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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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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8,打造社会主义公民

巨型苏联工厂不仅被视为实现工业化与加强国防的手段,也被当成了文化改造的工具。苏联人相信这些巨型工厂将会培养出一批有能力在其中工作的男男女女,这些人将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苏共领导人经常将这个文化项目称作对抗落后——所谓的落后其实是沙俄时期绝大多数俄国人口的常态特征,包括文盲,对于现代医学与卫生常识的全然无知,以及对于科学技术的生疏。许多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列宁本人——都喜欢按照传统的欧洲定义来理解文化,也就是识字能力、科学知识与艺术鉴赏水平的三位一体,而文明则意味着小说、国际象棋、贝多芬、室内下水系统以及电力。但是还有一部分党内成员至少在三十年代初期相信革命之后应当创建独具特色的共产主义文化与文明——作为整体的党和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同这一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工厂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手段。

哪怕仅仅是走进工厂大门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就足以开启文化变易的进程,对于来自农村甚至偏远游牧地区的男男女女们来说尤其如此。许多新来者都从没见过火车头、抽水马桶、电灯甚至楼梯,步入工厂的体验对他们来说想必十分吓人,就像当年英国与美国的工人前辈们一样。A.M.丝洛缇娜是一位来自里海周边村镇的年轻女工,她这样回忆自己第一次走进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感受:“机器的轰鸣声与敲砸声十分响亮,汽车在车间门口开进开出,吓得我躲到一边,找了一座台子挡住自己。”这位年轻姑娘出现在工厂车间里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与重工业加速发展相伴相生的性别角色与家庭关系变迁。革命之后,苏共与苏联政府都在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以及新式家庭关系,但是这方面的变化在新兴工业中心尤其显著,因为这些地方本来就不存在需要颠覆的旧秩序。一五计划刚开始的时候女工就占到了苏联工业劳动力的29%,到了1937年更是提升到了42%。苏联女工从事的许多工种在美国或者西欧都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例如起重机操作员或者炼钢工人。不过旧思想旧做法并不可能一夜死绝,依然有不少男性不允许妻子出门工作,虐待妻子,或者干脆抛妻弃子并且不交赡养费。

学习完全陌生的工作自然需要时间。为了缩短这一过程,苏联政府发动了大规模教育计划。除了由熟练工、工段长以及外国专家在车间里进行的非正式培训之外,各家工厂还会针对具体工作所需的技能举办正式课程。按照维克多.路瑟的回忆,整座高尔基汽车厂“就像一座巨大的技校”。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齿轮切割车间的美国工头罗洛.沃德则注意到,美国工厂主往往刻意阻止工人完全理解自己操作的机器如何运作,但是苏联却鼓励工人彻头彻尾地学习关于机器的一切,并不仅仅局限于完成个人特定任务所必需的知识。苏联人并不仅仅在职业层面上推动教育。新兴工业城市都会大干快上地修建许多幼儿园与小学,从而容纳蜂拥而至的幼儿与新生儿。成人识字班总是座无虚席,仅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地就有上万名学生入学。为了提升政治活跃分子们的水平,城里还会开设关于马克思理论、苏联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课程。已经掌握了基本技能的工人则可以参加工程学与冶金学之类的进阶培训。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采矿与冶金学院当中女生占到了40%。许多此类教育项目都会向白天请假来上课的学生们提供补贴,至于下班后上夜校的学生们就更多了。约翰.斯科特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生活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参加夜校授课。根据他的说法,城里下到十六岁上到二十六岁的人口几乎一个不落地参加了某项正式教育课程,学习占据了年轻工人们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每天晚上六点到十二点之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街车与公交车上都会挤满匆匆赶往学校的成人学生,胳膊底下夹着书本与笔记本。有些人讨论着莱布尼茨、黑格尔与列宁,有些人把本子垫在膝盖上做作业,此情此景看上去活像是期末考试那一周坐满了中学生的纽约地铁车厢。”对于这些工人学生们来说,辛劳工作一天之后还要忍着瞌睡去上课并且回家写作业确实需要付出极大的毅力与精力,至于这份付出换来的回报则是一条充满向上流动性的光明大道。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唯有兴办教育尤其是技术领域的教育,才能将国家从依赖外国专家与旧政权人才的窘境当中解脱出来。

