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人物事略32：南宫万——始吾敬子 -- 桥上

《庄十年经》：

三月，宋人迁宿。（（p 0181）（03100003））（031）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败宋师于乘(shèng)丘。（（p 0181）（03100004））（031）

《庄十年传》：

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shèng)丘。齐师乃还。（（p 0183）（03100201））（031）

我的粗译：

在我们庄公十年（公元前六八四年，周庄王十三年，齐桓公二年，宋闵公八年），夏六月，齐国和宋国部队来进犯，驻扎到南边紧挨着我们“国”的“郎”。我们一位卿公子偃建议：“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宋国部队军容不整，能打败他们。宋国部队败了，齐国部队也一定会撤兵。让我出去打吧。）”，我们“公”（鲁庄公）没答应。可他自己偷偷带人从雩门出去，把驾车马蒙上老虎皮，首先冲击宋国部队，我们“公”带部队跟着他出击。最终大败宋国部队于“乘丘”。齐国部队也只好撤了回去。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三月，宋人迁宿”曰：

无《传》。迁其民而取其地也，与庄元年《经》“齐师迁纪-郱、鄑、郚”同例。此宿恐非隐元年《经》之宿，以宋不得至齐、鲁境内也。“驷赤先如宿”，则宿其后又入于齐。疑此宿即戚，本宋地，初属周，而后宋取之。《元和郡县志》十泗州-宿迁下云“《春秋》宋人迁宿之地”，则以今江苏省-宿迁县为宿民被迫迁徙之地。

杨先生注《襄二十九年传》“自卫如晋，将宿于戚。”云：

戚为孙文子之邑。季札盖由吴（今苏州市）先至曲阜，再至临淄。由临淄至今新郑县，北行至卫都帝丘，然后先北行经戚（今濮阳县北而稍东），再西行适晋。《吴世家》作“将舍于宿”，误。《索隐》强为之解，不足信。（（p 1166）（09291307））。

杨伯峻先生注“自雩门窃出”曰：

雩门，鲁南城西门，盖南城有三门，正南门曰稷门，见三十二年《传》；东门曰鹿门，见《公羊》闵二年《传》；西门则雩门也，或以雩门即稷门，误。说详梁履绳《左通补释》。窃出，私自出击。实为公子偃窃出。（实用公子偃之谋。）

杨伯峻先生注《隐公元年—十一年》“自雩门窃出”云：

故城城门十一座，东、西、北各三座门，南两座门。（（p 0001）杨伯峻（01000001））。

《曲阜鲁国故城》：

在钻探中共发现了十一座城门，其中东、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南垣经过三次钻探，最后探孔的距离缩小到两米，但没有发现另外的城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p 007）《第一章、鲁城遗址钻探?第二节、城门》）。

下面再贴一遍《鲁国故城遗址分布图》（截自网上，原图出自《曲阜鲁国故城》），南面靠西的城门（有棕色道路出城处）即为雩门：

杨伯峻先生注“蒙皋比而先犯之”曰：

皋比，虎皮。世谓蒙马以虎皮，与僖二十八年《传》“胥臣蒙马以虎皮”同一伎俩。俞樾《茶香室经说》谓蒙人以虎皮，恐非。

下面战车的图片，出自《趣闻：春秋时期怎么“打仗”？》，其中有一匹服马蒙着虎皮，但没画上左侧的骖马，聊助想象吧：

杨伯峻先生注“公从之”曰：

庄公率师随其后。

杨伯峻先生注“大败宋师于乘丘”曰：

《宋世家》云：“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

杨伯峻先生于“齐师乃还”之后注云：

《礼记?檀弓上》云：“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公曰：‘未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盖庄公虽败于一时，而终获大胜，可与此《传》互相发明。

