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来说，欢欣鼓舞与当头一棒交替出现，逐步构筑了意义深远的历史高潮。就在埃弗斯被害的第二天早上，肯尼迪终于邀请金在下周一，也就是6月17日到白宫共同讨论民权问题。金当场表示同意。但第二天就发布通电表示反悔。就在这段短暂时间里，民权阵营内部一直以来关于埃弗斯保释基金的不和终于爆发了，而且此时金正在筹备华盛顿游行，因此希望先找机会平息内部斗争再与总统见面。此外金还得知总统当天将会在白宫东厢接见二百五十位宗教领导人，他只是其中之一。了解到觐见人员如此之多以后，金想与总统结成工作同盟的希望遭到了尖锐的戳穿。在婉拒邀请通电的结尾，金给出了一条直截了当的建议：“我希望我们能在不远的将来私下会面。”

多年以来，金与肯尼迪的关系堪比一对命运多舛的恋人，虽说是你有情我有意，但是两人对于这段关系的热情程度却并不相称。刚刚在电视上接受甚至重复了金的诉求之后，现在肯尼迪却又有些畏缩了。国会当中地位稳固的南方人都在反对他。夸夸其谈的共和党领袖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认为肯尼迪新法案当中关于公共设施种族融合的核心条款违反了财产权，所以宣布自己反对那一部分内容。肯尼迪的讲话没能遏制黑人抗议的爆发，几乎每天各地发生的运动都会演变成大规模抗议。萨凡纳的何西亚.威廉姆斯把二百多个孩子以及他本人都送进了监狱。在阿拉巴马州的加兹登，警察逮捕了四百五十名试图再次进行威廉.摩尔纪念游行的学生。丹维尔的警察冲破教堂的大门，抓走了好几位抗议活动领导人。在奥尔巴尼，劳里.普里切特则在接下来的一周逮捕了将近一百五十人。在堪萨斯城，黑人在警察局门前拉起了纠察线。纽约各大报纸头版刊登的照片内容则是当地政客如何争相阻止黑人们针对住房与就业方面的种族隔离举行抗议示威。所有这些都让肯尼迪如坐针毡。通过国务卿腊斯克，肯尼迪秘密命令所有美国大事统一口径，消除海外的“极端恶劣影响”。（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辛辣地回复说“这种应急措施完全不能服人”，并且建议政府不要惊慌。）在国内总统则竭尽所能地转移着公众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金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忙得一脑门子官司。伯明翰运动阵营因为资金分配发生了内讧；亚特兰大的娱乐城宁肯关门歇业也不肯招待一批跨种族顾客；《周六晚邮报》上发表的文章称金“傲慢且投机”，这篇文章严重伤害了他的感情，气得他差点就提起诽谤诉讼。 金仍是个局外人。但是自从伯明翰事件解决以来直到目前为止，总统一个月内已经邀请了超过一千五百名各界领袖前往白宫探讨民权问题，现在金也无法再拒绝白宫的会面邀请了。肯尼迪的助手最终安排金与总统在周末早上单独见面。确定金同意见面后，他们又在金之前安排总统与罗伊.威尔金斯见面，在金之后安排了总统与包括美国联合汽车工会主席沃尔特.路德在内的主要民权领导人的会面。摆好这番两面夹击的阵势之后，肯尼斯.奥唐纳这才通知金说自己希望他能在见到总统之后先别走，而是留下来参加随后的大型媒体见面会。根据白宫媒体官员的对外宣传，这次集体见面会才是当天的最重大活动——此前之所以将威尔金斯以及金与总统的见面安排在一起，就是为了接下来召开见面会方便。如此劳心费力的安排不仅体现了此时金的分量，也在金的盟友那里招致了不少反对意见。不过金还是决定接受自己能得到的最佳安排，决定在6月22日周六到白宫参加会议。

罗伊.威尔金斯现行与肯尼迪总统会面时，伯克.马歇尔悄悄与金以及领导大会的几位助手凑到了一起，其中包括安德鲁.扬和沃尔特.方特洛伊。马歇尔将金拉到一边，进行了一场紧急且保密的政府讨论。这是当天第一场针对金的悄声伏击。马歇尔警告说，金不能再纵容美共针对领导大会的渗透了。具体说来，金必须断绝与斯坦利.利维森的来往，因为利维森是美共官员；金也不能再和杰克.奥德尔有联系，因为他是利维森“安插”在领导大会的暗桩。金的第一反应是耸耸肩表示不相信。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马歇尔的语气非常郑重其事预期，可是他对于马歇尔的言论却保有发自本能的怀疑。他肯定觉得自己被人用鞭子抽的晕头转向。等了这么久之后，金终于有机会在总统面前宣称辉煌的全国范围自由运动即将兴起，但是还没等他见到总统就先挨了一记先发制人的控告——自己居然莫名其妙地庇护了自由与和平的最大敌人。他想跟马歇尔解释说其中一定有误会，或许有人混淆了美共成员与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同情者。但马歇尔反驳了他。马歇尔表示这些指控绝非出于偏执，而是来自美国政府最高层收集到的确凿情报。利维森的真面目绝不只是纽约激进分子这么简单，而是远远更加危险，因为他是“被苏共收买的特工”。马歇尔告诉金他只能言尽于此。金要求看证据，马歇则强调说无论是自己还是金都无权质疑美国最高国家安全专家。就算他们当真提出质疑，当前的政治局势也会将他们的质疑化作无形。目前最关键的事实在于肯尼迪总统即将“押上自己的全部政治生涯”来支持民权法案，因此眼下总统决不能与美共有任何牵连。

