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Like Stories of Old：英雄主义的谎言… -- 万年看客

五：献祭羔羊

【就算这条命令不可能成功，他们也必须抛尸在战壕里来证明这一点。他们都是人渣，上校，整个营都是人渣。——米罗将军，《光荣之路》】

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光荣之路》当中，一个营的士兵拒绝执行一项不可能成功的命令，因为这项命令会只会让他们全部白白送死。之后军官们从这个营任意挑选了三名士兵，以懦弱为由进行军事审判。主人公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辩护，但很明显，整场审判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操纵，三名被告最终被处决。我们十分清楚，他们的死亡未能实现任何有意义的目的，仅仅推动了毫无意义的官僚主义，以及满足了无情的高级将领们的好大喜功。

【这种事情总是非常惨烈，但是其中也蕴含着某种壮丽，你说呢？ ——米罗将军，《光荣之路》】

这里的重要教训在于英雄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并不平等。通过等级体系获取个人受益的上层人士往往会特意将此类权力结构保留下来。从表面上看，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因为贪婪、野心或者权欲，但很可能如贝克尔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切之下的根本原因很简单：这样的权力结构满足了他们自己的永生幻想。

【当然核掩体绝对必须将政府与军方的上层人员都收纳进去。——奇爱博士，《奇爱博士》】

库布里克的另一部反战影片《奇爱博士：或者说我如何学会了停止担忧并且爱上炸弹》也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片中不仅看到了冷战时期既有势力的无能如何导致了一场毁灭性的核灾难，也看到了发动核战的权贵们在被许诺了安全的庇护所与充足的女人之后，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

【自然，她们会生下许多孩子，不是吗？毕竟核掩体里时间很多，可做的事情却很少。——奇爱博士，《奇爱博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说明英雄体系的领袖和其他杰出人物往往也是最容易被英雄体系迷惑的人。

【我是说你这么年轻，刚出军校就赶上了打仗。我可是参军整整十五年了，这才等到第一次打仗！——陶中校，《细细的红线》】

因此他们也很可能最大程度地脱离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因此最愿意通过牺牲人性来换取征服死亡的英雄胜利。

【要是他们当中有人要完，妈的就让他们完了好了。——陶中校，《细细的红线》】

但是由于英雄系统具有根本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一点还意味着上层成员不必做出与下层成员一样的牺牲。事实上，正是因为别人做出了昂贵的牺牲，处于特权地位的人们才能享受他们的英雄胜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英雄系统中获益最多的人也会通过刻意掩盖这种不平等来获益。比如我们在新兵训练营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从今天起，除非有人问你们，否则不许你们开口说话。——哈特曼教官，《全金属外壳》】

从表面上看，新兵训练营是一场旨在培养性格、建立兄弟情谊、训练新兵应对战争艰辛与挑战的成年仪式。它可以被看作较小的罪恶，旨在让新兵准备面对实际战争的更大罪恶，甚至可以将其看作值得完成的挑战。

【我训练上瘾了。——斯沃福德，《锅盖头》】

但是如果采用更具批判性的视角，新兵训练营还提供了英雄主义的衡量标准。新兵可能达到、可能超过也可能达不到这些标准。训练营将新兵进入英雄系统的过程变成了一场竞争，并且告诉他们只有有价值的人才值得成功。

【那边那个是个怂货，他说再见，我说滚蛋。——罗勒教官，《美国狙击手》】

这样一来，受训人员眼中的障碍就不再是这种竞争的不平等结构，同时他们也无视了这种竞争不惜通过种族主义、恐同以及泛化偏执将整个群体边缘化的真面目。

【霍韦尔中士：你一定有切诺基人或肖尼人的血统。

克岑斯基：不，长官……

霍韦尔中士：你这是跟我顶嘴吗？你这个烧马车的狗娘养的？——《血战钢锯岭》】

相反，新兵们眼中的障碍成为了弱者与没有价值的同伴，因为这些人拖累了他们，必须将这些人与强者以及有价值的人们隔离开来。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战争影片当中看到新兵对其他同伴抱有敌意，尤其是那些妨碍他们取得英雄胜利的同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全金属外壳》中的新兵训练营段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反战效果。虽然这段情节确实展示了成为正式士兵的仪式如何以悲剧收场，但是片中所展示的悲剧的直接驱动者却是群体当中的最弱一环。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段情节是否真的质疑了新兵营的本质以及它在不平等的英雄体系当中的地位？还是仅仅暗示了这个特定的个体并不适合新兵营？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这段情节与其说批判了新兵营，倒不如说反而肯定了新兵营的主要功能甚至它的必要性。

