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介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几种类型 -- 包子1971

三、不愿跟老板闹得太僵，却被抓进大牢：某港资家私厂罢工代表老吴

老板的钱，经常穿上制服

变成警察和官员

用法律当作盾牌站成一线

——徐平《采访笔记 罢工干部素描》

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工厂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规模、人数和产量都扩大了许多倍。2008年以后，由于地价、环保和工资升高，深圳的工厂开始转移。为了平衡工业布局，让工业迁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动出手，制订了五年外迁一万家企业的计划。搬迁的过程里，围绕补偿金和社保问题，发生了不少劳资纠纷，也出现了一批带头工人/谈判代表。这批人当中，2013年某港资家私厂搬厂罢工的一个带头人老吴，罢工失败后坐了一年牢，最后被无罪释放，创了珠三角工人行动的一个记录。

老吴是湖北人，上过专科，出来打工二十多年。他是个爱动脑的人，追求上进，跟他一起在其它厂打过工的工友回忆说：

“我开冲床，认识了老吴。他因为有学历，当了厂里的QC。那时候，他给我感觉是能说会道的，还会看图纸。他从来不赌钱，不打牌的，爱看书。”

2004年，老吴进了这家港资家私厂。厂内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见的“非打即骂”型。据工人讲，它的老板亲手打过“犯错”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称二老板）很喜欢罚工人的款，原有的一些节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厂，哄骗了一批老厂工人过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惠州新厂偏僻，招不到人。当时去惠州的人也有后悔的，心里就有一团火，觉得被坑了，被老板骗了，窝囊，但是都不知哪里被坑了，不知道怎么发火。找政府部门投诉不起作用，也没人帮我们。” （老吴）

老吴性格温和，喜欢交朋友，轻易不会惹事。有时他实在看不惯，也会站出来：

　“有一次下班，很累，排队打卡的时候有人插队，很乱。有个年轻的保安一下子跳到桌子上骂。我说你骂谁呀，老子长老子短的，这里哪个不是你大叔大妈？他就要打我。我们人多，把他扭倒了。”

2007年他受了工伤，在病房接触到某劳工服务机构，颇感新奇。他开始学法律，学怎么算工资，怎么依法辞工。2012年，在这家机构的鼓励下，老吴向相关部门投诉了厂里的违规行为（食堂强行收费、不发工资条、不给员工缴社保），有些效果。作为报复，老板一度不让他加班 。厂方的排斥没有吓倒老吴，2012年后，他经常在工厂附近做普法宣传，厂里不少人因此认识了他。

2013年春节过后，厂里传出风声，老厂要关闭了，机器和人员都去惠州新厂。一群老员工和产线组长开始串联应变，想从一贯吝啬的老板手里争取到经济补偿金。老吴也参与了。同年四月，四五十个工人、组长开了一次会，统一了诉求 ，决定只要老板把机器装上车，就罢工。三天后，当老板真的派人搬机器，罢工就开始了。

由于事先打下了基础，代表的现场产生是很简单的：

“（罢工第一天）下午，我们选了八个代表，其中5个是组长，3个是普工。选代表的时候，有几个铁皮房挡着，二老板秘书他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几分钟搞定。‘这个是代表，同意不同意？举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较好的。”

老吴在内的八个代表还指定了20个联络员，负责跟工人的日常联络，开会时常常是二三十人一起参与。罢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来装机器的货车，组织人手把守厂门，同时在厂里张贴“告工友书”，派人去劳动部门、工会上访。

对罢工初期的情况，老吴回忆说：

“什么事情八个代表都是一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开一次会。每天晚上都有一两个代表带着二三十个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车子开走。我们开会都是在宿舍里。前期工作是比较好的，老板怎么说也没能让我们动摇，大家有什么事都在会上说，在会上安排。”

罢工开始后，工人积极参与搞行动、守厂门，也提建议：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预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会提议，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买面包饼干。我们几个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见综合起来。”

发生罢工后，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辞工或者复工，工人不听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厂了”，工人回答他：“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么？” 然后，老板躲起来装了几天死，这期间有人自称“警察”去厂里吓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会闲汉出现在厂外。但工人还是很齐心，而且一直扣着老板租的货车。发现一时啃不下这块硬骨头之后，资方终于和缓了口气，答应给补偿金，只是数目需要好好商量。听到这番话，工人代表开始急于向厂方表示和解了，当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货车。回忆起这个决定，老吴显然有些后悔：

“（资方律师对我们说）老板有诚意，工人也要拿出诚意。我们就中招了。我们觉得原来老板不愿意谈，现在愿意谈了。我们就说行行行，要拿出诚意来。”

需要指出，罢工期间，当地基层部门对工人的态度是繁衍、装糊涂以及维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实质的工人要求上，始终袖手旁观。看到这些场景，有的代表难免心生顾虑，担心太强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们也怕如果不放车，把政府惹火了，到时候不给我们解决就麻烦了。” （货仓部员工代表）