“宿”——“戚”推测位置为：东经115.03，北纬35.75（戚，濮阳-古城村-戚城文物景区，有遗址，方形城，周1520，14.4万平方米。春秋，汉代：卫）。

“鲁”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60（曲阜鲁国故城）。

“齐”推测位置为：东经118.35，北纬36.87（临淄北刘家寨周围有遗址，长方形城，大城西南部分为小城，共2000万平方米；大城：4500╳4000；小城：1400╳2200，300万平方米。大城：春秋战国？小城：战国）。

“宋”——“商丘”推测位置为：东经115.60，北纬34.38（宋国，商丘-老南关。有遗址，西3050，南1100以上，北1400。东周）。

“郎”——“逵泉”——“泉台”——“郎囿”（杨注：元年春，费伯已城郎，而今年又城郎，盖鲁有两郎。费伯城者为旧鱼台县治东北八十里之郎，去鲁（曲阜）约二百里，为远。此年城者，盖鲁（曲阜）近郊之邑。说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又互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鲁有两郎，一为隐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郎，离曲阜约二百里。一为鲁近郊之郎，隐九年“夏城郎”，即此郎。《公羊传》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则三国之师已至曲阜近郊。#郎即隐公九年“城郎”之“郎”，据庄十年《传》，齐师、宋师次于郎，鲁自雩门窃出，大败之。雩门为鲁南城门，则郎为鲁南郊之邑可知。《公羊》文十年《传》云：“泉台者何？郎台也。郎台则曷为谓之泉台？未成为郎台，既成为泉台。”则此台即泉台也。泉台即逵泉之台，据《寰宇记》及《清一统志》，逵泉在曲阜县东南。#逵泉，据《清一统志》，在曲阜县东南五里，水中石如伏鼋怒鼍。#据《公羊传》，泉台即郎台。余详庄三十一年《经?注》。顾栋高《大事表》七之一谓即十八年《经》“公薨于台下”之台，非郎台，似无据。#《檀弓下》亦载此事，云“战于郎”，郎当是鲁郊地名，但公为属右师，战场必不与左师同。），推测位置为：东经117.00，北纬35.59（洗脸盆）。

“乘丘”（杨注：乘，去声。乘丘在今山东省-兖州县境，应劭及《清一统志》以今巨野县西南之古乘氏县当之，误。说参江永《考实》。），推测位置为：东经116.67，北纬35.62（西顿村西村）。

下面是乘丘之役相关地点天地图地形图标注：

《庄十一年经》：

夏五月，戊寅，公败宋师于鄑。（（p 0185）（03110002））（031）

《庄十一年传》：

十一年夏，宋为乘(shèng)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p 0186）（03110101））（031）

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儁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p 0186）（03110102））（031）

我的粗译：

下一年，我们庄公十一年（公元前六八三年，周庄王十四年，宋闵公九年），夏天，宋国因为乘丘之役的失败，又出兵来进犯。我们“公”（鲁庄公）领兵抵抗，趁宋国部队没列好阵就压上去，夏五月戊寅那天（杨注：戊寅，十七日。），在“鄑”那里击败了他们。

凡部队作战，敌未列阵就击败了他们，《春秋经》就写“败某师”，双方都列了阵就写“战”，某方部队溃散了写“败绩”，有重要战果写“克”，设埋伏而击败对方部队写“取某师”，“京师”一方败了写“王师败绩于某”。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宋师未陈而薄之”曰：

薄，迫也，兵逼而压迫之也。

杨伯峻先生注“敌未陈曰败某师”曰：

此未必尽然。长勺之役，齐人三鼓，则已阵矣，而《经》仍书曰“败齐师”。鲁败外国之师者八，悉书曰“败某师”，是以知“败某师”者，内胜外之辞也。外诸侯之胜败偶亦用之，如僖三十三“夏四月辛巳，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是也。说参王皙《春秋皇纲论》、叶梦得《左传谳》。

杨伯峻先生注“皆陈曰战”曰：

此亦未必尽然。《春秋经》书外诸侯之战，多用“战”字，如文七年“夏四月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而令狐之役，传言晋人“背先蔑而立灵公，以禦秦师，潜师夜起”，则晋之所以胜者，在夜间偷袭耳，秦师未阵可知，而《经》亦书“战”。