金的神情表明他并没有完全相信马歇尔的说辞，马歇尔只好把他直接带到了罗伯特.肯尼迪面前。当初就是司法部长先得到了这些情报。他上周一曾让J.埃德加.胡佛准备一份特殊的联邦调查局简报，告诉自己如何能够言简意赅地让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又不至于泄露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主要是柴尔德兄弟。胡佛对于这项任务可谓求之不得，因为他很清楚这项任务能够削弱罗伯特将联邦调查局的人力排挤出国安领域的尝试。这是唯一一次罗伯特主动敦促胡佛调查内部颠覆的威胁而非相反。司法部长认为，假如能获得控制金的抓手，向胡佛表示一下敬意也未尝不可。 金正在钻透白宫的围墙，威胁要改变甚至毁掉美国国内政治的根基，然而他既没有公职也没有可以用来做交易的个人野心，他取得成功的方式是自投罗网走进监狱，最能让肯尼迪政府坐立不安的国内动荡却是他生长壮大的养料。除此之外，金的形象第一眼看上去活像是绝大多数华盛顿高档宾馆酒店的侍应生。换句话说，肯尼迪兄弟掌握的政治与社会语言体系当中根本没有金的位置，因此与金打交道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金谈到了可能会把华盛顿变成伯明翰的游行，罗伯特.肯尼迪趁机试图遏制住金的气势。如果金承认这次游行遭到了颠覆份子的利用，那么罗伯特就有了讨价还价的借口；如果金退了一步，承认政府有权单方面定义“遭到利用”，那么罗伯特就占了上风。

但是金对于来自罗伯特的指控同样不以为然。他一直要求看证据。这些有关间谍的说法实在过于骇人，与他相当了解的利维森与奥德尔实在难以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能在没有切实证据的情况下就让这两人退出行动。至于美共这顶大帽子更是吓不住金。多年来金认识的每一位民权运动参与者都曾经被人扣过这顶帽子，他自己同样未能免俗。在南方各州甚至就连罗伯特.肯尼迪都是某些人口中的美共头子。就在不久前还有一位记者当面质问司法部长是不是美共成员。罗伯特坚持认为这不是一回事。他的主张基于两点：首先，利维森的所作所为性质极其恶劣，以至于只要告诉金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因此不能明说；其次，针对利维森的证据来自美国情报界级别最高手段最强的机构，机构成员个顶个都能赛过007，因此他们的说法不容置疑。罗伯特一边暗示说胡佛不同意他随便开口，同时又在话里话外表明利维森听命于苏联当局，旨在利用民权运动削弱美国。然而对金来说，罗伯特越是强调国安机密他就越不肯轻信。罗伯特提到的情报权威越高，他就越觉得这些描述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自己平时认识的利维森。罗伯特越是声称政府的中枢机构无所不知，这个机构听起来就越像是司空见惯的种族隔离势力。

罗伯特沮丧地意识到，自己的话金根本没听进去。第二年他和伯克.马歇尔共同录制口述历史的时候他回忆说，当时的僵局之所以难解决，是因为金顽固地拒绝认真对待这方面的指控。他认为金“根本就是左耳进右耳出”，他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说呢？他就是有这样的侧面，”罗伯特评论道。“他特别喜欢拿这种事开玩笑，将其当成笑话。”伯克.马歇尔则认为金“到头来肯定相信了我们的说法”。别忘了就在同一天，金与肯尼迪总统会面时，总统还最终警告了他一次，总统的亲口劝诫他总该认真听取吧？“我想金只是一时半会儿没能接受而已，”马歇尔总结道。金的脸皮之厚固然让口述历史采访人难以理解，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肯尼迪总统竟然会亲自游说民权运动领导人，让对方小心美共成员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总统和金当真这么说了吗？”他难以置信地问。听到罗伯特.肯尼迪回答说“没错”后，采访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我的天哪！金是怎么说的？”

