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同样是在9月11日，正当贝拉方特代表团启程前往非洲时，马丁.路德.金也启程前往了德国。临行前他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他正式委托大学保管自己的个人文件。金在摩豪斯学院的导师本杰明.梅斯对于摩豪斯是否愿意保管这批文件始终不肯明确表态，这令金有些失望。不过在发布会上他对这一点仅仅轻描淡写地暗示了一句。根据金的说法，他之所以选择波士顿大学是因为自己的读博母校“很想接收这批文件并且予以充分关照，在我看来这批文件未来的确需要这样的照料……”一心想挖出大新闻的波士顿记者们很快就抛出了令金难以招架的问题：据传闻金与肯尼迪兄弟的电话通话留下了录音记录，能不能把这些录音放出来听听呢？新闻报道当中确实曾经含糊暗示过，在自由乘车运动以及梅瑞狄斯的密西西比大学入学危机期间曾有过电话窃听。不过记者们的提问完全基于一项错误的前提：是金本人——而不是肯尼迪兄弟——指使了窃听活动。对此金只能表示他不记得自己的藏品当中包括这样的录音内容，不过“我手里确实有他们两个的来信。”这句回答显然打消了记者们的兴趣。接下来记者们又反复询问了许多更加棘手的问题，例如他如何看待白人反弹现象，种族暴乱是否受到了共产主义者或者黑人穆斯林的影响，以及他是否倾向于“改变黑人一方的策略，或许别再那么咄咄逼人”。金的回答宛如外交发言一般委婉——“嗯，我认为我们承担不起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策略……现在某些地区或许确实有必要改变策略……但我仍然认为非暴力是被压迫人民所能获得的最有力的武器……”——不过接下来他确实把一部分记者吓了一跳。这些记者想知道为什么“针对波士顿本地学校体系的指控会招致南方黑人组团前来示威”，金则借这个话题预言非暴力运动将会扩大到北方，因为“北方也确实存在严重的种族不平等”。

发布会结束后，马丁.路德.金与拉尔夫.阿博纳西应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邀请飞往德国参加一个文化节。9月13日星期天，金应邀前往东柏林的玛丽安基什教堂布道，可是他又忘记了将护照放在哪里，因此在柏林墙下被拦了下来，好在把关的士兵们都认识他这位国际名人，这才破例将他放过去。不到二十年前阿道夫.希特勒曾在这座风格素净的城市统治纳粹德国，今天金则在这座城市宣讲了以色列部族寻找迦南乐土的圣经寓言。在金的口中，美国人在多年之前历尽艰辛走出了“埃及”，如今又历尽艰辛穿过了种族隔离的“旷野”——“如今我们终于第一次站在了山顶”。金矗立在想象当中的山巅，审视着历史的选择：“当我们回顾这片旷野时，将会看到我们的同胞们长期以来一直承受着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重担。许多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许多人受到饥饿与营养不良的纠缠……许多人的灵魂都披挂着痛苦和仇恨的伤疤，这些伤疤是由拥挤的贫民窟、警察的残暴以及南方农村种植园的剥削所烙下的。还有一些人缺乏在这片全新土地上展开竞争的自信与勇气，沉迷于酗酒和绝望之中。”

展望未来，金描绘了跨种族自由的“应许之地”所面临的种种威胁。根据圣经的记述，摩西曾派遣探子去打探迦南地的虚实，探子回来禀报说，迦南地的当地土著全都体态魁梧不似凡人，相比之下“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金宣称：“我们看到了巨人。我们看到根深蒂固的政治机器控制着庞大的城市化社会，这些机器把新选民看作对于他们的权力的威胁。我们看到了自动化……贫民窟的房东……还有远比我们刚刚离开的旷野更加糟糕的贫困问题。”然后他向东德听众引用了一首民权运动赞美诗《谁也休想让我折返》（Ain’t Gonna Let Nobody Turn Me Around）：“我们终将学会像过去那样面对这些恶魔，而且我们也将战胜它们。”

布道结束后，金在柏林神学院接受了荣誉学位。他并没有意识到联邦调查局对于他即将觐见罗马教皇的请求有多么愤怒。两周之前一名调查局官员通过电话窃听得知了这一动向之后写道：“像金这样肆无忌惮的货色居然能与教皇会面，确实令人震惊。”调查局官员们随即针对梵蒂冈方面祭出了“我们以前用来阻止马丁.路德.金获得马凯特大学荣誉学位”的手段。在胡佛的指示下，助理局长约翰.马龙（John Malone）带着联邦调查的档案拜访了纽约红衣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档案内容涉及了“从颠覆与道德的角度来看，马丁.路德.金性格中的不光彩一面”。他警告说，教皇哪怕流露出最轻微的偏袒迹象都有可能促使金获得诺贝尔奖。

马龙遵循了两条命令：首先“必须要强调我们这份简报的机密性，以免将联邦调查局牵扯进来”，其次是要查证斯佩尔曼是否直接抵达了梵蒂冈，这样万一他没有到达，联邦调查局还可以使用“其他渠道”。后来马龙汇报了成功的消息并通知总部说“红衣主教对于局长如此信任他并且愿意依靠他来处理如此微妙的事务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感谢。”斯佩尔曼不仅给教皇的国务卿、枢机主教西科尼亚尼打了电话，还向马龙保证他将亲自前往罗马，“进一步确保教皇不会因为与金进行任何接触而陷入尴尬境地。”

