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Paul Bloom：我为什么反对同理心 -- 万年看客

有时候在社交场合朋友们出于礼貌会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写书。”出于礼貌他们又问我：“是什么题目的书呢？”我说：“题目是同理心。”我注意到每每当我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会挂起笑容，似乎这是一个很令人愉悦的题目。接下来我又说：“我反对同理心。”然后他们往往会紧张地轻笑两声，将目光转向一边。我意识到人们认为这种做法非常疯狂，反对同理心就好像反对世界和平或者反对小猫一样。但是我确实反对同理心，而且我希望我这次的讲座也能说服你们反对同理心。

首先我们要解决术语问题。有些人用同理心来指代一切美好的事物，例如关怀、同情、善良、爱与道德。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对同理心毫无意见，这些显然都是好东西。事实上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事物都很美好，所以我才要反对同理心。人们有时候挂在嘴边的同理心指得是心理学领域所谓的社会认知或者说社交智力，也就是关于其他人心智运作的理论。此外还有认知同理心，即理解其他人当下思想与感受的能力。我对这一点有些看法。同理心固然能够帮助好人成为好人，毕竟想要成为好人就必须理解别人的需求与感受。但是同理心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智能一样本身与道德无关。例如诈骗犯、反社会者与教唆犯这样的坏人也会使用这种强大的力量来理解其他人的头脑，从而操纵利用他人。我所说的同理心是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当中的定义。亚当.斯密认为，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受苦时，“我们就会想象自己处于与他一样的境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因此以某种形式理解了他此刻的感受，感到了与他一样的痛苦，尽管在程度上比他要轻，但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简而言之就是设身处地的想象。斯密举了很多例子。“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肢体即将遭受打击时，我们自己的肢体也会忍不住瑟缩回撤。当打击的确降临的时候，我们难免也会感到有些隐痛，就像挨打的人感到疼痛一样。”

在神经科学领域关于同理心的研究文章非常多，试图找到同理心的神经学基础。有一项研究成果已经被反复重现了好几百遍：同理心并不是想象别人的感受，而是确实感到了别人的感受。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被针扎、被电击、被火烧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当中活跃起来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自身受苦时活跃起来的大脑部分相重合。有很多人都热情拥护所谓的神经元镜像同理心理论，我对这种理论却很有看法，待一会儿我们还要详细讨论。我们都有对他人感受进行镜像模仿的倾向，而同理心则是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比如在足球场上，当一名观众看到进球没中的时候会难过得双手捂头，而周围其他所有的观众也都会双手捂头。

作为一名发育心理学家，我知道同理心出现的时间很早。很小的小孩子看到别人疼痛时就已经开始感到疼痛了。很多心理学家与哲学家对于同理心都很感兴趣。Dan Batson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其他人都更多。他深入探索了同理心-利他主义假说，该假说认为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会让我们更倾向于帮助别人。Martin Hoffman认为同理心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道德源泉。Frans De Waal甚至将同理心推广到了整个灵长类范畴，认为我们现在并非生活在理性时代，而是生活在同理心时代。Simon Baron-Cohen还提出了更极端的主张，认为邪恶就是同理心缺失不足，或者等同于针对同理心的侵蚀。不仅只有心理学家与公众人物宣扬同理心。各届总统也不能免俗。奥巴马就曾经颂扬过同理心的价值。“当你选择拓宽关切范围，并且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无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还是遥远的陌生人……想要袖手旁观就会更加困难。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最大赤字就是同理心赤字。”在亚马逊网站上有上千本关于同理心的书籍。有励志自助书籍，有育儿图书与童书，有市场营销书籍，例如《精妙设计：如何通过同理心销售货物》，偶尔也有科学研究书籍，例如《他人的镜像》（Mirroring People）。自从同理心这个词在1909年被发明出来之后，在文学作品当中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在谷歌搜索当中出现的次数也在稳步增加。