【我曾是个好士兵，我的生活有目的，我很喜欢这样。——舒曼，《感谢您的服役》】

掩盖英雄系统的不平等性的另一种方式是淡化士兵的创伤经历。在高度军事化的英雄体系的中，创伤是阴影的象征，是一种弱点，它表明英雄体系并没有成功地取得英雄胜利，因此可能使整个系统受到质疑。于是人们相当避讳这一点。

【你以前可是我的得力干将。别让这些年轻人看见你现在这幅样子。这样对士气不好，对部队也不好。——普利茅斯上校，《感谢您的服役》】

电影《感谢您的服役》揭示了压制创伤的做法如何给退伍军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尤其是这种压制还延伸到了本应照顾他们的机构与服务：

【医生：要等六到九个月才能批下来。

舒曼：你觉得这些人还能等这么久吗？——《感谢您的服役》】

但是，英雄体系还有一块或许最为有效的盾牌能用来抵挡针对其本质的批评，这也是制作一部真正的反战电影所所必须面对的最后一道最坚韧障碍，即英雄主义本身。

六：英雄崇拜

【我们喜欢简单而美好的事物。善良和邪恶。英雄和恶棍。——大卫.塞沃伦斯，《父辈的旗帜》】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反战电影批判英雄体系的各种方式，包括有目的地使用暴力、审视其他英雄系统，以及揭露当权者如何滥用英雄胜利的承诺，驱使他人做出巨大牺牲，却在事后抛弃他们。但要真正解构英雄体系，我们还必须面对莫奈眼中军国主义的最大禁忌：作战而死很可能只是白白送命，所谓的英雄很可能根本不存在。然而这正是我们要打破的禁忌，因为这条禁忌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英雄——尤其是英雄故事——怎样被用来维持英雄体系以及削弱真正反战电影的效力。

【看到他在那张照片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觉好一点，但确实如此。——伊夫林夫人，《父辈的旗帜》】

在电影《父辈的旗帜》当中，一位母亲在引导之下相信她死去的儿子出现在了著名的美国国旗插上硫磺岛照片上面，尽管影片向观众们揭示情况并非如此。我们看到那些控制着此类故事的人们很清楚从悲痛欲绝的母亲那里夺走最后这点慰藉多么残忍；假如他们告诉她，她儿子的死亡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意义重大，她必然会比现在更加心碎。因此远远更容易的做法是将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而不是质疑故事背后更复杂且更政治化的现实。

【布拉德利：说实话，夫人，战场上的事情都发生得太快了，呃……但是，是的，我想他就在那里。照片上的人就是汉克。

伊夫林夫人：谢谢你。——《父辈的旗帜》】

问题在于他们是对的。剥夺悲痛家庭的最后一点安慰确实极其残酷甚至不人道。但问题是，这些士兵的牺牲也很容易遭到武器化，迫使我们无法质疑当初究竟为什么要做出这些牺牲。有些时候这可能是故意为之，但更多的时候则出于对逝去人命的同情和体面发生在不经意之间。因为攻击英雄体系确实等同于攻击它为死亡赋予的意义，因此攻击英雄体系也就等同于攻击真人死亡的意义，而这样做又很容易让人感到不体谅或不尊重。我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反战电影最终都没能将自己的反战声明贯彻到底，最后充其量只是讲了一个“恨战争但爱战士”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承认战争的破坏性，甚至承认导致战争的英雄体系存在问题，但却回避了针对战争的任何真正评论——这样做当然完全可以理解，完全有可能出自最善良的意图。

【真正的英雄都死在了那个岛上。——雷尼.盖格南，《父辈的旗帜》】

这样的故事往往集中关注士兵个人，关注他们的勇敢和牺牲，他们的忠诚和兄弟情谊。

【但对我父亲与照片上的这些人来说 他们所冒的险，所受的伤都是为了他们的战友。——詹姆斯.布拉德利，《父辈的旗帜》】

【没上过战场的人们不可能理解。战斗是为的身边的弟兄。——吉布森，《黑鹰坠落》】

但通过突出这些个人的优点以及有意义的品质，不能不说这些电影制作者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批判对象。当我们注意到我们自己如何体验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一点同样会变得显而易见。因为英雄的战争故事确实具有不可否认的直接情感影响，它们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感激，让我们为了英雄们作出的巨大牺牲而落泪，尤其是在影片涉及到真实故事的时候——而大部分战争影片都涉及真实故事。但我们还是要问：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对我们来说，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消费那些悲惨的战争英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到了这一步，我们对于反战电影的成功与不足的分析姑且要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转向我们自己作为观众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如果说电影人要为反战电影的失败负责，那么我们也同样难辞其咎。

