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1976年，流亡十年的鲍勃.摩西从非洲回到了美国。他最后一次参加非学委会议还是1965年2月的事情，那一回他将自己更名为鲍勃.帕里斯。那次会议结束后，他就从密西西比州游荡到了阿拉巴马州，一路追随着从塞尔玛通向蒙哥马利的游行队伍。当时马丁.路德.金曾经安排亚伯拉罕.赫歇尔与他一起呆在萨利.杰克逊在塞尔玛开设的精神病院，詹姆斯.贝弗尔睡在浴缸里，詹姆斯.福曼睡在餐桌底下。赫歇尔与金并肩经历了这场披挂花环的游行，并且表示：“我觉得我这是在用双脚祈祷。”有时民权阵营的朋友们也会在乡下农场里遇到帕里斯，他喜欢端着水果罐头瓶子喝玉米威士忌，一边喝酒一边思考东南亚的战争。1965年4月17日，他参加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越战抗议活动。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他面向对一万五千人说道：“不要把密西西比州当作道德上的避雷针，但如果你们真的要利用它，就把它当作你的窥镜吧。”5月份在伯克利大学的另一次反战集会上，他把越南与密西西比相提并论，在人群面前举起一张新闻照片，照片内容是一名被捕的越共叛军：“我看着这张照片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有色人种的小男孩靠在铁丝网边上，一个高大的白人海军陆战队员背着枪看押着他。但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这张照片上只会看到一名共匪。我们身处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中。”

帕里斯找到了阿尔.洛温斯坦。尽管两人之间尚未完全解开自由之夏项目期间留下的心结，而且民权阵营里的激进分子也越来越看不起洛温斯坦，认为他是一个煽动赤化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但两人对于越战走向都感到无能为力，就像两年前在密西西比州举步维艰的感觉一样。洛温斯坦带着帕里斯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反战活动人士夏季会议。在会上，洛温斯坦将越南冲突的根源视为美国对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间仇恨，并主张重新评估外交政策，而帕里斯则坚持使用非暴力语言。1965年夏天，他接触了一些支持民权运动的国家宗教领袖，结果却被告知黑人不应该公开谈论越南问题，以免损害民权斗争来之不易的成果。帕里斯认为这样的建议无异于侮辱。二十年后他回忆道：“我当时很生气，不过并没有气得乱吼乱叫。”

1965年8月9日，也就是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三天后，帕里斯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游行，“主张越南和平”。身穿制服的美国纳粹分子向他、和平主义者戴夫.德林格（Dave Dellinger）以及曾在密西西比州监管自由学校的激进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身上泼洒了红色油漆。后来帕里斯接受了加纳的邀请，参加非洲国家会议，并且在加纳一直呆到了秋天。第二年春天，帕里斯在新奥尔良协助组织了一场名为“寻根”的会议，讨论美国黑人肩负的非洲遗产的意义。哈蒂斯堡发生燃烧弹袭击后，他实在不忍心亲自去拜访达默尔一家，但他确实去了三角洲地区拜访阿姆齐.穆尔。此时穆尔已经加入了联邦政府，成为了一名扶贫官员。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为“先行一步”项目工作的人。那年夏天，密州自民党正在竞选候选人，非学委的新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游行中宣布了黑人权力的原则。帕里斯觉得自己此时已经成为了隐形人，因此可以安全地再度恢复摩西的身份。他的婚姻宣告破裂，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越南问题的痴迷。此后不久他收到了一份入伍通知书。

此时的摩西三十一岁，已经超过了应征入伍的法定年龄。他认为这份通知书是对自己散播反战言论的惩罚，于是就在1966年8月偷偷逃往加拿大，化名罗宾逊，并且说起了法语。他在加拿大一直生活到1967年冬天，做过看门人、电话推销员以及守夜人等各种零工。最终他获得了一张加拿大身份证，并且得到了一户西印度人家的庇护。此时他又假称自己名叫鲍勃.威廉姆斯，这家人的孩子们都管他叫“鲍勃叔叔”。1968年初，摩西仍然担心被捕，他申请了加拿大护照，从而取道英国更安全地流亡到非洲。就在他等待的时候，新闻节目当中传来消息，联邦调查局正在审查谋害马丁.路德.金的逃亡刺客的加拿大护照。据称这位“埃里克.高尔特”——后来又变成了“乔治.斯尼德”——正在为了逃跑而安排加拿大身份，可能打算逃往罗德西亚。摩西惊慌失措，担心这次搜捕会暴露他伪造的护照。直到詹姆斯.厄尔.雷在伦敦被捕之前他一直藏在暗处不敢露头。

那年夏天摩西到达坦桑尼亚并且向坦桑尼亚政府上交了他的假护照，坦桑尼亚政府默许他以自己的本名在国内接受庇护。他和非学委的工作人员珍妮特.杰莫特（Janet Jemmott）结了婚。夫妻二人在坦桑尼亚的一所乡村学校里分别教授数学和英语。他们育有四个孩子。摩西避开了他留在美国的家庭。有些家人担心他已经死了，1970年他得知父亲去世，这才给家里寄回一根非洲手杖通报平安。摩西告诉自己，如果他联系他的父亲，那么只会为父亲招致联邦调查局的骚扰。乔.劳通过传言找到了摩西，他给摩西写了一封信，由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转交。劳写道，在他死前他想让摩西相信，自己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也没有背叛过大西洋城的密州自民党。摩西没有回信。他担心劳的信可能会引起大使馆的注意。

越南战争结束后，莫斯-杰莫特一家回到了美国，并且根据吉米.卡特起草的逃避兵役大赦法案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定居。珍妮特.杰莫特上了医学院，成为一名儿科医生。摩西在高中教书，然后回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他似乎与自己的过去切断了联系，甚至对于过去感到害怕。一些朋友认为他是众多“民权运动伤亡人员”当中的一员，这些人或多或少受到了民权运动经历的困扰或者伤害。他总是回避当年的非学委成员们举办的联谊会，尽管不少幸存者都在会上与自己的过去达成了谅解。黛安.纳什告诉她的同龄人，令她自己吃惊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她对非暴力的信念已经荡然无余了：“我有好几年都是这么想的，直到我注意到自己并没有杀人，我从没去过步枪靶场。我从没引爆过炸弹，而且说真的，我做的很少……”纳什在言语的掩护下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也许这样做更有利于她身为单身母亲抚养孩子。

1982年，摩西十六年来第一次回到密西西比，参加了阿姆齐.穆尔的葬礼并且作了简短发言。此后他开始接受采访，有时他还会要求其他人提供有关他本人的文件，就好像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另一个人那样。他借鉴了自由学校的教学手段，发明了一种新的代数教学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的代数项目已经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的学区。从过往人生的创伤当中恢复过来之后，摩西在密西西比度过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他主张在当今时代掌握一年级代数就相当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拥有投票权。这项能力为现代世界带来了希望。

***

在塞尔玛，马丁.路德.金与高涨的怒火正面交锋。为了赢得投票权，许多小地方的民权精神将会不得不将政治提升为历史。在投票权问题以外，越南问题也将会破坏过去两年来民权阵营为了赢得自由而准备的庆祝活动。金的内心道路正在引领着他朝着孟菲斯的环卫工人们走去。这是他的道路，但他在这条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变得越来越孤单。无论是金还是民权阵营都不足以将整个美国转变成一场万众一心的弥撒大会。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们至少还可以眺望远方，隐约看到迦南美地的边界。

1965年8月20日星期五，联邦投票登记员在阿拉巴马州的九个县开设了投票站。来自阿拉巴马州马里恩市的卡哲.李来到了其中一位登记员面前。这位身材瘦弱的老者正是吉米.李.杰克逊的姥爷。民权摄影师们当场拍摄了老人家手拿投票卡的照片，这张照片又被司法部官员们要走了一份。这一天阿拉巴马州总共有一千一百四十四名黑人申请进行选民登记，根据两周前约翰逊总统在国会签署的1965年《选举权法》，所有申请人都获得了通过。这份法案的第四条中止了南方七个州自行设置的一切投票限制。这项强有力的新法律打破了数十年来阻挡在黑人投票道路上的障碍与心痛。在密西西比州，登记成为选民的黑人比例在两年内就从7%跃升到了60%。

这一年秋天，霍利斯.沃特金斯驱车从格林伍德前往哈蒂斯堡拜访达默尔一家。不到四年前，当他和柯蒂斯.海耶斯被鲍勃.摩西派往那里担任学生特使时，教会甚至不敢允许他们在教堂里谈论投票权，现在达默尔家的农场却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蜂巢，每天都有民权参与者们进进出出。福雷斯特县的黑人全都得到了投票卡，于是弗农.达默尔本人也终于申请了平生第一张选票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既然现在大家都可以投票了，那么他也要投票。达默尔的四个成年儿子都去服兵役了，小拖拉机手贝蒂如今已经十岁了，丹尼斯也已经十三岁了。两个孩子都喜欢笑话沃特金斯当年撒开脚丫子狂追小牛犊的囧事。

到了年末，弗农.达默尔与J.C.芬尔利去见了巴德.格雷治安官（Bud Gray），为的是移除选举权道路上还剩下的一道障碍。 一段时间以来达默尔一直在张罗这件事，以至于直到1月8日周六晚上他的房间里依然还有没拆封的圣诞礼物。这一天他通过当地电台发布了一条通知：格雷治安官刚刚签发给他一本人头税收据册。尽管在全国范围内，人头税已经因为违宪而即将遭到废除，但在1966年的选举中，密西西比州的登记选民们依然需要一张人头税收据才能获得选票。以前县政府鼓励人们履行公民责任的时候经常将收据册转交给青年商会或者商业区百货店，让他们代为收缴。这一回达默尔鼓励人们来到他位于凯利居民区的杂货店。他可以代收全县黑人居民的人头税，免得他们还得跑一趟法院。他还提出愿意为手头特别紧的人们垫付两美元的费用，好让他们能够投票。

星期天早晨，各位黑人布道人们都在布道坛上重复了达默尔的通知。那天晚上两点钟刚过，达默尔家的农场就遭到了袭击。散弹枪与手枪炸开了农舍正面的窗户。达默尔夫妇跳下床冲进隔壁贝蒂的房间里把她抱了出来。有些袭击者向屋里投掷火把与敞口的汽油瓶，其他人则继续扫射。在农舍内部，每一扇屋门都燃烧起来，变成了阻挡达默尔夫妇逃生的火墙。“珠儿！”达默尔对妻子喊道。“我拖住他们，你把孩子们带出去！”他从壁橱里抓起猎枪，在烟雾的掩护下不断转移并且向窗外还击，目标是树后的蒙面人以及前院的一辆庞蒂亚克汽车。在那辆庞蒂亚克后面，他能看到自己的百货商店也已经着了火。参军的儿子之一哈罗德这天刚好回家探亲，他从火场里救出了弟弟丹尼斯，又把一家人从一扇后窗推了出去。达默尔一边从火中撤退一边不停地射击，然后自己也跳了出去。他和小贝蒂的手和脸都遭到了严重烧伤。袭击者们跳上汽车在达默尔一家前面呼啸而过，哈罗德帮助家里人跌跌撞撞地穿过树林寻求帮助。他们家的房子与商店都被大火烧成了白地，只留下了两个烟囱。

一小时后，联邦调查局探员J.L.马丁（J. L. Martin）抵达福雷斯特总医院并且听取了达默尔家五口人的案情陈述。马丁自从1965年就认识了达默尔一家。此前他在纽约分局工作了十二年，受尽了顶头上司约翰.马龙的官僚主义折磨，终于在忍无可忍之下申请前往外地工作。天还没亮他就安排达默尔一家转移到了哈蒂斯堡，然后又赶到了遍地焦土的犯罪现场。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把在混乱中掉落的手枪以及附近道路上的一辆福特汽车，两个轮胎都被猎枪子弹打瘪了。这辆车的登记车主是来自隔壁琼斯县劳雷尔镇的一名三K党成员。白骑士会内部因为折损了这辆汽车而陷入了争论：这辆车的车胎要么是达默尔打爆的，要么是被其他袭击者误伤的，很难说哪种情况更丢人。

芬尔利在天亮前赶到了医院。哈蒂斯堡自由日两年后仍然参与教士项目的罗伯特.比奇牧师也于上午晚些时候从外地赶了过来。达默尔躺在医院病床上描述了袭击的经过，他的双手都缠满的绷带，用滑轮吊在半空中。“他们终于对我下手了，”他对芬尔利说。他很担心躺在同一间病房里的女儿贝蒂，她服了大量镇静剂，皮肤烧伤比他更严重。“我想我犯了一个错误，”达默尔对比奇说。比奇曾经提醒过他不要单枪匹马冲的太远。访客们离开之后达默尔也昏睡了过去并且迅速陷入急性心力衰竭，在当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离开了人世。医生解释说热烟与刺鼻的烟雾烫坏了他的肺部的太多组织，致使他窒息而死。

达默尔的死讯传开之后，哈蒂斯堡的黑人们差点闹翻了法院。有几位当地白人打算集资为达默尔一家重建住宅与商店，但是有一名妇女却建议报社将这笔慈善经费留给更贫困的家庭。这位J.V.桑福德夫人（J. V. Sanford）写道：“既然黑人现在有了平等权利，也该是时候让他们自己去照顾自己人了。”达默尔的一些白人兄弟姐妹被他的事迹打动，不顾肤色壁垒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他人则退避三舍。罗伊.威尔金斯试图通过纪念达默尔来搞一次筹款运动，这一轮筹款重新引发了达默尔家人与民权阵营对于协进会是否忠实于达默尔的争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剥削达默尔，”分部主管格罗斯特.柯林特后来在给毕奇牧师的信中这样辩解道。）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在周一表示了哀悼。他宣称司法部的许多官员都认识达默尔并且十分敬重他在“公民身份领域的最高层次上”做出的贡献。约翰逊总统也向达默尔的遗属们发去了唁电。这一周在杰克逊，全由白人组成的密西西比州立法会继续围绕着旨在抵消投票权法案效力的州一级紧急法案进行辩论。议员们在发言中分析了“某个群体”的潜在投票趋势。之所以要用委婉语，是因为联邦政府推出了最新了制裁措施来打击基于种族的恶意选区划分，议员们不想踩雷。但是有些来自安全地区的议员却打破了这份心照不宣，公然抗议州政府的选区调整将会危及自己的利益。1969年1月13日星期四，一位契卡索县代表指出：“我们都知道黑人是影响选区重新划分的主要因素。”

*【1966年，密西西比州总共推出了十三部州选举法，将三角洲地区的第二国会选区划分为三个白人占多数的选区，一方面利用重新划定的地区界线淹没了即将到来的黑人选票，同时也让“占多数”的种族把持住了地区学校董事会和县代表的关键位置。】

