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在现代亚洲工业巨兽的体内工作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某些方面，这样的工作体验像极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之前英国、美国以及苏联工厂工人的生活。就像十九世纪美国的洛威尔式纺织厂一样，二十世纪末与二十一世纪初的亚洲青年男女之所以会受到巨型工厂的吸引，同样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挣钱的好机会，他们的工资将会用来贴补家用，为家人盖新房，为弟弟妹妹支付学费，为自己积攒做生意的本钱或者娶亲的嫁妆与彩礼（万一婚姻破裂，嫁妆与彩礼总还能为女性提供些许保护）。有些女性进入工厂工作是为了逃避包办婚姻、父权专制或者家庭纠纷。就像洛威尔式纺织厂一样，大部分进城务工的移民工人在工厂里干上几年就会返回农村结婚并且安顿下来，要么继续务农，要么做点小生意。

但是中国的工厂工作并不仅仅为年轻工人们提供了挣钱的手段，还成为了他们逃避农村落后环境并且体验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第一代中国移民工人根本不知道在城里等待着他们的是怎样的生活。每一位返回家乡的移民工人都相当于一排人肉公告栏，上面张贴满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闻异事。一位来自广西省的少数民族少女曾经回忆道，当村里外出务工的同辈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回家过春节的时候，她心里有多么嫉妒——将近两百年之前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少女们也有过类似的心理活动——于是这位广西少女很快就离开家乡前往某电子工厂打工去了。接下来的几代移民工人思想要更复杂一些。他们在离家之前就通过电视接触到了城市生活与现代化工厂的景象，并且通过智能手机至少在表面上熟悉了时尚与时尚产品。一位出身湖南省的青年女工来到广州市郊的一座电子工厂打工，她这样回忆道：“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工厂都特别漂亮，楼房都建的特别好看，屋顶还铺着瓦，地上也特别干净，所以我觉得进厂打工挺好玩的。”

离开农村的家乡，前往千里之外的工厂打工，与成千上万名陌生人同吃同住同工作，这样的体验难免让人觉得手足无措。最近才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城市看上去并不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的曼城，因为工资微薄的工人大都居住在工厂宿舍里，因此城市当中并没有出现大片贫民区。类似深圳这样的工业中心城市往往会在市区里形成移民工人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其中自然少不了为移民工人服务的各种商业业态。但是大部分新型工业地区都很现代化，规模也都很大。社会学家安德鲁.罗斯写道，从上海出发沿着黄浦江逆流而上，能够看到“一尘不染、新近铺设的高速公路通向四面八方。崭新的工业建筑将其他房舍全都挤到了一边——一座座体态肥胖的仓库蹲坐在地，头上覆盖着高科技的屋顶。一排排厂房肩并肩站在一起，每一排都有货运火车那么长。无数后现代风格的硕大盒子上挂着各自所属企业的标识，但却丝毫显示不出盒子的四壁之内正在发生些什么。”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教授纳尔逊.利希滕斯坦与理查德.阿佩尔鲍姆曾经驱车驶过东莞，看到“宽阔但是车流拥堵的街道两侧布满了各种店铺、电焊作坊、仓库、小型加工厂以及偶尔的大规模厂区院墙。曾几何时美国铁锈带地区的景象肯定也像这里一样，肯定也充斥着与这里一样的气息乃至躁动。”

对于此前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小村的青少年男女们来说，进入富士康这样的巨型厂区之后哪怕是只想不迷路都殊为不易。龙华工业园占地面积足有两平方公里，从厂区一头步行到另一头需要一个小时，许多路标与标识牌上写的都是英文缩写，只能让新来者一头雾水。突然陷入异世界的挫折感与异样感受想必也促成了富士康的自杀狂潮。但是兴奋的情绪同样少不了。许多移民工人都惊叹于全新的眼界与体验。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工人住进工厂宿舍之后这样表示：“我还从来没住过楼房呢，每天爬楼梯住在高层也挺兴奋的。”就像三十年代的苏联那样，即便是楼梯这样简单并且在城里人眼中司空见惯的东西也足以彰显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