那么同理心有哪些令人不喜之处呢？就算你是同理心的热情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在道德哲学领域除了同理心之外还有其他的道德来源。在道德哲学领域有一个经典例子，最早来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当代西方哲学家彼得.辛格也引用过这个例子。孟子认为，如果你在路旁看到有儿童落水，自然而然就会出手援救。人人都承认勇救落水儿童是好事，想必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会这么做。你的动机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同理心，你或许会感受到儿童呛水挣扎的痛苦感受，想象她的父母听到孩子死讯后的悲痛。但是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还要这么想非常可笑。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想法：“小孩子要淹死了。这是坏事。我要救孩子。”

哲学家Jesse Print指出，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同理心也能意识到某件事是错的，因为这些事情并没有特定的被害人。他将其称作“无害的错误”。比方说很多人都认为特定的性行为有悖道德错误。从远处偷偷打量别人或者骚扰别人，就算当事人没有察觉——例如当事人是一位正在睡觉的婴儿——我们也依然认为这些行为是错的。此外，还有很多行为具有扩散效应，并不针对某位个人，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例如打开车门向外扔垃圾，偷税漏税，在大型超市盗窃商品，科学家伪造数据，在拨款申请当中撒谎，等等。在上述事例当中，我们都找不到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让我们的同理心发挥作用，但我们依然知道这些事情是错误的。这一切都表明同理心与道德各有适用范围。我们完全可以遵循道德准则行事而不必产生同理心方面的顾虑。

就某些层面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让同理心与道德相互敌对。Dane Batson热情拥护作为道德力量的同理心，但他也明确指出了同理心的局限性。他做了一个实验，让大家想象一个假设的小姑娘雪莉.夏摩斯。她得了绝症，非常痛苦，很快就要死去。我们救不了她的命，但是现有的疗法可以极大地减缓她的痛苦，让她的余生更加舒服。不过疗法资源有限，她的名字登上了等待清单上。这是一份公平的清单，按照人们的病情严重程度来排序，她目前的位置很靠下。受试者要决定是否应当将她的位置向上抬。如果这样选择，就意味着把另外一位更有资格接受治疗的孩子的位置降下来。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不应该这么做。孩子受苦我很难过，但如果名单本身是公平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惩罚另外一个没有犯错的孩子呢？”Batson对另一组人做了同样的陈述，只是多说了一句话，“请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吧！”这一句话颠覆了原本的局面，大多数人都选择将这个小姑娘的位置提上去，就算他们知道另一个孩子的位置将要降下来。Batson认为，同理心驱动你做出了事后想来并不正确的行为。

同理心的支持者会告诉你同理心就像聚光灯，他们承认同理心或许具有局限性，但同理心的力量恰恰在于将一件事情放在聚光灯下。你也许一开始并不关心，但是同理心会引起你的注意。如果我们能感受另一个人的处境而不是只看抽象的统计数据，就会更有采取行动的动机。这一理念可谓广为人知。斯大林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字。”特蕾莎修女也说过，“当我看到大众时，我无法行动；当我看到一个受苦人的时候，才会开始行动。”Deborah Small与Jord Glowinstein做过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向人类家园项目捐款——这并非假设，受试者的捐款确实会流向人类家园。然后他们不动声色地操纵了受试者的感受，告诉一半受试者接受捐款的家庭已被选定参加项目，又告诉另一半受试者接受捐款的家庭即将被选定参加项目。前一户家庭得到的捐款多出了60%。他们的解释是，已经被选中的前一户家庭是确定的存在，尚未被选中的家庭则是抽象的存在。他们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让受试者向贫困儿童捐款。当他们向受试者展示关于贫困危机的统计数据时，捐款数额大约是每人一美元。另一组受试者被告知了一名贫困儿童的名字、照片与年龄，这一组的捐款数额超过了人均二美元。同理心具有聚焦效应。Batson以及Sherri Summers等人也给出了充分证据来证明这一现象的存在。假如我设身处地地体会你的感受，你对于我来说就会比其他人更重要。