达默尔遇害案件的刑事调查涉及到了自从1964年自由之夏以来的两起久拖不决的谋杀案:钱尼-古德曼-施维尔纳谋杀案以及佐治亚州勒穆尔.佩恩中校高速公路伏击案。1月10日晚，联邦调查局密西西比州特别探员主管罗伊.摩尔召集手下人征用了哈蒂斯堡某汽车旅馆的一批客房。接下来他们针对白骑士团当中的三K党成员展开了全方位的包抄式调查。据反映这些人都涉嫌参与了尼斯霍巴县谋杀案并且受到指控，尽管如此他们现在仍然很活跃。这些人的活动区域集中在附近劳雷尔县琼斯镇的一处三K党据点，那里是帝国巫师萨姆.鲍尔斯的故乡。到了这一年的2月，犯罪嫌疑人开始互相威胁，纷纷声称对方很可能是线人，并且公开宣称自己的清白（“我对于那个黑鬼达默尔挨了炸弹的事情感到非常遗憾”），还对“联邦调查局的喽啰们的野蛮行径”提出了严正抗议。3月2日，该据点的一名管理人员承认三K党参与了针对达默尔一家的袭击。他声称自己之所以感到不安，部分原因在于帝国巫师鲍尔斯违反了与自己达成的协议，即未经他的许可不得将琼斯县的党徒派往其他地方。接下来这位管理人员又先后两次发表声明承认三K党与此事有关，其中第二次声明在三K党胁迫下被迫撤回。

1966年3月28日下午，司法部授权特别探员主管摩尔逮捕了帝国巫师鲍尔斯与琼斯县白骑士团的十三名成员并对他们提起联邦指控。这次出手的时机很有意义。当天上午，最高法院针对莱姆尔-佩恩高速公路伏击案和内斯霍巴县谋杀案重新提起了联邦起诉。一年前，美国地方法官威廉.波特尔（William Bootle）和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撤销了对这两起谋杀案的州一级起诉，理由是这两场起诉是对于各州保留权力的违宪滥用——全体被告无一人被指控谋杀。联邦调查局的一份备忘录记录道，约翰.多尔对这一决定“相当热心”，因为该决定恢复了民权立法在达默尔案以及此前两起案件当中的作用。

在进一步拖延之后，潘恩的案件首先进入审判阶段。律师们以被告詹姆斯.拉基否认1964年的供词为由，将他与被告赫伯特.盖斯特分开，然后又以其猎枪没有联邦登记为由，将被告赫伯特.盖斯特除名。在审判中，除了涉嫌开枪的霍华德.西姆斯和塞西尔.迈尔斯之外，两名被告均获得无罪释放。在此期间，联邦调查局在5月5日发出了一份紧急电报：“西姆斯去了雅典一家医院，他的妻子在那里的育婴师工作，他用手枪朝她脸上开了一枪。初步报告显示妻子会活下来。雅典警方目前正试图逮捕西姆斯，据说西姆斯已乘坐载有若干枪支的汽车离开医院。”这一年的7月，在潘恩中校在乔治亚州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遭到随机伏击近两年之后，雅典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判定西姆斯和迈尔斯犯有民权阴谋罪。1968年，两人在上诉无效后开始服刑，刑期十年，也就是量刑区间的上限。

在密西西比州，达默尔案件与内斯霍巴县谋杀案一直拖延到1967年，主要原因是新的辩护律师声称，由于密西西比州联邦大陪审团当中没有黑人，这些起诉书在法律上无效。检察官设法在2月前提出了恰当的起诉书。与此同时白骑士团也扩大了暴力袭击的目标。9月，一枚炸弹炸毁了杰克逊的贝斯以色列犹太会堂。几周后司法部的律师们终于起诉了十七名涉嫌参与1964年内索巴县谋杀案的同谋者，第一批起诉始于10月9日。

塞西尔.普莱斯对于案件审理结果很有信心，以至于在候审期间还参加了治安官选举，竞选对手则是同案的另一名被告。但是当控方证人德尔玛.丹尼斯（Delmar Dennis）刚刚在默里迪恩法院的法庭上亮相，审判现场的气氛就陡然紧张起来。却原来这位丹尼斯是白骑士团里的行省巨人，他当庭声称过去三年里他一直脚踩两条船，一边为帝国巫师山姆.鲍尔斯效力，一边为联邦调查局充当线人。10月18日，多尔在结案陈词当中承认他以前极少接手刑事案件。他之所以出现在这个法庭里，既是因为他身负的职务，也是因为他长期献身于民权事业：“我必须直接且坦诚地告诉你们，联邦政府究竟为什么花费了异乎寻常的努力来解决本案……”在陈词的最后，多尔套用了葛底斯堡演说的句式。他向陪审团宣称：“我今天在这里说的话，还有其他律师今天在这里说的话，很快都将被遗忘……但是你们十二个人今天在这里做出的决定将会被后世长久铭记。”

陪审团在10月20日做出裁决，判定包括雷尼警长在内的七名被告无罪，三人未能决定，副警长普莱斯、帝国巫师鲍尔斯、奥尔顿.韦恩.罗伯茨和其他四人有罪。当局宣布这七名人犯是第一批被密西西比州陪审团判处犯有种族罪行的三K党成员。

考克斯法官当庭释放了被告们，让他们在家等待上诉。接下来暴力仍在继续。到了11月，炸弹炸毁了劳雷尔的圣保罗教堂旁边的牧师住宅（歌剧演唱家蕾昂泰茵.普莱斯小时候曾是这家教会的会众）以及杰克逊的贝斯以色列会堂的拉比住宅。12月20日，一名警官在柯林斯镇抽查了一辆停放的汽车，发现车里坐着帝国巫师鲍尔斯与另外一人。此人名叫托马斯.塔朗斯（Thomas Tarrants），时年二十一岁，此前他的名字在联邦调查局那里并没有挂过号。此外车里还放着一挺点四五口径的冲锋枪。却原来这位塔朗斯是白骑士团的一名单人炸弹袭击者，这次拘留结束后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鲍尔斯则因为涉嫌谋杀弗农.达默尔而直接被送上法庭，德尔玛.丹尼斯作证指控了他。接下来联邦调查局特工继续施加调查压力，又从同案犯人比利.罗伊.皮茨（Billy Roy pitts）——掉在达默尔家袭击现场的那支手枪就是他的——口中逼问出了一套补充证词。皮茨的口供成为了1968年者终结白骑士团恐怖统治的四次重创之一。皮茨核实了庞蒂亚克司机的身份，指出此人是劳雷尔的青年商会主席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威尔逊拥有一家投资公司和一家制造假肢的公司。1968年1月，威尔逊刚刚获得劳雷尔杰出服务奖之后不久就被联邦调查局送进了监狱。此人被捕的消息在密西西比州堪称惊人号外：一名杰出公民被指控是三K党谋杀小组的枪手。

同样在这一年1月，福雷斯特县大陪审团以纵火和谋杀的罪名起诉了十一名达默尔案件的嫌疑人。全白人陪审团后来在三次审判当中宣布被告犯有谋杀罪。包括查尔斯.威尔逊在内的被告被判无期徒刑，经上诉后维持原判。这么严厉的种族刑事案件判决在密西西比州还是第一次。在哈蒂斯堡，审判掀起了高涨的民间情绪，以至于当地检察官詹姆斯.杜克斯（James Dukes）和他的兄弟（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走到市中心的三K党活动场所，“点名要求”几位满嘴喊打喊杀的三K党主要成员出来答话，要么在当天正午时分当着街头人群的面前与他们哥俩打一架，要么就赶紧闭嘴认怂。这是杜克斯职业生涯里的高光时刻。1968年5月，辩方证人指控联邦调查局向州证人比利.罗伊.皮茨实施了性贿赂，将好莱坞某女星送上了他的床。随后陪审团以十一票有罪对一票无罪的结果僵持不下，无法对萨姆.鲍尔斯定罪。第二次审判的结果是十票有罪对两票无罪，鲍尔斯再次逃过一劫。然后第三次审判依然没能得出结果。当地媒体的头条纷纷转向了不利于控方证人的报道:“皮茨在达默尔谋杀事件中‘再次满嘴胡言’”。陪审团僵持成了本案的惯例。一名辩护律师甚至声称联邦调查局探员马丁奉约翰逊总统的命令在医院里秘密毒杀了达默尔。

白骑士团以默里迪恩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越发疯狂的恐怖行动，显然是为了对三宗谋杀案的定罪进行报复。1968年2月，三K党烧毁了联邦调查局线人华莱士.米勒（Wallace Miller）经营的一家商店，对两座黑人教堂纵火，并于5月炸毁了默里迪恩最大的犹太教会堂。1968年6月28日，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探员在于默里迪恩的某个著名犹太教目标周围设下埋伏，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三K党的两名炸弹袭击者。双方展开了激烈枪战。两位炸弹袭击者当中有一位正是上次与萨姆.鲍尔斯一起被堵在车里的年轻三K党徒托马斯.塔朗斯，另一位则是之前不止一次与他一起执行过任务的同伴凯茜.安斯沃思（Kathy Ainsworth）。塔朗斯身负重伤，安斯沃思则被当场击毙。随后的调查使得当局确信，安斯沃思一直过着两面人的生活。明面上她是杰克逊的一名小学教师，暗地里她则一直瞒着家人加入了三K党。再接下来，白骑士团的一支谋杀小队误杀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当地女性，致使密西西比州的三K党受到了第三次打击。至于第四次打击直到1970年才被公之于众。《洛杉矶时报》记者杰克.纳尔逊（Jack Nelson）披露，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合作的多个犹太教团体在1968年曾向三K党徒奥尔顿.韦恩.罗伯茨（Alton Wayne Roberts）——此人是钱尼-古德曼-施维尔纳谋杀案的被告之一，当时正在家里等待上诉——支付了三万美元，换来的则是一条默里迪恩某地即将遭受炸弹袭击的精确警告。

三K党炸弹客与公诉方迎头冲撞在了一起。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计算，过去五年里一共有九起谋杀案、七十五起教堂焚毁事件以及至少三百起爆炸袭击事件要算在三K党白骑士团头上。1969年，联邦陪审团对于十名参与达默尔案件的共谋被告未能得出一致裁决，达默尔案件的审判也随之中止。查尔斯.威尔逊曾在帕奇曼监狱服刑一年。之后州长在1970年至1971年期间多次批准他暂时出狱。1972年，曾经担任过威尔逊的辩护人的威廉.沃勒州长（William Waller）批准威尔逊在家中软禁。1976年，沃勒又将威尔逊的无期徒刑减成了有期徒刑。达默尔案中被判终身监禁的另外两人也于1978年获得了假释。

萨姆.鲍尔斯、奥尔顿.韦恩.罗伯茨以及其他五名钱尼-古德曼-施维尔纳案件嫌犯一起认罪。他蹲了六年监狱，并在1976年被强制假释。鲍尔斯回到劳雷尔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信奉种族纯正理论的隐居神学家。他在1994年的一次少见采访当中宣称：“一名牧师看到异端时别无选择，必须将其消灭。”还是在1998年，拜伦.德.拉.贝科威茨终于因为谋杀梅德加.埃弗斯被判刑，此时距离三十年1964年的无效审判已经过去了三十年。随后艾莉.达默尔也向福勒斯特县检察官情愿，要求重启针对达默尔案件的调查。包括鲍尔斯在内的多名嫌疑人当年要么借助无效审判脱身，要么根本没有受审。

1965年2月26日星期五，华莱士.默罕默德出现在了伊斯兰国度芝加哥大会的现场，并且戏剧性地屈服在了伊斯兰国度的权威面前。他没有宣称马尔科姆的遇刺是理所应当的正义之举，而马尔科姆的亲兄弟们全都被迫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他也没有重复圣战誓言，宣誓要与那些质疑以利亚.穆罕默德永无谬误的异端份子不共戴天，就像主持本次大会的波士顿阿訇路易.X所做的那样——路易.X曾经在讲台上看到台下两千名听众当中有一位记者，他认定这位记者是个“间谍”并且煽动忠实信徒们攻击此人（“给那人打一道光，让大家都看清他！”）华莱士仅仅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讲，请求再次加入伊斯兰国度——“我原本应当让真主评判我的父亲，可是我却对他妄加评判。”参会人员纷纷称赞他是浪子回头的受膏之子，他对伊斯兰国度也摆出一副百依百顺的姿态。但是以利亚.穆罕默德还是决定要惩戒一下这个逆子，因为华莱士曾经认为伊斯兰国度亵渎真主并且腐败堕落，还拒绝教授由国度炮制的二手伊斯兰教义。于是他将华莱士发配到了默默无闻的伊斯兰国度最边缘，还切断了他的生活费。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华莱士烤过面包，搞过电焊，粉刷过墙壁，清洗过地毯，还与外甥哈桑.沙里夫一起在金宝汤罐头工厂里打过工。

马尔科姆.X的名字在他死后短暂消失了一段时间。道布尔戴出版社撤下了即将出版的马尔科姆自传，接下来又有十多家纽约出版社回绝了这份书稿，直到1965年10月，格罗夫出版社才将这本自传送到了广大读者面前。《纽约时报》评论家艾略特.弗雷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称赞这本书雄辩地证明了马尔科姆“或许比任何其他黑人领袖都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对于黑人心理的全面而又令人震惊的广泛破坏”。这本书是在8月瓦茨骚乱后不久出版的，对于南方以外的黑人为何会如此愤怒这个难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此时在大学校园里，学生们正在效仿民权运动的先例发起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马尔科姆在这本自传当中向他们展示了一种毫不畏惧牺牲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还粉饰遮掩了马尔科姆长期以来与伊斯兰国度之间的激烈斗争，从而将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两年放大成为了一个壮志未酬的迷人神话。托洛茨基派、泛非洲派和城市游击队员纷纷将他称作自己人。这本自传将被翻译成十五种语言，并在1992年售出三百万册。同样在1992年，好莱坞推出了马尔科姆的传记电影，由斯派克.李导演、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黑潮》，将他进一步包装成为了种族、青春与无畏历程的国际象征。

*【记者I.F.斯通（I. F. Stone）曾经写过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将马尔科姆称作他们这个时代的原创思想家之一。但是同一篇文章却又隐瞒了马尔科姆刻意揭露以利亚.穆罕默德性丑闻的事实，并且煞有介事地向读者们透露道，当马尔科姆“听说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前任秘书们对他提出亲子鉴定诉讼的时候感到十分吃惊。”】

警方逮捕了两名纽约穆斯林，指控他们是塔尔梅奇.X.海耶尔的同伙。这两人的形象与做派都很符合令人生畏的“打手”类型——两人当中有一位诺曼.3X.巴特勒（Norman 3X Butler）正在等待开庭受审，罪名是在1月6日涉嫌枪杀了一名伊斯兰国度的“叛逃者”——不过他们对官方版本的刺杀阴谋的最显著贡献还是在于凑数。这两人落网之后，被捕人数就达到了三人，与马尔科姆遇刺现场报道的持枪者人数相当，从而平息了公众对于杀手逍遥法外以及发生暴动战争的恐惧。