现代中国与越南的巨型工厂远远算不上血汗作坊。一般来说这些工厂全都兴建不久，造型尽管缺乏特色，却也十分现代。厂房内部大都整洁有序，光照充足。一部分厂房还安装了空调。总体而言，外资巨型工厂的工作环境与待遇总要优于当地人开设的小型工厂与作坊。此外外资巨型工厂也远远不像许多本地小型工厂那样整天想方设法拖欠工人工资——这一点在中国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巨型工厂里的工作往往更加困难，工作气氛也更加压抑。许多台资巨型工厂都采用了准军事化规章来控制劳动力。工人每天上班都要穿制服，工厂里的安保业十分严密。富士康之城的外围完全被高墙环绕，墙头上还挂着铁丝网。就像罗格河厂区一样，出入富士康之城必须通过戒备森严的安检门。大部分厂房与许多专门建筑都要凭通行证出入。监视摄像头更是无处不在。富士康尤其强调要严格遵循一套极其详尽的规章与工作指导——可以视为超强化的泰勒主义——多层叠加的等级管理体系确保了这些章程的执行。最底层的管理者是线长——这些人的工资就像其他工人一样微薄——负责监督各条生产线，线长头上还压着一层又一层的监管人员。工人在工作期间禁止聊天（尽管这条规则的执行力度因人因地而差异悬殊）或者随意走动。车间墙壁上贴满了口号与标语，有些标语难免让人想起阿列克谢.盖斯特夫：“分分秒秒关注效益”；另一些标语的口吻则要更夸张一些：“任务完不成，太阳不东升”；更有些标语摆出了赤裸裸的恐吓口吻：“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工厂里，当年一度搞得如火如荼的工人参与管理的社会实验如今多少还能听到些许回响，不过在富士康以及其他中国境内的外资工厂里却一点也听不到。现代中国工厂管理体制的源流并非来自中共执政早期阶段，而是源自西方与日本的管理体系。在这样的体系当中，等级划分不可违背，规章条例无所不在，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引进的质量监管体系更是进一步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组织形态。

组装厂里的工作需要工人们在长时间内快速反复重复一系列动作，这样的工作不仅十分累人，还会让人感到心力交瘁，难免让人想起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纺织厂里的童工们因为长期从事重复工作而饱受摧残的惨状。在富士康成都厂区，有些工人由于长期站立而双腿浮肿，下班之后甚至难以行走。极长的工作时间进一步加剧了问题：尽管中国法律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十小时，加班时间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这些法条往往会遭到忽视。外资巨型工厂经常每周安排六十小时工作时间，富士康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包括加班）也很常见，订单截止日期逼近时还会将工作时间进一步延长。富士康的工人每月会交替一次早晚班，就像当年美国炼钢工人每两周交替一次早晚班一样。这样的安排自然导致了睡眠缺失与精神恍惚。尽管长期加班确实能大幅提升工人们的收入水平，但他们依然不得不为了控制工时与提升工资而抗争。在裕元集团的某座巨型工厂里，工人们觉得强制加班实在过于劳累，于是罢工以示抗议。就像在马克思那时一样，今天巨型工厂里的大部分劳资纠纷同样是由工作时长引发的。

纪律是另一个争议热点。在中国的许多巨型工厂里，执行纪律的手段既严苛又侮辱人格。公司往往会用罚款来惩罚怠工或者轻微过犯，例如在工作期间说笑。这种做法应和了当年马克思关于英格兰纺织厂的论述：“惩罚自然而然地以罚款与降薪等形式体现出来。掌管工厂的莱克格斯具有制定律法的天赋。他挖空心思将厂规设计得如此巧妙，以至于违反厂规的工人反而要比遵守厂规的工人更能让他牟利。”（相比之下，越南法律倒是禁止企业将罚款当做惩罚工人的手段。）有些外籍经理相信在中国要采取格外严格的执行纪律手段，因为中国工人难以摆脱源自社会主义的散漫工作步调，而且中国文化在付出与回报的问题上强调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一个碗里盛饭吃”，进一步压抑了工人的干劲。在富士康，监工们经常辱骂违反纪律的工人。有一位监工让违纪工人抄写郭台铭语录三百遍——可谓是学校惩戒手段与文革遗风的杂糅。厂里的保安有时甚至会殴打有盗窃嫌疑或者违规严重的工人（难免让人想起罗格河的安保部）。还有些工厂会雇佣离职的警察担任安保人员，这些人动起手来尤其无所顾忌。

许立志是一位在2014年自杀的富士康工人。他曾在富士康的厂报《富士康人》上刊登过自己的诗作《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描述了工厂里的纪律执行情况：

