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介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几种类型 -- 包子1971

沿海私企工人的苦难与斗争

年年打工年年愁，天天加班像只猴

加班加点无报酬，天天挨骂无理由

碰见老板低着头，发了工资摇摇头

到了年尾就发愁，不知何年才出头

——网络民谣《感慨东莞》

我们饿了

我们要吃铁

我们要吃白米饭和大馒头

我们要吃人

——霍小牙《我们是机器》

90年代初期，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增加 ，资本主义工厂的典型压迫就在中国迅速复活，并飞速扩大着范围。

据官方报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资企业的管理就以野蛮著称，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厂禁止员工上班时间上厕所，福州某台资企业强迫“违规”的工人学青蛙跳、淋雨、暴晒。管理打骂工人是家常便饭 ，企业普遍不签劳动合同 、没有休息日、强制大量加班而不给加班费，克扣工资、滥罚款以及乱收费 。车间的劳动条件多半违反国家规定，造成了大量的工伤、职业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现象，在那个年月里已经开始蔓延 。

无论当时或现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来自贫困的农村，教育程度低，也没有国企工人过去积累的集体意识。他们出来打工，往往急于多赚一点钱寄给家里。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愿意忍受各种苦难。在90年代中期，某外资企业的一个女工被外籍管理无故殴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几百元补偿，自己满意，同事也很羡慕 。

但反抗毕竟发生了，并不断扩大 。为了追讨拖欠的工资、入厂押金或者抗议老板搜身检查，有些工人以威胁跳楼作为抗议。因为罚款、工资结算不清或者厂里用假币发工资，出现了工人仇杀老板、管理的现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罢工。

一开始，拖欠工资是工人罢工的主要原因。后来，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机会。罢工中，工人有时会痛打保安、打砸机器甚至掀翻警车，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厂里迫使他答应工人的条件。

2004年，东莞的一家大型台资鞋厂“台兴国际”发生数千人的骚乱，工人捣毁厂区、围殴台籍管理（即“台干”），与警方打成一锅粥。事后，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里，一名被抓的工人解释了他参与骚乱的原因：

“我是进厂两年的熟练工人了，但（按照厂里的升级制度）还是1级，三月份我只领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级，拿到手的可能还不到500元，厂里答应补40元，也没有告诉员工这是什么钱，出事的那天我们发现这40元也没补下来。

2004年以前，工资都是准时在19号发，现在时间拖后了，老板也不向我们解释原因，春节回来后，很多工人身上已经没钱了，我们宿舍有几位工人都在借钱生活。原以为今年的工资会好一点，结果还少了一大截。” （二审前律师会见台兴厂被捕工人屈某的笔录）

除了赚钱少，台兴工人还要忍受来自管理的公开侮辱。骚乱过后，一位工人向访谈者控诉说：

“台干在车间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挑战他们。台干一般也不来车间，但只要他来车间，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发生，工人在厂区见到台干还必须敬礼。台干经常骂的话就是‘大陆猪’，女工见了台干都不敢吭声的，那些台干都很下流，有的台干还在车间对女工动手动脚的，有些女孩为了升级（考核）什么也不顾了。”

就这样，日积月累的工人怒火终于喷发了，日渐频繁。2010年，中国发生了一次工人斗争的小高潮，表现为几个工业中心的众多罢工 ，一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间全国工人工资的普遍增长。

罢工中，难免会有工人代表出现，他们有时是普工，有时是管理。从一开始，罢工中的带头人/发起人/工人代表/谈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国家联手防范的对象。在劳资纠纷中，常见的现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钱上让步，也要设法“枪打出头鸟”给代表一点颜色，目的是保持对工人的日常威慑。1994年广州某纺织厂拖欠工资引发纠纷，治安员闯入宿舍使用“催泪枪”恐吓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国劳务工人在境外发动中国工人罢工要求改善待遇、并给项目管理方递交了联名请愿书。回国后，他因此被判刑两年。2015年，东莞某鞋类代工厂工人罢工要求补缴社保，厂方在对工人让步后，以旷工为由开除了5名工人代表，并得到当地劳动部门的配合。

很多时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脸。但在老板眼里，只要有可能，任何带头挑战工厂秩序的人都得受罚。几年前，惠州某美资电子厂换了老板，员工希望按税前工资为标准计算补偿金，跟厂方谈不拢就罢工了。当时，几个组长特意做完了手头要发的货，才参与行动，但事后她们还是被处分了，其中一人被开除。在开除通知书上，厂方给那个组长罗织了一大堆可怕的罪名 ，虽然她只是去办公室转了一圈找人交涉员工的要求。

尽管常常吃力不讨好，作为一个群体，沿海地区工人行动的带头人/代表还是伴随着新的行动，春风吹又生，并分化出了不同的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对几种类型的带头人实践略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