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鞑靼战纪——明亡清兴的第三方视角》 -- 京华烟云AMIP

对于努尔哈赤向明朝宣战后的行动，西方人的记载既混乱又不准确，比如传教士卫匡国写道：

“他发了这个迷信誓言，率领复仇之师，用五万大军包围了辽东的主要城市辽阳。”

但其实，努尔哈赤攻打辽阳已经是三年之后的事情了。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辽阳一直是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时也是大明帝国辽东省长——巡抚的治所。辽东巡抚除了管理地方政务外，还要协助军区司令即辽东总兵处理一些军事方面的事情，具体包括“训练军马、整饬边防、提督粮储”等等，对此，《明史》写道：“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一员，正统元年设，旧驻辽阳”。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起兵造反时，距离省会辽阳其实相当远，他迫切需要解决的并非遥不可及的辽东首府，而是两个卡着他脖子的明军重镇，一个是抚顺，另一个是清河，因为这两个地方不拔掉，后金军根本没法向关内方向扩展。

抚顺位于浑河岸边，当年曾是明朝与女真“互市”也就是开展贸易交换的市场。这个城市的占领相当顺利，因为许多女真人都去抚顺做过生意，对那里极其熟悉，不仅如此，抚顺防务司令——游击李永芳和女真酋长们也都是老相识。

于是在宣布“七大恨”向明朝宣战的第二天，即天命三年（同时也是万历四十六年以及公元16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通知尚蒙在鼓里的李永芳，说将有一支女真人的大商队要来抚顺做生意。次日，女真先头部队果然伪装成商队混进了城，他们与随后赶到的后金大军里应外合，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抚顺。

守将李永芳见大势已去，很干脆地放下武器投降，随即获得努尔哈赤重用，从而成了明末清初第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此前女真地区虽然有不少汉人，但他们要么是商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逃难者，像这样主动投降的明朝官员，李却是头一号，当真是名虽永芳，遗臭万年。为了笼络这位开叛降先河的明将，努尔哈赤甚至将自己的孙女（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了他，可谓下了“千金买马骨”的血本。

抚顺陷落的消息传来，辽东震动，总兵张承胤连忙率兵万余从广宁（今辽宁锦州的北镇市）过来紧急驰援，两军在抚顺附近展开激战。最后明军大败，主将张承胤以及副总兵颇廷相、参将蒲世芳等多名高级将领被杀。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一些满文资料的记载，当时阵斩张承胤的，竟然是满文的发明者、有着“巴克什”头衔的后金头号笔杆子额尔徳尼，这样文武全才的英雄显然并不是中原独有。

后金至此大获全胜，不仅攻陷了抚顺、东州等城池，还劫掠了周边大小屯堡五百余座，俘虏人畜三十万之多，从这个计量单位来看，女真奴隶主大概是把俘获的奴隶当牲畜一同对待的。而事实也差不了太多，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令后人众说纷纭的奴隶主贵族共和制度——“八旗”已经初步成型。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八旗”这种制度的雏形，很可能来自于女真这个渔猎民族获取生活资料的组织方式，比如他们通常每十来个人组成一个小队进行群体围猎，猎物按照大家的表现集体分配。这样的小组称为“牛录”，众人选取出来组长称为“牛录额真”，而当大规模围猎时，多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总指挥就称为“甲喇额真”——在女真语里，“额真”是“主子”的意思。

到了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也就是他与利玛窦都进京“朝贡”的那一年，努尔哈赤将“牛录”与“甲喇”的编制固化下来，每三百人组成一个牛录，相当于一个营，每五个牛录也就是一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甲喇，相当于一个团。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他还在甲喇之上新增了更大规模的组织，五个甲喇也就是七千五百人组成一个相当于师的编制，称为“固山”，汉语是“旗”的意思——为了区分它们，努尔哈赤用不同颜色的旗帜来做标识，当时一共编成了四个固山，也就是黄、白、红、蓝四旗。

万历四十三年即公元1615年，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大部分女真，领地和人口急剧膨胀，他于是又扩编了四个“固山”即旗，分别是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前三个的旗帜镶白边，后一个的旗帜红白边，原有的黄、白、红、蓝四旗则在前面加了个“正”字，改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八旗至此终于成型。按照满员计算，八旗一共有7,500×8＝6,0000人，大致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的兵力，他们当然都是作战人员，杂役民夫等不包括在内。

创建的时候，八旗的首领也就是“固山额真”军政一把抓，努尔哈赤任命自己的几个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各固山额真，由于地位尊贵，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旗主贝勒。这些旗主与其说是汗王的臣子，不如说是政治伙伴，不仅世袭，还可以与后金汗王一起处理国政，具有极大的权力，他们与少数宗室贵族及议政大臣组成一个委员会，这就是后来所谓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金汗王或清朝皇帝只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后来到了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时期，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下令将八旗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固山额真改为由皇帝任命的都统，管理具体的军政事务，而旗主则缩水为一个没有多大政治权力的荣誉职位。到了顺治的孙子雍正时候，皇权进一步强化，按照清史专家孟森的说法，胤禛将不由皇帝直辖的下五旗之旗员与旗主的臣属关系彻底废除，仅保留他们对属下包衣的直接控制权，旗主头衔只剩下一个空壳。即使都统，也不再具有实际权力，基本上成了授予满洲贵族的高级军衔。

