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有些人主张要允许遭受持续性别焦躁的儿童进行变性。生物伦理学家爱丽丝.杜穆拉特则这样回应道：“在五六岁的时候就改变一个孩子的姓名与性别？这种做法如此严肃地看待幼儿的性别主张，以至于根本就是遭到了严格得荒谬可笑的性别理念的制约。绝大多数声称自己的性别与天生性别不符的儿童最终都会摆脱这种不匹配状态。用言语或行动表明自己是男孩的年轻女孩长大以后会出现各种情况，在某些层面上这一点向我证明了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仅仅是女性而已。变性干预非同小可，而是伴随着巨大的生理风险，还要一辈子应对激素替换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总是想从孩子们身上获得确定性，因此才会迫使他们尽早遵循两性模式，无论我们是否支持变性。”

乔希.罗梅洛与托尼.费拉莱洛几乎从婴儿时期就很肯定自己是谁；珍妮.博兰也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谁，但是试着压制了这份知识。但是还有很多人十分困惑。父母必须确定子女究竟处于暂时的痴迷当中，还是表达了根本的身份。他们必须猜测长大成人之后的子女怎样才会幸福，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份幸福。父母很难达成这些平衡：监督而不代管，谨慎而不强硬，坚定而不固执，保护而不扼杀。父母不仅要小心避免压垮子女的身份，还要避免过分助长子女身份的特定方面，以至于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在《妈妈我要当女孩》（Mom, I Need to Be a Girl）一书当中，嘉丝特.伊芙琳这样描写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他的人生将会困难且悲哀。一个母亲要怎样才能帮上忙呢？一个母亲的爱够不够呢？”

突然且干脆利索的变形是童话、奇幻文学与漫画书里的常见题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见。现实生活当中的改变往往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并不彻底。在回忆录《我生来就是的那个女人》（The Woman I Was Born to Be）当中，跨性别女性艾丽莎.布里瓦德写道：“我有意识地试图创造一个或许值得爱的男孩。我费尽心思地试图模仿身边其他男性的惯常举止。我知道，我父亲也知道，我的模仿只是在自欺欺人。”克里斯.比姆在笔锋辛辣的《一眼见底》（Transparent）一书当中写到了一个拉美裔跨性别小姑娘，她用《小美人鱼》的女主角爱丽儿的名字来称呼自己。“爱丽儿必须与她的父亲谈一谈，他将她变成了真正的人。”小姑娘解释道，“就像爱丽儿一样，我也想经历这个故事，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女孩，找一个帅哥男朋友。”但是变身成为你一直都是的那个人并且依然被人爱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往往要经受各种矛盾心态的考验。

亨德里克与埃里克西娅.库斯生长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结束之前不久两人移民来到了加拿大。一家人选择了一处规模不大的社区落脚，亨德里克的全科医生技能在这里很有用。夫妻两人都知道他们的大女儿萨丽总是闷闷不乐。她已经被诊断患有多动症与焦虑失调。当她在十四岁那年宣布自己长了一副“错误的身体”的时候，亨德里克非常懊恼；在他看来自己再一次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

我第一次采访库斯一家的时候，萨丽在一年多一点之前刚刚变成比尔，亨德里克看起来正在勉强压制着自己的感情。“我们开始读书，我们发现了好多关于跨性别的指导方针与适宜年龄。按照这些指导方针，她现在的年龄还是太小了，而且她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很大，”亨德里克说。“我简直觉得自己作为父母太无能了，我应该做什么呢？我可以说‘你还是个孩子，你要耐心。’我也可以多听一听孩子的想法。我从来不想给我的孩子施加压力。我对他们的梦想就是让他们成为自己。但是我太担心了，我简直要被耗干了。”比尔本人的态度也非常焦虑，总是拿不定主意，这使得整件事情更加棘手起来。我之所以有兴趣采访亨德里克，是因为我在一次座谈会上遇到他向成年跨性别者主讲人提问。“那些人看上去如此自信，很清楚自己是谁，”他对我说。“人们总是说，一旦你的孩子有机会成为他自己，你就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人。”亨德里克斯笑道，“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往前走几步就又要往后退几步，总体而言往前走的步数更多，但是每一寸阵地都来之不易。”

亨德里克说，行医从业的经验让他养成了坚韧的性格。“医学教会了我要理解生命充满了挑战，而且我们未必总能搞清楚这些挑战来自哪里。我心想，‘我才不会试图修正我孩子的头脑呢。’”亨德里克的另一个力量来源更加令人惊叹。“作为一名经历过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我希望尽可能地在生活当中摆脱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性别角色歧视。我在南非的生活经验让我做好了准备，现在我可以对孩子说，‘我接受你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