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未来中国怎么办？ -- 种植园土

明朝的崩溃是以财政的失衡和崩坏为基础的

——万历三大征的财政开支一共只有一千多万两银子，但是辽西筑垒战略一年就花几百万两。

这里面官僚、官绅集团就是拼命挖帝国墙角以自肥的代表。

——明朝最初讨论确定的战略，是虚置辽西、实在三方。这里并没有表现出“官僚、官绅集团拼命挖帝国墙角以自肥”的性质。因为熊廷弼时代是这个战略，当时官僚们的争议集中在是否需要将后金看得那么严重，是否需要这样虚置辽西；到了王在晋时期也是这个的战略，而且王在晋为了加强这个布置的安全性，提出了在山海关修筑重城的建议，这个建议是得到同意的。可以说，明朝官僚集团经过集体讨论连续两次做出决策，都没有表现出“官僚、官绅集团拼命挖帝国墙角以自肥”的性质。

如果一个集团，连续做出的集体决策都没有表现出这个性质，那么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集团，在这个时期，这个性质不是他们的主要性质。

国家是暴力性和公益性并存的，官僚集团本身也是自私性和公义性并存的，但是明朝官僚集团在这两次决策中都是公义性占上风，就算不说他们的主要性质是公义性，至少也不能说他们的主要性质是自私。

这个所谓的“官僚、官绅集团拼命挖帝国墙角以自肥”的性质，实际是以被广泛歌颂的孙承宗、袁崇焕为代表的官僚们表现出来的。我们可以认为，到了这个时期，明朝官僚集团才暴露出了“官僚、官绅集团拼命挖帝国墙角以自肥”的性质。

孙承宗袁崇焕在单纯的“明朝官僚”这一表象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都不是军事系统出身的军事官僚。你们在将他们作为明代官僚代表的时候，忘记了在讨论明代官僚自身问题的时候应该细分明代官僚内部的种类。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孙袁之所以能够得到主控辽西的机会，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一定要挖墙脚，而是以他们的能力，他们认识不到这样做的危害性。他们认识不到这样的危害性而却能够得到主控机会，是因为当时明朝的决策者缺乏能力。这个缺乏能力，在明熹宗是因为年幼，在明思宗是因为幼稚。的确，孙袁二人可能有一定的私心（袁的私心大概要比孙的私心更大），但是他们失败的主因不是因为他们有私心，而是因为他们有私心同时却又外行。

孙袁主控辽西，一方面固然是“官僚、官绅集团拼命挖帝国墙角以自肥”的性质开始占上风，一方面也有官僚集团公义性的一面刻意让他们出丑的因素。我在看《奏折上的晚明》时，在孙承宗这段历史上，其《庞大军费拖垮财政，孙承宗行还是不行》一节，引用了当时明朝大量的奏折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从孙承宗否决王在晋方案到孙承宗督师辽西再到孙承宗失败的整个过程中，明朝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有坐看孙承宗失败的嫌疑。典型的例证是老孙自己几乎每个月都要上书求退，但是明朝每次都拒绝，一定要他在辽西把他自己埋的地雷踩了。孙承宗失败以后，袁崇焕又冒出来接盘，最终辽西战略彻底失败，明熹宗批了袁崇焕一句“暮气难鼓”，撵走了。与此同时，王在晋是什么变化呢？在天启二年三月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辽东经略），天启二年八月被孙承宗撵走做了南京兵部尚书，天启二年九月就辞职不干了。从这可以看出是个很正常的官员。到了天启五年三月，明朝又起用他去做南京吏部尚书（值得一提的时候，孙承宗在这个时期遭到明朝官僚系统的严重排斥，各种弹劾，要求他裁军，最后一直到十月，因为他练兵三四年都没有成绩，打不过敌人而罢免）。这就始终是以他做备份。到了崇祯初年，王在晋的任职过程也是走的很正常的程序：崇祯元年三月，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崇祯元年四月，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

所以，明朝官僚集团这个“拼命挖帝国墙角以自肥”的性质，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都没有占据上风，即便是到了后来也面临着对抗。在这样一个对抗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恰恰是决策者。

一个成功的决策者可以驯服官僚集团，一个失败的决策者就只能被官僚集团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