当时金的态度至少也肯定像这位采访人一样不知所措。他陷入了激烈的心理冲突，部分原因在于他并不确定肯尼迪兄弟俩是否真的相信斯坦利.利维森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还是说只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摆布自己。这两人越是轮番上阵，金的疑心就越重。金走进椭圆办公室之后，肯尼迪总统邀请他一起到白宫玫瑰园散步。两人独处时总统说：“我想你应该知道自己受到了严密监控。”对此金并没有多说。他想弄明白这种出人意料的防范措施是因为总统担心自己被窃听还是因为对自己的监控已经延伸到了白宫里面。无论如何，总统在玫瑰园的说法将威势和亲切感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提醒金他没有秘密。参议员中的保守人士猛烈抨击华盛顿游行是美共才会采用的策略，肯尼迪也透露说J．埃德加.胡佛也有相似的担心，而且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尤其是在联邦调查局早已知道有两名美共成员为金工作的情况下。

金后来回忆道，他清楚记得总统把手放在他肩上，几乎耳语般地劝他“摆脱”利维森和奥德尔。“他们都是美共，”肯尼迪说。金反驳道胡佛眼中满街都是美共，因此他不明白总统究竟是什么意思。肯尼迪立刻搬出了细节：杰克.奥德尔是美共全国委员会的高级官员，而斯坦利.利维森在美共当中的地位更是高得不能对外透露。总统可以说的是利维森是奥德尔的“上线”，金不妨自行推测一下利维森的地位。肯尼迪告诉金，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奥德尔作为“排名第五的美共成员”深深卷入了反美阴谋。

金想缓解一下压力。“我不明白他怎么还有工夫忙这些，”他无力地笑了笑，挤出来一句俏皮话，“我可是给他一个人安排了两个人的工作量。”但他的幽默并没能让总统轻松一些。肯尼迪宣称利维森和奥德尔都是“外国特工”，强调这二人的威胁具有国际背景。这句话突破了金的底线，点燃了他的叛逆心理。他想要抬出他本人的信念与总统的说辞狠狠地碰上一碰，然而在总统面前他最终只能温和地反驳说自己不这样认为。金说要让自己相信这些指控，就必须拿出证据来。

眼看正面强攻不能奏效，肯尼迪又亮出了迂回战术。“你在报纸上读过关于普罗富莫的事吧？”他问道。金说自己读过。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约翰.普罗富莫因为一次敏感的丑闻而身败名裂，他先是否认与一位美丽的应召女郎克里斯汀.凯勒有婚外情，之后又承认了这件事。而后来人们发现这位应召女郎同时与多人有染，其中一位还是苏联外交官*。这一丑闻的持续爆料让肯尼迪总统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命令国务院准备普罗富莫案的全套资料，并且不要简报，而是要第一手信息。此时的肯尼迪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例子会在不久的将来宛如宿命一般应和在自己与金的身上，然而他仍然提醒金，充斥着性爱与间谍活动的隐秘世界具有在一夜之间毁掉公众人物的爆发力量。“麦克米伦首相很可能因为自己对一位朋友（普罗富莫）的忠诚而下台，”总统说道。“你也得多加小心，不要因为同样的错误而葬送自己的事业。”真相并不足以破解困局。在英格兰，这个充斥着桃色情节的案件落到庸俗小报手中之后很快被炒作得离题万里，至于英国军事机密是否通过普罗富莫的枕边闲谈传到苏联外交官的耳朵里反而无人关心了。在肯尼迪看来，金不能让他对利维森的个人尊敬蒙蔽双眼，看不到自己承担着怎样的风险，也看不到无情的对手们可以将真相的火星煽动成为丑闻的烈焰。“如果他们打倒了你，我们也会跟着倒台，”肯尼迪对金说，“所以我们才让你谨慎一些。”

为了确保白宫与民权运动之间至关重要的完全伙伴关系，利维森和奥德尔这两颗人头似乎微不足道，然而金依然一口咬定自己要看看证据，尤其是关于利维森的证据。肯尼迪总统同意了。他没再继续请求金的信任，而是中断了讨论，从玫瑰园回到了椭圆办公室。

内阁会议室中传来了几声干咳，民权运动领导人们正小声询问肯尼迪总统进屋之后他们应该各自坐在哪里。有些人轻声嘲笑身材矮小的沃尔特.方特洛伊居然厚着脸皮声称肯尼迪总统旁边的那把椅子是自己的。最后一刻才出现的金却鼓励他坐过去。所有旁观者当中唯有乔.劳尔意识到，这种看似幼稚的抢凳子行为可能带来长远的政治影响。也许当天最重要的实际竞争就是决定民权法案游说活动白宫联络人的人选。劳尔知道沃尔特.路泽对那一角色垂涎已久，罗伊.威尔金斯也是，两个人都曾请他帮忙卡位，争取总统的首肯，因为他们认为肯尼迪总统会把游说的权利交给第一位申请者，而不会亲身卷入激烈的争论。劳尔不得不佩服金的势力眼明手快地抓住了战术优势，直接坐在了肯尼迪的右手边。

