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如此谨慎是很有道理的。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神修派看似将要塑造教会改革的未来；但是尽管红衣主教孔塔里尼竭尽全力试图为各派新教徒找到共同立场，尤其是以因信称义为基础的共同立场，同为红衣主教的卡拉法却对任何此类让步都满怀敌意。 卡拉法对于新近成立的耶稣会同样抱有发自内心的怀疑，因为他讨厌依纳爵.罗耀拉。这种厌恶可能仅仅出于个人原因，但在卡拉法看来，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罗耀拉来自西班牙。神修派和耶稣会现在面临着一场危机。孔塔里尼的和平努力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热情支持。在雷根斯堡会议前后，他通过与新教领袖的商谈构想出了一套颇具野心的和解计划，但是最终却未能板上钉钉。此后过了不到一年，孔塔里尼就在软禁当中郁郁而终了。在那之后，一部分最为抛头露面的神修派领导人与其他新教徒一起逃到了北方。此前已经在1541年去世的瓦尔德斯躲过了这场紧急事态，但奥齐诺与维尔弥里却是这次大出逃的领头人。他们的出走造成了巨大轰动——奥齐诺当时已经成为了嘉布遣会的总会长。此外最突出的叛逃者是富商，与贫民或或贵族相比，他们更有能力转移自己的资产。很快这些人就和他们所资助的知识分子一起为东欧与北欧宗教改革地区带来了显著不同的宗教观点和自由思维，这一点具有重大的长期后果。

乔万尼.彼得.卡拉法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调和派们不仅未能在1541年雷根斯堡会议的讨论当中取得切实成果（卡拉法本人一贯反对这次会议），而且他们当中许多最耀眼的明星现在都露出了教会叛徒的真面目，进而还牵连沾染了他们所有未曾离开的同事与熟人。现在卡拉法说服教皇仿照七十年前成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设立一个罗马宗教裁判所，并且任命自己担任首席裁判官。罗马宗教裁判所的职能之一就是确定天主教教会内部的神学规范（如今的罗马宗教裁判已经换上了“梵蒂冈信仰教义联合会”（Vatican's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这样一块较为平淡无奇的招牌，不过这项职能却保留到了今天）。它从巴黎索邦大学的手中抢过来了这项职能，但不便超越教皇的控制，因为教皇并不能方便地控制这座历史悠久的学府。此时居留未去的神修派信徒们已经找不到多少理由继续投身于传统教会了。一贯试图避免取消选项或者划定界限的红衣主教博勒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他的追随者，其中也包括一些瓦尔德斯从前的崇拜者，并且确保他们继续忠实于教会。他的朋友红衣主教乔万尼.门罗（Giovanni Morone）在自己治下宗教活动特别动荡的摩德纳教区竭力抵制了裁判所的影响。他大力鼓动市民当中的头面人物接受一本名为《信仰集成》（Formulary of Faith）的著作，不惜亲自宣誓担保。这本书是孔塔里尼的作品，旨在说服好斗的福音派们回归正轨。

有些人在教会内部继续坚持了下去。这些年里最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灵修著作《耶稣之死的受益》（Beneficio di Cristo crocifisso）在1543年由博勒赞助出版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销量，随后又被翻译成了多种其他欧洲语言。这本书的原作者是一位本笃会的修士贝尼代托.曼托瓦（Benedetto da Mantova），修订者是他的朋友兼博勒与瓦尔德斯的徒弟玛坎托诺.弗拉明诺（Marcantonio Flaminio），内容取材于本笃会的日常敬拜主题，彰显了这部作品对于瓦尔德斯神学的灵修与神秘学侧面的展示，并且不动声色地引用了许多约翰.加尔文1539年版《基督教要义》当中的语句。这部作品不仅强调了因信称义的重要性，还宣扬了为信仰受苦的好处。不过红衣主教门罗之所以喜爱这部作品是因为它雄辩地表述了圣餐礼的裨益之处。在意大利出版的的数千本《耶稣之死的受益》自从十六世纪以来就全部消失了，直到1843年人们才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这一点足以说明卡拉法以及新成立的罗马宗教裁判所对这本著作抱有何种态度。《耶稣之死的受益》的消失表明了罗马宗教裁判所在自感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发挥出多么大的能量，同时也十分到位地象征着神修派已经被排挤出了天主教教会的未来。

