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葬礼当天晚上，黛安.纳什与金长谈了一番。她在这次谈话当中提出的初步构想最终将会生长成为1965年的塞尔玛选举权运动。当时的纳什怒火满腔，她告诉金，她不可能招揽一群饱受摧残的人们参与非暴力活动，之后却让他们无所事事地呆在一边。教堂爆炸案发生后，她和贝弗尔都觉得这次袭击只能用令人发指来形容，就连像他们这样热烈信仰非暴力信条的资深活动家都忍不住想杀人了。他们下定决心至少要将下列两件事办成一件才算出了这口恶气：要么侦破爆炸案并且将凶手明正典刑，要么为阿拉巴马州全境的黑人赢得选举权，从而将华莱士州长与林戈上校搞下台。第一件事交给民间组织来处理确实难度不小，于是纳什决定专注于第二个目标。在之后的几天里她制订了一份书面计划，内容包括如何严格训练并且组织起师团级别的非暴力军队，用人海战术包围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政府机构。这支军队的目标并不是零敲碎打的游行与静坐，而是针对蒙哥马利当地政经体系的命脉与要害发动整体打击：“切断州议会大厦建筑的对外通信……躺在火车轨道、飞机航道和有轨电车轨道上示威……封停电力公司”。这场筹划当中的静坐示威要是当真落到实处，其规模足以与华盛顿大游行相提并论。“这是一支军队，”她在计划书中写道。“应当为其制作旗帜、徽章、胸针以及纽扣。”尽管当晚她为这个计划据理力争，金却很难认真看待这项计划。他刚刚参加完一场葬礼，眼下他更关心自己能为伯明翰的明天做些什么，而不是半年之后的蒙哥马利。而且华莱士肯定很乐意受到这样一支队伍的围攻，对他来说这些人根本就是在为他义务拉票。金差点忍不住直接打发掉纳什以及在现场旁听并且很看好这个计划的约翰.刘易斯。他耐着性子告诉纳什自己必须先行告退，因为他还要为华盛顿举行的特别战略会议做准备。如此缺乏兴致的态度自然惹恼了纳什，她认为金不应该整天想着与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进行务虚空谈。

第二天下午金一到华盛顿就遭到了前后夹击，极大地限制了他手头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任何独立的活动计划，例如有具体目的的游行或示威。同他一起出行的有A.G.加斯顿、J.L.韦尔牧师及其他伯明翰黑人的主要支持者们，这些人在春天一直反对金的示威，但是示威的残酷后果依然压得他们不堪重负。他们不肯接受任何关于大型示威活动的建议，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座城市正处在毁灭的边缘。金此行前往华盛顿仅仅是为了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援，但马歇尔警告称，肯尼迪政府早已否定了此类希望。白天早些时候罗伯特肯尼迪宣称，在他看来派遣法警或军队前往伯明翰维稳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在下午5点之前，皮埃尔.塞林格称肯尼迪总统已任命了两名私人密使前往伯明翰调解种族纷争：一位是前任陆军部部长肯尼思.罗约尔，另一位是前任西点军校橄榄球教练厄尔.布雷克。金一行人刚抵达白宫几分钟，政府就对伯明翰爆炸出了公开回应。

内阁会议室密谈的气氛十分压抑。一开场金就直言不讳地发表了一段气氛沉重的演说，指出伯明翰目前共有二十八起尚未解决的爆炸案件，而且种族隔离主义戒严令的潜在威胁也远远尚未解除。“现在黑人群体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沮丧、绝望和迷茫，”他向总统说道，“人们感到孤立无援。走在街上不安全，待在家里也不安全——到处都有爆炸的威胁。现在就连教堂都不安全了。黑人觉得不管去哪里都处在人身危险之中，就算压根不动也是枉然。”肯尼迪总统一直没有说话，直至A.G.加斯顿打断了金的陈述，抱怨保险公司正采取措施准备取消对黑人公司的商业保险，迈尔斯学院的校长皮茨也指出他一直无法为其新建的学生活动大楼办理保险。肯尼迪一听到这点便重新振奋起来，表示这个问题联邦政府肯定能解决。“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校长先生。”伯克.马歇尔自信地说。

但是接下来总统再次陷入了沉默，因为夏特沃斯继续陈述了金的主张，即派遣联邦军队取代州骑警进驻伯明翰。夏特沃斯想知道，为什么一座黑人占总人口40%的城市要生活在一支全白人武装力量的刺刀威胁之下，而且这群白人长期以来不仅暴行斑斑，而且还实施了无数从未遭到法律制裁的仇恨犯罪。下一个发言的韦尔进一步借题发挥，表示伯明翰当地警察几乎已堕落到了与华莱士的骑警一般无二的地步。肯尼迪总统并未质疑这些论断，但对他而言，这些论断仅仅能够表明强势的白人多数派对于黑人抱有难以调和的憎恶，对于缓解局势却一点用处都没有。忍不住火气的总统终于打断了韦尔的话头：“如果当地警察不是好人，州骑警也不是好人，那伯明翰还有救吗？”他反问道。遭到当头棒喝的韦尔嘀咕了几句关于戒严令的事情，总统则毫不留情地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观点：“照你这么说，伯明翰还有什么什么长远指望呢？”

