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邢台事件，实力嘲讽，神转折1+2+说明 -- flyrathabu

我真不算是个聪明人，这点每个人自己最清楚，从小到大为人先的事情做的有多少，吊车尾的次数有几回（不单指学业），最多是在同位面的人里不显笨而已。真要说我有啥不同，可能就是有点闻过则喜（往好听的说），其实就是不善藏拙。但可能正因为此，被打脸时间长了，打脸次数也就少了。其实回看前头的话，有的地方可能说过了，比如两少一宽这个比方现在琢磨用的不妥，有鼓动情绪之嫌，这里先致歉。但有些地方，似乎还欠到位，在此补上。

前文的中心主要集中在理念的差异上，不过仔细想想，其实未必是理念或者说各自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更多是对理论的认识问题。不是理论错了或者环境错了，而是对理论存不存在普世性和边界这点存在分歧。我的看法是任何理论都有其理论边界和时代局限，而且这种边界和局限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解甲兄你说你是相信人民史观的，也就是认为理论是具有普世性的。所以说到底，还是三观上的差异。

我对于普世理论或者说理论的普世性在逻辑上的质疑，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大致阐述过了。这里引用一下供解甲兄参考

如上所述，理论的普世性在我看来和没有边界是一个意思。再严重点说，标榜普世性的理论，其终极目标往往会是类似伊甸园的彼岸性目标，具有非现世性。且不说依我之见这是把理论对现实问题的有效性，生硬的向理论连接理想世界这个并无直接逻辑联系的结果上套。而终结现实，达到理想世界本质上已经是一种宗教性的思想了。这直接能想到的就有两个结果：一是产生一个不容置喙的预设前提。比如资产阶级政治理念的一个主要前提是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需要用这点来推翻封建主对土地和人口为主的生产资料占有的合法性）。当他们掌权后发现这个前提的漏洞或者说对其不利的反噬面后，就开始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比如资源的稀缺性来进行平衡。而左派理论实际上就是因为资产阶级试图用经济手段否定人人平等的预设政治前提，因而提出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下会必然导致人生而不平等——因此本质上左派的理论和资产阶级右派理论是在共用一个预设前提。二是理论体系神学化，也就是理论僵化和教条，从为了解决问题批判现实走向否定现实，视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为对理论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扰动。

秩序和正义是谁的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统治阶级的，这个从来不会变。左派一直诟病的脱离群众，有个前提得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底层利益本来就是一致的。但这是事实吗？还只是双方彼此主张自己利益时的一厢情愿或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我想解甲兄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默认了这一情况的。所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否就不正当？我想这要看统治阶级的代表性如何，而不是一味纠缠于脱离还是不脱离，局部脱离还是全部脱离。太祖、老干部以及文革期间的造反新贵组成了前三十年的统治阶级，为了更好更快的完成工业化，普罗大众的生活水平一度被压制的很厉害，尤其针对农民剪刀差，可能造成局部还不如解放前，这也是一种不一致。但因为当时举国上下的共识是把强国置于富民之前，因此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中下层泥腿子的利益一致性反而较改开后高。后三十年试图转向富民，但由于在贫富差距上处理失当，同时在强国的目标上又一度迷失，导致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下降，各种矛盾抬头发酵。

那么，实际的问题就是当下的统治阶级的代表性如何，以及这个代表性相较后三十年的趋势，是延续了下降，还是重新回升了。解甲兄你所说的别把人逼死，实际上就是提倡社会留有一定的夹缝，给主流以外的边缘人群以生存空间。大方向上除了对底层群体的关怀，可能还有对秩序稳定的考量。这点我想我们都不会有异议。但现在的问题是，给边缘人群留出夹缝以降低他们对秩序的潜在更大破坏性，和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发起的整顿秩序行动相冲突了。这个时候难道不得看它们二者之间谁的代表性更强来决定吗？这些边缘人群现在不仅只是可以被争取的对象，也越来越是对立面上的害群之马。问题已经越来越从我们如何争取他们，变成他们如何争取我们。虽然这些人进入社会夹缝多数事出有因，但这就类似清末民国时，很多底层人民也不堪忍受无能政府的压榨，铤而走险加入胡子土匪、会道门之类的组织，那也是事出有因。可如果这些人一味的强调自身的小团体利益的特殊性，不识大势，不看趋势，那就只能走到与多数人为敌的对立面上去。不要忘记土改除了斗土豪劣绅分田诉苦，对贫下中农里的懒汉泼妇恶公婆，也是一样要游街要打击的。

同时要看到当下的中国社会环境，是以常住人口计的城镇化率已经过半，要是算上流动人口则真正的农村人口可能已经不足30%。外加这几年自上而下的秩序整顿，这些边缘人群的代表性是越来越低的。在整体秩序明显出现改善的情况下，缩小这些人的夹缝，迫使他们离开灰色地带，恰恰能提高秩序代表性，是一种符合当下大部分人利益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