在审判当中，海耶承认有罪并发誓另外两名被告与本案无关。但是公诉方指出，三名被告同样也都否认自己是穆斯林（从而切断了任何可能牵扯到以利亚.穆罕默德的调查链条），因此这项声明不足为信。1966年4月14日，法官查尔斯.马克斯（Charles Marks）判处这三人终身监禁。当外界逐渐陷入阴谋论或者对本案失去兴趣的时候，穆斯林派系却花了数十年时间围绕本案当中显而易见的构陷行为相互指责。马尔科姆的追随者们承认，公诉方之所以能将两名“背锅”刺客定罪也少不了他们的推波助澜。这两人都是约瑟夫队长手下的小头目，对于他们来说这两人的名字就像惯于杀人的电影明星一样耳熟能详。这两人只要在奥杜邦厅一露脸就难免遭到群起攻之，更不用说贴近马尔科姆身边行刺了。本杰明.2X以及其他人则反驳说，如果伊斯兰国度不希望这两人蒙冤坐牢，完全可以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彻底失去制约的伊斯兰国度宗派强制手段演变成了无所顾忌的黑帮活动。那些为芝加哥收取会费与售卖报纸收入配额的穆斯林士兵们也会在抢劫银行之后逃进清真寺躲风头。一场警匪追捕将警方带到了纽瓦克二十五号圣殿，警方随即将这座圣殿翻了个底朝天。1968年，联邦调查局的宣传人员发出匿名警告声称仅仅在纽约七号圣殿一地，全体信众们每年就会被“诈骗”大约八十万美元。伊斯兰国度的资产总额难以计数，其中包括一家银行，一架里尔喷气机，“王室成员”的五座豪宅，以及为以利亚.穆罕默德准备的一顶嵌满珠宝的土耳其毡帽，价值十万美元。在以利亚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伊斯兰国度的官员们不仅要对付异见分子，还要对付叛变的打手。比方说最高队长雷蒙德.沙里夫就遭到了入室抢劫，损失了两万三千万美元的现金。1971年，他还在芝加哥街头遭到了游击武装分子的侧翼偷袭。第二年，四名枪手杀死了哈基姆.贾马尔（Hakim Jamal），波士顿警方将行凶者称作“黑人穆斯林行刑队”。贾马尔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批评者之一，也是马尔科姆.X基金会的负责人。1973年1月，来自费城清真寺的伊斯兰国度刺客闯进了脱离国度的穆斯林领袖哈马斯.阿卜杜尔-卡阿里斯（Hamaas Abdul-Khaalis）位于华盛顿的一所住宅。阿卜杜尔-卡阿里斯刚好不在家，于是刺客枪击了他的妻子与女儿的头部，处决了他的两个儿子和一名追随者，并将三名婴儿溺死在了浴缸与水槽里。

警方总共逮捕了八名涉嫌参与这起惨案的刺客，其中有一位詹姆斯.X.普莱斯（James X Price）向警方秘密呈交了一批关于伊斯兰国度行为不轨的证据并且同意指证另外七名同伙。就在开庭前夕，路易.X阿訇——此时他刚刚从波士顿被调到纽约执掌全国瞩目的七号圣殿，以利亚.穆罕默德还亲自为他改名为路易斯.法拉肯——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说：“有些人情愿将自己交付给邪恶的政府充当工具，从而遏制我们的崛起，下面这段话是对于你们的警告。虽然以利亚.穆罕默德是一个仁慈的人……但是总还有一些青年男女对于叛徒走狗毫无宽恕之心。一旦让他们知道了你的身份，他们就会处决你。”第二天，普莱斯拒绝作证，而是选择了上吊自杀。1973年晚些时候，纽瓦克第二十五号圣殿的派系之间爆发了血腥内战，詹姆斯.沙巴兹阿訇被杀。事后法拉肯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砍掉他们的头，将其滚到街上，好让全世界知道，杀害穆斯林的凶手必须偿命。”

1974年，以利亚.穆罕默德终于重新赋予了他的儿子华莱士讲经布道的资格，此时华莱士已经被雪藏了九年。华莱士在芝加哥总部的政敌们没收了他的布道录音带，急于证明他又一次偏离了正路，向信众们宣讲得并不是伊斯兰国度的教义，而是伊斯兰经典的原文。但是以利亚这一次明确无误地表示：“我儿子讲的没错。”1975年以利亚去世时，全国各地的伊斯兰国度代表团乘坐豪华轿车来到华莱士家门前吊唁，却发现这位信使大人亲自选定的继承人过着隐士一般的清苦生活。他的冰箱老旧破烂，连门都关不紧，必须用绳子拴住。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2月26日，伊斯兰国度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第一天，各位阿訇们以及穆罕默德.阿里都向新任最高阿訇华莱士.穆罕默德宣誓效忠。“我生来就是为了执行这项使命，”华莱士宣称。

父亲的余威成为了华莱士发动内部改良的保护色——直到此时依然有许多许多穆斯林信众相信他的父亲永远不会死。首先他暂停了压在各位会众头上每周三百份报纸的繁重销售配额。其次他不顾最高队长雷蒙德.沙里夫的反对，将全体阿訇的薪水限制在了每周三百美元，并且彻底废除了伊斯兰果实这一组织并且称其为“将人揍得牙齿脱落”的可憎之物。顽固守旧的老派官员指责他为父亲流下了“鳄鱼的眼泪”并且密谋反对他，但是这些阴谋都被他一一化解了。就任之后不出一年，华莱士就将纽约第七号圣殿更名为马尔科姆圣殿，借以纪念他那位英年早逝的盟友。他宣称：“我们应当将马尔科姆视为伊斯兰国度从恐惧与孤立转向开放与勇气的转折点。”到了1977年，华莱士已经瓦解了伊斯兰国度的企业帝国，承认了此前伊斯兰国度宁可铤而走险杀死马尔科姆也要掩盖的各种丑闻，甚至还公开否定了他父亲自封为神的主张。伊斯兰国度犯下的每一个错误以及他本人经历的每一次磨难都为华莱士提供了一个改良的目标。他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如果他从来没有伤害过我，我兴许并不会如此深切地投入真主的怀抱。”

在洛杉矶，助理阿訇兰道夫.X.西德尔昂首阔步地走出了二十七号圣殿，“我的耳朵里充满了怒火。”他因为卷入了罗纳德.斯托克斯枪击案件而入狱服刑，*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他与许多资深穆斯林都无法忍受华莱士的倒行逆施。尤其是现在华莱士居然要求清真寺接受白人信徒，还公然承认以利亚并非完人。此时路易斯.法拉肯已经脱离了华莱士治下的伊斯兰国度另起炉灶，西德尔是最早一批前去投靠他的人之一。为了重建心目当中的伊斯兰国度，法拉肯将自己摆在了以利亚.穆罕默德的神化位置上。他搬进了以利亚的故居，恢复了以利亚的宗教教义与尚武的伊斯兰果实，派遣伊斯兰果实上街兜售豆子馅饼与法拉肯时代的宣传报纸《最终召唤》（The Final Call）。为了将以利亚的旧国度与自己的新国度融为一体，法拉肯甚至雇佣了几位已故信使大人的编外“妻子”以及这些前任秘书们生下的十三名子女当中的一部分人为自己工作。这些人掀起的诉讼致使穆罕默德遗产的遗嘱认证问题在法庭上纠缠了十二年，直到1987年才尘埃落定。

*【1965年3月8日，也就是塞尔玛“血腥游行”之后的第二天，斯托克斯枪击案的被告们结束了刑事上诉，被关进了加州各地的九座监狱。主审本案的大卫.科尔曼法官法外开恩，判处威廉.X.罗杰斯与门罗.X.琼斯缓刑，理由是此时罗杰斯依然下身瘫痪坐着轮椅，而琼斯“最近的表现与态度”值得肯定——在本案当中枪击了汤姆林森警官的琼斯于不久前脱离了伊斯兰教。】

以利亚的亲信大都投靠了法拉肯，约瑟夫队长是其中的例外。他不能接受法拉肯新建的伊斯兰国度，于是他下定决心抛开对马尔科姆.X的反感，放弃了队长的权力，转而接受了一份普通工作，并在华莱士.穆罕默德的指导下开始从头学习伊斯兰教。还有不少人也不认可法拉肯，例如阿瑟.X.科尔曼。他在斯托克斯枪击事件当中受伤，痊愈之后也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此外因为刺杀马尔科姆的罪名而入狱服刑的三位犯人同样不认可法拉肯。1977年，在华莱士的支持下，塔尔梅奇.X.海耶尔提交了一份宣誓书，指认了四名参与纽瓦克清真寺刺杀事件的穆斯林同伙，但纽约市政当局拒绝重审这起草草收场的案件。两位背锅的犯人与海耶尔一起又坐了十年牢。

由于法拉肯坚持捍卫以利亚.穆罕默德的记忆，分裂的两大派系曾一度威胁要重启1964年的异端战争。这一次双方都继承了上次异端战争的受害人马尔科姆.X的思想路线。自从1984年开始，法拉肯就对美国犹太人进行了猛烈的侮辱，还指责美国白人种族歧视严重。这些言论为他赢得了远比马尔科姆那时候更激烈的公愤，同时也让他像马尔科姆一样因为主动挑起种族歧视而臭名昭著。然而一旦人们将法拉肯与马尔科姆相提并论，就难免会想起某些让法拉肯脸上无光的事实：法拉肯曾经是马尔科姆.X的门徒，曾经将马尔科姆奉为导师，可是后来他又声嘶力竭地痛斥马尔科姆是叛徒。1992年，法拉肯公开宣称自己从未参与过针对马尔科姆的谋杀，不过他拒绝收回案发之前他针对马尔科姆的谩骂：“我昨天写过或说过任何话语今天我都不反对。”1995年1月，马尔科姆的女儿邱碧拉被指控试图杀死法拉肯为父报仇。同年5月，法拉肯与马尔科姆的遗孀贝蒂.沙巴斯在哈莱姆区阿波罗剧院的舞台上宣布休战。两年后，邱碧拉的小儿子马尔科姆.沙巴斯在家中放了一把火，烧死了自己守寡多年的姥姥。

二十年前的1977年，法拉肯恶狠狠地脱离了华莱士.穆罕默德治下的伊斯兰国度。当时华莱士宣称，“法拉肯”一词源于阿拉伯语，意为“露出牙齿的人”，并建议自己的追随者们不要因为这次事件感到兴奋或者怀抱敌意。他预言法拉肯的新国度永远都将会受到黑人至上主义思想的拖累，这一理念充其量只能充当吸引教外人员皈依的诱饵。华莱士认为，“他们用自己的哲学把自己关在了门外。种族主义者很清楚这一点并且鼓励他们这样做。”他后来进一步宣称大多数美国人害怕研究种族不平等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根源在于宗教。” 此外他还挖苦地表示，伊斯兰教教义禁止信徒将种族形象赋予神灵，因此“甚至连穆斯林都没有尝试过这么做。”

华莱士.穆罕默德说话经常含糊其辞颠三倒四。他在传授伊斯兰教义的时候依靠得也是胡乱堆砌的格言（“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人会变成一个讨厌的小包”）。而且他还喜欢反复改名。他放弃了华莱士这个名字，改用瓦里斯这个出自伊斯兰文化的名字，将自己的姓氏从默罕默德改为穆罕默德，还将权力下放的改良版伊斯兰国度称为美国穆斯林社团。不管怎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公开的美国穆斯林人口估计在五百万到八百万之间。其中略多于一半——至少三百万——是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与欧洲各国的移民， 此外几乎全都是美国黑人，信奉的是瓦里斯.穆罕默德宣扬的逊尼派伊斯兰教。就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利亚经营的伊斯兰国度那样，法拉肯的新版国度人数始终保持在一万人左右。与出生在美国本土的穆斯林总人数相比，这个数字无非是九牛一毛——大约每二百人当中才有一个人追随他——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缩减。

法拉肯是一名众人瞩目的公共人物。相比之下瓦里斯.迪恩.穆罕默德阿訇在穆斯林圈子以外则要低调许多。1990年他代表美国穆斯林来到麦加，参加了关于海湾战争的辩论。在国内，他如履薄冰地将伊斯兰教从从监狱与起步阶段的清真寺一直传播到了大学校园里。依然有人将伊斯兰教视为黑人专属的信仰以及来自外国的古怪玩意儿，这个耻辱的印记始终威胁着他的传教工作。他的目标是在美国为伊斯兰教赢得一个立足点，并且让非裔美国人成为开创阶段的合伙人，从而促使历史学家们最终重新认识马尔科姆.X身上最经常遭到忽视的品质，也就是宗教信仰。除此之外，穆罕默德还在宣扬一种囊括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普世“纯净路线”，并且梦想着美国穆斯林能够着手将伊斯兰教的民主精神从这门宗教的专制历史当中拯救出来，就像最早期的美国人帮助改造了一个国王与宗教裁判所大行其道的旧世界那样。到了六十多岁时，曾经的华莱士.穆罕默德已经见识过了伊斯兰教在美国发展变化的各个阶段：这门宗教最初只是“巫毒”风格的崇拜，后来为自己包裹了一层神奇的传说，打造了一批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热信徒，培养了更广大信众们对于伊斯兰教的持久忠诚，还掀起了如同滚水沸腾一般的权力争斗——在他看来这正是历史上典型的宗教诞生过程。约瑟夫上尉在1993年去世前不久表示，“我们所有人都为了能让伊斯兰教在美国立足付出了代价。”

得知马尔科姆.X遇害的噩耗之后，马丁.路德.金随即在亚特兰大发表了声明：“得知马尔科姆.X遭到残忍暗杀，我深感悲痛和震惊。”周一在塞尔玛，他和L.L.安德森（L. L.Anderson）以及七十二岁的伊丽莎白.希尔（Elizabeth Hill）挽着胳膊带领了一场老年人游行，在已经记录了两千多个名字的选民登记预约花名册上又增添了二百零五个名字。随后他前往好撒马利亚人医院探望了吉米.李.杰克逊，开车到马里昂的锡安山教堂向坚定的支持者们发表演说，然后又赶回布朗礼拜堂主持弥撒大会，却发现礼拜堂被州骑警包围了。二十多名州骑警围着金的车兜圈子，质问为什么他们的同事在教堂里面不受欢迎。金回答说运动会议历来对所有人开放，他肯定会查问一下今天这是怎么回事。这场对峙吸引得远近四周的记者们纷纷飞奔了过来。州调查员鲍勃.戈德温（Bob Godwin）要求金说清楚为什么要批评州骑警与阿拉巴马州的法律。“那是另一回事，”金答道。“我确实打算针对州骑警以及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持批判立场。”

当天晚上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亲自给金打电话，警告他不要在夜间组织游行或者前往马里恩。他向金透露道，司法部收到了一份可信度很高的报告声称上周一他访问马里恩时有两名男子试图杀害他但是未能得手。金告诉记者，司法部长主动给自己打电话这种事很不寻常，至于电话当中提到的人身威胁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新鲜了。同样在当天晚上，公民委员会在塞尔玛市举行了集会，密西西比州前州长罗斯.巴内特大声疾呼，白人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局面，“除非我们取得胜利，否则我们所珍视的一切都将彻底灭绝”。当地白人居民不顾市政府官员的反对，欢迎了不请自来但却引人注目的州骑警嘉宾。此时的白人居民们无不热血沸腾，州骑警在马里恩的无端施暴非但没有让他们感到羞愧，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战斗情绪。塞尔玛的报纸接受了来自遥远的哈莱姆区的消息，用一条战意十足的标题将过去用来描述当地示威的标题全都比了下去“马尔科姆..X的追随者声称计划报复。”

