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安徒生的绯闻--by南腔北调 -- 抱朴仙人

作者：成蹊

　　1931年9月里一个温暖的夜晚，三个男人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进行餐后散步。他们在阿

狄森小径（Addison’s Walk）上闲逛，那是沿谢维尔河的一条林木蓊郁的美丽小路。三个人之间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并对世界文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那个时候，这三个人中只有一个算得上有点名气，那就是亨利?维克多?戴森（Henry Victor Dyson，1896－1975）。他是个生活奢侈的学者，经常与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伯特兰?罗素等人一起厮混。与他同行的是两位默默无闻的牛津学者，他们都爱好北欧的传奇神话、盎格鲁撒克逊史诗以及风格严峻的“北方”（the North）神秘文化。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戴森了，但却有无数的人记得他的这两位同伴：克莱夫?斯塔普斯?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和约翰?伦纳德?鲁尔?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1892－1973）。然而，正是这一场通宵达旦的争论对两人的代表作――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和《魔戒》、刘易斯的《纳尼亚故事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它们奠定了基础。没有这场争论，托尔金的“中洲”（Middle－earth）可能会一直停留在个人爱好的阶段，而刘易斯也很可能永远找不到通往纳尼亚王国的大门。

　　刘易斯在《四种爱》（The Four Loves）中写道：“恋人喜欢摒人独处，而朋友则分享共同的孤独感，这种孤独使他们与他人分隔开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1926年，刘易斯和托尔金在一次教员集会上初次相见，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种令人宽慰的共同孤独感。他们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受创于大战中的工业化兽性。他们都看到了20世纪到那时为止最丑恶的一面，都在维京时代的血腥传说中寻求荒唐的安慰。这些故事描述身份含糊的英雄和神礻氏与妖怪和外部世界的黑暗作战的情形，其中缺少同情和恻隐，但却不乏讽刺和幽默――北欧英雄史诗《格雷蒂尔传奇》（Grettir’s Saga）中的一个人物说道，“阔矛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在他刚刚被这样一柄矛刺穿的时候。

　　在古斯堪的纳维亚的无情宇宙中，神祗和他们的人类盟军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必然失败，但他们从来都不会有向围攻自己的妖魔投降或妥协的念头。不管是英雄还是懦夫，最后结局都是一样――那么我们该怎样做呢？1936年，托尔金在他关于《贝奥武甫》（Beowulf）的著名演说中解释道：“北方神话想像的力量在于它这样来面对问题――让妖魔扮演主角，让它们赢得可耻的胜利，由此在赤裸的意志和勇气中找到可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对抗邪魔的斗争中，失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战而退。看起来，这样的解决方案对托尔金写作的影响比对刘易斯的影响更大。在《魔戒》中，当主角之一阿拉贡（Aragorn）面临着惨败的时候，他询问希望何在，然后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无望的战斗，至少还会有人为我们复仇。”在这里，我们无疑可以看到北欧神话的影子。

　　刘易斯从文学的角度来处理“北方”，而身为语言学者的托尔金则沉浸在语言的历史和声响之中。刘易斯也许有几分尖刻和武断：在第一次会面之后，他称托尔金是“一个平淡无味、口齿流利的家伙――这没什么不妥，再多一点趣味就更好了。”不过，第二年托尔金就邀请他参加了一个人称“吃炭者”（Coalbiters）的团体。这个组织的成员热衷于阅读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原文的北欧英雄传奇，它的名称来源于古代北欧语言中的“科比塔斯”（kolbitars）一词，指聚在一起讲故事的人――这些人围坐在火堆旁边，离火堆非常地近，真的像是要吃到木炭了。每个星期四晚上，“吃炭者”们聚集在壁炉边上，趿着拖鞋，端着酒杯，聆听《赫罗夫?克拉奇王传奇》（The Saga of King Hrolf Kraki）、《佛尔颂人传奇》（The Saga of the Volsungs）或是他们正在研究的其他史诗。20世纪30年代，“吃炭者”被另一个名为“因克林”（Inklings）的非正式团体所取代。“因克林”以刘易斯和托尔金为核心成员，一直持续存在了30多年。

　　在刘易斯和托尔金相遇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文学前途惶惑不安。托尔金在1925年译了一首重要的中古英语诗歌《高文爵士与绿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在1929年写了一篇关于《女隐士指南》（Ancrene Wisse）及《童贞颂》（Hali Meidhad）的小品文，而这就是他迄那时为止的全部作品。久拖不决或是处于半完工状态的计划令他心烦意乱。1939年，托尔金写了《偶得一叶》（Leaf by Niggle），其中讲到一个画家总是没有时间去完成一个宏伟的创作计划。按照托尔金学者的看法，这个故事就是他焦虑心态的副产品。而刘易斯到那时为止也只出版了两本“诗歌小册子”，他还没有找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风格，更没有什么值得用这种风格来表述的东西。他在给儿时好友阿瑟?格里夫斯的信中写道：“从16岁开始，我就有了一个志向（成为作家）。我坚持不懈，为之付出了每一分力气，并将所有希望寄托其中。而现在我已经明白：毫无疑问，我失败了。”

　　第一次看到托尔金的小说的时候，刘易斯就对托尔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这是一个能穷年累月为一个故事呕心沥血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在写作中使用了许多刘易斯喜闻乐见的异端素材。值得赞扬的是，刘易斯对此没有半点嫉妒，他由衷地喜欢上了托尔金的作品。在1931年那个决定性的夜晚，刘易斯还处于回归宗教虔诚的焦灼历程之中。刘易斯出身于爱尔兰的新教家庭，青少年时代就成了不可知论者。尽管他在1929年又重新开始接受神的概念，但却始终对基督教持抵触的态度。戴森是英国国教徒，托尔金则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花了一整夜的时间来帮助刘易斯破除这种心理障碍。他们在阿狄森小径上来回走动，其间托尔金论证了基督复活在文学和神话学上的真实性。据说，当刘易斯宣称神话都是无价值的谎言的时候，关键的一刻来临了。托尔金回答道：“不，它们不是谎言。”托尔金要刘易斯解释，为什么他可以把北欧传奇看作承载事实的工具，同时却要求《福音书》满足更严格的真实标准。午夜已经过去很久，托尔金最终回家睡觉去了，留下戴森继续与刘易斯论战。托尔金认为基督复活的故事是所有故事中最真实的，它的作者就是上帝。对不信教的人来说，他这套理论不见得很有说服力；但对深信神话是表达更高真实的惟一方法的刘易斯来说，它却是难以抗拒的。两个星期以后，刘易斯告诉一个朋友，自己已经再次完全接纳了基督教：“这跟我与戴森和托尔金的长夜清谈有很大的关系。”

　　这次谈话对刘易斯影响至深。从1933年的《天路归程》（The Pilgrim’s Regress）开始，刘易斯发表了一大堆东西：书、论文、小说、广播讲话，如此等等，所有作品都表露着他的宗教虔诚。在创作这些作品的百忙之中，刘易斯仍不忘敦促托尔金纂集并完成他关于“中洲”――托尔金大半生为之痴迷的私人宇宙――的故事。好在有他持续不断的友善敦请，托尔金在1937年出版了《霍比特人》并一鸣惊人。托尔金创作巨著《魔戒》的漫长过程时断时续、十分艰难，而刘易斯从来没有停止督促，直到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世为止。托尔金回忆道：“我欠刘易斯的债永远也还不完，那不是‘影响’二字所能概括的，那是莫大的鼓励。长期以来，他一直是我惟一的读者。有了他的存在，我才认识到我的创作可以不停留在个人爱好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