工厂还试图通过其他渠道来改造工人文化,比方说“红色角”在工厂里就十分常见。红色角是工厂里专门划拨的一片空间,有些类似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英美两国工会活动厅里的阅览室,里面陈列着图书,悬挂着列宁与其他苏共领导人的画像以及政治招贴画,还有专门的会议室。许多工厂都会资助文学小组,让工人作家们创办黑板报与大字报。高尔基汽车厂的管理层还会鼓励各个车间之间相互竞争提高文化品位。比方说有一座车间从莫斯科搞回来一棵人造棕榈树摆在流水线边上当做装饰。路瑟兄弟所在的车间铸造了一批可以冲压制作金属勺子的模具,因为人们都认为使用金属勺子吃饭要比使用食堂或者家里的农民风格木头勺子更有文化。在斯大林格勒,美国取经归来的管理人员在厂房周边种满了树木花草,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扬尘破坏机器,同时也是为了在工人上下班的路上愉悦眼目。*

*【不知何故,苏联人似乎特别钟情于人造棕榈树。比方说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梅以及一队同事们在1929年来到苏联设计工业新城,发现各个火车站的候车室里都能看到人造棕榈树。】

要说起对于新生活习惯与新价值观的推广作用,在巨型工厂附近拔地而起的工人新城至少也和工厂本身一样重要。在苏联,住房与其他城市设施一般归地方政府所有,但是在新兴工业城市往往会由工厂承担这一角色。工厂几乎包办了工人生活的一切方面。就像早期英国纺织厂一样,苏联工厂往往也依靠自营商店与农场来满足职工需求。工人们每月往往要花费一大部分工资在厂办食堂与商店里消费。(工厂里还会开设格外价廉物美的特供商店,专门面向外国专家、党政干部、工厂领导、从事急难险重任务的“突击队员”以及其他各种先模工人。)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炼钢公司成立了一个足有四千人的“日常生活行政部”,专门负责住房以及其他一系列社会文化项目。公司控制着城里82%的可居住面积,也赞助了多家文化机构,包括一家剧院,两个剧团,十八家电影院,四座图书馆,一家马戏团以及十二家工人俱乐部——其中有一家专门面向钢铁工人。城里规模最大的马格尼特电影院不仅放映国产电影,也放映国外电影,其中就包括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当地报纸将这部影片誉为“资产阶级电影界少见的伟大作品”,不过写这话的人大概没能体会到卓别林在片中针对福特生产法展开的激进批判。当然,苏联人也不会忽视体育。行政部同样还赞助了两座体育馆,若干健身房以及滑冰场,还有一家提供飞行与跳伞课程的航空俱乐部——这都是当时苏联的流行活动。城里唯独没有哪怕一座教堂。

一方面出于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出于刻意设计,总之苏联巨型工厂城市里的生活要比西方工业中心更加偏向集体化,尤其是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样地处偏远的所在。但是羁绊在斯大林格勒那边工人们一开始住的也是棚屋,没有个人厨房或者厕所(刚开始工人宿舍里往往任何形态的室内厕所都没有),每个宿舍单元面积很大且供暖条件很差。城镇建设总是会拖在工厂建设后面。在1938年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居民人口数量已经逼近了二十五万人,但是将近半数的人口依然住在棚屋或者简易房里面。钢铁之城的城建规划成了一堆烂摊子,由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梅带队的现代主义设计团队与一杆苏联官员围绕着设计方案的最终定稿来回拔河,与此同时基础建设工作已经在全无计划的情况下贸然开始了。就像高尔基汽车厂附近的城镇一样,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第一片永久性住宅楼也体现了鲜明的乌托邦集体生活特质:建筑体量极大,居住空间很小,厕所与浴室都是公用的,吃饭要么去食堂,要么从供应全楼的大型厨房点餐。但是接下来的住房设计还是逐渐倒向了更加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普遍得到采用的居住模式是集体公寓,由若干户人家而不是一整座宿舍楼的居民来共用厨房与厕所。

不出几年,与一五计划相关的最激进文化理念就遭到了扬弃。尽管如此,巨型工厂依然彻底改造了苏联的劳动力。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有一位模具铸造工人名叫G.拉米佐夫,他的故事当年是苏联的重点宣传题材。拉米佐夫出身一户贫农家庭,来到斯大林格勒的时候全部财产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一套换洗内衣以及一个盛着其他个人物品的篮子。进厂工作之后他很快就凭借工资买下了平生第一支牙刷,一条毛巾,第一套西服领带与一件冬大衣。随着时间推移,他也从建筑工人逐渐转变成了生产工人,并且购置了家具、书籍、一台座钟(就像在当年的英美两国一样,钟表在苏联同样象征着现代化与工业纪律性)、一具火炉、一套碗碟以及若干幅用来装饰寝室的绘画(其中自然少不了列宁与斯大林的画像)。这几样东西看起来平平无奇,似乎不值一提。可是不要忘了,它们的主人不久前还是个一穷二白并且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文盲,而且在十月革命以及以及革命所资助的速成工业化之前,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最广大民众都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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