周二这天，阿拉巴马州州警局长艾尔.林戈上校（Al Lingo）来到吉米.李.杰克逊的病床前，向他发出了逮捕令。也是在这一天，阿拉巴马州参议院正式谴责了针对林戈的手下们在马里恩事件当中滥用职权的“毫无根据且不负责任”的指控。自1963年伯明翰运动以来，林戈一直是阿拉巴马州民权阵营的死敌。他在塞尔玛部署了七十五名士兵，宣布要执行华莱士州长颁布的一项新法令，禁止在阿拉巴马州各地举行夜间示威活动。这一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了紧张的一幕：威尔逊.贝克阻止了一场“天色将暗之际的游行”，在游行队伍走到州骑警与旁观者们严防死守的法院之前就将他们打发了回去。金宣布他的律师们将效仿圣奥古斯丁的先例，针对禁止夜间游行的禁令提出异议。民权阵营还计划组织一列“车队”直接向华莱士州长请愿。一部分工作人员分散进入了新的县区寻求支持，金则飞往西部进行为期四天的筹款活动。

周三上早晨金在洛杉矶机场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向他抛出了一连串尖锐质问：以利亚.默罕默德的生命有危险吗？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对于针对他的死亡威胁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些威胁究竟是来自黑人穆斯林还是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他怀疑这其中隐藏着国际阴谋吗？三十一名共和党人联合指责约翰逊政府拖延滞后了一项投票权提案，他对此感到鼓舞吗？万一他本人“遭遇不测”，非暴力运动将会走向何方呢？芝加哥市县代表宣布接下来几天都是马丁.路德.金日，当地警方也出动了大量警力护送他，因为联邦调查局报告称，基督教民族主义州军团（Christian Nationalist State Army）宣誓要在当晚的好莱坞帕拉丁音乐厅刺杀金。第二天，金来到日落大道某剧场参加了以耶稣生平为题材的古装片《万世流芳》的募捐上映会。此前洛杉矶警方发现与基督教民族主义州军团有关联的逃犯偷窃了一批炸药，于是又向保卫剧院的一百多名警员当中补充了一支排爆小组。

在一次电视采访节目当中，金接受了严密的盘问。他表示非暴力总体来说是一套领导纪律，作用对象是针对公共议题而采取的行为。假如他自己的家人在家里遭受攻击，他肯定会挺身保护。对于这一评论，当地黑人报纸的头版痛斥他是“现存最大的伪君子”，斥骂他的“男子汉气概”只有马尔科姆.X的一半，“一方面不断将危险强加在他的追随者头上，另一方面又回护他的心爱之人远离危险。”相比之下，《纽约时报》则针锋相对地认为马尔科姆“可悲地挥霍了”自己的性命，因为此人“对于暴力抱有无情且狂热的信仰”。《纽约时报》还在一项记者调查当中宣称全世界都对马尔科姆的遇害漠不关心。（“在波兰这边没有任何明显的反应。”）金在洛杉矶进行了三场布道，主题都是暴力的传染特质。第一场位于以色列圣殿，这里的听众挤得水泄不通；第二场位于自由浸信会教堂，这里的听众从教堂大门满溢出来，占满了门口的停车场；最后金又来到麦金利大道，加入了路边一连串手拿扩音喇叭的公众演讲人的行列。

詹姆斯.贝弗尔在周四晚些时候从朗兹县返回了塞尔玛。此时他已经在农村地区取得了微小的进展，并且找到了一个可以在下周一接待金的地方。三天后，一位洛伦佐.哈里森牧师（Lorenzo Harrison）冲进布朗礼拜堂，哭诉自己的执事奉当地三K党的命令把他赶出了朗兹县。回到家里，贝弗尔从妻子那里得知，自从马里昂枪击事件一周后，吉米.李.杰克逊的胃部感染已经恶化到了病危的程度。同一天晚上，黛安.纳什.贝弗尔也终于因为丈夫沾花惹草的习性而忍无可忍，与丈夫当面争吵起来，贝弗尔打了纳什一巴掌。这段婚姻就此走向破裂，并且将会在四年之后正式解体。用不了多久贝弗尔就会被纳什从火炬汽车旅馆的客房里赶到街头。

吉米.李.杰克逊于2月26日星期五上午8点10分去世。当天下午，贝弗尔与伯纳德.拉法耶特一起加入了送葬的人群。两人一起走到马里恩郊外的一片树林里，步入了一座位于小溪边上的木板房子。他们两个在厨房里落座，旁边是杰克逊的祖父卡哲.李、母亲维奥拉和妹妹艾玛。家里的景象十分凄惨，一家三口都还裹着麦克咖啡馆暴乱在他们身上留下来的绷带。身为民权运动的代表，贝弗尔强迫自己开口询问他们对于这次游行有什么看法。这家人表示他们应该继续下去。贝弗尔又问他们是否能坚持参加下一次游行，卡哲.李回答说：“哦，当然了。”

贝弗尔哭着离开了李家。他问拉法耶特能不能陪他走到蒙哥马利——这是一段长达五十四英里的路程。他说他有很多事情要考虑，长途步行能给他留出整理思绪的时间。当天晚上，贝弗尔回到塞尔玛的布朗礼拜堂并且在弥撒大会上进行了布道。“我告诉你们，那个人的死对我的打击很大，”他这样说道。贝弗尔选取了两段圣经经文。第一段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至三节，讲的是希律王迫害基督徒，“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贝弗尔高呼道：“我不再担心雅各了！”——这里的雅各指代的是已经得到解脱的吉米.李.杰克逊——但是他大声表示他担心各位彼得们难免还会遭受“恐吓、胁迫、殴打甚至谋杀。”

接下来贝弗尔又阐述了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八节。这一节说的是末底改警告以斯帖，不惜个人安危也要阻止灭绝犹太人的阴谋，“将所抄写传遍书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给以斯帖看，并嘱咐她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按照贝弗尔的说法，如今的国王正是华莱士州长，是他管理着州骑警，也是他阻挠黑人投票。“我必须去见国王！”他高叫道。很快教堂里的所有人就都站了起来，发誓要按照圣经里的描述步行来到州长面前。“准备好走到蒙哥马利去吧！”贝弗尔喊道。“准备好在公路上打地铺吧！”

尽管夫妻之间已经出现了无法弥合的感情裂痕，但是黛安.纳什依然全力支持贝弗尔的计划，贝弗尔则称她为自己的以斯帖。风高浪急的婚姻让这两人都承受了极大压力，但是两人在毕生当中都没有忘记自己为了告慰伯明翰四名遇难少女而许下的承诺。阿拉巴马州依然有五十万未登记的黑人选民，占该州适龄选民的近80%，整个南方则有五百万。

马丁.路德.金从洛杉矶发来电报，对周六马尔科姆.X的葬礼表示哀悼。周一他飞往阿拉巴马州，在朗兹县法院带领了一支十二人的小型游行队伍——他们是六十年来第一批试图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周二他前往了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在那里他宣讲了修改后的诺贝尔奖演讲，反对越南战争升级。

3月3日周三，金回到马里恩主持了吉米.李.杰克逊的葬礼。他在伯明翰教堂爆炸案的悼词手稿上面手写添加了了几段关于杰克逊的文字，再一次唤起了“爱能战胜恨”的信念。他批准了蒙哥马利的游行从星期天开始。他在布朗礼拜堂宣称：“我们将在塞尔玛的街道上通过一项投票法案。”

“当时的气氛很沉重，”约瑟夫队长后来说道。他手下的一名士兵表示芝加哥的伊斯兰国度上层当时极为震怒，因为哈莱姆圣殿都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没能除掉马尔科姆.X那个伪君子。约瑟夫的一名副手也回忆道，当时正是伊斯兰国度的芝加哥年会召开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许多远道而来的队长与安保负责人都抵达了纽约。伊斯兰国度的秘书长约翰.阿里于2月19日星期五入住了美利坚酒店。许多高阶阿訇也前来捧场。波士顿的路易.X阿訇主持了纽瓦克的二十五号清真寺，纽瓦克的詹姆斯.沙巴兹阿訇（James Shabazz）则来到纽约主持了哈莱姆区七号清真寺。

马尔科姆很清楚，伊斯兰国度在大会召开之前面临着清除所有污点的压力。他预定了几趟旅程又纷纷取消，以此作为疑兵之计；他申请了一份持枪许可证借以防身；周四这天他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了包括法国政府在内的一大批面目模糊的敌人。一个朋友建议他报警，他对此一笑置之。在周四晚间的一档广播节目当中他抱怨道：“每当我跳出来说有人想要杀我时，总有人觉得我是在自我炒作或者胡编乱造。”周五这天，马尔科姆告诉《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他当年还在伊斯兰国度内部宣教的时候始终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直到脱离伊斯兰国度之后才恢复了生气。“成为烈士的时刻已经到了，”他对帕克斯说，“如果我要成为烈士，那将是为了兄弟情谊而献身。”

周六晚上，纽瓦克第二十五号圣殿的一名秘书和四名成员购买了哈莱姆区奥杜邦舞厅的舞会门票。进入舞厅之后他们特别注意了窗户与出口的位置。到了星期天下午，他们又一起乘坐一辆凯迪拉克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返回了奥杜邦舞厅，参加马尔科姆主持的集会。因为他们几人都来自纽瓦克，当初跟随马尔科姆一起脱离纽约七号圣殿的迎宾员与保镖们没能认出他们。这五个人全都悍不畏死，因为他们相信伊利亚.穆罕默德掌握着救赎灵魂的权柄。舞厅里摆放了四百张折叠椅，上座率超过了一半。司机坐在了最后一排，秘书与三名持枪者坐在第一排。

马尔科姆.X在后台来回踱步。他改变了主意，叫贝蒂和女儿们从斯塔顿岛的临时住所赶了回来。他痛斥合伙人们没能维持秩序。嘉宾演讲人没能到场，承诺的平台也没有搭建好。他拒绝了年迈的伊斯兰导师谢赫.哈桑（Sheik Hassoun）的安慰，愤怒地把所有人赶出了更衣室。本杰明.2X做了一场关于历史误读的热身演讲，主题是哥伦布如何以为自己航行到了中国，然后就将马尔科姆请到了讲台上。马尔科姆一露面就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正当人群回应马尔科姆的伊斯兰教问候语的时候，纽瓦克五人组的司机扔出了一枚烟雾弹，紧接着又跳起来假装自己抓住了一名小偷，口中高喊：“把手从我兜里拿出来！”全场人员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过去。预感到危机迫近的马尔科姆疾呼了一声“都别动！”与此同时三名持枪人员已经逼近了距离舞台不到十五英尺的范围。“都别动！”马尔科姆又喊了一声。然后舞厅里就爆发了两声震耳欲聋的霰弹枪响，其中有一声结束了他的生命。有些惊恐的听众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声。还有许多听众抡起折叠椅子冲着企图逃跑的刺客们砸过去，发出了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急于脱身的刺客们冲着人群打了几发手枪，枪声淹没在了现场的一片嘈杂当中。五名刺客当中有四人趁乱逃离了犯罪现场，只有一位塔尔梅奇.X.海耶尔（Talmadge X Hayer）被目击者们在通往第166街的门口拦了下来。

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很不幸地选择了2月18日星期四来面向公众发言。1960年他在一系列演讲当中揭露了纽约警界的腐败并且引起了一片哗然，这一天他又再次拾起了这个话题——他将“地点与涉及款项的数额”说得清清楚楚，并且质问为什么“警察每个月往哈莱姆区走一遭就能拿到三千美元，这笔钱又汇总到了谁的手里。”此前他向最高法院就索赔金额高达二十一万美元的以斯帖.詹姆斯诽谤案提出上诉并且败诉，现在他则要求众议院“暂时忘掉密西西比”，关注一下他本人因为揭露黑幕而陷入的法律困境。鲍威尔的法律困境的确得到了比平时更多的媒体报道，但是却并没能得到更多出于尊重的关注。从越南到哈莱姆区都爆发了更加重大的新闻，淹没了鲍威尔的呼声。

少数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为参议院就越南问题展开的首场激烈辩论定下了基调。他代表约翰逊总统指责爱达荷州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是一位“好天气里的爱国者”。此前丘奇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讲，认为美国在“这些前殖民地区”缺乏战略利益或者政治支持，并且主张通过谈判退出越南（用他的话来说：“随着战鼓响起，双方的情绪都高涨起来，我意识到谈判正在变得更加困难。”）德克森悲叹道自己的耳畔充斥着“绝望之歌的大合唱，伴奏曲是一首失败的哀乐。”在参议院会议厅里听见这一片哀鸿遍野令他“感到悲伤，但并不感到意外……认为我们无法获胜的观点正在与业已去世的勇士们的勇敢言论一呼一应……”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乔治.斯马瑟斯以及其他几名参议员站起身来对他表示支持。德克森宣称：“值此共产主义侵略日益蔓延之际在南越进行谈判……就好比某人在自家房子着火的时候依然忙着粉刷门廊。”

在白宫，约翰逊总统主持了另一场关于越南问题的国会简报会。像往常一样，他令人信服地谈到了他个人对最近空袭当中各位美国飞行员安全的担忧。（“我成宿成宿地睡不着，就等着看我的飞机飞回来没有。”）有人询问总统“赢得这场战争的必要条件是什么？”约翰逊在周三秘密地告诉他们，自己最近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磋商，“我问他当年怎么解决朝鲜问题的。”接下来总统重复了艾森豪威尔的回答，即通过惩罚性的空袭迫使朝鲜接受谈判。约翰逊模仿艾森豪威尔的语气说道：“别给他们留下藏身之处。我想轰炸哪里就轰炸哪里。这些年来我们花了这么多钱造炸弹，如果你不把它们扔出去，拥有这么多炸弹就白费了。”约翰逊表示空袭的烈度将会很适当，将会经过衡量，也将会十分到位。他说宣称只要北越方面停火，他也将在“明天早上”撤出美军，就像他在上星期撤离随军家属一样快。在那之前，他的下一步行动将会由越共游击队在波莱古附近发动攻击的烈度所决定。“我决定了，如果他们真想玩硬的，真想闯进白人的军营，在我们自己的营房里，在我们自己的操场上冲着我们自己的部队下手，那么这帮人就没资格躲在妇女儿童的人堆里为自己打掩护。我要在他们家里弄死他们，因为比赛队伍即将选定，谁输谁赢都别抱怨。我们以前就是这么办的。”

根据2月13日批准的一般命令，远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支援开始向南中国海集结。2月19日星期五，也就是约翰逊计划开始持续报复行动的前一天，南越军队发动了又一场政变并且逮捕了阮庆将军。这则不受欢迎的消息以及随之衍生的大字号头条新闻（“阮庆被废！”）惊扰了约翰逊总统在白宫精心安排的仪式。约翰逊在仪式上宣布，作为他向贫困宣战的第一项举措，学前教育实验项目“先行一步”（Head Start）将于今年夏天抓紧启动。仪式结束后，总统迅速批准了泰勒大使的电报建议，“鉴于西贡的动荡局势”将空袭时间推迟。西贡的阴谋与反阴谋将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泰勒私下里把这种情况称为“实际上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期间身为美国盟友的南越不可能为美军的行动提供任何认可，不想师出无名的美军只得按住性子等待了下去。2月25日星期四，泰勒大使将阮庆打发上了一架流亡国外的飞机，从而确保接替他掌握实权的下一任领导人潘克丑能够将一个相对稳定的南越政府尽量多维持几天——潘克丑一直坚持到了当年6月才下台——最终批准轰炸的暗号“滚雷”在第二天就迅速传达了下去，滚雷二字取自葛培理的复兴十字军运动当中的主题赞美诗。美军的空袭作战将会持续整整八年，大体来说前四年发生在约翰逊任期内，后四年发生在尼克松任期内。根据越战历史学家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的估算，在这八年间“美国在面积相当于得克萨斯州的北越地区投下的炸弹吨位相当于二战期间投掷在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的全部炸弹吨位的三倍。”

