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谁也说不清萨姆.菲舍究竟有什么问题。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三十三岁，我的介绍人是当时正在为他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医生。但是另一位医师的诊断结果却认为萨姆患有阿斯博格综合症。萨姆的情绪显然非常紊乱，经常遭受一阵一阵的深度抑郁以及偶尔发作的狂躁不安，他具有非精神错乱性质的过度价值感与权力感，他的社交互动行为充满了操纵他人的企图，这意味着他的状况非常接近人格失调。他经常焦虑，并且遭受了多种恐惧症。此外他还具有多种强迫症与自恋人格失调的迹象以及长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简而言之，众多精神病症状完美地集合在了一颗大脑当中，简直就像开联欢会一样。“谁也不能真正理解我，”他说。“我太古怪了，谁也理解不了。”

尽管萨姆并不是早产儿，但是他出生时体重只有五英磅，而且还有黄疸。生下来之后他不吃饭。医生们都很担心他留不住。一开始萨姆的父母帕翠莎与温斯顿带着他在费城儿童医院呆了很久，那里的医生们想要断定他是否患有脑瘤与肾脏疾病。此外萨姆还有脊柱侧凸的毛病与一颗隐睾，需要用手术摘除。他从来没有爬过，学走路的时间也很晚。他的母亲回忆道，起初的标准测试表明他是一个“使用语言的天才，不过猜谜的能力与弱智并没什么区别。”

萨姆在幼儿园里见到了平生第一位精神病医生，此人认为萨姆“正在深渊的边缘行走”。在小学里，萨姆完全不会做数学，也不会写字画画，因为他一丁点手眼协调能力都没有。帕翠莎回忆道，“当时温斯顿与我经常相互宽慰，‘反正现在都有计算器，不会数学也没什么。至于不会体育或者不会画画就更无所谓了。’萨姆说起话来总是出口成章。他能将花店里每一种冷僻花卉的名字全都叫出来。我们觉得他太了不起了；其实我们当时就应该觉察到他的情况并不太好。我们很确信他的力量将会压过他的弱点，尽管专家们反复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患者的弱点都会压过他们的力量。”

五年级的时候，有几个大孩子把萨姆捆在了篱笆上，他整整尖叫了二十五分钟才被老师发现。他还曾经不止一次地被人从楼梯上踢下来。于是他的父母将他转到了一所公立特殊教育学校，但是他在那里同样很不适应。“萨姆就好像患上了与读写困难症完全相反的毛病：他读书认字毫不费力，但是除此之外什么都干不了。”帕翠莎说。

中学期间萨姆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是同性恋，但是一直严守秘密。然后有一天他在学校的浴室里遭遇了一些事情。萨姆将这件事称作“强奸未遂”并且苦涩地说道：“那个欠操的学生辅导员跟我说，‘他是高年级，你是低年级，所以我们不会采取什么措施。’这件事基本上毁了我的人生。”萨姆总觉得这件事的重要性遭到了低估，他的父亲却觉得萨姆过分夸大了这件事的危害。按照温斯顿的说法，当时无非是有人故意在萨姆面前裸露下体而已。无论真相究竟怎样，萨姆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并且出现了幻听症状。萨姆说，“这些声音全都是我在中学的对头，自从听到声音之后，我就从一个很平和的人变成了一个好战分子。”

萨姆的家人带着他去看精神病医生，但是萨姆服药之后并没有明显好转。“盐酸吗啉吲酮一点效果都没有，”温斯顿说。“氯羟安定有作用但是不大。维思通简直就是灾难，彻底打乱了他的身体协调。盐酸氟奋乃静只会添乱，害得他整天干呕。接下来硫利哌啶的效果也就一般。我们逐渐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持久战。”