后人认为，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八旗制度成为后金的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主子”、“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

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中大体有外八旗、包衣和旗下家奴之分。外八旗主要是入关之前的自由人即所谓的“旗份佐领”阶层，他们是整个制度的骨干成员和统治阶级，上至天潢贵胄、豪门世家，下至普通的八旗子弟，中间虽然存在着许多爵职等级，但都同属于这个阶层。至于民间所谓“满蒙八旗是内八旗或近八旗，汉军八旗是外八旗或远八旗”的说法，在制度上应该是不正确的。

包衣是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为“家奴”，其中男的又称“包衣捏儿麻”，女的又叫“包衣赫赫”。他们多为服侍皇室、王公的家庭奴仆和在庄园壮丁，民间俗称“内八旗”，这些人既有从前女真酋长的世袭家奴，又有后来被女真人掠夺来的人口及战俘。

旗下家奴则是外八旗以及富裕包衣的家仆，他们地位最低，没有独立户籍，隶属于主家名下，所以又被称作“户下人”或“八旗户下家人”。包衣与旗下家奴虽然都是奴才而且多是汉人，但前者属于八旗，可认为是国家奴隶，而后者则属于主子，也就是私人奴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区分是在清军入关以后尤其是顺治末期才建立的，而在入关之前，他们往往被统称为“包衣”。

阎崇年先生曾热情讴歌八旗制度的诞生，认为努尔哈赤以八旗为纽带，将全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和宗族统制起来，联结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气蓬勃的社会机体，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的一个创造，是清朝基本的社会制度，也是清朝定鼎燕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稳定政权的一个关键。

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不以为然地指出，八旗制度没什么稀奇。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八旗制度事实上就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有各自的道理，谁是谁非这里不做评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尔哈赤建立并完善八旗制度，其初衷无疑是为了战争的需要，而从这一点来看，做为战争机器的“八旗”，尤其在其创始阶段，的确展示出了极为恐怖的力量。

攻陷抚顺这一年的五月，后金军又拿下了抚顺与铁岭之间的大小城堡十一座，到了七月，这些凶猛的女真战士竟然攻陷天险鸦鹘关——此关在辽宁抚顺市新宾县西南苇子峪的崇山峻岭间，是明朝成化年间为了防范建州女真入侵和保护朝鲜使臣进贡而设，关门设障三道，故又称“三道关”，这个关口之外，便是当年李成梁放弃的辽东六堡，由此可见这位老将是多么的不明智——直扑位于今天本溪北部的辽东重镇清河，这座城池四面环山地势险峻，扼守着通往辽阳和沈阳的大道，位置极其重要。

（后金崛起形势图，笔者自绘。可见后金要攻击辽东的核心沈阳和辽阳，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向西进攻抚顺，但抚顺和沈阳之间有明军重兵驻守，很难扩大战果；二是向西南攻陷鸦鹘关后攻击清河，而辽东六堡原本与鸦鹘关、清河互为犄角，威胁着后金的进军路线，这片地盘一失去，后金打鸦鹘关再无后顾之忧）

但是，努尔哈赤亲率两万后金军攻打清河城的时候，却遇到了大麻烦，这除了当地守军实力不弱外，据载参将邹储贤和游击张旆领兵五千在此镇守，加上居民等人数超过一万，还因为明军拥有中国当时非常先进的武器——火枪，也就是欧式火绳枪。对此，传教士记载道：

“此城有很多兵马驻守，他们装备有火枪。鞑靼人则只有刀和弓弩，及出奇的射击技艺。不过，他们害怕子弹，决定采用策略，不让那种陌生的武器像敌人希望的那样给他们造成伤亡。”

汉文和满文史料证实，后金军在清河确曾遭遇到顽强抵抗。也许是尝到了轻易攻克抚顺的甜头，努尔哈赤照样画葫芦，让先头部队推着装满貂皮人参的车辆，伪装成商人来到清河城下，大军则隐藏在冒牌商队之后突然杀出，果然打了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攻城的后金军很快遭到火枪手的密集射击，损失惨重，据载明朝守军起码有上千名火枪手参加了战斗。双方激战一天，朝鲜史料说“虏兵八进八退，死伤极多”，明朝史料《筹辽硕画》也说“死者环城而僵者数以千计”，也就是说后金起码损失了几千人。而明军伤亡也不小，副指挥官张旆等多人战死。

不过后金军很快发现了明军的弱点——当时的火绳枪弹都是滑膛枪，发射圆形铅弹，不仅射程短准确性差，穿透力也有限，而中国东北正好盛产松、杨、桦、栎等高大厚实的木材，努尔哈赤便想了个主意。传教士写道：