此外也是在2月26日星期五，总统命令第一批两个战斗营前往南越，因为军方要求对岘港空军基地周边进行地面保护的请求已经搁置了四天。这批美军在次周周一抵达了越南，此时西贡的混乱局面正处于高峰期。这一天约翰逊在白宫的直升机上为近来收到的问题口述了一份坦率的初步回应。有人想知道总统目前的精神生活怎么样，约翰逊承认道：“现在我每天都要祈祷好几次，但是似乎得不到任何答案。”

这个周末在塞尔玛，民权阵营与威尔逊.贝克警长在阿尔伯特酒店举行了一轮秘密会谈并且达成了一项协议。贝克同意在2月15日周一（本月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选民登记日）向民权阵营发放游行许可；作为交换，运动领导人同意仅限已经达到投票年龄的成年人加入游行队伍。贝克的游行许可无异于一枚定心丸，致使这次游行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一千五百人，队伍从位于劳德代尔街的法院延伸到将近十个街区之外，其中四百多人在花名册上签了名，准备将来在注册队伍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九十个序号靠前的人在当天完成了登记申请。当天学校放学后，塞尔玛的黑人教师们也游行到了队尾，三十名蓝领工人身穿公司制服列队跟在教师身后，制服上面印有“亨利.布里克公司”的字样。八百名学生排成方阵站在路旁向老师们敬礼送行。

记者们跟随着金脱离了塞尔玛的游行队列，来到了邻近的卡姆登县，这里也有七十名志在登记的申请人在当地法院门口排队。这些人都来自吉斯班德，其中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村皮特威氏族的成员。早在1963年，他们就曾经在伯纳德.拉法耶特的率领下尝试过选民登记。金询问他们近况如何，有一位门罗.皮特威（Monroe Petteway）回答道：“我像以前一样填了三次表格，但我找不到任何人为我担保。”原来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法律，新选民必须得到该县一名现任选民的签名担保，可是尽管黑人居民在威尔科克斯县占人口多数，其中却没有一位登记选民。金带领记者们穿过法院草坪，询问治安官P.C.“拉米”詹金斯（P. C. “Lummy” Jenkins）能不能为门罗.皮特威做担保，詹金斯回答说这样做在当地政治环境里“看起来不太合适”。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金一行人途径马里恩驱车返回了塞尔玛，在马里恩当地“约有一百五十名黑人深受马丁.路德.金到访的鼓舞，当天结束时拒绝离开法院。”天黑后当地的治安副官们用警棍将他们赶了出去。

到了周二，登记委员会在午餐时段收起了花名册。当时正好下雨，C.T.维维安试图带领一群黑人在法院里躲雨，克拉克警长派出一排治安副官挡住了他们。治安副官的队列将黑人从法院台阶上推下去，维维安则一次又一次带队迈向台阶顶部，一边走一边不管不顾地布道。最后有一名治安副官一拳捣在了他的嘴上，然后副官们就把浑身是血的维维安拖走了。当天下午金前往好撒马利亚人医院看望维维安，得知他已经接受了治疗并且被转移到了县监狱。好撒马利亚人医院是一家由天主教会经营的机构，医院里的修女们身穿圣约瑟夫姐妹会的白色服饰围拢在金的身边，迫不及待地轮流与金一起摆姿势合影。金想去县监狱看望维维安，但是遭到了拒绝。那天晚上，他不顾工作人员针对人身安全问题提出的强烈反对，来到吉斯班德的郊外荒野，在一次投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当天深夜里工作人员一直在争论为什么没人能在朗兹县找到愿意主持弥撒大会的教堂。

民权战线两边都在变得越发紧张。种族隔离主义者们越发难以忍耐得到授权的黑人游行场面，运动领导人则因为付出了如此大的努力之后登记选民实际增长人数微不足道而感到愤怒。美国公民委员会发布了一则整版广告，将1928年共产党的种族平等纲领与1964年的《民权法案》进行了比较并且声称“其中的相似性肯定会让你震惊。”《塞尔玛时代周刊》的编辑们曾经谴责克拉克治安官滥用暴力，可是现在他们又在头版刊登社论警告称，市政当局过去一个月的宽容态度——“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本地白人公民的善意”——很可能难以为继，因为“外部势力”与以金为首的“作秀份子们”正在逼迫“一切思想健全的公民向崩溃的节点靠拢。”与此同时，金却发烧病倒了。芝加哥《每日辩护人报》打出了一条大字标题：“病毒放倒了金”。联邦调查局在窃听电话时听到拉尔夫.阿博纳西向哈里.瓦赫特尔借了五百美元，因为金不仅病了，而且“手头一分钱都没有”。周三晚上金原本打算返回亚特兰大养病，但是当他经过布朗礼拜堂的弥撒大会时还是停了下来，强撑病体走上了布道坛，发表了一篇被记者称为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演讲。“塞尔玛还是不对！”他高呼道。“我们必须进行更广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从而引起全国对达拉斯县的关注。很有可能我们将会不得不在晚上走出这座教堂……”*

*【第二天，联邦调查局总部准备了一份在情报机构之间分发的近期窃听内容汇总，其中对于窃听内容作出了很有偏见的解释：“金关于民权运动需要一位领导人（显然是他本人）的声明生动地反映了金这个人赤裸裸的自负心理。”胡佛在报告中批示道，“也给沃森送一份”。这里的沃森指的是新任白宫安全助理马文.沃森（Marvin Watson）。】

同样是在周三这天晚上，白人们也在马里恩举行了一场战略会议。愤怒情绪在会上占据了上风，甚至有两名重要公民因为建议与当地示威者谈判而遭到厉声斥骂与人身攻击。佩里县官员则呼吁阿拉巴马州的州骑警前来增援。佩里县的治安副官们在周四上午逮捕了领导大会项目负责人詹姆斯.奥兰治（James Orange），罪名是教唆青年游行者从事违法行为。作为回应，佩里县选民联盟的阿尔伯特.特纳迫切地想要从塞尔玛请来一位知名运动演说家为晚间弥撒大会造势，于是他找上了C.T.维维安。维维安刚刚被托马斯法官下令释放，他回答说自己眼下不能承担坐牢的风险，因为金不在，他要在本周末维持局面。但他最终同意开车过来做一场简短布道。他的听众挤满了锡安山浸信会教堂。这是马里昂法院广场旁边的一座小型教堂，墙壁是板条拼接的材质。当晚的活动安排已经得到了反复讨论：会众们将会前往一个街区外的监狱，为被监禁的詹姆斯.奥兰治唱一首自由之歌，然后解散。尽管这次行动十分简短，但是鉴于夜色已深，危险性依然很高。各家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告诉各自的摄制组成员把摄像机放回车里，以免惹怒教堂外面蜂拥而来的敌对人群。维维安从教堂后门溜进了一辆等候他多时的汽车返回了塞尔玛。在路上他注意到许多闪烁的警灯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飞驰而过。

晚上九点，来自马里恩的阿尔伯特.特纳牧师与詹姆斯.多拜恩斯牧师（James Dobynes）带领着四百人排成两列纵队走出了锡安山教堂。他们走了不到半个街区就在州骑警与其他执法人员的封锁线前面停了下来。警察局长T.O.哈里斯（T. O. Harris）通过扩音器命令游行者要么散开，要么返回教堂。多拜恩斯牧师在撤退之前就地跪下祈祷，这时一名州骑警用棍棒击中了他的头部，另外两人拖着他的脚朝监狱走去。原本被阻拦在广场对面的各大电视台记者们听到黑暗中传来了挣扎的声音，立即派出工作人员去取回摄像机，但是旁观人群在这些工作人员返回之前就冲着记者们抡起了棍棒，致使国家广播公司的理查德.瓦莱里亚尼（Richard Valeriani）的头部受了重伤，合众国际社的两名摄影师也遭到了殴打，两人的相机都被行凶者砸烂了。此外旁观人群里还有人用预备好的黑色喷雾冲着赶回来的摄制组人员们恣意喷涂，糊住了摄像机的镜头。因此冲突现场就连一张照片都没能幸存下来。接下来路灯也熄灭了。《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赫伯斯（John Herbers）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可以听到黑人在尖叫，广场上回荡着响亮的重击声。”

走出教堂的游行队伍其实只有队伍预计总长度的四分之一，大多数人还等在教堂里没走出去，刚刚出去的人们就纷纷逃了回来，教堂里也有些人想要冲出门口看看外面乱成了什么样子，两拨人在教堂门前迎头撞在了一起。恐慌驱使那些被困在教堂门外的人们冲着教堂后面的房屋奔逃过去，五十名州骑警追上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其中包括八十二岁的卡哲.李（Cager Lee）。当时李头破血流跌跌撞撞地逃进麦克咖啡馆，想要寻找自己的女儿维奥拉.杰克逊（Viola Jackson）与外孙吉米.李.杰克逊（Jimmy Lee Jackson），却没想到此时执法人员也已经陷入了彻头彻尾的混乱。有几位骑警把二十四名游行者驱赶进咖啡馆不许他们出来，紧接着又有十名骑警冲进咖啡馆不许游行人员在屋里呆着。骑警们将一位瘸腿顾客赶出了咖啡馆但是没有朝他动手，然后就在咖啡馆里一通打砸，掀翻了桌子，打碎了灯具与盘子，痛殴了顾客与游行者。咖啡馆老板看见骑警们在厨房里袭击了卡哲.李，维奥拉因为试图将州骑警从父亲身边拉开而被打倒在地。吉米.李.杰克逊扑上去用身体护住了母亲，于是一名州骑警把他摔在香烟售卖机上，另一名州骑警朝他的腹部开了两枪。然后他们抡起警棍将杰克逊驱赶到了咖啡馆门口的公交车站，他在那里终于倒了下去。当天共有十名黑人因为伤情过重而接受了住院治疗，好在中弹的伤者就只有杰克逊一个。还有几名伤者被关进了监狱，其中包括来自伊利诺伊州的领导大会志愿者乔治.贝克（George Baker）。马里昂广场上的记者们惊讶地发现克拉克治安官也在从外地调来的警官之列，他打趣说塞尔玛的局势对于他来说未免有些太安静了。

当晚晚些时候，身在亚特兰大的金向司法部长卡岑巴赫发去了电报：“当前的情况只会以执法的名义助长混乱与野蛮，除非立即得到处理。”第二天早上卡曾巴赫在回电中表示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调查。在白宫，新闻秘书里德温和地告诉记者们，总统一直在关注当地事态。《阿拉巴马蒙哥马利日报》的反应更为激烈，声称马里恩袭击事件是“彰显了州骑警如何愚蠢且凶蛮的噩梦”。在马里恩，教堂一整天都在举行仪式为吉米.李.杰克逊祈祷。杰克逊是一位二十六岁的纸浆工人、高中毕业生、圣詹姆斯浸信会教堂最年轻的执事，此前曾五次申请参加投票，但都没有成功。现在他被送进了塞尔玛的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周五晚上，何西阿.威廉姆斯在塞尔玛的布朗礼拜堂进行了一场布道，将会众的情绪推向了热切的高潮，好让大家为了前往法院的游行做好准备。布道开始之前他仔细地收缴了会众们身上所有可能用来充当武器的个人物品，甚至就连口袋里的梳子都不放过。威尔逊.贝克在教堂台阶上拦住了他，警告他说骑警、莽汉以及各种各样的危险分子正准备趁着夜幕掩护在市中心实施暴力。为了保护小镇和游行者本身，他主张推迟游行。但是威廉姆斯却两眼失神地大叫道他已经把自己交给了游行，于是贝克逮捕了他。这一结果让许多惴惴不安地站在他身后的运动参与者们都暗自松了一口气。

同样是在这个周末，鲍勃.摩西在亚特兰大开了两天会。非学委成员们再次请求他为非学委的未来发展方向讲几句话，他也再次表示了拒绝。本次会议大约有二百五十名工作人员参加——其中有一半来自密西西比。大家聚集在加门神学院礼拜堂的破旧长椅上合唱自由之歌，歌声里夹杂着热情的新来者与疲惫不堪或者身陷监狱的退伍军人之间经常爆发的激烈辩论，另外在教堂里喝酒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来自密西西比州。艾拉.贝克突然宣称有人从她的手包里偷走了贵重物品。约翰.刘易斯与非学委领导层首先通过了一份身份声明：从今以后，非学委的基本工作单位将是受薪人员，以此取代源自静坐示威时期的、以校园为基础的协调委员会。从结构上讲，这意味着从今往后非学委可以通过多数人投票而不是兄弟会式的全体共识来管理。詹姆斯.福曼与许多其他人都希望将非学委打造成一台纪律严明的政坛“野战机器”，因此对于这一转变乐见其成。福曼称赞这一决定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沉湎于自我感动的牺牲情结就此遭到了摒弃。大部分从事实地工作的义工们都来自南方贫困地区，非学委内部的所有派系——“流浪派”、宗教纯粹主义者以及福曼的“强硬派”——都急于拉拢这个重点人群。演讲者们采用了注定会跨越政治光谱的语言来支持他们。这些演讲一边谴责自由主义者要么阴险狡诈要么天真幼稚，一边又拒绝承认非学委为了正当的国家级目标而向联邦政府反复申诉的过往做法作为是遭受误导的表现。

2月12日周五，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义工杰西.莫里斯正式提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当仅限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南方黑人。这项提议引发了一场长达六个钟头的激烈争论，一直持续到夜深时分。福曼日后回忆道，这场辩论“宛如风暴一般，甚至令人感到创痛，有时还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人嘲笑非学委居然要在组织内部限制普遍投票权；也有人呼吁非学委应当将“给予当地人民自由权力”的措辞落到实处。范妮.路.哈默质疑了预制型投票的深层含义：“我就是不明白。”争辩了几个小时后，莫里斯鼓动十几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新来者登上了讲台，并且表示他已经用威士忌酒鼓起了他们的勇气，由此证明即便是文盲也能在众多听众面前侃侃而谈。当摩西最后一个登上讲台时，执委会成员的资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他平静地说道。“我改名字了。从今以后我就再也不是鲍勃.摩西了。”此言一出，礼拜堂里登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因为震惊而陷入了沉默。

这位此时已经不再自称为鲍勃.摩西的发言人表示，参会人员不应当跑题，而是应该回到莫里斯的提议上来，因为这项提议凸显了下一步需要克服的难题：“你若想要让一个人长久为奴，只需要给他选举权并且声称他已经自由了就行。如果你投票支持这样一个执行委员会但是却不愿留在委员会里面制定计划，那你就别跟我说什么你是个自由人。”他也不知道制定计划需要多长时间，可能只需要五个月，也可能需要五年，但是这些实地义工们肯定拿不出这样的时间。真正的计划将会一如既往地留给在非学委内部占主导地位的管理人员与辩证法专家们来制定。尽管实地义工在口头上被捧得很高，但是如果没有酒精壮胆，他们见到这些管理者与专家的时候依然还是会吓得说不出话来，更不用说加入委员会并且参与讨论了。