问题在于聚光灯的范围很狭隘。而且往往会指向错误的地方。我认为，同理心的聚焦特质会导致偏见、计数不清、死板与短视。姑且先拿过去三十年美国人非常关心的几件重大新闻做例子。其中之一是拯救婴儿杰西卡事件。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清楚，杰西卡是一名女婴，不慎掉进了井里，人们随即展开了大规模营救。在此期间全美观众如醉如痴地关注着这一事件。更切近切近例子还有凯瑟琳.霍洛威，她是一名在旅行当中失踪的姑娘，可能遭到了诱拐与杀害。这些事件也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关注。有人统计在霍洛威失踪的几天理，她所得到的电视网络报道时间是同一时期苏丹饥荒事件的十八倍，尽管足有上万人在饥荒中死亡。对于像我一样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人们来说，最近在纽顿市还爆发了一起悲剧。有一位亚当.蓝札闯进一所小学，杀死了大量儿童。掉进井里的女孩，霍洛威失踪，以及桑迪胡克小学儿童遇害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是心理学家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如此重视他们。原因恐怕并非客观重要性。

美国人非常痴迷于大规模枪击事件，但是从1980年直到现在，美国总共爆发了六十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了大约五百人死亡。这个数字大约占到了美国谋杀遇害人总量的0.1%。换句话说，假如你打个响指就能让美国再也不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那么分析统计数据的人们根本不会注意到你做出了此等善举，因为数据几乎没有变化，或者说你带来的这点变化依然没有脱离随机变量的范畴。但是我们的心理感受却并非如此。经济学家Thomas Shelling多年前曾经非常雄辩地阐述过他所谓的可辨识被害人效应。“假如一名棕色头发的六岁小姑娘需要几千美元做手术，好让她的生命可以维持到圣诞节那一天，那么邮局里肯定会充满装满硬币的信封。但是如果新闻报道称，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医院将会因为一项销售税的取消而经费短缺并且致使设备老化，可预防死亡人数也将会因此而略有上升，极少有人会因此掉泪或者掏出支票簿。”统计学上的死亡并不会触发我们的同理心。也不会感动我们。只有个人的死亡与痛苦才能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是偏见？以新闻媒体对于伊波拉危机的报道为例。西方记者们拿出了异乎寻常的精力来报道寥寥几个白人伊波拉病毒受害者，却忽视了远远更多的非洲黑人受害者。实际上许多非洲当地伊波拉受害者得到的援助都赶不上一条宠物狗，这条狗受到伊波拉病毒感染之后被送到了德州接受治疗。同理心与同情心的捐款效用并不是秘密，它们的效力非常强大。Jennifer Eberhart通过统计数据与实验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等同的前提下，一名罪犯的肤色越深，就越容易被法官或者陪审团判处死刑。就算你原本已经是黑人，肤色的深浅依然与判决的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实际上洋葱新闻最近还专门搞过一条标题：《法官裁定白人女孩按照黑人成年男子罪名受审》。法庭里的漫画家也授命要将白人少女被告的形象画成黑人成年男子，以此作为惩罚的一部分。

我现在谈论的这一切——对于个体可辨识受害人的关注以及种族歧视——都不是同理心特有的特质。但是同理心特别容易受到这两点的影响，因为同理心的工作原理是让你感同身受地想象其他人的处境。关注重点与偏见都会极大地操纵同理心。Anne Diller曾经半开玩笑地写道，“目前在中国一共生活着十一亿九千八百五十万人。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你就想象一下你自己，你所有的特质、重要性、复杂性与爱，并且乘以十一亿九千八百五十万。看到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验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假如别人的手指被扎了一下，你脑海当中负责手指被扎的那部分确实会活跃起来，但是这点要取决于手指属于谁。假如这个手指属于与你相同性别、相同肤色的人，你的感受就会更强烈。同理心对于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效力要差很多。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会感到痛苦，可是关键在于“别人”是谁。欧洲试验人员聚集了一群男性足球球迷，让他们观看别人受苦，并且告诉他们此人要么是同一支球队的球迷，要么是其他球队的球迷。在前一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时受苦景象时，自己头脑当中与疼痛相关的部分会活跃起来。在后一种情况当中，头脑当中负责愉悦的部分则会活跃起来。几天之前我听说芝加哥大学的John Desede还做过临床实验。他给受试者观看艾滋病病人的图像。他告诉受试者病人患艾滋病的原因是因为输血污染。受试者在口头上与神经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同理心反应。假如他们得知病人的患病原因是静脉注射毒品或者肛交，就表现不出同理心。