“于是鞑靼王命令第一队人携带坚硬厚木板作盾牌，犹如一堵木墙保护他们，另一队准备登城的人带着云梯继进，马队殿后。这样他们从四面攻城，用木墙阻住敌人火枪射击，接着用云梯，在敌人能够重新射击之前，登上城墙，进入城内人行动迅速快捷（他们在这方面超过所有民族，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本领），顷刻间就能按计划进攻或撤退。”

这些记载也与中朝史料对得上，后者声称敌军用“板屋车挖城”，这里的“板屋车”显然是一种用厚重木板构建的活动掩体，对铅弹具有良好的防护性能。双方激战一天，明军渐渐不支，至于清河城最后的陷落，一说后金军终于在板屋车的掩护下将城墙挖了个缺口，遂一拥而入，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后金军耗尽了明军的枪弹，最后“迭尸上城”，也就是把尸体堆成台子爬上城，死了多少人由此可见一斑。

期间，以前与明军指挥官邹储贤交情颇深的李永芳，曾以“朋友”的名义出马劝降，希望他以自己为榜样择木而栖，但却挨了一顿臭骂——邹将军骂道：“你既投彼，则无朋友之义，可速去，不然，且放箭！。”最后不得不悻悻而回。

按照中朝史料记载，城中军民自邹储贤参将以下，一万多人全部战死无一投降。而传教士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

“中国人虽掌握火枪用法，但对近身战斗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鞑靼人的快速使守军惊惶失措，守军被敌人的突入吓坏，立刻寻路逃跑，但被鞑靼骑兵飞速追上，大部分在这个大城失守时被杀。”

此战之惨烈给予一旁观战的邻居极大的震撼，在给李朝皇帝的报告中，时任朝中边境地方长官即满浦佥使的一位朝鲜官员，曾引用女真人的话写道：“虏中言，守城之善莫如清河。”而明朝史料《筹辽硕画》则说，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损失巨大的女真人根本没有兴奋的感觉，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是愁容满面，难掩悲伤——“多长哭而去”。

按照传教士的说法，后金军随后狂风般席卷辽东，兵锋甚至接近了明帝国的京师，只是因为担心孤军深入被包了饺子，才不得不停下来：

“鞑靼人像洪水般席卷许多不太著名的城镇，其中有广宁大城，同时很快蹂躏整个辽东大地，然后进入北京省。他们到达距皇城七里格之地，不敢前进，害怕被敌人围困，因为听说有大量兵马去救援受难的君王。”里格是欧洲古代长度单位，具体规格各国并不统一，比如英国的一里格（League）合三英里，而法国的里格（Lieue）则有一个范围，从3.25至4.68公里不等。

这里就多是谣言了，传教士有可能将努尔哈赤的进攻与他的儿子皇太极十二年后那场著名的远征给搞混了，皇太极确曾逼近北京城下，并与袁崇焕等勤王人马展开激战，而努尔哈赤当年攻陷清河后则是见好就收，并没有继续进军，广宁城的失陷要到六年以后才会发生。

“鞑靼人所经之地，都给人心造成很大的恐慌，兵士和百姓抛弃家室，留下空城给鞑靼人占领。人们知道鞑靼王的作风，凡进行抵抗，就予以烧杀破坏，但投降的只进行抢劫，饶居民不死，并善待他们。”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确有一些事实依据，史载抚顺等地陷落后，京师震动人心惶惶，纷纷谣传女真人已经潜入北京，皇帝下令严加防范，就连紫禁城也仔细排查出入宦官，以严防后金奸细混进来，此事也得到了当时在京的传教士的证实。而后半部分，即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其实并不像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具体我们到后面再说。

“鞑靼王用这种方法虏获大量财物，凯旋返回辽东。因他的巫师劝他说，老城墙立着不吉祥，所以他把墙推倒，围着辽东另筑新城墙，把它修葺一新，在那里自立为中国皇帝。”

对照中朝史书，我们似乎能够证实，努尔哈赤这些人真地在一路搞拆迁。比如撤离抚顺时，后金军确实毁坏了城墙才班师，而在付出极大代价攻陷清河以后，努尔哈赤不但下令将清河城墙全部搞掉，而且还拆了清河到抚顺之间的两座城池，又将当地民房烧的一干二净，从而造成了一片宽达五六十里的无人区，使得明军在这里再无立足之地。

“尽管他没有占领中国什么地方，只得到辽东以东的地区，他仍企图吞并全中国，并在他统治的第三年，即1618年，他建元“天命”，这是汉文称号。”很显然，西方传教士将一些事件发生的顺序给搞颠倒了。

如果按照明朝、朝鲜以及清朝自己史书的记载，“天命”这个年号，努尔哈赤很显然是在攻掠抚顺、清河之前就开始使用了。但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使用崇德年号之前，后金汗国其实是以汗号纪年的，也就是说并不用什么年号，所谓努尔哈赤“建元天命”，只是清朝史官附会汉制搞出来的伪命题。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七、家长，里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