此时全球各地两千余名红衣主教正齐聚在梵蒂冈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斯佩尔曼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巧合的是，亚伯拉罕.赫歇尔拉比此时也悄悄来到了罗马寻求向教皇进言。他背负着像马龙一样秘密的任务，但是目的却截然相反。就像金一样，赫歇尔也主张通过跨教派联合来对抗信仰与部族之间的分歧。去年11月枢机团宣布第二次全体会议休会，借此推迟审议了一份与犹太教进行兄弟和解的声明。根据内部人士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消息，从那以后教会内部的传统派系已经“大幅淡化”了奥古斯汀.比阿红衣主教为犹太教张目的历史文本。在教团内部，传统派通过注释经文与操纵政治做了不少小动作。纳粹大屠杀之前的天主教会教义历来诅咒犹太人是“弑神之族”，1960年犹太裔法国史学家、大屠杀幸存者儒略.以撒（Jules Isaac）觐见了约翰二十三世并表达了不满，此后这句话就被去除了，可是这一次传统派们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这句话保留在了教义当中。然后到了9月，他们又在教义当中插入了一条“皈依条款”，该条款“凭借着不可动摇的信仰”三次表达了“让犹太民族与教会重为一体”的期待。

传闻当中促使犹太人改宗的条款令赫歇尔十分难受：“如果非得在改宗与死亡之间二选一的话，那我宁愿被关进奥斯维辛。”与此同时，他支持已故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设计的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持久承诺：“我们热切地祈祷这份伟大的祝福不会消失。”历史上只有极少数高阶天主教士曾经劝说过教皇更改教义纲领，做过这种事的新教徒干脆一个都没有，可是如今身为正统派犹太教信徒的赫歇尔却打算冒天下之大不韪，当面游说保禄六世。这样做自然让他心里忍不住七上八下，因为一旦失利他必将招致各方各面的反扑——阴谋论者早就在指控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暗桩正在贿赂梵蒂冈宽恕犹太人在耶稣之死当中的罪责，而犹太教三大分支的领导人也正在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切”隔绝开来。*尽管很多人都恳求他不要走这一趟，但是赫歇尔还是出发了。临行前他也安排了一些小措施来保护自己，以免神学院同事路易斯.芬克尔斯坦拉比（Louis Finkelstein）对自己不利，然后在9月14日壮着胆子独自来到了保禄六世教皇面前。听完了赫歇尔的陈情之后，保禄六世十分庄重地在他面前的羊皮纸上重重地划了一道，抹掉了据他所称的皈依条款。

*【正统派拉比约瑟夫.索罗维奇克（Joseph Soloveitchik）曾经在《时代周刊》上驳斥了“将任何其他信仰社群视为‘弟兄’”的套近乎言论。《时代周刊》的文章题目是“拉比声称各种信仰并不相关”。】

一名与会人员记录道，第三次全体会议“主要依靠言语”恢复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斗争，“然而这是一场针对一切邪恶的战争。”穆斯林国家的主教们预测，如果教会缓和对犹太人的传统反感，他们所在地区的基督教少数民族将会遭受大屠杀。流言蜚语在罗马流传。奇科尼亚尼红衣主教在会上宣称——明面上他是在代表教皇发言——去掉皈依条款的新版教义纲领草稿再次遭到撤回，令全体参会人员大为震惊。比阿的欧洲盟友随即发动了反击，向保禄六世呈交了一封痛彻心扉的请愿信，信件的开头写到“Magno cum dolore”（本着极其悲哀的心情）。最终他们成功地采用另一句祷文替代了被撤销的皈依条款：“各族人民将以同一个声音求告主的名并且‘同心合意地事奉祂’”。另一方面，比阿关于天主教会涉及犹太教的教诲的标志性修订虽然并没有得到第三次全体大会的最终通过，但是也并没有遭到全盘否定，而是留待1965年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进行投票表决。这一修订的死里逃生致使反改革派系在新闻标题当中痛苦哀叹道：“谁钉死了基督？是1964年的梵蒂冈。”

赫歇尔拉比急匆匆赶回纽约参加了9月16日日落时分的赎罪日纪念活动。同一天，亚特兰大基督教领导大会办公室宣布保禄六世教皇将在马丁.路德.金离开欧洲之前接见他。这一消息在联邦调查局听来无异于当头一棒。调查局高层当即下令进行紧急审查“以确定是否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助理确实将联邦调查局的警告传达给了奇科尼亚尼红衣主教——仅就时长而言，此人在梵蒂冈的迷宫里度过的职业生涯足以与胡佛投身联邦调查局的年月相提并论——但是保禄六世依然于9月18日周五晚上在梵蒂冈图书馆与金面谈了二十五分钟，与此同时大公会议还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谈结束后，满面春风的金出现了在媒体面前。他对美国国内绝大多数新教徒可能不赞成他与教皇接触的说法不屑一顾，并且表示教皇对美国民权运动了如指掌，对最新民权立法得到和平遵守也持乐观态度。金开玩笑说，现在教皇都能与“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家伙”坐下来聊天，这肯定意味着“新的日子即将到来”。众多媒体竞相报道了这一幕和谐景象，胡佛在华盛顿看过一段新闻剪辑之后则愤怒地写道：“教皇竟然接见了一名如此堕落不堪之辈，我感到十分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