因此同理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反应，而是因为偏见与偏好而具有高度选择性，这一点在现实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考虑一个假设案例。比方说有一种新疫苗面世了，但是疫苗生产过程中的失误导致了一名儿童的死亡，那么即使有统计数据证明疫苗拯救了远远更多的孩子，这种疫苗也肯定会被停用。我们的同理心能够作用于那个死去的孩子与她的家人，但是由于缺乏免疫力而导致的儿童死亡人数上升只是统计数据而已。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即威利.霍顿强奸案。 1987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推行了羁押犯人监外活动制度，霍顿在监外活动期间强奸了一名女性并且袭击了她的未婚夫。此后这个项目随即被关停，杜卡基斯州长公开承认自己犯下了令人尴尬的失误。在接下来的党内初选当中，他遭到了阿尔.戈尔的攻击，后来又遭到了小布什的攻击。可以说威利.霍顿一手终结了杜卡基斯成为总统的指望。但是后来的统计数据却表明监外活动制度项目确实能够救命。实施了监外活动制度的地区杀人与强奸案件的数量都会减少。这个数据对于公众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的同理心可以强烈地作用于遭受攻击的人，却无法作用于本来可能会遭到攻击但却躲过一劫的人。同理心的关注方面极度不对称。

再来看看针对第三世界的援助。美国政府向第三世界提供了几十亿美金的援助。为了号召人们捐款，政府和有关机构往往会凸显特定个人的受苦景象。但是人们一直在热烈辩论这些捐助是否改善了事态。有些情况下，援助显然恶化了事态。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救援一些人，但是在救援过程中却破坏了当地原有的体制。Linda Paulman曾经问过塞拉利昂的军阀。你们为什么要砍掉儿童的手脚。两名军阀分别给出了一致的回答：“我们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如果没有足够血腥的惨剧，西方国家是不会对我们感兴趣的。NGO以及其他机构会向我们交税，而我们需要税款。”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儿童乞丐。当我们在印度或者非洲看到儿童乞丐时很难忍住不给他们钱。可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做有害无益，因为你在资助一套庞大的诱拐以及残害成千上万儿童的犯罪机制。同理心强烈促使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同理心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我认为替代的答案并不是虚无主义与绝望。我们应当努力尝试帮助他人，但是不应当基于个人的感情。有一条很好的标语：你既要用心也要用脑。

很多被同理心辩护的人——尤其是自由派人士——都认为在许多社会议题当中同理心站在他们那边。许多自由派都声称自由派更具有同理心，自由派政策也更加基于同理心。事实上，自由派与保守派确实都认为自由派更具有同理心。测试结果也表明自由派确实比保守派更具同理心。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算特别大，但是的确很可靠。人们往往认为同理心是进步的表现，但我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假如你看看人们的政治辩论内容以及同理心在政治辩论当中如何得到运用，就会意识到自由派运通同理心而保守派不应用同理心是很可笑的说法。问题并不在于同理心是否得到应用，而在于同理心的目标是谁。好比说如果你支持赋权运动，就会将同理心指向上不了大学的黑人孩子；假如你反对赋权运动，就会将同理心指向原本能上大学但是由于种族名额被刷下来的白人孩子。假如你支持堕胎，就会让同理心指向辛苦的单亲母亲；如果你反对堕胎，就会将同理心指向儿童或者胎儿。如果你支持枪支管制，那么每当大规模枪杀案爆发时你都会呼吁人们的同理心指向被害人；如果你反对枪支管制，那你就会指引人们的同理心指向因为政府没收枪支而无法抵挡罪犯的人们。在另一些例证情况下同理心根本没办法选边。在《同理心文明》一书当中，Jeremy Rifkin谈到了环境危机问题。他对于同理心一词的用法很宽泛，并且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同理心，不过他也认为狭义的同理心在面对全球变暖以及气候变化之类的大型议题时毫无用处，因为一切的结果都发生在未来，没有人可以让我们施加同理心。如果想用同理心来引导人们应对全球变暖，只能让人们去看瘦骨嶙峋的北极熊照片。但是反对者们可以宣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改变现有的经济体系，例如提升汽油税以及提升开车的成本，则会导致真正的受害者，人们的生活将会遭到破坏。

