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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有比较充分的文书地契、而没有一烧了之？

教员似乎不忌讳有人叫他“新秦始皇”。“秦始皇”一词，在两千年的封建士大夫意识，以及西方主流价值观（自由主义）看来，都因为“焚书坑儒”而具有负面、贬义。

我一向认为古人的记载，对于曾经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也是廖若晨星的斑斑点点。记载近于事件发生时，也并不全面、正确。比如太史公就不知道兵马俑的存在。关于焚书，我认为包括烧了各国的各种“地契”，“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应该也包括各种刻着分封的鼎器。这是秦之后，中国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分封社会构架的重要因素。

1949年的土改，看现在的各种书章，应该是过去的地契都（绝大部分）烧了，基本让以后的复辟不可能（或者难度大大增加，看看城市内有房产证和没房产证在改开后‘落实政策’的待遇区别就能理解）。这也算是“焚书”，国内士大夫遗和公知们痛恨教员，重点在此。

至于“坑儒”，五十年代初的“洗澡”到文革的“牛棚”，特别是五七年的反右，在上面两种人那里都算新的“坑儒”。有没有必要呢？反右前也好，今天的文人也好，不还在“厚古非今”（各种民国戏搞得‘美焕美伦’、令士向往）、厚西非中吗？要不是这次贸易战和疫情战，很多网友可能还转不过来。回看历史，教员领导的TG“坑儒”应该还不够，所以我才说第二次文革还会来。

在狭义上，我认同月兄的看法：有个笑话，说两个推销员到一个海岛去推销鞋，都发现了岛上的人光脚，结论则相反：一个说向此地卖鞋没戏，因为当地人都不穿鞋；另一个说此地商机很大，因为当地人都还没鞋穿。此例中，当地人光脚是“实证”，商机的判断是基于“价值观”，两者二分法，月兄的观点成立。

但这样的二分法，是否能适用于复杂的历史问题，我觉得不一定。值得深入讨论。

我请教兄的关于土改地契的问题，就是觉得地契文书，是研究明清、清民社会变化之际，实际上士大夫阶级本身的经济地位变动不大（进而保证他们在政治、文化上持续保有权力），这样一个史实的 最直接的“实证”。但因为土改“焚书”，普遍的实证就比较难做了。这个时候如果过于强调“实证研究自由”，则‘实证’本身就存在缺陷。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刚死的余英时，他反共，曾说红军在他家乡”杀人放火“，举的例子（实证）却是当时当地的一份报纸。作为历史学家，他很清楚国民党/土豪劣绅的报纸真实性几何，根本不能作为历史的“实证”，但他还是在很多场合拿此说事，显然是故意为之。他那班费正清门下师兄弟、徒子徒孙也多有此行为。在新清史的实证上，我认为他们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