中学快毕业的时候，萨姆进行了平生第一次半心半意的自杀尝试。“当时他打算在浴缸里淹死自己，不过我把他拽出来了。他大概一直在水下憋着气。”温斯顿说。萨姆的行为能力看上去好了一点，但是三年后他与执法人员发生了冲突，然后就住院了。“当时他正走在街上自言自语，警察拦住他问话，他要不然说了‘我想杀人’，要不然说了‘我想自杀’。”温斯顿说。“警方对他进行了保护性拘留，然后他就爆炸了。八个人一起把他按在地上，给他套上了束身衣，还强行喂他吃氟哌啶醇。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他不住嘴地说道：‘快让我死吧。’简直太可怕了。” 接下来萨姆进入了他自己口中的“死肥猪时期”。他解释道，“当时我非常信奉种族主义，仇恨所有人，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期间我除了垃圾食品什么都不吃，一天吃八顿，而且还迷上了冰球。我不知道我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头令人作呕的死猪，但是我的确变成了这个样子。”

温斯顿与帕翠莎带着萨姆访问了戈尔德农场，这是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康复机构，萨姆在那里呆了一晚上就闹着要回家，声称那里的人“比我更肥更恶心”。菲舍夫妇完全没了主意。根据弗洛伊德学派的信条，理解自身的行为有助于改变这些行为。可是萨姆却单枪匹马地打翻了这条信念。他完全理解自己的问题，因此觉得自己比起戈尔德农场的其他住客更加优越。但是他一丁点问题也无法解决，所以他才会被送去戈尔德农场。

童年时期的萨姆专注于植物学，死肥猪时期的萨姆痴迷于冰球，后来萨姆又迷上了全盛时代的摇滚乐，在这方面温斯顿也抱有相同的热情。萨姆四处寻找早已被人遗忘的黑胶唱片，并且认为收到唱片订货是唯一能让他真心感到快乐的时刻。但是自从他拳打了一位普林斯顿唱片行的出纳之后，唱片行就禁止他进门了。每次他在外面惹了麻烦，温斯顿都要留下来平息事端。“我喜欢陪伴他，但是这一切都太过分了。我是他唯一的朋友。可是我们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走到了难以持续的地步。假如我们能将萨姆留在戈尔德农场，那么他大概终究会从根本上意识到他必须主动经营自己的生活，或者在医院里呆一辈子。但是我们实在不能强迫他。”

温斯顿与帕翠莎试图支持萨姆对于其他人的兴趣。可悲的是，这种做法似乎助长了萨姆身上某些最麻烦的缺陷。“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家唱片店里，”温斯顿说，“店里有一张The Knife乐队的专辑唱片，一下子就被震住了。我设法找到了主唱的电话号码。萨姆与对方建立了电话联系。然后他就会过于频繁地与对方通话。通常情况下，主唱的妻子或者女朋友总会说，‘别再让你家孩子打电话过来了，我都要疯了。’一开始一切都很美好：他发现了令他瞠目结舌的唱片，找到主唱，与主唱成为朋友，然后与对方交恶，一切都变成了噩梦，最终让他感到糟糕至极。”

萨姆花费了很多时间编造虚构的摇滚乐队，并且为他们制作专辑——画封面，写歌单，编歌词。“我的歌词唱的是爱、恨与复仇，”萨姆说，“所有歌词的本源全都是同性恋。”我曾经与萨姆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赏玩他的手绘唱片封面。“这支乐队名叫遗忘轨道，题材包括英军生活的冷硬现实与偶尔的欢乐，外太空，奇异的自然现象与性。”此外萨姆还会弹电吉他，并且拥有三把吉他。

萨姆还非常痴迷于军人。“军人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我的群体，”他说。“他们直视着我的眼睛，试着让我感到不那么脆弱，就好像他们当真相信我一样。他们不像我的父母，我父母根本就没有努力尝试过。”在温斯顿看来，这份痴迷并非全无道理。“他的性幻想就是得到保护，因此他一直缠着我要与士兵们见面。”人们或许会质疑，放纵此类渴望是否明智，毕竟此类渴望肯定会让士兵们不胜其烦。但是温斯顿与萨姆一起经历了他的混乱现实，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他的妄想。“我在报社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意识到我可以去采访迪克斯堡。他们允许我们两个在其中游历了一番，他与军人合影，还与他们面对面交谈。”萨姆对于外国军队同样很感兴趣。“有一次我们去英格兰旅游，坐火车前往布里斯托，我让他自由活动了一会儿，”温斯顿说，“结果他就与一位现役军人攀谈起来。”帕翠莎对于这一切全都很不以为然，不过她还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她要上班，平时都是温斯顿照看萨姆。“萨姆的精神病医生总是说我必须再严厉一些，”她说。“但是温斯顿的态度这么和善，我还能怎么严厉呢？”