“我喝醉了，”摩西说道。尽管他显然并没喝醉，但却故意摆出了一副醉态，身形摇晃，口齿不清。他就这样表达了一番针对民主运动当中权力与精神象征的诗意遐想。他认为非学委的成员面临的最深切悖论就是必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保持自我。密西西比州就是这个疯狂世界的缩影，这里将非暴力主义当成谋杀那样恐惧，又将谋杀视作可以谅解的秩序。他说自己在哈莱姆区长大，家庭压力非常大，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为他的母亲叫来救护车。他还记得父亲冲着医护人员尖叫道：“‘她没疯！她没疯！你们才疯了呢！’”多年后医护人员又接走了他的父亲并把他送到贝尔维尤医院接受长期精神治疗，因为他父亲在街上大喊自己是演员加里.库珀。他讲述了他父亲如何关爱全家人的故事。

摩西抬起了视线：“你们拿着吃喝吧，”他一边说着一边肃穆地递给大家一块奶酪和一壶酒。在场人员无言地相互传递着奶酪与酒，传到后面几个人的时候酒壶已经空了，于是这几个人就举起酒壶做了做样子。“你们中间有人需要离开这里，”摩西说。他们正在蜕变成醉心于媒体报道的生物，整天只顾得争权夺利。为了躲开这一切，他将要改头换面，采用自己母亲的娘家姓氏。“从现在开始，我名叫鲍勃.帕里斯。我将不再与任何白人交谈。”

没等别人反应过来，鲍勃.帕里斯就离开了礼拜堂。“他是认真的吗？”有人低声问道。人们对他的做法提出了各种解释，有人认为他想依靠圣礼来净化心灵，有人认为他陷入了精神崩溃，还有人认为他只是在恶搞做戏。有人认为他之所以放弃了自己的名字和地位是因为他觉得他在身后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其他人认为他的做法很高明，还专门跑去用帕里斯这个名字称呼他，看他答不答应。曾经的鲍勃.摩西此后再也没有参加过非学委的任何会议。

***

马尔科姆.X在星期六晚些时候结束了在欧洲的八天行程回到家里。第二天——也就是2月14日——凌晨两点四十六分，他的一位邻居报了火警。这位邻居住在马尔科姆家车道对面的住宅，她声称自己被打碎玻璃的声音惊醒了。皇后区的第一辆消防车于凌晨两点五十分到达，发现马尔科姆站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手里拿着一把点二五手枪。他和怀孕的妻子以及年龄从六个月至六岁不等的四个女儿来不及穿鞋披外套就冲出了家门。屋外寒气袭人，四岁的邱碧拉抱怨她的睡衣上有破洞。将近一个小时后，马尔科姆带着消防检查员回到屋里，从阁楼上拿走了几件衣服以及用来对付伊斯兰国度的“保险”录音带。他把家人安顿在朋友家里，然后乘清晨航班飞往了底特律。

马尔科姆之所以如此费心地遵守自己的行程表，部分原因在于他需要演讲费来养家糊口。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声称马尔科姆在底特律的接待人员召来了带着镇定剂的医生，让马尔科姆在沉睡当中度过了周日的大部分时间。线人还观察到他在登台之前接收了二百美元的捐款，用来更换被烟熏坏的衣服。在那一周的日常演讲中，马尔科姆不时提到自己陷入了绝望的困境——他强烈谴责了声称他用燃烧弹烧了自己家的阴谋论，*并且大声呼吁休战。（“以利亚.默罕默德只要在明天抬抬手就可以阻止这一切，他确实有这本事。”）不过他的确缩减了关于自己与伊斯兰国度之间的暗战的公开言论，因为他的听众大都不太了解这场黑人之间相互杀灭的内斗，多说无益。他转而发表了一些笼统的信条声明：“我必须澄清自己的立场，我的立场一贯很明确……我不相信任何形式的歧视或隔离。我信仰伊斯兰教，我是穆斯林。身为一名穆斯林没有什么错……你们当中的基督徒很可能与我信仰同一个神。”他在演讲中谈到了在他看来种族主义无孔不入的特质，从国会委员会与法官到正在亚洲“向深色皮肤的人们投掷炸弹”的军队指挥官都是种族主义的化身。另一方面他又贬低了著名的新民权法案，因为该法案依然没有授权联邦政府保护在阿拉巴马州寻求平等投票权的黑人。“想想看吧，”马尔科姆喊道。“那些学生本来用不着非得上街游行不可的。”他主张从全世界的视角来承认以及看待美国的种族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复杂到了山姆大叔无法独力解决的地步。”

*【几十年后，约瑟夫队长在弥留之际仍然坚持认为马尔科姆活该因为蔑视伊利亚.默罕默德而受到惩罚。但他承认马尔科姆与纵火无关。“我知道他没有放火，”约瑟夫说。“我只能说这么多。”】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统计，共有一百六十一名学生列队走出布朗礼拜堂，参加了周三下午的塞尔玛游行。依照当地的游行条例，他们三五成群安安静静地前进着，安全地经过了威尔逊.贝克警长身边，来到了法院门前的人行道上。然后他们突然就从怀里掏出了一条条小幅标语，内容包括“让我们的父母投票”以及“吉姆.克拉克是个笨蛋”等等。过去几天塞尔玛的白人社区一直在向克拉克治安官施压，要求他采用冷处理策略将抗议活动活活闷死而不是动辄火上浇油，因此一开始他将学生们晾在了一边不予理睬。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叫来了两辆黄色校车停在关键位置，挡住了驻扎在阿拉巴马大道对面的记者们的视线。学生们注意到了克拉克对于新闻的敏感，于是就分出大约一半人马绕过街角，站到了劳德代尔街的人行道上。克拉克随即移动了一辆校车，再次挡住在了学生与记者之间。像这样水来土掩的拉锯战——《塞尔玛报》将这一幕称作“一场可笑的‘藏住示威者’游戏”——反而激起了现场记者们的兴趣。治安官只得再次退进法院去找法律顾问拿主意。

下午两点五十四分，克拉克带着一条新计策走出了法院。“都给我挪动挪动！”他向学生们喊道。他的手下们将学生排成一列向东引导到了阿拉巴马大道的中央。他们穿过宽阔的街道，经过市政厅的监狱，一路向前走去。有学生们询问他们要去哪里时，治安副官们喊道：“你们不是想游行吗？今天让你们游个够！”到了西尔凡街，克拉克警长没有向左转弯将学生们送回布朗教堂，而是快步驱使队伍向右转，沿着阿拉巴马河的转弯走到了塞尔玛城外。一部分治安副官拿着警棍与电牛棒在队伍后面驱赶学生，另一部分治安副官则开着警车夹住了队伍的两侧，克拉克治安官与其他几人都坐在警车里。在治安副官们的三面逼迫之下，队伍的前进速度越来越快，最后干脆飞奔了起来，径直跑过了考茨比-卡迈克采石坑。

治安副官驱赶着学生们顺着沿河路往上游跑了两英里，来到了一座桥边。克拉克部署了一名后卫阻挡摄影记者与私人车辆接近队伍。在队伍前端，一群群学生开始逃进难以追赶的野地里，有些实在跑不动的学生干脆停下脚步呕吐起来。日后联邦政府将会举行一场听证会来澄清克拉克治安官是否违反了只得在法院周围维护宪法秩序的强制令。一位名叫莱莎.梅.斯托弗（Letha Mae Stover）的学生在听证会上作证说，当时她摔倒在地，一名治安副官赶上前来用拳头猛捶她的后背让她继续跑。她告诉这位治安副官再打也没用，自己横竖跑不动了。学生队伍在桥附近一英里的区域里溃散开来，有些人瘫倒在地，也有些人奔逃四散。于是克拉克返回了城里，一本正经地宣布自己原本打算逮捕这帮逃课学生们并将他们押送到到六英里外的警队兄弟会去严加管束，没想到在半路上他们就全都“设法逃窜”了。

星期三晚上的弥撒大会人头攒动。赛拉斯.诺曼发誓要奋起反对克拉克治安官将儿童当成牲口驱来赶去的做法。金亲自报告说塞尔玛已经让约翰逊总统“意识到了我们的呻吟……意识到我们的渴望。”接下来到了午夜，运动领导层在火炬汽车旅馆召开了战略会议。非学委领导人在会上对金提出了质疑，因为金十分痛苦地建议贝弗尔取消针对登记花名册的抵制。他声称花名册是朝向积极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的确只是一小步。艾凡赫.唐纳森则认为这只是联邦法院做出的空洞承诺，并且指出现在普通黑人居民依然要首先闯过电牛棒的阵势才能走进法院。金表示抵制运动招致了大量负面舆情，比方说美联社的报道就认为“黑人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亟需将运动从负面舆情当中解脱出来。非学委领导人考特兰德.考克斯进一步指出，接受花名册就等于断送了不会签名的文盲黑人成为选民的指望。金和安德鲁.扬主张让塞尔玛休息一下，在附近其他县搞些大动作，“以便让登记法案获得通过”。这项主张引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议，争议焦点在于谁有资格在战略决策过程当中代表塞尔玛当地人发言。会议纪要当中仅仅出现了两名塞尔玛当地人的名字，一位是L.L.安德森，另一位是F.D.里斯。两人都抱怨说自己在领导层里遭到了排挤，就因为他们两个是布道人。

到了黎明前夕，非学委党团终究还是投票决定不再抵制花名册，并且表示他们希望抓住每一个获得足够选票的机会，从而尽早将克拉克治安官赶下台。金则动身前往蒙哥马利赶乘清晨航班飞向密歇根州举行筹款演讲。他在路上给克拉伦斯.琼斯打了电话，要求对方起草一份演讲稿，主题是反对他所谓的黑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恶化”。此外他还向琼斯发泄了一通针对非学委领导人日益增长的不满。他告诉琼斯，眼下的情况根本就是1962年奥尔巴尼运动的再现。当年非学委曾经指控他只会下山摘桃子，最辛苦的基础工作都是非学委完成的，公共关注却全都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在金看来，越是那些在塞尔玛待得时间最少的人越不待见他。这些人不仅缺乏理性，而且还没有“政治时机意识”。每当他咬紧牙关不肯公开发表意见的时候，这些人却总会冲着热切的媒体市场大吐苦水，丝毫不考虑后果。*为了安抚金，琼斯主动提出愿意去请求哈里.贝拉方特再主持一场金与非学委之间的休战会议。

*【这一周的《华盛顿邮报》刊文称，有年轻人指责金“试图依靠‘打一枪就跑’的方式来解决种族问题……往往满足于象征性的胜利……经常进监狱却从不久待……身段过于灵活……”】

冲突的激情对黛安.纳什.贝维尔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她丈夫此时正在县监狱里发烧。囚犯们传出消息说，治安副官们不顾2月份春寒料峭，端着水管往牢房里喷水，而贝弗尔的直言不讳与剃光的脑袋尤其让他成为了治安副官们重点关照的目标。她曾在火炬汽车旅馆支持丈夫抵制花名册并且大声表明了自己的担心，认为放任花名册的存在将会给农村地区文盲率高的县区树立一个坏典型。但是与此同时她还要忍受朋友们投来的目光。许多人都知道贝弗尔并不忠于他们的婚姻，而且还惯于打着非暴力的幌子为一系列沾花惹草的行径找借口。贝弗尔常说仇恨和暴力源于缺乏爱，接下来又声称自己通过在床上解决缺爱的“矛盾”给予并且获取了充沛的能量。他毫不掩饰地勾引过不止一位运动同伴的妻子，而且还专门趁着同伴蹲监狱的时候下手。

儿童被迫强行军事件加剧了塞尔玛的紧张局势。黑尔法官向执法部门施压要求恢复大规模逮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则认为礼貌的隔离要比电牛棒更有效，还有一篇热切的社论敦促当地居民不要随随便便就倾心于不管不顾的强硬派们“在全世界观众面前出洋相”的做法。*威尔逊.贝克默许非学委工作人员偷偷越过河流去援救受伤的学生，并且表示“我也是人。”贝克一方面威胁克拉克不得再次轻举妄动，否则他就要亲手将克拉克扔进监狱；另一方面他又警告学生们绝对不准在他家住宅周边地区发动示威，谁要是胆敢惊扰贝克夫人的安宁，他就宰了谁。

*【《塞尔玛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宣称：“我们即将做出一项决定，本市或其他任何城市的居民还从未面临过如此重大的决定。”】

周四上午，运动阵营再次发动了一轮学生游行，人数是周三那次的四倍，使得运动精神大为高涨。与此同时黛安则心急火燎地试图营救贝弗尔，因为监狱里的医生刚刚诊断他的发烧其实是病毒性肺炎的症状。她一边打电话叫记者一边不断纠缠塞尔玛当地官员，终于将贝弗尔转移到了实行种族隔离的伯韦尔医院。接下来她与伯纳德.拉法耶前往医院探望贝弗尔，却震惊地发现贝弗尔被手铐锁在病床上，病房门口还堵着一名治安副官。就像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的时候那样，黛安给司法部打了好几通电话，终于得到了司法部方面的证明信：用手铐将就诊犯人锁在床上违反了医院的程序，即便对于杀人犯而言也不例外。黛安的攻势迫使克拉克治安官在周五黎明之前做出让步，下令去掉了贝弗尔的手铐。当天早上克拉克因为胸口痛而摔倒在地，后来被诊断为体力透支。《纽约时报》的周六头版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当中是一位名叫理查德.布恩（Richard Boone）的领导大会义工，此人头戴一顶贝弗尔风格的无边便帽，与一群参与运动的学生们一起跪倒在克拉克就诊的沃恩纪念医院门外，祈祷克拉克治安官早日恢复健康。《纽约时报》报道称：“阿拉巴马州反对为黑人投票设置障碍的街头示威就这样结束了第四周的活动。”

2月9日星期二，马尔科姆.X抵达了法国奥利国际机场，刚刚落地就遭到了法国安全官员的拘留，并在两小时后以“不受欢迎”为由被驱逐出境。法国官方宣布马尔科姆计划在巴黎互助之家大厅举行的演讲可能“扰乱公共秩序”。马尔科姆愤怒地抵达了伦敦，抗议法国当局“甚至不让我联系美国大使馆”。他对自己在国外被称为“弃儿”感到震惊，因为在国外他曾享受过远离国内危险的庇护。

第二天，马尔科姆在座无虚席的伦敦经济学院报告厅里发表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他抨击西方大国正在为了维护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政权而在非洲发动一场“完全遭到忽视”的秘密战争——“美国飞行员正在驾驶着美国飞机往黑人头上投掷美国炸弹。”他讽刺地补充道，美国正在支持傀儡总统并且从奉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聘用雇佣军，“这意味着我来自一个一边忙着向尼日利亚派遣和平部队一边忙着向刚果派遣雇佣杀手的国家。”这番话引得台下一片哄笑。马尔科姆宣称，一个独立的刚果完全有可能推翻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殖民地，甚至对南非的白人堡垒施加压力。闻听此言学生们无不拍手叫好。接下来他还预言伊恩.史密斯领导的不受欢迎的白人至上主义南非政府即将倒台，更是引起了听众们的欢呼雀跃，因为当时史密斯政府公然反抗英国给予殖民地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独立的政策。马尔科姆高呼道：“在刚果你赢不了。如果你在南越赢不了，在刚果你也照样赢不了。”