当时，有些老员工反对放掉货车。她们本能地预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处，要他拿出钱来是千难万难。她们表示：

“老吴把厂里搬机器的车放走了，我们都骂他。他做这个事不能代表我们。”

但面对代表的疑虑，比如“政府嫌我们不通融，翻脸怎么办？老板生气了不愿谈怎么办？”，这些老员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么对策。

不管怎么说，放走货车后，老板就变脸了，不再理睬工人。罢工前，老吴与串联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较乐观：“当时我估计（罢工）7天内就能解决，因为有一批货要出。” 如今发现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开始涣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员工不再参与守厂门，转头跑电动车拉客、在家里做手工。有关部门也对老吴施加了压力：不许他发微博直播罢工新闻，他的亲属被动员来游说他洗手不干，出租屋的房东要他搬家。

面对老板和国家的联合阵线，工人的情绪焦躁起来了，更加倾向于尽快行动，早点解决。生活的经验告诉他们，搞点动静出来，政府就可能重视自己的事。虽然嘴上不声张，但代表们暗地里默许工人冲两下，指望着如此这般可以让政府给老板一点压力。一位女工说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们以前看到过（堵路）。有个电子厂，老板搬厂不愿意给钱。那些人就堵马路，一直堵到万联商场那里。堵了半个小时，那个老板就给钱了。”

在这场二十多天的罢工中，工人前前后后已经搞了不少行动，希望加快问题的解决：为了给工人代表助威，包围过劳动站；谈判不成就在厂外示威、去街道办静坐、堵路。在这些行动中，他们有不少人挨过治安人员的打，也蹲过派出所。最后，他们决定游行去市政府请愿，结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殴打、抓捕，老吴被关了起来。罢工在这一天失败了。

作为代表，老吴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长期磨练，让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较谨慎，在自己的理解范围内，不会轻信什么人。所以罢工期间，工人往往不会那么迷信代表，担心他们反水（当然，工人一哄而散抛弃领头人的事也不新鲜）。一位女工这样解释自己对代表的观望态度：

“（以前）有一个家私厂要倒闭了，选了一个代表，后来老板拿钱给那个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没拿到钱呐，做了十多年的都没拿到钱。”

罢工之初，老吴成为代表，并不是因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权威，而是他平时喜好结交人，有事别人容易拉着他一起搞。那几年与劳工服务机构的接触，也促使老吴对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认识。此外，与多数同事相比，他好歹有点斗争经验。

罢工开始后，老吴的作用逐渐突出。这里边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一个小心思：既然这家伙这么热心，就让他多出头、分担风险吧！那几天大家去工会、劳动局上访，留的全是老吴的电话……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个吴某某在“指挥工人”。当国家最终决定镇压罢工，他自然难逃“出头鸟”的厄运。

更主要的是，老吴的能力、责任心，让他很容易影响罢工的进程。他的法律知识、表达能力，在谈判时派上了用场，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一位工人回忆说：

“他讲法律是一条一条地讲。那个厂里的律师都被他讲服了。老吴反应快，不冲动，能主持公道，当然一般人可能会说他‘多管闲事’。”

当局面陷入僵持后，他主动维持大家的士气，不让集体放任自流地涣散下去。这方面，其他代表显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吴看到我们情绪低落了，就安慰我们，跟员工代表坐在一起，说说话，劝导我们一下。”（烫金部某组长、工人代表）

共同斗争中，老吴这样对工人有责任感、能跟资方对话而不落下风的代表，自然会赢得一定的拥戴。老吴被抓后，一位工人对来访者讲：

“我平时跟（老吴）代表没来往，只知道彼此是这个厂的，不知名字。这次罢工才认识，一辈子也忘不掉。我内心讲，很崇拜他的。” （型材部某工人）

在谈判时，老吴与其他代表都主张对资方“释放诚意”，事后证明是中计了。当然，相比老练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劳资对峙的历练了。但这一错误的要害，不在于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经验，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动的整体氛围，长期处于一击即走、不搞严酷对抗的“轻快”节奏中，也就难免在行动中容易倾向于跟老板妥协。

2015年，当老吴出狱不久，一位观察者总结说：

“整体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罢工，有需要的话，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拦出货、集体上访等手段。这些手段，好用的话，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话，先暂时搁置起来。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一会，愤怒一阵，就过去了，谈不上被吓破了胆，也谈不上对老板的深仇大恨。”

这样的状态中，工人难以对代表的经验、见识和决心有严格的要求。老吴获得自由后，也对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一天两天能产生的。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和工友们摸爬滚打，形成一定的关系以后，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则罢工那一两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资方收买。”

在笔者看来，所谓“摸爬滚打，形成一定的关系”，大致可以理解为在工厂日常的摩擦、抗争中，促使出现工人斗争积极分子的网络。这样的网络，在发生群众行动的时刻，有可能产生善于推动斗争集体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狱后，老吴成为某劳工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向维权工人提供法律咨询。2015年以来，珠三角工人斗争逐渐落潮，国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劳资协调实践。重重阻力下，老吴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