总统的骤然动怒吓得一屋子人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这时金平静地站起来，放弃了关于派遣联邦军队的论点：“我仍坚信伯明翰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伯明翰也有许多善良的白人。他们同样需要帮助。我认为我们现在所报告的情况堪称紧急……军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这点。市长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不够强势。”

肯尼迪总统也放软了口气，表示他对各位求见者的沮丧心理感同身受：“现在对黑人而言确实很艰辛……而我也知道这次的爆炸事件造成了极其棘手的局面。但你也知道，随便看看全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场长期斗争，你都会发现这个过程非常危险。因而每个人都必须保持冷静。”他称赞他新任命的两位密使声望过人，肯定有机会打开种族之间的沟通之门：“罗约尔十分出众，布雷克上校更是我所见过最出色的人之一。”

金很快就走出了内阁会议室，来到了白宫门外规模庞大的联合记者团面前。“联邦政府提供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那一类关注，”他说。《纽约时报》以及其他主流媒体对于当天进展的报道则要直白得多：“肯尼迪指派两名调解员……黑人为这一举动鼓掌，不再要求军队进驻，接受成立考察小组的建议。”然而金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开完，各种异议就纷纷冒了出来。记者们——尤其是几名黑人记者——尖锐地质问他是否真的相信区区一个“学习小组”就足以应对第十六街教堂的血案？一对“被隔离的”白人退伍兵凭什么就能促进种族和谐？金是否知道罗约尔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企业律师，“红发”布雷克在西点军校所带领的著名球队更是从未允许黑人加入？金以前究竟听没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存在？金是否认为白宫方面将调解员任命刻意安排在这个时间点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在决策过程中并未发挥任何作用？金为自己的辩护根本站不住脚，不得不逃到司法部躲避记者。第二天他对“奥尔巴尼九君子”的起诉提出异议，但并未获得支持。克莱伦斯.琼斯警告金说詹姆斯.鲍德温以及一群纽约学者都对他的表现怒不可遏，认为他竟然听任肯尼迪总统如此无耻地耍弄了他。鲍德温等人主张发动一场更加“激进”的圣诞购物季抵制活动，但他们几乎刚刚宣布这一活动就打了退堂鼓。现实与嘲笑的两面夹击将金逼到了死角。

这一周的周日距离伯明翰教堂爆炸事件发生已过去了一周时间。关于这次惨剧的具体细节已经传遍了全国——教堂的时钟停摆在上午10:22，耶稣的面容从东墙上仅存的彩色玻璃窗户上完整脱落了下来。在纽约某电视节目上，詹姆斯.鲍德温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讨论了“遗失的基督面庞”的象征意义。他们的讨论充满了对于民权运动长期累积的情感。尼布尔将这场促使他重新出山的民权运动称为“革命”，鲍德温则认为种族不义造成的苦难恰恰使得黑人成为了“这个国家仅存的希望”。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相信黑人具有什么天生的美德，而是因为只有极端环境才能让人们“真正看清自己的人生信条”；大多数美国人“如今都活得浑浑噩噩，我真心觉得好些人干脆就将可口可乐当成了立身之本”，而黑人的苦难恰恰为这部分美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尼布尔赞同鲍尔温的看法，认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过了这一点……我们处于变革的环境之中，纵观历史，永远都是被轻视的少数派——无产阶级、农民、贫民——重新掌握了信仰的高度和深度。这个国家现在正承担着过往恶行的报应，而我们也即将承担各自分内的报应。”

这是一期不同寻常的电视节目。乏味的老年日耳曼神学家与饱受折磨的年轻贫民艺术家坐到了一起并且自发结成了充满激情的同盟，尽管乍一看去很难让人相信。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难解的非暴力运动。鲍德温对于非暴力运动的局限性始终耿耿于怀，他批评这是专门用来折磨黑人的心理苦难，在美国历史上“非暴力运动只有在黑人参与时才会得到推崇”。尼布尔温和地批评了鲍德温对于非暴力运动抱有的主流偏见。鲍德温认为非暴力运动无非是让无力反抗强权的弱者们勉强栖身的贫民窟，尼布尔对此则不敢苟同：“人们问我，我既然如此反对和平主义，那又为什么如此敬佩金这位和平主义者呢？我的回答很简单……金的非暴力抵抗教条并不符合和平主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和平主义仅仅要求人们洁身自好，却不要求他们承担责任。在洁身自好的人们与承担责任的人们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道德鸿沟。在我看来，金的言行已经体现出了鸿沟两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