都破灭了。因为这个原因，大量的人离开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

但对许多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一切都充满了意义和希望。失去过去战前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获得的是对自己正确的强大信念，这种信念现在无法被打破，无论有多少座火车站被炸毁。也许生活在某些方面确实变得艰难，但现在有了希望：我们会团结起来，打败邪恶的敌人，让一切回到正轨。

我们很难理解对方。

我的一个熟人让我感到惊讶，她告诉我，在吞并克里米亚后，她曾想离开俄罗斯，但现在她支持“特别行动”。

“早在2014年，我就对我丈夫说，要么我们离开去西方，按照那些价值观生活，要么我们留在这里适应。他不想离开。我哭啊哭，但决定与人民共命运。”

在这次谈话中，我发现许多人支持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机会离开——或者抵抗。

“我们只是上了他们挑衅的当。北约基地、生物武器……这一切都说得通，”我的熟人说，“实际上有没有并不重要……这一切都非常复杂，不是非黑即白的。”

“你不觉得这只是在转移注意力？”

“也许吧。但这是我们的官方立场。”

“但你为什么要顺着它？”

“即使我不顺着它，这又能改变什么呢？你也知道沙皇怎么说来着：主子打架，奴才遭殃。乌克兰其实就是群小孩子。他们如此胡作非为——这就叫自由！”

我可以看出，她的“这一切都不是非黑即白的”不仅仅是为官方谎言辩护，而是有更深层的根源。我的这位熟人知道自己的无助，但认为这是常态；她已经习惯于防御性地生活，习惯于躲进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其中好歹有某些明晰的东西。但如今，当局势让她愈发恐惧时，她会用自己习惯的感觉来为自己辩护：“我不坏（他们自己才是坏的）。”

“谁是正确的并不重要。这就是现实。”

“我早就知道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胜利和失败我们都会共同分担。否则就得离开这里。不满意的人的确最好还是离开，因为不满的人在这里不讨人喜欢。”

“可这代价要由我们来付。”

当她说她要与国家共命运，她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解释自己别无选择：她圈子中的人喜欢那个人，支持战争。如果她想和他们共处，她就有义务同意他们的观点。

“这里没有人需要我们！”我的熟人继续说，“他们[西方]根本不关心普通乌克兰人！他们发动这些战争、政变、革命。人对他们来说只是耗材……”

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在这位年轻女子的这番话里，我第一次感觉到对西方的真正恐惧：我们是无助的凡人，所有这些自发力量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不要碰我们，不要对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用任何东西来诱惑我们！有人在操纵我们——那就操纵吧。

这次谈话已经发生在布查之后。我的熟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捂住耳朵，赶走各种念头，只要相信我们是对的。

“我从来不骂那个人，尤其是现在，”科斯特罗马州一座小村庄的一位出色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继续说道，“我们的总统还不错，我心平气和。他没有派我们的孩子们去打仗。[1]他派的是专业人员，不是炮灰。你甚至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当他就我们的士兵发表讲话时，声音会颤抖，一下子就能看出他是个好人。我一直认为，不应该由我们来考虑这些事情。我们的孩子们真可怜，但孩子们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经历过车臣、阿富汗，那时孩子们被送去真是让人可怜，我那时有两个儿子……只要不发生战争，这才是最主要的！”

我意识到，这个生活非常艰难的女人只是需要相信有一个正常、善良的世界，而有一些好人在掌管这个世界。

[1] 3月9日，俄罗斯国防部承认义务兵参与了“特别行动”。义务兵参战的情况从一开始就通过其亲属的报告而为外界所知，但俄罗斯当局对此予以否认。那个人尤其断言，“只有职业军人——军官和合同制兵——参加这场行动”，“义务兵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