第七部分：宽慰的圣像

在电影《1917》当中，我们一路跟随准下士肖菲尔德穿行于一战战场。他的任务是传递一条重要军令，以免一千六百人的进攻部队落入致命的陷阱。在影片结尾处，肖菲尔德在闯过了九死一生的难关之后终于到达了营盘，心力交瘁地倒在了即将走上前线的战友身边。我原以为这一幕可以成为非常有力的结局：肖菲尔德死在这些欢乐的年轻人身旁，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即将走进怎样的杀戮场。甚至还有更好的改法：肖菲尔德传达了军令，但是战意过于旺盛的前线指挥官却置若罔闻——这个结果在影片当中差一点就发生了——于是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冲向必死无疑的下场。我只能想象：这样的结局究竟能够多么有力地控诉生命在战争当中的无谓浪费。

当然，影片情节并未如此发展。相反，肖菲尔德得到了精彩的英雄特写长镜头并且成功完成了他的任务，从而挽救了很多人，尽管未能全部救下来。这个结局依然苦乐参半，但总的来说我最后还是松了一口气。而且我总是忍不住反复观看肖菲尔德的英勇冲刺长镜头，因为这段长镜头实在太震撼了。但后来我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我想到了另一部电影。

【我以先知的坟墓为题材绘画。他们看到这些绘画就会心想，假如他们生在基督的时代，必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迫害他。——画师，《隐秘的生活》】

在《隐秘的生活》中有一幕有趣的场景：主人公遇到了一位画家，此人质疑自己创作的宗教绘像的目的。虽然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位奥地利人如何抵制纳粹政权，最终因此遭到起诉与处决，但是这段特定情节还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将自己与英雄系统，尤其是英雄系统当中的英雄故事联系起来。

【我们不过是在创造同情心而已。我们创造的是基督的仰慕者，不是他的追随者。——画师，《隐秘的生活》】

正如我们在开头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反战电影的反战潜力部分取决于观众的态度。贝克尔针对这一点提出了可能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意见：他认为默认状态下的观众是一位根本上的自私自利之辈。按照他的说法，我们都是天生自恋的动物，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一旦受到压力，我们中很少有人不会情愿牺牲别人来保全自己。”因此我们才如此崇拜英雄，因为他们是这一规则的例外。他们做出了很少有人愿意做出的牺牲。“但我们不愿意承认的是，”贝克尔继续说道，“对于英雄的崇拜也是我们内心深藏恐惧的代偿性宣泄；因此我们才会陷入不加批判的英雄崇拜，因为英雄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看来如此超凡脱俗。”换句话说，崇拜英雄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最终并非把崇拜英雄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一目的就是在英雄的激励下完成有意义的自我转变——而是作为目的本身。就像替罪羊现象一样，我们可以将对于英雄胜利的渴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并且通过他们的英勇表现来享受英雄胜利，就好像取得英雄胜利的人是我们自己一样。

我之所以认为贝克尔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是因为对我来说情况确实如此。我喜欢战争片，我喜欢认为自己因为看了战争片而成为另一个更好的人，我愿意相信沉浸于别人的苦难能引导我走向更好的价值观。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白：我从未帮助过阵亡将士的家庭，我从未捐款支持过帮助处境困难的归国士兵的公益组织，我从未参与过反战游行，我从未积极抗议过不道德的征兵计划，哪怕这些计划专门针对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以及在误导之下错以为只有参军才能让人生具有意义的社会边缘人。我之所以观看英雄的战争故事，部分原因在于我真的很敬畏人类精神的力量和毅力，但同时也因为这些故事滋养了我的自恋。我喜欢观看这些英雄主义壮举并且——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想象做出同样壮举的人也可能是我。我愿意相信，一旦到了紧要关头，我也有能力做出巨大的牺牲，我也会成为英雄。虽然在现实当中我远远更有可能不会成为英雄，然而我却沉浸于这种幻想，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奇怪的道德成就感，就好像仅仅因为想象自己是个英雄就能让我觉得自己的英雄气概越发强烈。这种体验与观看超级英雄电影并无二致，当然区别在于战争讲述的都是关于真人的故事，真的有人送了命。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在观看战争影片时，我们是否真正地尊重与重视了这些生命，还是说我们也把他们变成了牺牲的羔羊，让他们为我们的虚荣心服务，为我们提供个人层面的安慰。