马尔科姆停顿了一下，等着窃笑声逐渐平息了下来，然后发问道：“你们觉得你们能在南越获胜吗？……法国人在越南扎根了大约一百年。他们拥有最厉害的战争武器，拥有一支高度机械化的军队，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游击队却是一帮从稻田里钻出来的家伙，全身上下的装备就只有脚上的球鞋，背上的步枪还有怀里的一碗米饭——除了网球鞋再没有什么先进装备……可就是这样一帮人把法国人赶了出去。要是连盘踞了这么多年的法国人如今在越南都待不住，你们觉得一帮从没去过越南的人能在那里呆多久？”关于越共鞋子的描述引起了一阵哄笑，其中还夹杂着此起彼伏的嘘声。不少听众都嘲讽马尔科姆眼界短浅，居然认为讲英语的超级大国在越南会比法国打得更糟。

马尔科姆在演讲当中翻来覆去地彻底讨论了仇恨这个令人心力交瘁的话题。在他看来，非洲遭到征服的形象已经潜移默化地感染了一亿非裔西方国家居民，“在憎恨这一形象的过程中，我们最终下意识地憎恨了自己。”他嘲笑英国培养出来的牙买加移民“整天忙着摆出一副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的派头。” 他嘲笑主流社会假装无辜的态度：“有些白人竟然厚颜无耻地骂我宣扬仇恨……在美国明明正是他们教会了我们要仇恨自己。他们恨我们的皮肤，恨我们的头发，恨我们的容貌，恨我们的血液，恨我们的本质。看啊，山姆大叔才是宣扬仇恨的大师，以至于当他宣扬仇恨的时候能让人以为他是在宣扬爱。要是他打算蛊惑某人仇恨自己，那个人肯定会把自己恨得死去活来。”观众席上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周一这天金呆在亚特兰大。出狱之后这几天他一直在到处赶场，试图弥补回在阿拉巴马州耽误的一周——他先是前往马里恩发表演讲，鼓励那里遭受重创的新运动，然后在塞尔玛与已经有些疲乏的运动领袖们一直会面到深夜。他派安德鲁.扬和詹姆斯.贝维尔前往附近的朗兹县查看一下他们能否在附近开辟一条支援阵线，又匆匆安排了一场在蒙哥马利举行的登记游行，然后折返回家在以便以谢教会布道。与此同时哈利.瓦赫特尔则一直在向他汇报觐见总统事宜的最新进展。波莱古偷袭危机已经把约翰逊的白宫搅成了“马蜂窝”，以至于眼下谁也没工夫处理金公开提出的觐见请求。瓦赫特尔使尽了水磨工夫，总算从李.怀特口中讨来了一句承诺：如果金愿意在周二接受副总统汉弗莱的邀请前往白宫，届时总统可能会“一时兴起”邀请他过来随便聊两句——前提是金这边必须绝对保密。怀特坚持表示，只要约翰逊总统在星期二之前听到一丁点风声，这项承诺就会遭到毁弃。金一开始坚持恳请将会面日期时间确定在周一，因为周二这天他要去蒙哥马利。但是总统助理们提出可以用包机将金直接接到华盛顿，从而简化他的行程。于是金也做出让步，更改了自己的日程安排。此外瓦赫特尔与克拉伦斯.琼斯还取得了另一项谈判成果：金可以向媒体宣布自己将与汉弗莱总统会面。金于周日晚些时候在亚特兰大发布了这条消息。不过金、瓦赫特尔与琼斯都不知道怀特在私下里建议约翰逊根本不要与金碰面。

周一白天在塞尔玛，詹姆斯.贝弗尔带领五十名志愿者走进了法院。根据托马斯法官的法庭命令，选民登记的程序刚刚得到了修改，示威者们这次就是要与新程序的标志物打个照面。登记办公室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本“花名册”。登记委员会主席维克多.阿特金斯（Victor Atkins）告诉贝弗尔，尽管本周登记办公室关门了，但是有志登记的选民随时可以在选民名册上签名从而保证日后能在等待登记的队列里保有一席之地。贝弗尔驳斥托马斯的命令是一场虚假的改革，然后率领志愿者们排着队从签名簿跟前经过，但是谁都没有签名。接下来志愿者跟着贝弗尔离开了法院并且默默地伫立在法院门外以示抗议。他们的队伍当中还有三位来访的白人，两位是来自波士顿的唯一神牧师，一位是来自纽约的天主教神学家。有些示威者举着标语牌，要求增加登记日的天数。根据《纽约时报》记者的描述，克拉克治安官走出法院时“气得浑身发抖”，因为示威者竟敢蔑视县法院的让步。“你在嘲弄正义！”克拉克一边冲着贝弗尔高声斥骂一边用警棍戳得他在法院台阶上接连后退。克拉克的一名副手则在队伍后面袭击了艾凡赫.唐纳森（Ivanhoe Donaldson）。游行者拒绝解散，于是克拉克将全部五十人都拖上楼，让黑尔法官以扰乱法庭秩序的罪名将他们判处了五天监禁。当地报纸《时代期刊》第一次报道了针对示威者的暴力事件，报道称“贝弗尔受到了粗暴对待”，其他被送往县监狱的人员则“遭到了治安副官们手中电牛棒的戳刺”。

周一晚上，金来到蒙哥马利举行了一次集会，地点是他曾经主持过的德克斯特教堂。他敦促民众“成千上万地”和他一起参加周二上午的大规模选民登记，但是教堂里总共只来了不到二百人。尽管金早就知道当地民权阵营的内讧早已削弱了当年公交车抵制时期同仇敌忾的精神，但是听众人数如此之少还是令他颇为尴尬。何西阿.威廉姆斯试图让记者相信，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本人的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周二中午，金在前往华盛顿的包机即将起飞之前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承认黑人选民对选举漠不关心。周二下午晚些时候，金、哈利.瓦赫特尔以及一大帮随行人员聚集在了副总统汉弗莱的办公室。司法部长卡岑巴赫与他的律师团队也加入了讨论，主题是什么样的立法最有可能打破南方黑人进行选民登记的政治障碍。前人密州自民党律师约瑟夫.劳提交了一份新立法的草案初稿。这时李.怀特也从隔壁赶了过来。刚才他通知了约翰逊总统，金按照承诺保持了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瓦赫特尔忍不住向怀特投去了焦急的目光，想知道约翰逊究竟会不会履行诺言。怀特则一直回避着他的目光扫射。

此时总统正在参加危机简报会，这将是日后一系列简报会的第一场，几乎每天都会有三十名左右的国会议员参加这些简报会。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代替生病的迪安.拉斯克描述了中国历史大背景之下的越南冲突：“我们不能忘记，在基督教的第一个千年时期，东南亚地区完全由中国的附属国组成。”在当前这个世纪，中国作为主导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力量更是将共产主义革命“最生猛的扩张状态”与“自豪且傲慢的天朝上邦国民心态”结合在了一起。鲍尔警告说，除非这一势头“在南越得到遏制”，否则“赤色中国迟早会覆盖整个东南亚”，美国的势力将会被迫撤退。新德里、东京乃至柏林对于美国的信心都将遭受严重打击。鲍尔总结道：“从长远来看，这里的利害得失十分简单。我们正面临着北平与莫斯科两方面的共产主义势力扩张。我认为我们的选择非常有限。”

约翰逊总统随后介绍了刚刚从跨太平洋归来的乔治.邦迪作为见证人。邦迪承认形势非常不利，但他坚称“当前局面还远未发展到木已成舟的地步。”除了前一天公开发表的积极评论（新闻标题声称“邦迪对越南的报告很乐观”），他还补充了一份来自战区的报告：“我遇到的所有美国人和越南人都认为，美国自身的意志、力量和决心可能是这一努力中最重要的变数。”邦迪强调麦克纳马拉和他在波莱古遇袭之前就针对美国的对越政策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约翰逊总统拒绝了国会要求发动民众反对越南敌人的请求，因为他担心会挑起无法压制的好战情绪。

在汉弗莱办公室这边，终于有秘书进门打断了副总统与金等人的会谈，通知大家总统将电话打了过来。汉弗莱接了这通电话，没说几句就表示总统叫自己过去一趟，然后就径直走了出去。这一来知道本次计划内情的少数几人一下子慌了手脚。李.怀特赶紧追出办公室赶上汉弗莱，这才发现汉弗莱把这件事给忘了。于是副总统赶紧又折返回来，邀请办公室里的所有人与他一起去参观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历史性房间。约翰逊总统按照约定出现在一行人面前与大家握手，然后就迅速将金与怀特拉到僻静之处讨论政治问题去了。这次会谈持续了十分钟。会谈结束后金并没有向等候的记者发布白宫为他起草的声明（“我们全都十分感谢总统能在日理万机之余……”），但他也没有透露约翰逊的评论，而是本着一贯的作风选择了中间路线。他谈到了自己对一项投票权法案的建议，并且表示总统下决心要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后面这条言论登上了多家报纸的头版。

来自塞尔玛的消息迫使埃斯克里奇取消了他的行程。马丁.路德.金星期天晚上召集志愿者参加了两次弥撒大会，并于2月1日星期一上午在布朗礼拜堂的一场集会上声称将近七百人离开了另一座教堂，准备在佩里县发起第一个自由日，从而将运动范围扩占到邻近县的法院。金宣称：“我认为这一点最为重要，这表明我们正在全力以赴。”他宣布塞尔玛的青少年正聚集在附近的第三座教堂里，准备跟在成年人的游行队伍后面发动属于他们自己的游行。“虽然他们不能投票，但他们有权作见证……他们决心通过父母获得自由。”他从当地领导人当中叫出了里斯牧师，又叫来了贝弗尔，向他们两人发出了“最后的指示”，告诉他们这次如何连续列队行进。“所以我们现在要行动了，”金在掌声与自由歌曲的高潮中喊道。

联邦调查局的观察员记录称，“大约十点四十二分，”金带领着“估计有二百六十四名黑人”走出布朗礼拜堂，走到了西尔凡大街的中央。这是一条早已被废弃的街道，选择在这里进行示威游行是为了确保前来逮捕游行人员的警官是威尔逊.贝克而不是脾气暴躁的克拉克治安官。贝克在半个街区外截住了游行队伍。当时他刚好喉炎发作，只能用嘶哑的嗓音要求金像以前一样将游行大部队分成小组。金坚持主张游行条例不应影响请愿权，于是贝克做出了让步，等到游行队伍又前进了两个街区后才逮捕了所有人。他允许囚犯跪地祈祷，把他们赶到楼上市政厅大楼的牢房里，然后试图把金和拉尔夫.阿博纳西打发走。大楼外面的记者们没想到金与阿博纳西这么快就重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于是纷纷聚拢上去采访。金的被捕故事让他们摸不着头脑。“他说我们不能进去，”金耸耸肩对他们说道。“楼上的拘留室都坐满了，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先回去。”贝克实在不想将金关进监狱。但是几分钟之后，金在人行道上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可能导致的尴尬局面让他改变了主意。贝克到底还是派出警官将最后两名囚犯也带回了监狱。

金与阿博纳西穿过一道灰色的金属大门，走进了九十英尺长的拘留室。一看到他们两人，拘留室里立刻爆发出了一阵欢呼。金和阿博纳西沿着走廊经过了各个监室，一边倾听囚犯们的悲伤故事与无罪辩白，一边隔着铁栅栏与他们一一握手。在这些新近被捕的人当中，领导大会的工作人员查尔斯.法格听到金建议举行“贵格会式的会议”，而不是由他本人发表演讲。阿博纳西从口袋里掏出圣经，朗读了诗篇第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人们在自由歌声中高谈阔论。看守们很快将包括金在内的知名领导人转移到楼下的小号牢房，然后金和非学委的年轻工作人员弗兰克.索拉科就一起被传唤到了贝克的办公室。

贝克说他很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因为克拉克警长刚刚逮捕了将近五百名学生。大多数学生都在等待审判期间得到释放，交给父母严加看管，但也有一些人被送到了州监狱农场。贝克呼吁金保护这些孩子，把他们送回学校，因为学校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贝克身材魁梧，和蔼可亲。他一边频繁引用《圣经》一边不停地吃着点心，还邀请金与索拉科品尝了一下他私藏在办公室里的波旁威士忌。金友好地与贝克交谈了一阵，但拒绝了对方的建议，坚称这些年轻人必须参与到整个和解方案当中。于是贝克只得把他和索拉科又送回了牢房。

六个月以前，索拉科刚刚参加了加州学校举密西西比论坛，如今他却在塞尔玛坐了监狱，金就关押在他对面的牢房里。参加了两周的日常示威活动之后，他已经学会了把厚厚的报纸垫在裤腿里，这样做不仅能减弱赶牛棒的电击刺痛，还能抵御冬天的寒气。他在之前的一次逮捕行动中曾因意外而躲过了一劫。当时县里的治安副官们在监狱电梯里逼近他与非学委的一名同伴，可是他们的赶牛棒却不小心点燃了这位同伴裤兜里的一本火柴，电梯里登时一片大乱，致使治安副官们未能得手。金绝食了两天，索拉科则吃了监狱里的饭食。金似乎心事重重，当威尔逊.贝克怂恿他保释出狱时他拒绝离开，而是建议索拉科先走一步。“你留在这里起不到任何作用，”金对他说。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替民权阵营记清了入狱人员的数量：在周一这天，“马丁.路德.金和另外七百七十人人被逮捕”。何西阿.威廉姆斯了带领更多游行队伍走上街头，于是周二这天“又有五百二十人遭到逮捕”。星期三上午，领导大会的詹姆斯.奥兰治率领学生们来到了位于塞尔玛西北部三十英里的马里恩（全县人口约为三千八百人）。一名阿拉巴马州骑警向他发出警告：“再唱一首自由歌曲，你就等着进监狱吧。”随后就有五百名学生在当地的佩里县法院被送进了监狱。克拉克警长根据黑尔法官的命令，在塞尔玛又拖走了三百多名示威者。眼看着县政府当中的强硬派对手们热衷于大搞拖网式逮捕，贝克忍不住拿着他们的做法打趣。他对记者表示：“治安官在法院里说了算。但如果有囚犯试图逃跑，我们也不打算拦着。”

金和阿博纳西被关在一间八英尺高的牢房里。周三的时候安德鲁.扬来探监，金交给他一张华尔道夫酒店的抬头信纸——他领取诺贝尔奖之后在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参加了接风会，这张信纸就是他在那时候拿来的——纸上有十几条预先写好的政治指令，“旨在保持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塞尔玛”。金听说当地领导人要求阿拉巴马州国会议员调查塞尔玛的情况，金指示扬也立即采取行动，公开邀请一个覆盖面更广的国会特别工作组也来到塞尔玛与前者打对台，“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占据攻势。”扬匆忙离开监狱之后要求刚刚从芝加哥赶来的伯纳德.拉法耶特负责执行金的第五条指令。（“本周务必每天都要采取行动以保持运动活力。”），然后又打电话给克拉伦斯.琼斯和其他人，要求他们执行第三号指令，也就是大力宣传总统有责任根据宪法第十五项修正案保护公民行使投票权。