刚才我谈的都是公共政策层面的同理心，现在我想再降一个层次，谈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其中一种关系就是医患关系。许多人都相信医生的同理心应该更强，许多医学院现在也都有训练医生培养同理心的项目。我对这一点并不反对。如果你看看他们的教程，他们基本上是说你对病人要更客气，要倾听病人，要理解病人。但是如果从字面上解释同理心的话，亲身感受到病人的痛苦的做法究竟有没有好处呢？我认为未必。Leslie Jamison在《同理心测试》一书中举过很漂亮的例子。为了参与医学院的考试，她假装成为了一名病人，给学生们的诊断能力打分，其中一项打分标准就是同理心。考试期间她衡量了每一位学生的同理心高低。后来她当真生病了，并且看了很多医生，这时她的视角发生了有趣的转变，“同理心总是摇摇欲坠地位于赠礼与入侵之间。”她提到了一位冷漠的医生，也提到了一位和善却并无同理心的医生。“我不需要他们担当我的母亲，哪怕一天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的冷静并没有让我感觉遭到了遗弃，反而让我感到安全。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我自身恐惧的反面而不是回声。”这一问题的最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心理治疗。当然我们都知道医生应当关心病人等等，但是假如我对心理医生说“我的生活毫无意义，简直就是一团糟，我非常焦虑。”那我肯定不希望他也变得焦虑压抑，“啊，你的生活真是太糟糕了。”我希望他能关心我，我希望他能理解我。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感受影响到他。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工作就没那么有效了。

这一切都可以归结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词“心力交瘁”（burnout）。有证据表明同理心较强的人更容易感到心力交瘁。这个理论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佛教神学理论。佛教神学家们区分了所谓的爱见悲与大悲。爱见悲就是我所说的同理心，感受其他人受到的苦难。佛教神学家反对爱见悲，因为爱见悲不可久持，坚持上一个月之后就会耗尽心力。他们主张大悲，也就是与其他人保持距离，你能感到对于他们的爱与善意。你希望他们的苦痛能够消逝，但是你本身不会感受他们的痛苦。当然这只是抽象的理论，但是神经科学家Tonya Singer与佛教冥想家Matthew Ricard进行的杰出实验重现了这一结果。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培训人们感受同理心。并且在培训期间对受训者进行神经扫描。然后他们对另外一些人进行爱、同情与冥想的培训，明确要求他们不要感到与他人之间的同理心牵绊，而是要爱他们，要关心他们。同情与其他积极情绪引起了正面的感受，例如爱、健康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而同理心导致的紧张情绪是一种与自身相关的情绪。你开始为自己感到担心，导致压力、疲惫、孤僻以及非社会性表现。我并不是说人们都应当冷血无情。我们需要对于他人的关心来鼓励我们做事情并且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我要主张同情别人与同理心是有区别的。

最后让我们再进一步，当有些人想到缺乏同理心的个人时，他们会想到心理变态。不错，心理变态者都是很糟糕的坏人，John Ronson在《心理变态测试》一书中主张心理变态的核心特质就是缺乏同理心，无法感受别人的痛苦驱使着他们或者使得他们能够做出可怕的事情。等到演讲快结束时我还要反过头来谈谈这个问题。最近有一项元研究，搜罗了所有关于同理心与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肢体侵犯、言语侵犯与性侵犯等等。这项研究包括了所有的同理心测试。大家一看这篇文章的题目吧：《同理心与侵犯行为之间毫无关系，元研究得出惊奇结论》。换句话说，如果我想知道今天在座的某人有多大可能会殴打自己的伴侣、强奸其他人或者对子女大喊大叫，那我可以对你们进行一百项测试，但其中根本用不着包括同理心测试。因为同理心测试在这个问题上一丁点预测力都没有。

