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如今绝大多数职业人士都认为针对同性恋的修复疗法违反有悖伦理。但是很多人都在激烈辩论针对跨性别群体的修复疗法是否同样应当被视为有悖伦理。这一领域当中最富争议的人物是肯尼斯.J.扎克，多伦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首席精神病学家以及性别身份服务部的主管，在业界的影响力相当大。2008年，他受命率领DSM-5工作队开始研究性别身份失调。扎克辩称跨性别的天生女孩认为母亲被剥夺了权利，因此希望成为男人。跨性别天生男孩希望变成女孩的原因则是想要与疏远的母亲拉近关系。跨性别权益活动家们相信，未能获得变性权利的儿童之所以有着较高的抑郁症发病率，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勉强自己遵从主流性别规范。扎克则认为改变性别的愿望本身就是深层抑郁症的症状之一。认为性别身份失调有时源自社会以及家庭环境的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扎克对于性别身份治疗方式的看法就没那么可靠了。保守派的天主教教育资源中心以及国家同性恋研究与治疗协会。都大量引用了扎克的著作，认为他的理念与基督教意识形态有重合之处。

扎克采用的技术衍生于菲利斯.波克在《性别震撼》一书当中批评过的模式。扎克指导父母们如何塑造性别角色，敦促这些母亲与父亲们践行遵守中世纪的性别刻板模式。然后他要求父母们没收子女的跨性别玩具，禁止子女跨性别着装。与同性成员交友应当得到鼓励，与异性成员交友作用则要遭到制止。有一位母亲这样描述自己从儿子手中没收芭比娃娃与独角兽玩偶的经历。他的儿子坚决拒绝玩卡车玩具。有时他会放弃玩具，转而去画画。他的父母则会收走粉色与紫色蜡笔，并且坚持要求他只能画男孩子。到头来，他的母亲认为他过上了“双重生活”，在她面前像男孩一样表现，可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会在人后像女孩一样表现。

查克声称凡是在六岁以前就来找他的病人成年之后都没有转换过性别。他最近又宣称，跟进研究显示，他在童年时期接诊过的二十五名女孩当中只有三个人日后出现了持续的性别焦虑。与此同时，由于青少年的可塑性不如儿童。扎克有时也会向跨性别青少年的父母推荐激素与手术，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扎克的很多病人在疗程结束后都决定按照先天性别生活。但最近《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位母亲的说法，扎克在童年时期治疗过她的女儿，可是孩子成年之后却酗酒成瘾并且经常自残，如今她很怀疑女儿究竟能不能活过自己。将这个案例称为成功未免有些言过其实。斯蒂芬妮.布里尔说，“我接触过很多找过扎克之后再来找我们的家庭。在我看来，他的做法能够改变性别表达，但是却根本触及不到性别身份。”

问题在于跨性别群体是否像绝大多数同性恋一样具有固定的身份，以至于试图改变这一身份只能是徒劳无功——又或者声称自己是女孩的天生男孩就像扎克的比喻那样好比坚称自己是白人的黑人儿童，需要通过外界的帮助来接受自己。扎克指出了许多跨性别儿童对于异性刻板印象的死板接受方式。“他们的玩耍毫无快乐可言，他们正在挣扎，他们经历了社会的排斥以及难以与同性儿童建立友谊的困境。”扎克觉得将性别身份失调视为为不可改变的先天境况是“过于单纯的生物学还原主义。”在他看来，支持幼儿时期变性的治疗师都是“自由派本质主义者。”他解释道：“自由派向来批判生物学还原主义，但是在这里他们却拥抱了这一意识形态。我觉得这种概念极其天真简单，而且我认为这是错的。”

前任纽约市罗斯福医院儿童性别身份项目的主管苏珊.寇特斯也同意扎克的意见。她说，“我见过三百五十名有性别问题的儿童。他们从根本上都极富创造性，正是这种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想象通过改变性别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的经验是：只要及早治疗，没有人会成为跨性别者。假如你解决了分离焦虑与攻击性的问题，那么性别问题就开始土崩瓦解了。焦虑才是导致性别惘然的原因。”扎克与苏珊都是是卓有成就的学术人士，两人的品行也无可指责。但是就像有些活动家批评他们的那样，他们似乎暗示着在这个充满了各种变体故事的领域存在着可以普遍推广的原则。

假如你一味阻止某人经历他或她的真正性别，你可能会毁掉许多跨性别者。假如你贸然将某人困在并不合适的异性身份当中，你也可能会毁掉很多遭受性别身份失调但是原本并不会成为跨性别者的人。支持跨性别群体的治疗师米凯拉.安杰洛说道，“父母们经常告诉我——当然这也是政治正确的说法——他们打算遵循子女的引领。但是假如你的子女只有七岁，你大概并不会让他们选择晚饭吃什么，更不用说改变性别了。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父母自身就遭受了精神健康问题，而他们的孩子又不算特别有男性气质的男性，因此父母就自以为是地认定子女是跨性别者。子女并不是跨性别者，而是被劝说进入了这一领域。”斯蒂芬妮.布里尔也认为，“重要的是不要过分诊断跨性别状况。跨性别者其实只是性别殊异人口当中很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