当天结束前，李.怀特告诉约翰逊总统，扬转达了马丁.路德.金的三项要求：约翰逊总统应当派遣特使前往塞尔玛，总统本人应当发表声明支持在阿拉巴马州实现平等投票权，还应当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保障这项权利。怀特提醒总统，司法部的律师正在就一项可能加快黑人选民登记速度的新命令咨询丹尼尔.托马斯法官，并建议约翰逊利用他来转移扬的注意力，告诉扬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怀特还建议说：“另一个办法是把电话转给司法部长，不过这样做可能会让金感到不满意。”

非学委工作人员普拉西亚.霍尔星期三晚些时候抵达塞尔玛参加晚间战略会议。她报告说二百名家长在马里昂自愿入狱，抗议当天早些时候警方逮捕五百名儿童的做法。与塞尔玛不同，大多数青少年囚犯并未很快得到保释或者在校方签发逃学警告书之后得到释放。佩里县将几百名少年犯人关进了一座五十乘十六英尺的牢房里。霍尔说，约翰逊牧师（J. T. Johnson）与运动领袖阿尔伯特.特纳（Albert Turner）在弥撒大会上为了这些孩子们身处的残酷环境而哭泣：囚犯们拥挤在光秃的水泥地上，只有几根“三号橡胶管”为牢房供水，囚犯们只能“像牛一样用嘴直接接水喝，或者用手捧着水喝”。塞尔玛的民权阵营工作人员之间爆发了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究竟应当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应当把更多的志愿者送进监狱。

费.贝拉米和西拉斯.诺曼错过了这场暴风雨般的会面，因为他们另有任务：去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与马尔科姆.X接洽。三千名学生挤在沃伦洛根大厅的走廊与窗户之间聆听了马尔科姆关于国际关系当中的种族形象的演讲。马尔科姆主张，只要美国愿意花费“一点时间为黑人争取和平、自由和正义”，那么它必将“以自由赢得全世界”。演讲之后，贝拉米和诺曼挤过去做了自我介绍，贝拉米向马尔科姆询问了一位共同的熟人的近况：“维奥拉最近怎么样？她忙什么呢？”

“她最近什么也没干，”马尔科姆回答道。“她应该到南方来，像你们一样干活。”这个回答让贝拉米和诺曼非常高兴，因为他们都很清楚马尔科姆曾经怎样蔑视民权组织。第二天，他们壮着胆子邀请马尔科姆来南方加入他们的活动，并且很快就说服马尔科姆在塔斯基吉招待所里为他们两人安排了两间与自己的客房相邻的房间。

联邦调查局探员吃惊地发现马尔科姆.X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四十七分到达了塞尔玛，并且立刻走进了布朗礼拜堂的牧师书房里，半天都没出来。记者们很快就开始敲门。他们最终获准参加一场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们在会上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第二个问题是：“你同意金博士的非暴力原则吗？”紧接着又是第三问：“你是否认为应该在塞尔玛放弃非暴力原则呢？”

马尔科姆巧妙地回避了这三条质问。当记者们离开时，一名发言人跟在他们后面，紧张地宣布马尔科姆不会在上午的示威活动开始之前向聚集在教堂里的人群发表讲话。这一决定在教堂书房里的工作人员当中引起了漫长的争论。诺曼为非学委邀请马尔科姆的决策辩护。贝拉米也表示马尔科姆能让年轻人的脑子里亮起灯泡。安德鲁.扬和其他人则表示反对，认为马尔科姆出现在局势动荡的塞尔玛反而可能会熄灭掉更多的灯泡。他们追问马尔科姆对非暴力的看法，马尔科姆答道，假如有人率先踩了他的脚趾，那么他保留踩回去的权利。伯纳德.拉法耶特反对说，在美国发动一场相互踩脚趾的战争只会毁了黑人，却不能启发任何人，但他又表示他相信观众自己会意识到这一点。有人提出了几条限制，想要提前约束马尔科姆能说什么，这一点促使马尔科姆宣称“没有人能强迫我必须说什么”。此情此景令他忍俊不禁，他似乎很享受自己的出现让领导大会的高管们多么恐慌。领导大会决定让弗雷德.夏特沃斯与詹姆斯.贝弗尔这两位最优秀的非暴力演讲者来为马尔科姆的言论做缓冲。然后他们又派人去找当时正在塞尔玛拜访丈夫的科瑞塔.金和胡安妮塔.阿博纳西，以防万一马尔科姆发表了什么煽动性言论，她们两人需要赶紧站出来安抚局面。

马尔科姆在他的演讲中从刚果谈到奴隶制，又谈到了家政黑奴与务农黑奴之间挥之不去的种姓差别。“我是务农的黑人，”马尔科姆说。“如果主人对我不好，而且他病了，我肯定会引导上门施诊的医生走错路。”不过他没有为塞尔玛运动提供战术建议。“我不打算鼓动你们，让你做一些本来你们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做的事情，”他说。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和齐声大笑。

“我祈祷真主保佑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他继续说道。“我祈祷你们能在智力上成长，从而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问题以及你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处的位置。我祈祷你们能消除心中所有的恐惧。”说完这番话后，马尔科姆回到教堂的办公室参加了一场辩论，论题是他的出现对塞尔玛造成了怎样的威胁或者带来了怎样的机会。黛安.纳什.贝弗尔来到他身边，明确表示要替那些谴责他背叛非暴力原则的当地教士们道歉。她告诉马尔科姆，她在他的言论中没有发现任何削弱或贬低他自己的承诺的内容。她表示奉行非暴力原则的人们从来不会要求别人有样学样，而且许多教士并不了解非暴力。不久之后马尔科姆告诉科瑞塔.金，他曾希望去拜访她的丈夫，并向对方保证自己的目的是帮助而不是阻碍对方的事业，但他不得不匆匆赶去伦敦参加一场会议。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观察员记录说，载着马尔科姆.X的汽车在中午十二点四十分驶往蒙哥马利机场，此时距离他抵达塞尔玛还不到三个小时。

当天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全部在第一时间传到身在监狱的金的耳朵里。此时他还在撰写运动指令以及记录脑海里偶然冒出来的想法（“种族隔离是发疯的神明的发明”）。这一天威尔逊.贝克拒绝批准科瑞塔和夏特沃斯探监，加剧了金遭受孤立的压力。在金的狱中文字当中，人们丝毫看不出他知道马尔科姆访问了塞尔玛，或者约翰逊总统不顾助理们的保护性意见，在上午晚些时候的新闻发布会上按照他的请求作出了清晰明确的声明。（“我想说的是，只要还有一名美国人被剥夺投票权，所有美国人就都应该感到愤怒，”约翰逊在第二天的头条新闻中宣布，“塞尔玛的基本问题在于黑人选民登记进度太过迟缓。”）另一方面，贝克让金确切了解到了托马斯法官最新做出的联邦裁决。这项在中午做出的裁决正式暂停了阿拉巴马州文化水平测试的一个版本，下令塞尔玛至少要在每个注册日处理一百份申请，并保证6月1日之前接收的全部申请都会在7月之前得到处理。这项新裁决让运动助手们陷入了新一轮紧张盘算。当天上午他们刚刚因为马尔科姆.X来访掀起的暴风雨取消了示威活动，现在他们又取消了下午的示威活动来研究分析局势的最新进展。监狱看守们向金传达了暂停文化水平测试的裁决，希望能说服他相信有效的和解方案已经出现了。

身在牢房的金消息不太灵通，因此并不敢轻信。他指示安德鲁.扬“今晚给杰克打电话”，要求协进会的法律辩护基金负责人杰克.格林伯格（Jack Greenberg）前来塞尔玛评估托马斯的命令。“还有，请不要太软弱，”他写道。“今天不进行游行是个错误。在危机期间我们必须营造戏剧效果才能有胜算。别让贝克控制我们的行动。”他的笔记涵盖了许多题材，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战略，又涉及教会公报的截止发表期限，公报内容是指定本周日在以便以谢教堂顶替他布道的牧师。还有很多恼人的担忧并没有被金写在纸上。比方说本周国税局要对领导大会进行审计，因为金经常将自己的演讲收入捐赠给领导大会，国税局工作人员希望让他支付赠与税。*此外金还卷入了全国教师工会之间的争端，因为拉斯廷借用他的名字打了一则广告来支持艾伯特.夏克尔（Albert Shanker）的美国教师联合会。最重要的是，金痛恨监狱，蹲监狱让他再次陷入了自责与沮丧当中。他决定第二天下午缴纳保释金赶紧离开。

*【金和他的经理们都不知道，他们请来负责审计的新任内部会计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联邦调查局需要保存他们在领导大会内部唯一的消息来源，于是就忽视了哈里森对于领导大会资金的轻微挪用。历史学家大卫.加罗透露，哈里森直到1971年都一直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付费线人，不过对于联邦调查局的作用并不大。】

周五早上在塞尔玛，C.T.维维安牧师带领一队人马进行游行示威，为的是测试托马斯法官的新裁决的影响力。黑尔法官裁决道，游行人员明知选民登记办公室不开门还要来到法院门前示威，犯下了藐视法庭的罪行。克拉克治安官根据这条裁决逮捕了七十四人。中午民权阵营又组织了第二次游行，共有四百五十名青少年参加，这批人同样也遭到了逮捕。有一名警察一心只想赶紧将游行青少年全都抓起来，干脆掏出左轮鸣枪示警，气得威尔逊.贝克发誓要处分此人。与此同时，地方官员拒绝了要求该县比隔周周一更加频繁地开放登记办公室的新申请。

下午一点十二分，马丁.路德.金和阿博纳西走出了塞尔玛监狱。一位热情的欢迎者在他蓄满胡须的脸颊上留下了一抹口红，但金自己的研究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在电话中却对他保释出狱的决定表示失望。六名顾问在哈里.瓦赫特尔的麦迪逊大街办公室碰头，指着当天早上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广告指责金擅自行事：“……这是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市。与我一起被关在监狱里的黑人比投票登记名单上的黑人还要多……”过去这几天委员会成员原本就对金有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这段广告词并非原创，而是将当年金那封著名的伯明翰公开信改头换面了一番，而他们原本能为这段广告词润润色，可是现在已经没机会了。更何况现在金又选择了提前出狱，更是进一步削弱了这则广告的影响力。他们还告诉金，他们刚刚动员了十五名国会议员前往塞尔玛，准备在当天下午高调前往监狱探望金。可是现在金却自行其是地回到了阿梅利亚.博恩顿的家中，完全打乱了议员们的预定行程，害得他们只能临时安排各位议员在塞尔玛市区草草游览一圈。总而言之，像金这样的公众人物决不能没个说法就随随便便地出狱。

“为什么不能呢？”来自塞尔玛的安德鲁.扬问道，他恳求顾问们多分给金一点同情，要知道金也像其他人一样会因为坐牢而陷入抑郁并且需要自由。不过话又说回来，塞尔玛阵营的确认为金必须像他进监狱时那样发表一份声明，讲清楚他为什么出狱，否则只会显得漫无目标，观察人士也可能会据此认为他接受了托马斯的裁决。大家突然想到，这个目标或许可以是为了觐见约翰逊总统。下午三点钟，扬按照这一宣传口径在布朗教堂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瓦赫特尔则自愿承担了通报白宫的责任。

瓦赫特尔一开始将电话打进白宫向李.怀特请示的时候怀特并没有立即接听电话，过了一阵子他才将电话打回去，想知道现在停止宣布这条消息是否还来得及。瓦赫特尔表示此时已经覆水难收了，来自塞尔玛的新闻已经挤占了明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金博士寻求新的选举立法/获释的种族融合主义者将于周一飞往首都。”后知后觉的约翰逊听说此事之后气得火冒三丈，冲着怀特喊叫道：“谁给他的脸？他拿着白宫当他家的了？！”怀特尽量温和地将总统的态度传达给了瓦赫特尔，认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因为金的“哗众取宠”而引发的“糟糕局面”。瓦赫特尔勇敢地为金的倡议辩护，声称这一招在政治领域完全合理。接下来他耗费了整个周末与白宫方面艰苦谈判。怀特表示约翰逊预计下周一一整天都要忙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根本没空接见金。瓦赫特尔一直拒绝接受这个借口，直到他听到有关越南的新闻报道为止。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电话窃听记录，他告诉克拉伦斯.琼斯，虽然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危机，但至少这意味着李.怀特可能并没有撒谎。

在2月6日星期六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秘书乔治.里迪表示政府打算在1965年底前就投票权立法提出“强有力的建议”，这一消息登上了头版新闻。接下来的周一（越南时间周日黎明之前），白宫接到警报称一处名为波莱古的山村附近发生了一场灾难。越共游击队在这里占领了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的堡垒营房霍洛威尔营地，造成八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还有十架停放在地面上的飞机遭到了损毁。美军遇袭的惊人消息刺激了华盛顿官员，约翰逊总统于当晚七点四十五分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百四十五次会议。身在西贡的泰勒和邦迪通过安全电话线参加了会议并且建议进行报复性轰炸。麦克纳马拉在会上分发了预先拟定的紧急命令，这份命令一旦下达，美军就会发动一百二十架飞机针对越南北部的四处设施展开打击。约翰逊总统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了一番民意调查显示，除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以外，所有人都面色阴沉地附议了泰勒与邦迪的意见。曼斯菲尔德认为南越当地人“并不支持我们，要不然越共根本不可能偷袭得手。”不过总统还是采用了其他参会人员的一致意见，认为美国不能干坐着挨打不还手。曼斯菲尔德的观点就这样被抛到了一边。

到了星期天，记者们整理出了一份以小时计算的“危机年表”——危机不仅发生在华盛顿，也发生在南越。在华盛顿这边，约翰逊总统下令从西贡疏散两千多名美军家属，麦克纳马拉用地图与教鞭进行了简短的空袭情况通报。在南越这边，邦迪同样十分紧张。根据《纽约时报》记者的描述，此时他“没戴帽子，面色凝重而又苍白。”他乘坐直升机前往位于波莱古的遭受袭击地区，走访了一家野战医院，那里没有足够的床位容纳即将到来的伤员，其中包括一名伤势严重的西点军校少校。这位少校对邦迪说，“我的休息时间到了。”

邦迪结束了这次时机重大的访问，乘坐空军一号返回美国。飞行期间他坚定了继续执行自己在十天前提出的“分岔路”备忘录的决心。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开展一场“对北越展开持续报复”的海空联合行动，不限于北部湾等具体事件：“我们强调，我们提倡报复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南越的形势，”因为攻击北越能够打压南方越共游击队的士气（“这是中央情报局西贡分局的强烈意见”），而美国的主动姿态则能提升南越盟友的士气。在邦迪看来，“我们在报复方面有绝对优势，在其他方面则不然。”不过他也承认，持续报复未必就一定能阻止越共获胜，但在全文末尾他还是总结道：“我们能说的是，即使失败了，这项政策也依然很值得。”邦迪乘坐飞机及时抵达了华盛顿，并且赶在星期天晚上约翰逊总统就寝之前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