杨伯峻先生注“大崩曰败绩”曰：

此亦未必尽然。成十六年，鄢陵之战，楚未大崩，且拟复战，而《经》书曰“楚子、郑师败绩”；至僖三十三年殽之战，晋尽生获秦师之三帅，《谷梁》且谓“匹马只轮无反者”，而《经》又不言“败绩”。《礼记?檀弓上》“马惊，败绩”，郑《注》云：“惊奔失列。”徵之襄三十一年《传》“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厭覆是惧，何暇思获”，盖得其义。《离骚》亦言“恐皇舆之败绩”。至《国语?晋语》言“国无败绩”，则假借之辞耳。

杨伯峻先生注“得儁曰克”曰：

《春秋》书“克”者，惟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事。《传》云“如二君，故曰克”，非“得儁”之比。得儁者，儁同俊，战胜其师，获得其军内之雄儁也。殽之战，晋得秦之三帅；乘丘之役，鲁获宋之南宫万，皆不书“克”。

杨伯峻先生注“覆而败之曰取某师”曰：

覆，隐也，设覆兵而败之也。《春秋》书“取某师”者仅二例，哀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哀十三年“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嵒”是也。至襄公十二年《传》又云，“凡书取，言易也”，则又是一例。又设覆而败敌者多矣，成三年丘舆之役，郑“使东鄙覆诸鄤”；十六年汋陵之役，“郑人覆之”，然《经》皆不书“取”。

杨伯峻先生注“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曰：

《经》书“王师败绩”者，唯成元年“王师败绩于茅戎”一条，《国语?周语》亦云“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鄑”（杨注：鄑音赀，又音晋。此鄑为鲁地，而在宋、鲁之间者。与元年纪邑之鄑非一地。），我估计其位置为：东经116.4，北纬35.5（汶上县南）。

《庄十一年经》：

秋，宋大水。（（p 0185）（03110003））（031）

《庄十一年传》：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災，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p 0187）（03110201））（031）

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p 0188）（03110202））（031）

我的粗译：

这年秋天，宋国发了大水。我们“公”（鲁庄公）又派人去慰问，使者对他们主上（宋闵公）道：“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上天降下这么多雨水，影响到祭祀上奉献的谷物，我们怎能不来慰问呢？）”，他们主上就答：“孤实不敬，天降之災，又以为君（鲁庄公）忧，拜命之辱。（这都是因为“孤”不敬，所以上天降灾来警告，还让主上跟着担心，也麻烦您跑这一趟。）”。

多年后，听说这段对话，我们的卿臧文仲（臧孙辰）评论：“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宋国是该兴起了吧！禹和汤在出问题时把责任归于自身，结果他们猛然就兴起了；桀和纣犯了错误却责罚他人，所以他们一下就灭亡了。还有，列国要是遭了灾，他们主上应自称为“孤”，这是规矩。这位主上的自称就合规矩，他说出的话又懂得害怕，他们该兴旺了吧！）”。

而在当时，听说那些话是他们“公子御说”（后来的宋公-御说，宋桓公）想出来的，我们的卿臧孙达（臧文仲的祖父，臧哀伯）评论：“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这人适合当主上，知道爱惜“民”。）”。

一些补充：

杨伯峻先生注“公使吊焉”曰：

《周礼?大宗伯》云：“以吊礼哀祸烖（災）。”郑玄《注》云“祸烖谓遭水火”，乃用此（事）。其实（则）祸災不仅水火，凡凶災皆可吊，文十五年《传》所谓“贺善吊災”，昭十一年《传》所谓“贺其福而吊其凶”，文八年《传》又云“吊丧”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天作淫雨”曰：

作读如《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之作。淫雨，霖雨也。隐公九年《传》云：“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杨伯峻先生注“害于粢盛”曰：