直到此时，教皇与皇帝双方才举行了一场教会会议，会议地点经过了妥协以满足双方互不信任的立场。具体地点是阿尔卑斯山以南帝国境内的一处采邑主教领地，也就是蒂罗尔州的特伦特市。自1545年以来的东道主兼会议主席克里斯法诺.马杜佐（Cristoforo Madruzzo）是神修派的同情者，也是博勒的老朋友，而博勒又是教皇的三位使节之一——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会议的路线把持在其他势力的手中，而卡拉法则是这股势力的总参谋。会议通过的裁定劈头盖脸地杜绝了妥协的可能。首先是关于教会权威的裁定，强调了在传统背景下解读圣经的重要性。由于有一些传统是不成文的，因此需要教会权威进行专门阐述。接下来是关于称义问题的裁定，令人侧目地用奥古斯丁的语言和概念排除了路德神学的救赎观，尤其是他关于人类如何罪孽深重以致不能通过履行任何神圣法律来取悦上帝的断言。这条裁定在1547年1月获得了通过，不过在此之前博勒已经称病离开了会场。恐怕他当时真的有病，不过不是身体疾患而是心病。

1549年保罗三世教皇的去世为已然萎靡不振的神修派提供了最后的机会。博勒很有可能成为教皇——他的举荐人当中就包括弥留之际的前任教皇——但卡拉法大张旗鼓地出手干预，对这位英国人发动了异端指控。于是在好几轮难分胜负的选举之后，教皇宝座终于离他远去，一位四平八稳的公务员当选成为了尤里乌斯三世教皇。博勒不是那种斗志昂扬百折不挠的人。即使他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与密友的通信当中不惮宣称罗马宗教裁判的行径与撒旦无异，但是在实际层面上他却总是倾向于置身事外，将政治操作全部留给圣灵来完成。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本能超凡脱俗得令人钦佩，也有人可能认为这种本能脱离实际且眼高手低。这种本能甚至也有可能源自末世论，认为上帝的意旨很快就会在世界末日到来时全部得到实现。最终圣灵没有成人之美，随着博勒竞选教皇失利，西方基督教商定和平解决方案——博勒的英雄伊拉斯谟想必会认同这一方案——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化为了乌有。

1545年之后的十年里，形势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原本可能成真的另一个未来化为了齑粉。最能体现动荡局势的标志就是意大利消息最灵通家族的彻底转向。在整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柯西莫.德.美第奇家族始终为瓦尔德斯的弟子们提供着赞助与保护。这样做的诸多原因之一在于柯西莫既憎恨保罗三世教皇（教皇也曾经很不上台面地为声名狼藉的萨佛纳罗拉的仰慕者们提供过庇护）也憎恨后来在1555年成为保罗四世的红衣主教卡拉法。柯西莫不仅害怕法尔内塞家的教皇抱有将教会变成自家产业的野心，而且还与自己的赞助人查理五世皇帝一样决心按照雷根斯堡会议的方式调解天主教会与新教徒之间的矛盾。不过他眼看局势日益危急却迟迟没有动手。1545年之后的十年里，美蒂奇家族斥资为祖传圣洛伦索教区教堂——佛罗伦萨最古老和最著名的教堂之一——的唱诗席与家族礼拜堂绘制了一批壁画。这批壁画作品是对天主教教会福音派改革的公开支持表态。

绘制壁画的艺术家雅格布.达.蓬托尔莫构思了这个高度敏感的绘画项目。他恐怕并不会因为壁画当中没有描绘的题材而感到心惊肉跳：画面当中没有炼狱，没有圣礼，没有体制化的教会，也没有三位一体，而是选取了瓦尔德斯的教义问答里的主题，而威尼斯当局在1549年已经查禁了这本书，后来罗马宗教裁判所也跟进了这项政策。有心人都能看出，这些壁画专门描述了因信称义教义。就像瓦尔德斯的文章一样，蓬托尔莫的画作通过众所周知的旧约故事——例如诺亚修建方舟，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等等——诠释了这个烫手的主题。蓬托尔莫死于1556年，保罗四世则于1559年逝世，继任教皇与美蒂奇家族的关系远比前任更加融洽，而人们也不再费心讨论蓬托尔莫为什么要画这些内容了。美蒂奇家族的公关人员在艺术史学家乔治奥.瓦萨里的领导下将壁画设计方案归咎于艺术家本人的精神失常。随着美蒂奇家族成为反宗教改革的忠实赞助人（并且从庇护五世手里赢得了大公的尊号），不幸的蓬托尔莫在艺术史当中则沦为了疯子。尽管他的壁画挺过了各种批评与争议，一直幸存到1738年，但是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几份他的草稿与素描来想象当年的原作了。

