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法洛斯认为中国是一个感觉良好的故事，这里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迅速从威廉.布莱克时代的英格兰进步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而且还在继续提升。自从中国开始允许外资入境建设运营工厂以来，贫困水平出现了显著下降。越南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假如将贫困人口定义为每人每日开销不高于1.90美元（以2011年的美元购买力为准），那么在1981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共有超过五亿人口脱贫。中国人的新生儿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六十七岁上升到了2014年的七十六岁。尽管如此，即便在中越两国最为现代化的巨型工业区当中，工人也依然会通过高离职率、罢工与抗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近二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一轮大规模罢工潮，尽管极少得到宣传。根据香港非盈利组织中国劳工公报的统计，在2014到2015年之间，中国大陆地区爆发了180起参与人数不少于一千人的罢工，并且估计这一数字仅仅是实际罢工总数的10%到15%。相比之下，同样是在这两年里，美国仅仅爆发了二十三起同等规模的罢工。*

*【越南的扶贫工作同样颇具成效，不过与中国不同的是并未出现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加剧现象。】

在中国，各种工厂都曾遭受过罢工的打击，无论工厂规模是大是小，工厂产权归国有还是私有。电子与制鞋行业的领军巨头们都因为工资、福利与工时等问题经历过罢工。工人们的战术除了停止工作以外，还包括威胁自杀、堵塞道路以及集体前往当地政府门前上访。由于许多罢工者都住在厂区宿舍里，停工往往会变成实质上的占厂罢工，因为资方就算招来新人也没地方安置。就算是规模最大的承包制造商也会受到影响。2012年，150名富士康武汉厂区的工人集体登上楼顶威胁要跳楼，因为他们即将被转移到深圳厂区，不仅工作环境有所恶化，而且工资也遭到了削减。2014年春天，裕元集团位于广东省的某座工厂当中的大部分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公司不按照法律要求缴纳养老金。这次罢工的规模在近几年的中国足以位居前列。还有些抗议活动会演化成为暴力冲突。富士康成都厂区的工人就因为住宿条件恶劣以及工资下调而暴动过好几次，当地政府一度出动过二百名警察去平息事态。

在中国，罢工活动位于法律的灰色地带。自从中共执政以来，工人们在许多年里都享有依法罢工的权利，1975年与1978年版的宪法都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自从1982年以来，中共政府开始吸引外资并且排斥文革期间的大规模动员做法，于是罢工权也就从法条当中消失了。现在中国工人不能公开组织或者宣传罢工，但他们依然还会罢工。大部分罢工事先都无人组织，没有工会的参与，也没有明确的领导人，至多只能维持一两天，往往以政府出面斡旋而告终。只要罢工活动局限于当地，时间不算长，而且不涉及政治议题，政府往往总会睁一眼闭一眼。但是一旦罢工规模失控或者持续时间太长，当局就会采用武力镇压与逮捕等手段来破坏罢工。当局的关切在于劳资冲突不能吓跑外资或者扰乱政治现状。而外资工厂所有者也很信任政府肯定能控制住工人们的激进行为，因此会毫不犹豫地建设超大型工厂并且进行集中化生产，并不担心工厂停工会终止某一特定产品的大部分或者全部生产活动。

罢工在越南甚至要比在中国更加常见。越南工人有依法罢工的明确权利，尽管在实际层面上大部分罢工都不会事先完成繁复的罢工审批手续。2007、2008、2010、2012以及2015年，越南工人先后发动了针对韩国与台湾大型加工厂的多次罢工，这些工厂的客户包括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其他许多国际知名品牌。2011年裕元工厂的大规模罢工尤其因为规模浩大而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三年之后，越南又爆发了一场更加激烈的暴乱，这次暴乱发生在胡志明市市郊，捣毁了几十家外国工厂。事件的起因是越南工人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在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修建钻井平台，但是抗议者很快就将怒火转向了附近的球鞋厂与服装厂，其中大部分都是由来自台湾、韩国、日本与马来西亚的外籍投资者兴建的。这些工厂迟迟不涨工资以及剥削严重的行为早已让工人们积攒了满腔怒火。台湾全麟纺织公司成衣厂的一名管理员工报告称将近八千到一万名工人参与了袭击工厂的行动，“烧毁了一切，原料、电脑还有机器全都没剩下。”*

*【总体而言，越南政府要比中国政府更加支持针对外资企业的罢工，使用强制手段打压罢工的次数也比较少。】

在中国，工人们的激进行动推高了工资并且改善了工作环境。来自国际劳工权益团体压力以及国际品牌唯恐声誉受到玷污的担心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尽管如此，大型工厂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里依然面临着越发严重的招工难问题。中国制造业飞速膨胀，与此同时农村人口却在日益缩减，重男轻女的风气导致男女比例失衡，再加上服务行业的增长吸纳了大量女工，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巨型工厂最喜欢雇佣的农村年轻女性人口正在耗尽。富士康与其他公司不得不放宽招工标准，将目光转向了男性——目前富士康工人当中男性已经占到了多数——与年龄更大的工人。为了应对工资上涨与劳动力短缺，各家公司纷纷在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国中部地区建起了新厂。还有很多公司在招工用工的时候采用了半胁迫的手段——就像工厂问世之初英格兰工厂主们的所作所为那样，尽管在烈度上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公司要求移民工人入职之前先交定金，除非离职时得到公司批准才能退钱。还有些公司会每月克扣一部分工人工资，承诺到年底一并发放。越是运营正规且遵守国际标准的大公司就越不倾向于使用此类手段。他们将在校实习生当成了全新的廉价劳动力来源。

中国的职业技校要求学生们在毕业之前必须实习半年到一年。富士康与其他公司于是利用了这一要求，与地方政府以及教育局联手将大量实习学生送进了他们的工厂，带队老师则成为了工头。2010年夏天共有15万名实习生为富士康工作，其中超过28000人在深圳观澜厂区制造苹果公司的产品。一般来说，实习生们只会从事最基本的生产工作，与他们的课堂所学完全扯不上关系。实际上所谓的实习其实就是强制劳动——哪个学生想提前走人就领不到毕业证。实习生只能拿到基本工资而没有福利待遇，因此要比一般工人更便宜。固然，这些学生的人身自由并不像英格兰纺织厂雇佣的教区学徒那样受限，但是这些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工厂劳动力重要补充部分的学生们严格说来也并不是通过公开市场招募而来的自由工人。政府-公司体制的安排从一开始就就剥夺了他们的自由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