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 陈郢客

1936年，主席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回忆1912年在该校读书时的情况时说：“我的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很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 ...” 当年校长符定一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从容对答，常出惊人之语。符定一取出纸、笔，又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即成的文章赞叹不已。从此，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足步：作文，让老师发出“伟大之器”的预言

　　而他的一篇作文，又让他成为学生“明星”。他的这篇作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

　　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主席的国文教员柳潜。这位前清秀才给了如此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由此，柳潜得出结论：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在一中，十九岁的毛泽东“巧遇”一部书，让他的人生之路又发生转折。国文教员胡汝霖，清末进士，曾经担任过县令。由于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看不惯封建官场的腐败，遂弃官从教。他藏有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乾隆皇帝下令修《四库全书》时，决定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乾隆在该书上的800多条批注和所作序言汇集起来，《御批历代资治通鉴》，成为主席最爱读的一部书，一生中通读了17遍，直至临终前不久还在读。主席一生中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他的治国方略，受这部书的影响是很深的。

　　主席回忆自己离开一中情景时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应该说，主席在一中是“得宠”的，校方重视，老师喜欢，同学钦佩，可他一旦发现有更好的学习途径时，便义无反顾地弃旧拥新。

　 1925年，做了高官的符定一回长沙省亲，在一位时任省府秘书长亲戚家中看到当局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他当即说道：“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泽东出险。

1949年10月，主席邀请他的好同学周世钊，到北京中南海家中作客时，又问到柳潜，再一次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和鼓励很大”，“是位教育家”，并请周世钊回湖南后，帮助打听他这位阔别30多年的先生，并代他进行慰问。还说，如果柳先生不在人世，请周世钊打听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如有生活困难，代他进行帮助。这也是中华民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德，在主席身上的集中体现。

柳潜年仅52岁就因病去世了。2005年6月，长沙市一中经过多方查寻，在柳潜的故乡湘阴县三塘乡岳云村发现了柳潜的墓碑。柳潜的一生，怀才不遇，境遇坎坷，但柳潜以其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胸怀发现和培养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器”，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http://art.people.com.cn/n/2013/0916/c206244-229326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