约翰.刘易斯刚刚当选成为非学委主席，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太惹人注意。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总统的情景会让他刻骨铭心——肯尼迪总统微笑着与围坐在桌子边的人们一一握手，连连说着“你好，你好，你好”，同时罗伯特.肯尼迪则抱着自己的一个女儿坐在旁边。接下来总统发表了致辞，高度评价了历史性的新民权法案背后的合作关系。总统认为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让国会通过该法案。他详细谈起了关于各种困难的分析——勾连交错的各种委员会、主要立法人员的派系与个人纠葛，还有南方参议员可恶的阻挠议事手段。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自从总统明确站出来支持民权以来，他的支持率已经从60%下降到了47%。房间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如此可怕的民调出自哪里——总统很擅长拿出新鲜的东西制造引人注目的效果——但他们毫不怀疑接下来的国会斗争必将异常激烈。“我可能会输掉下一届选举，”肯尼迪说，“我不在乎。”他表示自己已经下定了与民权法案共进退的决心，而且他需要在场人员的支持。

听到总统放出信号之后，内阁会议室立刻活跃起来，民权活动家们就像教室里的学生或者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那样纷纷举手。总统注意到有几个人喊着“要选罗伊”。威尔金斯趁机恰到好处地提了几句自己为民权运动做出过的贡献，然后宣布民权领导大会（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Rights）已做好了与白宫合作的准备。选择威尔金斯是很精明的一招，因为威尔金斯领导着一个受人尊敬的组织，而其他很多民权领袖都是该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没有理由因为自己落选而提出抗议。肯尼迪总统点了点头，于是游说的人选就确定了下来。接着城市联盟的惠特尼.扬询问总统是否真如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反对在华盛顿进行游行。他的问题让总统表明了自己坚决反对游行的立场。对于总统来说，眼下的确是提前阻止游行的绝佳机会，但是如果黑人无论如何都要游行，那么他必然下不来台。“我们希望在国会内部获得成功，”肯尼迪说，“而不是在国会山门口举办大型演出。”

A.菲利普.伦道夫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黑人早就上街了，”他说道。接下来他又解释了他为什么认为如今理应举行游行。伦道夫从学术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今的情况已经和1941年自己差点就发动起来的那次游行大不相同了；“我们必将游行，”他用低沉的声音大声说道，尾音很短促。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游行能否维持非暴力原则，加强领导还是听之任之。詹姆斯.法默支持伦道夫的看法，参加过纽约干部核心会议的人们也是一样。接下来副总统约翰逊向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总统有更好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标。他很了解众议院议员，只有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才能说服他们——例如行政干预、促成协议、亲近示好以及走廊政治等等。任何其他方法都可能适得其反。约翰逊的说法起到了很大作用，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一系列民权会议让他重新焕发了生机。两个小时的会议接近尾声时，金这才第一次开口。他认为游行示威与传统政治并不冲突，二者是互补的关系。他相信游行能够积极正面地扩大民权问题的影响力：“国内有些地区对于民权问题并没有第一手的认识，而游行能够动员这些地区的支持力量。我认为这就是游行的意义。也许现在时机确实并不合适。坦白讲，在我参与过的直接行动当中，这次可以说是时机最不合适的。可是不久前还有人认为伯明翰运动的时机同样不合适。”

“包括司法部部长。”总统打趣道。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支持游行，因为他们各自组织内部的政治环境都不容许他们打退堂鼓。如果取消游行，他们的领导地位必然遭到动摇。肯尼迪总统刚好借此机会离席。“好吧，我们都有各自的困难，”说着话他站了起来，“你们有你们的难题，我也有我的难题。”总统的难题来自参议院、俄国、北约以及戴高乐总统。说到这里总统表示自己要先走一步，不然就要错过去欧洲之前的最后一次简报了。他还说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互相帮助，平时也要保持联系，不要见外。很快总统的客人们就见到了等在白宫外的记者们。金对会面的描述让报纸写出了话里带刺的新闻，令政府大为光火——《黑人告知肯尼迪关于游行的最新计划》，《时代周刊》拟定了这样的标题。“如果参议院中有人反对民权法案，我们将在华盛顿进行非暴力的和平游行，”金说道。他还说总统没有明确反对这一想法。罗伊.威尔金斯没有吸引记者们的太多注意，因为他婉言推辞了记者们的提问，表示自己“没有参与这方面的谈话”。关于华盛顿游行的安排，威尔金斯则表示：“那场游行不是我的孩子，不归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