接下来我要说两件关于同理心的好事，再说一条关于同理心的非常坏的坏事。我一直认为同理心很不适用于道德评判，但是同理心无疑可以带来很大的快感。对于书籍与影视作品当中虚拟人物的同理心是人生愉悦的一大来源。亚当.斯密也认为同理心可以带来非同一般的快感。“当我们读书读诗已然烂熟，难以在自行阅读过程中感到任何快感的时候，为同伴阅读依然能让我们感到愉悦。对于他来说，书中内容依然是崭新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对他来说自然而然的惊奇赞叹。”他说的当然是老派的书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趣的图片还会进行转发。我看到了一张猫玩闹钟的照片，我笑了，并且转发给你。养小孩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重新第一次体验如此之多的惊奇感受。通过你孩子的眼睛，你再度第一次品尝了冰激凌，第一次观看了希区柯克的电影。这都是同理心的好处。Michael Slote认为同理心是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我认为他是对的。比方说有一位父亲，他的女儿集邮。这位父亲当然可以以女儿为荣并且鼓励她，但更好的做法则是分享女儿的热情。

对于同理心的最后一项有利论点是我们确实可以利用同理心与聚焦效应来做好事。慈善组织的经营者的很清楚可辩识受害人效应。他们一直在利用这一现象来督促我们捐款。还有人认为同理心可以促进社会变革。Martha Nussbaum在讨论希腊悲剧的时候这样说道：“尽管所有观赏古典悲剧的未来公民都是男性，但剧情却要求他们对剧中角色抱有同理心，即便这些角色——例如特洛伊人，波斯人，非洲人，例如妻子、女儿与母亲——所遭受的厄运不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如果有正确的人选进行运作，即便是针对虚拟角色的同理心也可以激励道德标准的变革。在美国内战的高峰期。林肯专门将哈莉.比彻.斯托邀请到白宫，对她说：“您这位小妇人掀起了一场大战争。”大多数人都不会将《汤姆叔叔的小屋》当做一本伟大的文学作品、哲学作品或者神学作品，但是这本书确实让广大白人读者对黑奴的悲惨处境产生了同理心，或许还催化了某种道德效应，在这个案例当中同理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我认为近年来许多扩展了美国人道德范围的案例都可以通过对于虚拟角色的同理心效用来进行解释。这里的虚拟角色并不是书中人物，而是电视剧尤其是情景喜剧当中的人物。《考斯比一家》确实扩展了很多美国白人观众对黑人生活的理解与认同。《威尔与格蕾丝》以及《摩登家庭》也为同性恋群体作出了同样的贡献。对于某一位个人的同理心牵挂确实可以扩展你的关切范围。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单纯，因为我们对于坏角色同样会产生同理心。电视批评家Emily Nussbaum描述了她所谓的“坏人粉丝”现象。这些观众将《黑道家族》的托尼.索普拉诺或者《绝命毒师》的沃尔特.怀特视为英雄，尽管这些人在剧中做出了很糟糕的事情。沃尔特.怀特起初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中学教师，但最终却成了一名毒枭与杀人凶手。但是这个角色塑造的太成功了，剧情也写得太精彩了，以至于观众忍不住会对他感同身受，与他站在同一边。而剧中瓦尔特的妻子斯凯勒在临近结尾时劝说他不要杀这么多人，却招致了观众的反感。观众不仅憎恨剧中角色也斯凯勒.怀特，也讨厌演员安娜.冈本人，甚至对她发出了死亡威胁，仅仅因为她扮演了一个有道德的角色，并且颠覆了观众们所认同的角色所设定的目标。这就是虚构的力量，同理心本身并无道德可言。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洛丽塔》这本书以第一人称写成，文笔非常优美。书中讲述了一名成年男性千方百计要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并且引诱了她。但是读者们肯定会支持他，忍不住希望他能够成功。虚构的力量本身无所谓道德，每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都应对着一本《我的奋斗》。每一部《辛德勒的名单》都对应着一部《一个国家的诞生》。