萨姆给许多士兵打过电话，温斯顿就设法为他找来了英军的电话簿。“我知道这些士兵全都吓坏了，我知道他们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重要。”萨姆说。“英国的男孩与英国的男人都很美丽。他们的皮肤都很红润。我第一次爱上的人就是一名英国士兵。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因为我与他是一见钟情。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我就想跟他共度余生。后来我们再也没见过对方。他的名字是吉布斯中士。当时我二十七岁，他三十三岁，我想要亲吻他，但是他手里端着机关枪。那以后我就心碎了。再以后没过多久我的猫就死了。那段时间真的很难熬。”温斯顿向我解释道：“海德公园附近某政府办公楼门前有人站岗。萨姆与这个哨兵交谈了二十分钟，只知道了这个人姓什么。但是他却成了萨姆的梦中情人，就好像他们两个谈过多年恋爱一样。”

“我们很清楚萨姆为什么如此迷恋军人，”帕翠莎说，“这是他的性幻想，许多人都像他一样。不过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自己生活在战区，并且觉得军人们理解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勉强求生的感受。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居然会与他交谈，但是他们的确这么做了。问题在于他总会反反复复地去纠缠人家，这种做法就像毒药一样害人害己。我告诉萨姆，‘把你每次打电话的日期都记下来，做好安排，到了合适的时候再给人家打电话。’后来有一次我看到电话账单足足有四页纸，于是就问他，‘你不觉得你打电话的次数太频繁了一点吗？’他当场就爆发了，‘不，才不呢！才不呢！人家才不介意呢！’”忍无可忍的帕翠莎终于采取了措施，“你不能再打电话了。”然后萨姆就打了她。温斯顿只得叫来了警察。但是夫妻二人都害怕更严格的限制可能只会使得萨姆的情况更加恶化。

“萨姆与我每年都会去一趟蒙特利尔，”温斯顿说。“我会带他去观看苏格兰高地警卫团吹风笛。六年前萨姆问我能不能与高地警卫团的成员谈一谈。他们派来接待我们的人恰好也是同性恋。他与萨姆一直保持着联系。第二年我们又回到蒙特利尔的时候，萨姆下定决心要破处。我为他准备了几个避孕套，然后那个人带着他进入了一家浴室。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等着：结果会很糟糕还是会很美好呢？结果他们两个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因为对方发现萨姆并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现在他也成了萨姆的敌人，就像萨姆曾经遇到过的每一个人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萨姆是在普林斯顿的一次午餐期间。当时他与帕翠莎一起下厨烹饪，这是他们两个人能够一起进行的最平和的活动，而且他们张罗了一桌非常美味的饭菜。席间萨姆宣布，“这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糟糕的冬天，我试着自杀了六次。”帕翠莎补充道：“你也就是想想，根本没动手。”萨姆不为所动，“我把刀子按在了手腕上，我遭受了两次精神崩溃。我对药物非常敏感。”“别忘了还有酒精，”帕翠莎抢白道。“还有毒品，”温斯顿说话也毫不客气。“还有人，还有生活，”帕翠莎总结道。萨姆能领取一些社保福利金——发放名义是残疾补助——此外他的父母也会给他一笔生活费。于是他计划攒钱搬到英国生活。“但是帕翠莎太烦人了！她一直在给我泼冷水。‘你可不能去英国，快算了吧！’她整天跟我这么说。我告诉她今年要是不去英国我的人生就算完了，但是无论我跟她说多少次都没用。”