白炽灯为谁点亮

流水线旁，万千打工者一字排开

快，再快

站立其中，我听到线长急切的催促

怪不得谁，既已来到车间

选择的只能是服从

流动，流动

物料与我的血液一同流动

左手用于白班，右手用于晚班

老茧夜以继日地成长

啊，车间，我的青春在此搁浅

我眼睁睁看着它在你怀里

被日夜打磨，冲压，抛光，成型

最终获得几张饥饿的，所谓薪水

我听到的打工生活略显疲惫

流经血管，它终于抵达笔端

扎根于纸上

这文字，只有打工者的内心可以阅读

许立志还有另一篇诗作，名叫《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眼前的纸张微微发黄

我用钢笔在上面凿下深浅不一的黑

里面盛满打工的词汇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许多亚洲巨型工厂都有着严重的健康与安全问题。1997年耐克公司发布的内部报告发现一座由韩国人所有、位于越南的大型加工厂在加工时存在着有害化学品使用严重不当的问题，车间空气当中的甲苯含量远远超过了美国以及越南当地的安全标准。此外车间里粉尘飞扬，闷热难耐，噪音震天，进一步恶化了工作环境。中国的制鞋工厂车间同样存在着空气中甲苯、苯以及二甲苯含量超标的问题。电子工厂里用来清洗屏幕的溶剂同样毒性很强。制造与抛光iPad外壳产生的铝粉尘则构成了另外的危险，不仅会被工人吸入体内，还很可能导致爆炸。2011年富士康成都厂区某车间就因为粉尘爆炸而导致了四名工人死亡与十八名工人重伤。*

*【诚然，这些问题的确不可等闲视之。但是总体而言大型工厂的健康与安全措施以及记录还是要优于小型工厂，因为后者的资源更少，维护健康与安全的相对成本更高，而且更不容易受到国际压力的制约。比方说自从耐克公司施压之后，越南加工厂就改善了工作环境，并且增加了无毒水溶性溶剂的使用比例。】

洛威尔纺织厂的借宿楼尽管受到公司的严密监管，但却依然成为了女工们的社交与放松中心，也为这些整天身处于单调、疲劳且死板的工厂环境里的女工们提供了喘息空间。在许多中国工厂里，宿舍往往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在富士康的深圳厂区，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人依靠公司解决住宿问题。他们的住所或许位于厂区内部的三十三座宿舍楼之内，又或许位于厂区附近公司租赁的一百二十座出租屋当中。富士康的宿舍单元一般会容纳六到十二名工人，高于洛威尔的借宿楼。与洛威尔不同的是，工人们不会打通铺，而是睡架子床。（许多台湾工厂还会为管理层提供高档住宿条件。）宿舍是随机分配的，因此朋友、亲属、同车间工友或者老乡们很难住在一起。同一间寝室里有人上白班，有人上夜班，因此时常有人进出，很难安静休息。社交更是无从谈起。就像洛威尔一样，富士康的宿舍行为条例也很严格，包括宵禁、限制访客以及禁止在寝室内烹饪。*

*【有些中国工厂会有意识地将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工人安排在同一工段，从而增加工人们抱团的难度。相比之下，许多小型工厂通常只会在一个地区招工，于是乡土关系网就自然而然地覆盖了车间与宿舍。】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的许多工业巨兽——包括一部分富士康工厂——都会在厂区内部兴建大规模社交娱乐设施，为工人们提供了社交、放松与娱乐的机会。富士康之城里不仅有宿舍、车间与仓库，还有图书馆、书店、咖啡厅、餐厅、超市、大型体育设施——包括游泳池、篮球场、足球场以及一座体育馆、电影院、游戏机厅、网吧、婚纱店、银行、自动取款机、两家医院、一家消防局以及一家邮局。厂区里到处可见播放公告与动画片的LED大屏幕。2012年，厂区中央食堂每天平均要消耗掉三吨猪肉与十三吨大米。富士康的另一片厂区专门生产小家电使用的小型马达以及汽车配件。这里有一座溜冰场、许多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台、桌球台以及一座网吧（不过工人们依然抱怨寝室里不通WiFi）。在富士康之城，巨型室外大屏电视与大型购物娱乐设施将工人们辛勤创造的消费主义现代化引入了厂区内部，让工人们多少体会了一下他们背井离乡外出找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滋味。移民工人往往很快就会浸淫其中不可自拔。记者詹姆斯.法洛斯在2012年访问龙华之后写道：“以前我在中国工厂里见到的工人从气质到举止都像是从小吃苦受累惯了的农村人，相比之下绝大部分富士康的工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帮大专学生。”许多第二代移民工人都拥有——或者正在攒钱购买——自己亲手组装起来、象征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产品，例如智能手机与时尚球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