最后我想谈一谈残忍暴行的问题。心理学家与政治科学家对于很多重要问题都非常感兴趣。例如为什么欧洲会发生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什么美国南部会发生针对黑人的私刑。我们当然可以考虑去人性化与仇恨的作用，但是爱、同情与同理心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当然爱与同情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受害者，而是据说被他们加害的人。亚当.斯密再次提出了相关的观点。“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压迫或者伤害的时候，我们为受害者的痛苦所感到的同情似乎也会鼓动我们感同身受地认同他对行凶者的憎恶。我们很乐意看到他攻击他的对手并且对他提供协助。”针对美国黑人的私刑的借口是黑人袭击了白人女性，犹太人也具有引诱无辜儿童的恶名。利用人们对被害人的同情来激发报复心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当中。当奥巴马决定轰炸叙利亚的时候，新闻报导章中出现了大量涉及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以及儿童中毒的内容。假如日后美国打算正式与ISIS宣战，想必媒体上也会出现更多关于斩首的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考虑战争的成本与必要性，有些战争也完全可能符合正义与道德。但是我们对于眼前被害者的同理心过度地倾斜了天平的平衡。我们太想为自己看到的被害人洗雪冤屈，对于干涉行为导致的受难者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只是空泛的统计数据而已，往往被视为干涉行动的成本。Nick Stagnaro与我做了一系列测试来检验这个理论。我们先测量了人们的同理心，然后告诉他们在中东发生了绑架折磨记者的暴行。我们询问他们“美国应该做什么？”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张表格，上面的选项从无所作为到地面侵略依次增强。受试者的同理心越强，他们选择的报复手段也越激烈。这个实验结果已经重复了两次。

我已经论证了同理心具有偏见，那么替代的做法是什么呢？我想回到我刚才提出的有效利他主义口号，也就是要同时拥抱人们的心灵与头脑。作为同理心的强烈倡导者，亚当.斯密问道，我们为什么关心陌生人，为什么关心政治，“并不是因为人性的软力量，并不是自然在人类心中点起的微弱善意火花，而是理性、原则与良心……在呼吁我们。它们的声音足以震撼我们心中最自负的激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大众当中的一员，比大众当中的任何其他成员都好不到哪里去。”总结一下这就是所谓的无偏私。宗教、黄金律、哲学以及功利主义都曾经反映过无偏私原则，但是我最喜欢的陈述来自亨弗莱.鲍嘉在《卡萨布兰卡》结尾的台词。他告诉自己的恋人两人必须分开，因为“显然区区三个人的喜怒哀乐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面前并不算什么。”这番话极其贴切地将你从同理心的特定范围中拉了出来，指向了更广泛的道德视野。

亚当.斯密问道，成为好人需要什么？他并没有说你需要成为一个有感情的人。他列举了两件事：首先你必须要聪明，必须要有高人一等的理性与理解力。为什么？因为做能让你理解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如果你傻乎乎的，那你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其次你必须拥有自控能，。这样你才能做出你明知是正确的行为，而不至于受到诱惑作出立刻见效的行为。我们再来说说心理变态。衡量心理变态的标准，涉及人际关系情绪、生活方式与行为表现。心理学家Jennifer Skeem研究了所有这些事项，其中哪一条预测了不良行为。你可能会认为是冷漠无情、缺乏同理心。但是这一点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假如你要讲一大帮，疑似心理变态者从监狱中释放出去，并且要事先预测他们哪些人最有可能重返监狱。那么同理心测试一点儿效果也没有。那么哪些测试有预言效果呢？需要持续刺激、容易无聊、冲动、不负责任、行为不端，全都是亚当.斯密提到的特质。这样说来，邪恶的根源远远更倾向于缺乏自我控制而并非缺乏同理心。接下来还有心灵的问题人们经常引用大卫.休谟的言论，认为纯粹的理性并不足够。休谟认为“理性应当成为激情的奴隶”，我完全同意。你需要某些原因来激励你去做好事，单纯的收益分析并不足以激励你去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正如上面我所说，这一动机并不必是同理心不可，也可以是悲悯与同情。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同理心，有些人可能会坚称这一术语应当被用于形容关心他人。对此我毫无意见，我不想进行术语细节的争论。我想说的是，无论你采用怎样的称谓，与他人感同身受都是道德错误，这会让我们成为更糟糕的人而不是更好的人。我们应当停止这种做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