事实上，这对困惑的父母身上依然放射出了大量的爱与洞见。“我不相信常态，”温斯顿说。“常态无非就是极端的平均值而已。”帕翠莎则认为，“萨姆觉得只要他想要的唱片邮寄到家，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只要他能搬到英格兰，他就能摆脱困境。但是他真正的问题在于无法过滤自己接收的信息，缺乏自控能力，做任何事都不能从一而终。除此之外的一切都只是现实而已。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工作。他必须依赖别人才能生活，我们两个不过是这一点的证据而已。如果他想要什么东西而我们不同意，那他就会吵闹‘你们不让我过自己的生活’。如果我们说，‘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你过上自己的生活’，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说‘你们想把我赶到大街上去’。他分析形势的能力就像我一样强。但是他的问题根本无药可救。幻觉只是他的所有问题当中最不重要的一个。”

那一天我离开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去向萨姆道别。“谢谢，”我说。“我知道让一个全然的陌生人进入你的房间，问你这么多问题，对你来说很不容易。”令我大出所料的是，萨姆热情地拥抱了我，然后看着我的眼睛说道，“在我看来你不是陌生人。”就在这一刻，房间里闪现出了一道心与心之间的动人联系。透过他一直在大肆张扬的病症，他的另一层自我似乎接触到了我。然后这一切就再一次消失了，淹没在了他那滔滔不绝的独白当中。这一次他的讲话内容是一张我从来没听说过而且大概不存在的唱片。

萨姆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大概遭受了某种神经综合症，病因或许与胚胎发育有一定关系，我们目前还无法明确描述病理。我将这套诊断转述给帕翠莎之后，她发出了一阵既像笑声又像啜泣的声音。“最近的日子很艰难，萨姆总是大喊大叫，用力摔门，害得我的血压一路上升。我现在时刻处于战逃反应当中，可是我并不该与他作战，更不该从他身边逃走。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能控制住自己，除非是在非常非常疲劳的时候。萨姆最近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将他的病例带到了研讨会上。回来以后他告诉我，‘与会人员一致同意他需要加强心理结构。’我难以置信地打量着他，心想，‘你以为我没长脑子吗？’跟萨姆说什么结构！到我们家来看看吧，我倒要见识一下你在我们家能搭建什么结构！凡是能够搭建结构的已知手段我们全都试过了。”

如今菲舍夫妇取得的最大进展就是已经彻底放弃了取得进展的念想，听天由命的态度为他们带来了多少还算平和的心境。“现在我们就担心一件事，”帕翠莎说，“我们两个越来越老了，而且就连遗嘱都还没有写，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把遗嘱放在哪里。没有人能代替我们照顾萨姆。我现在的念想就是我们两个都能坚持到他五十五岁那年，然后我们就能把他托付给养老院了。换句话说我必须将目前的情况维持到我八十多岁的时候。温斯顿过得很艰难，不过我也过得很艰难。但是说到底萨姆的处境比我们两个都要更糟糕。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放弃了，他却拾起了我们抛下的东西。他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我希望我们的绝望不至于伤害到他。”

无数家庭在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前挺身奋起，竭力让爱跨越了各种鸿沟，在几乎一切挑战当中发现了希望的信息以及获得成长或者智慧的良机。在某些案例当中，精神分裂症与精神错乱也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尽管如此，精神分裂症依然算得上是一种自成一类的境况，一种毫无回报的创痛。耳聋伴随着丰富的聋人文化，侏儒症伴随着以全美矮人大会为核心的赋权运动，许多唐氏症患儿的性格都极其甜美，自闭症权益的队伍很擅长自我实现。可是在精神分裂症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全都荡然无存，唯有疯人骄傲运动还在勉力支撑着。我们在治疗某些疾患的时候或许会心存犹疑，因为这些疾患也带来了丰富的身份。但是精神分裂症却几乎无条件地哭喊着要求治疗。假如精神分裂症从不存在，我在研究期间遇到的非凡父母们以及他们的子女肯定会过得更加幸福快乐。在我看来，这些人的苦痛永无止境，而且尤其徒劳无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