基督的生平是一条命令,而你不想让别人提醒你想起这条命令的存在。我画的是让人们宽心的基督，头上顶着光晕。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看到基督的真相究竟遭遇了什么。——画师，《隐秘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反战电影的潜力和意义，就必须承认我们内心深处或许有一个隐蔽的部分并不想要反战电影。因为假如我们真正地攻击了驱使我们进行战争的英雄体系，我们也就等于攻击了一部分自我。这部分自我渴望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战胜死亡的英雄胜利，渴望我们自己也能取得更伟大的意义。所以可以理解，与其真正为反战而努力，为绝对解构英雄体系而努力，倒不如紧紧抓住令人安心的英雄故事，紧紧抓住宽慰我们的基督，因为后一种做法确实极其诱人。

【或许有一天我会鼓起勇气冒险——现在还不行。早晚有一天我会……我会画出真正的基督。——画师，《隐秘的生活》】

结语：真基督

在全书结尾，贝克尔提出了一个堪称在这一切论证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出路何在？我们已经讨论了我们如何出于本能冲动试图通过象征意义来超越死亡，英雄体系如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出现，以及这两者如何将我们的恐惧和弱点投射到他人身上，从而导致破坏性后果。不过对贝克尔来说，这一切并不是需要克服的不利因素，反而是承受生命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人不能也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挺立不倒。道德依赖是人的天然动机，唯有通过自身以外的事物才能从中解脱出来。”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英雄、恶棍以及有意义的行动。我们需要故事。我们需要那些赋予我们意义的东西。用贝克尔的话说，这使我们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动物：“这种动物在个体层面上为了保持健康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却会在群体层面上导致他的毁灭。” 这也是反战电影必须面对的伟大斗争：我们的一部分自我根本无法面对这条论断所暗示的现实。我们无法真正面对人类生命的无意义浪费。我们无法真正接受以下可能性，即千百年来战争所积累的所有惨痛和悲伤并未承载更大的意义。我们需要相信这一切确实有价值。

但这也正是因为如此，反战电影或者至少说拍摄反战电影的努力才会如此重要。“如果你要讨论那些耗费人命如山的英雄行为，”贝克尔继续说道，“你就必须找出为什么特定的社会体系会实行这样的英雄行为：谁是谁的替罪羊，哪些社会阶层被排除在英雄主义之外，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哪些促使该社会盲目自我毁灭的英雄行为。”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找到某种非破坏性的英雄主义替代品，然后将其转化为变革性的电影。莫奈认为战争电影的反战程度不可能超过观众已有的反战意向。虽然我认为反战主张一般确实无法触及那些最需要接收反战信息的人，也就是那些最深沉地沉湎在自己的英雄体系当中的人们，但我并不完全认同她的悲观主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出于欲望而诉诸暴力。如果他是对的，那么战争就将注定永存。但如果我们出于动物性的恐惧而诉诸暴力，就像贝克尔所认为的那样，那么这些恐惧倒是还有一丁点可能得到审视与平息。贝克尔想象了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个世界通过把死亡问题放在中心位置来实现了这一点。这样的世界坦然承认自己害怕灭绝与毫无意义，并且质疑自己的英雄体系。这个世界的领导者们采取行动时总会充分意识到自己深藏的恐惧所带来的影响，总会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及其痛苦的全部重量。

不幸的是，这样的世界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虽然贝克尔确实提到了一种与之类似的社会制度，那就是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之下，批评、艺术和科学得以自由流动，因此民主社会采取行动时经常能够违背自身的文化虚构。这也是权威主义者们如此鄙视民主的原因之一，因为民主似乎总是在可笑地试图消解自己的声誉，正如贝克尔所说的那样。说到电影，民主至少为战争片提供了反战的可能性。它敦促我们真正面对镜子，批判性地审视自己，而不是执着于那些仅仅给我们带来安慰的故事。通过继续推动我们进行自我反思，通过帮助我们以创造性且有见地的方式理解我们的人类状况，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找到那一丁点理性来平衡毁灭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