之所以要重点关注这个情节是因为它体现了耶稣会早期发展背景的阴暗和不确定性。并非巧合的是，耶稣会与宗教裁判所的工作保持着距离，因为耶稣会士们很清楚组织的创始人曾在西班牙遭受过宗教裁判所的骚扰。的确，任何一位耶稣会士都从未参加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他们将这份责任留给了其他各种行乞修士教团。依纳爵和他的继任者们借助精湛的技巧与非凡的创造力发平安度过了这段动荡而危险的年月。耶稣会士们多少有些误打误撞地地踏上了他们未来的主要职业，即中等与高等教育。他们在特定的大学城里迅速成立了许多“学院”，原本只是打算为求学的耶稣会成员提供住宿场所。不幸的是，许多有意资助他们的平信徒赞助人都很不满意学院建设项目的排外意味。这一点促使耶稣会开始考虑如何扩展学院的角色。到了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欧洲各地的城市当局纷纷加紧兴建豪华学校设施，就像耶稣会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最初尝试的那样。

虽然耶稣会自豪地声称教育免费（他们付出了巨大且日渐专业的筹款努力以确保资金到位），但是他们的人手有限，只能集中精力搞中等教育，而穷人家的孩子很难获得进入此类学校所必需的初等基础教育。所以在没有作出任何单一政策决定的情况下，耶稣会教育事业的目标就瞄准了商人、士绅与贵族的下一代——换句话说就是着力拉拢能让欧洲重返天主教怀抱的重要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耶稣会士与开始与乌苏拉修女会之类的其他非传统宗教组织结盟，并且将修女会的能量引向了女性教育，因为这方面的工作由男性来做显然不合适。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合作，乌苏拉修女会也没有放过在慈善与教育活动当中进一步施展作为并巩固自身地位的机会。

耶稣会士创建了一套极不寻常的宗教生活形式。他们一方面通过总会长保持着严密的中央控制，另一方面组织内部并没有定期碰头的“全员”集体决策团体，也不会举行日常集体崇拜活动。此外耶稣会也并不要求成员遵循特定着装或者生活规范，甚至都未必一定要接受祝圣，尽管讲道与听取告解这两项耶稣会核心任务与行乞修士教团并无二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耶稣会很快就招致了许多行乞修士的反感。在行乞修士看来，耶稣会士狡猾地对于过往修行戒律挑三拣四，令人忍无可忍——耶稣会士都受过良好训练而且大部分人都非常聪明，因此他们在其他教团组织面前往往摆出一副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态度，这个不幸的副作用很不给他们自己长脸。无论耶稣会士有哪些缺点，他们的非教士做派（耶稣会当中的确有很多平信徒）的确有力地反衬了神职人员的装腔作势，正是这种做作派头在新教革命期间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耶稣会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封闭的修道教团，因为依纳爵热切地肯定了人世的价值，并且认为完全可能在人世之中过上彻底属灵的生活。他毕竟曾经游历过伦敦与耶路撒冷等地，比大多数欧洲人的眼界更开阔。

在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依纳爵巧妙地微调了耶稣会的章程，清楚明白地表明制定耶稣会的传教政策是总会长而不是教皇的责任。*14* 耶稣会很有决心维护自己的身份。他们抵制与卡拉法兴建的戴蒂尼修会（Theatines）的合并，尽管在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与该组织十分相像。马塞勒斯三世教皇于1555年去世，卡拉法随后继任教皇，成为了保罗四世。他决心抓住机会解决许多旧日恩怨，尤其是要解决耶稣会这样的神修派残余。他开始将耶稣会重塑成一个传统的宗教教团，但对于耶稣会来说十分幸运的是，这位肝火旺盛报复心切的老人在教皇宝座上没坐几天就去世了。在遭受创伤之后，耶稣会开始了悄无声息的重建，旨在为教会服务。重建工作的核心是对传教工作的强调。1555年承认路德宗存在的《奥格斯堡和约》极大地加剧了天主教传教工作的紧迫性。在1550年一份经修订的教团目的声明当中，耶稣会向“传播信仰”当中加入了“防御”的理念——换句话说就是要正面对抗新教徒。在依纳爵的助理热罗尼莫.那达尔1555年访问德国之后，这项声明所暗示的计划得到了极大加速。新教在当地的统治地位令他深感震惊，并使他深信耶稣会一定要致力于扭转局势。在耶稣会重整旗鼓的进程当中起到显著作用的那达尔如今开始有意宣扬耶稣会自成立伊始就以对抗宗教改革为己任的主张。这一点代表了耶稣会发展的重大转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