粢盛，黍稷以供祭祀者，此实指百谷言。

杨伯峻先生注“若之何不吊？”曰：

若之何，如何也。襄十四年《传》厚成叔吊卫侯之辞曰：“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吊？”措辞与此相似。《年表》云：“桓公十一年，臧文仲吊宋水。”又云：“宋湣公九年，宋大水，公自罪。鲁使臧文仲来吊。”《宋世家》亦云：“湣公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则是）太史公断言使者即臧文仲。然据《世本》，臧文仲为哀伯-达之孙，以庄公二十八年始见于《经》，以文十年卒，文十年上距庄二十八年凡五十年，上距此年凡六十八年，若文仲卒年九十，此时不过二十二岁耳。《史记》之说或因下文臧文仲之言而误。说参刘文淇《疏证》。

杨伯峻先生注“孤实不敬”曰：

《礼记?曲礼下》云：“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此宋公自称孤，盖用凶礼。故下文云“列国有凶，称孤，礼也”。

杨伯峻先生于“天降之災，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之后注云：

拜命之辱为当时惯语，成十六年《传》作“君命之辱”，《礼记?聘义》又作“拜君命之辱”，犹如后代“承蒙关注，实不敢当”。《宋世家》云：“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是司马迁以“不能事鬼神”与“政不脩”释“不敬”，盖古《左氏》义。

杨伯峻先生注“臧文仲”曰：

臧文仲即臧孙辰。《礼记?礼器?疏》、《左传》庄公二十八年《疏》并引《世本》云：“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达，达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文仲之父伯氏-瓶无谥，盖早年逝世。

杨伯峻先生注“禹、汤罪己”曰：

禹罪己之事，《尚书》无徵。而前人引《说苑》及《后汉书?陈蕃传》禹见罪人而泣之事以实之，不知皆因《‘左传》此语而造作者，难以取证也。《论语?尧曰篇》载汤祷雨之辞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成孺《经学骈支》以为此乃《古文尚书》逸文，此汤之罪己是也。

杨伯峻先生注“其兴也悖焉”曰：

悖，同勃，兴起貌。《孟子?梁惠王上》云：“则苗浡然兴之矣。”浡然即此悖焉。

杨伯峻先生于“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之后注云：

忽，速也，疾也。《吕氏春秋?论人篇》云：“昔上世之亡主，以罪为在人，故日杀僇而不止，以至于亡而不悟。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于王。”盖用此义。故高诱《注》云：“亡主，若桀、纣者也；三代，禹、汤、文王也。”

杨伯峻先生注“列国有凶”曰：

凶谓凶荒，因大水而年成不收也。

杨伯峻先生注“言惧而名礼”曰：

言惧指不敬而天降災之辞，名礼指自称为孤。

杨伯峻先生注“其庶乎！”曰：

《韩诗外传》三云：“《传》曰：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仁，斋戒不脩，使民不时，天加以災，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孔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矣！’弟子曰：‘何谓？’孔子曰：‘昔桀、纣不任其过，其凶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则是以此为孔子之言。《说苑?君道篇》亦载之，文辞与《韩诗外传》大同，则以为君子之言，盖传闻之异。

杨伯峻先生注“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辞也”曰：

“御”，《史记》及《汉书古今人表》俱作“禦”。御、禦通。说音悦。御说，宋庄公之子，闵公之弟，桓公也。《宋世家》云：“此言乃公子子鱼教湣公也。”子鱼即目夷，至僖八年始见《左传》，距此尚三十余年，《史记》之说于理未安，未知别有所据否。说详刘文淇《疏证》。

杨伯峻先生注“臧孙达”曰：

臧孙达即臧哀伯，已见桓二年《传》。自桓二年至此二十七年，臧哀伯容或未死。上述文仲语，下引其祖之言，一称宋之将兴，一称御说宜为君，所说不同，何为不可？惠栋以为疑，实不必。

关于“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杨伯峻先生引孔《疏》云：“谓御说明年为君之后，方始闻之。闻之时已为君，故云是人宜其为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