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介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几种类型 -- 包子1971

一、依托工会，为工人谋利益的“小丁主席”

你站在哪一边，小伙子？

你站在哪一边？

我一定要照良心作

并且尽我全力

——Billy Bragg《你站在哪一边？》

近十年来，中国官方的全国总工会断断续续地尝试加强在工人中的基层影响。在沿海主要的工业中心，全总增加了会员数量，也推动过关于工资待遇的劳资协商。确实，在个别利润特别大、工种技术含量高的行业，这种协商是有存在空间的。比如说，深圳的盐田国际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区，2007年，它的几百名龙塔吊司机发动罢工，结束了工资十年不涨的局面。随后，司机们在工会的框架内进行了六年集体协商，平均每年工资递增不超过10%。2013年，他们嫌工资涨得太慢，又罢工了36小时，当年，资方立即同意涨30%。

当然，在绝大多数企业，工人无法像盐田的塔吊司机那样，通过工会谈判定期加工资。何况工会本来就没什么动力帮工人跟老板对着干，全总自己都承认“劳资矛盾激化和企业工会形同虚设有关，不少工会成了企业老板代言人。”（原广东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 只有当上级工会愿意撑腰，又出现了敢于挑起担子的领头人，企业工会才可能有所作为。

上海某台资五金厂的工人小丁，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领头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时爱看书报，虽只是个普通员工，但人际关系搞的不错。后来，他这样解释自己在厂里的好人缘：

“大部分工人每天一起吃住，在这个厂里面有不少是我的老乡，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不错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么难处都会想到我，找我帮忙，我也很乐意给他们出点力。” （2006年8月与工会主席小丁的访谈）

2003年，上海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台湾老板没有跟着加底薪，工人就闹起来了。实际上，这家厂的工人对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满。几年后，一位工人回忆说：

“（2003年停工抗议之前）有个工人连续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机器上睡了一会，结果被经理发现了罚了一百块钱。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没有一百呢！几天白做。” （2006年8月某工人访谈）

工人选出了包括小丁在内的几位代表跟厂里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在小丁的提议下，工人给镇工会写了联名信，申请建立工会。同时，工人连续罢工三天，让厂里感到了压力。或许是罢工的刺激，或许也要完成增收会员的上级任务，不管怎么说，镇工会有反应了。最初，镇工会想让工厂所属工业园的工会主席兼职领导这家厂的工会，但工人拒绝了：他们了解这位主席，他一直替老板说话。最后，镇工会同意由员工与办公室人员按人数比例自行推举候选人，并在厂内直选。结果，小丁当选了主席，一位普工、一名仓管当选工会委员，行政部的人未能当选任何职务。

选上主席以后，小丁继续当他的员工，但从老板那里争取到了单独的办公室与每月三天的工会工作带薪日，还买了书籍钻研劳动法规。经过那次罢工，老板也略有让步 。随后的几年，虽然工会没有大动作，但只要有员工投诉，小丁还是尽量跟厂里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厌恶。2006年，厂内出现过匿名大字报，以员工的口吻咒骂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气个半死。后来，他感慨地说：

“我也想通了，他们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让我泄气。企业里面工会主席确实没有什么权力，我有时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讨好。”

2007年，镇工会对这家厂进行了普法培训，让工人发现多年来加班费一直被老板克扣了一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后，小丁在车间召集了员工的临时大会讨论这事，多数人对追讨欠账没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后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厂里转达了员工的心声，但台湾经理拖了几天后，拒绝更改加班费的计算方法。小丁又请镇工会出面周旋，结果加班费标准倒是变合法了，可以前的补贴变少了，宿舍收费涨了，工人的实际收入没增加。这时，镇工会闪到一边，任凭小丁怎么登门请示，一口咬定厂里有权利调整补贴金额，这方面上级工会帮不了忙，要不你们去仲裁吧！碰了一鼻子灰之后，小丁再次召开员工临时大会，这次工人有点火气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讨以前的加班费。

很快，小丁前往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但劳监人员并不热心，敷衍地来厂转了一圈就没了下文。难道只能走劳动仲裁的路了吗？研究过相关条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对工人是不利的。他跟两个委员开始向区工会求援，几次三番找上门去。最终，在区工会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劳监、工人与厂里协商解决了加班费问题，厂方给予了工人一定的补偿。再后来，台湾派来了新经理，对工会客气了许多，在员工待遇上的态度也软了一点。

显然，小丁是一个认真帮员工争取眼前利益的带头人，摸索出了一些门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注意不与老板、政府轻易闹翻，同时也有胆量反过来施加压力，用罢工对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态催促上级工会主动一点。面对来访的学者，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组织停工也就是为了对经理施加一定的压力，让他能够尊重我们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级工会的关注，积极保护我们的利益。说实话，停工抗议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与工人一起商议的时候，他尽量利用员工临时大会这条渠道，形成明确的多数意见，让自己的一举一动有依循、有底气。用他的话说，“基层工会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如果职工不站在我们这里，我们的工作就没法做” （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另一方面，他并非是纯粹技术性的多数派传话筒。2007年，当镇工会在加班费问题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区政府门口示威，但小丁不赞成，他倾向于利用现有的规则，设法促使官方向厂里施加压力。看来，是他说服了厂里的工人既坚持与老板交涉，同时遵守了不游行、不堵厂门、不集体上访静坐的原则。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实践中，区工会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维权的认可，起了重要作用：

“（区工会法援）那里电话一打，果然监察大队的人就又来了，他们从公司找到证据，开出处理意见书，让经理限时处理。” （2007年11月小丁访谈）

可如果上级工会不认可、甚至反对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级政府不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抗议也没有用” 而上级工会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的态度，说到底反映的是当地政府的相关立场。

作为个人，小丁为工人说话的方式，是争取官方的理解。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工人普遍没有准备好与国家公开对立，更是一个基本事实。几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厂搬迁，工人发动了要求补偿金的行动，最后几乎一无所得。一位参与行动的工人后来反思说：

“（我们）为什么到最后全部妥协签字了呢？就是听政府的人那样说（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没理了。所以说，政府的说法是很有决定性的。”

确实，这些年来中国工人一直没有产生逆流而上、与现有秩序对抗的动力。但只要外部环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机会，工人还是很容易起来行动，也不忌讳利用工会或其它组织形式争取利益，只要还没遭到国家的禁止。除了工会这条渠道，随着中国大量出现品牌代工厂，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验在国内开始流行，也给了一些工人在维权领域有所作为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