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贝蒂娜与格雷格.韦迪夫妇都出身于东北部地区的传统意大利天主教家庭。格雷格是某航班的地勤机修工人，贝蒂娜是学前班老师。后来格雷格被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聘用，于是一家人搬到了亚特兰大南郊。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保罗在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喜欢粉色的玩具。两岁大的时候他就会将衬衫披在头上模仿长头发，还会将贝蒂娜的吊带背心当成罩袍穿在身上。保罗两岁半那年，贝蒂娜在一次旧货拍卖会上给他买了一件黄色绣花的裙子。“我觉得在家里玩的时候这样做能有什么坏处呢？”她说。格雷格眼看着儿子穿裙子总觉得不太舒服，但就像贝蒂娜一样，他也觉得这只是早晚要过去的成长阶段而已。大儿子埃里克四岁那年，学前班组织了在读学生的兄弟姐妹到学校参观，贝蒂娜带上了保罗。“别的人家带来了穿着流苏裙子的女孩，保罗一看见她们就倒吸了一口气。‘妈妈，我想要那件衣服。’”贝蒂娜回忆道，“其他的母亲逗得咯咯偷笑。”贝蒂娜告诉儿科医生，保罗只要进了玩具店就想看女生专柜。医生说，“你说不行不就完了吗？”格雷格说，“那样保罗就会说，‘要是不买女生的玩具咱们就走吧。’”

到了五岁那年，保罗对贝蒂娜说：“妈妈，我想像女生一样去学校，像女生一样穿衣服，起一个女生的名字，买一堆女生的玩具，我想当个女生。”贝蒂娜吓坏了。他们又去找到了儿科医生，问他如何看待性别身份失调。医生说“那些孩子”最终往往会自杀，因此他们应当找一家基督教书店，潜心阅读并且祈祷。贝蒂娜在亚特兰大找了一位治疗师，并且约好了与格雷格一起与医生见面。“就算格雷格撒手不管，我自己也要撑下去，”贝蒂娜回忆道。“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说，‘好吧，咱们动手好了’”。贝蒂娜找了一位好朋友，她的孩子与埃里克以及保罗同岁。贝蒂娜建议让两家孩子一起玩。“我告诉她，‘我希望你能管她叫宝拉。’她说：‘贝蒂娜，我心理有点没底。孩子们会拿他开玩笑的。’我说，‘总能试试吧？’”于是两家人就碰面了。这位朋友的大儿子问埃利克，“你弟弟怎么穿的像个女孩啊？”埃里克说：“这叫跨性别，意思是一个男孩想做女孩或者一个女孩想做男孩。我不想谈这件事。”朋友的孩子说：“那好，咱们接着玩。”至于年纪再小一些的孩子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保罗的穿着打扮有什么不对，原因恐怕是因为保罗平时的举止就像女孩子一样。

接下来贝蒂娜造访了她所在的天主教教堂的宗教教育主管。“我的情绪非常激动，她则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你希望让她以宝拉的身份来参加教会活动吗？我们可以将相关文件修改一下。‘于是我们在教堂里进行了改名手续。”再接下来贝蒂娜将自家的情况通知了学校，校长说，“我们的职责是为所有学生提供安全友好的学习环境，你的孩子也没什么不同。”校方允许宝拉使用学校护士的厕所，但除此之外，她就只是宝拉而已。贝蒂娜的家人从一开始就很支持他们，至于格雷格的父母此时虽然已经年近八旬，但是第一眼看到宝拉就接受了她。

但是格雷格与贝蒂娜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并不算融洽。“就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就搬进了圣经地带一样，”贝蒂娜说。贝蒂娜向邻居们告知了自家情况。“整整两年时间里，每天早上我都要与另外一个人一起去公交车站等车，我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宝拉上学的第一周，他就在自家车道尽头等着我，手里拿着一沓他从网上下载打印的文章，讲的全是跨性别多么邪恶。”在学校的校车上，一对兄妹将手按在宝拉的头上，祈祷他重新变成男孩。宝拉回家之后说，“我倒是不太介意，反正他们也没安坏心。但我跟他们是不是不能当朋友了呢？”贝蒂娜去造访了这对兄妹的母亲。“她告诉我‘上帝不会犯错。’我说，‘上帝要真不会犯错，那你的儿子就不会有视力问题，也就不用戴眼镜了。’她说，‘那又不是一回事。’我说，‘什么不是一回事，横竖都是身体的一部分。你是一个好母亲，咱们将心比心的说，如果你在我的处境里也会和我一样做的。你肯定会听取孩子的心声，尽量让他们幸福。”

贝蒂娜工作的学前班也录取了她的孩子。她让每一位同事都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并且警告自己的雇主要小心来自其他学生家长的反弹。一个月后雇主告诉她，“有一位家长质疑你的教学能力。我说：‘您找不到更好的老师了。她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影响她的工作表现。您的孩子能在她的班上上课非常幸运。贝蒂娜是那种愿意坐下来回答任何问题的老师。我现在要挂上电话了，您可以用书面形式提交您的顾虑，然后再给我打电话。”这位家长一直没有回电，而这家人的女儿也并没有退学。

我第一次见到格雷格与贝蒂娜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跨性别会议上。很快格雷格的温雅父母就领来了一位美丽的小姑娘。两位老人都努力摆出了一副几十年来一直在参加跨性别会议的神气。宝拉有点拘谨地和我握了握手，然后就蹦蹦跳跳地跑到走廊里去玩了，爷爷奶奶赶紧跟了上去。贝蒂娜说，“参加这场会议其实主要是为了我们而不是为了她，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们才是一头雾水。”我问他们认为宝拉日后会继续成为跨性别者还是单纯成为女性。贝蒂娜说，“格雷格已经不再将她视为跨性别者了，但部分原因恐怕在于他用不着每天给她洗澡。”

贝蒂娜与格雷格向我出示了他们一直随身携带的“安全文件夹”。许多跨性别子女的父母都保存着这样一个文件夹，里边装着遇到麻烦时可以拿出来的证明文件，因为执法部门与医疗系统往往并不熟悉或者非常敌视非性别殊异。这个文件夹里装了儿科医生与心理治疗师开具的证明当事儿童性别身份的文件；至少三封家人或者朋友的证明信；一封来自高阶教士之手，证明父母养育能力健全的证明信；表明子女有生以来就一直具有非典型性别行为的视频录像带或者照片；能够证明性别或姓名改变的出生证明、护照以及社保卡副本；针对家庭稳定性的研究档案；此外还有证明父母并非虐童者的犯罪信息局报告。

我想知道，贝蒂娜的活动家视角是否使得她比格雷格更容易接受这一切，或者说情况恰好相反。这个问题一出口格雷格就哭了出来。“我一直在挣扎，”他抽泣着说。“因为这是我儿子呀。我想让我的孩子幸福，但是我找到了这事之前我们全家人的合影，我很怀念那个小男孩，有时候我心里依然很疼。”我问贝蒂娜她是否有同样的感觉？“不，”她沉思了一分钟之后说道。“真正令我遗憾的是我错过了那么多与宝拉共度的时间。我错过了我女儿的婴儿时光，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一个从来不存在的儿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