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Diarmaid Macculloch：基督教简史 -- 万年看客

随着十五世纪接近尾声，一对兄弟——很可能是双胞胎——出生在了西班牙的昆卡。阿方索.德.瓦尔德斯与胡安.德.瓦尔德斯兄弟二人分别成为了皇帝的仆人与异端份子。阿方索正值而立就在1532年去世了。但是在去世之前他已经通过服侍一心期待世界末日的帝国首相兼红衣主教盖提纳拉而成为了十六世纪最强大基督教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贴身幕僚之一。阿方索仿照伊拉斯谟的对话体例撰写了许多关于教会改革的文章，而且也像盖提纳拉那样竭力推进自家君主在上帝大计当中的使命。当他在讨论1533年《奥格斯堡信条》的帝国大会上遇到菲利普.梅兰希通之后，他很高兴地发现自己与这位维滕贝格的人文主义者之间颇有相似之处。胡安比他哥哥多活了许多年，因此有时间取得进一步发展：他变成了一个更甚于梅兰希通的异端。这两位思想独立的西班牙人明确意识到了教会面临的危机以及自己所能够扮演的角色。他们俩的存在证明了这一代西班牙天主教绝非铁板一块。这对兄弟的父亲是一个“旧基督徒”士绅家庭的成员，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1491年以秘密信奉犹太教的罪名烧死了他们的舅舅。而兄弟二人都同情光照派并且深受伊拉斯谟影响，这也同样很容易引起新一代裁判官的疑神疑鬼。就在阿方索结识梅兰希通的前一年，胡安认定远航前往意大利能够提高自己躲过火刑的可能性。他再也没有回到过西班牙。相反，他在西方基督教当中起到了尽管有些散乱但却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意大利，而且扩散到了国境之外。他的故事出人意料地揭示了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本来面目。*1*

被胡安.德.瓦尔德斯当做第二故乡的国度此时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革新天主教。行会、兄弟会或者说善会组织就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在意大利蓬勃发展。今天我们普遍认为意大利人之所不甚待见遍及北欧地区常见的反教权言论，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此类组织十分流行。但是在黑死病与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法国入侵等因素对于意大利社会的不断冲击之下，这些组织也令人惊讶地衍生了一些超出教会集团控制之外的变体。现在它们的自我重建与增生能力产生了更令人惊讶的分支。1497年，一位来自热那亚的普通教众埃托雷.韦尔纳扎（Ettore Vernazza）成立了一个他称为“圣爱会”（Oratory of Divine Love）的善会。他与一位贵族出身的神秘主义者加大利娜.阿多诺在灵修生活方面多有接触并深受其影响：她平时有两项主要关切，其一是崇敬圣餐礼，其二则是抚慰病患，尤其是梅毒这种特别可怕且丢人的新兴疫病的受害者。圣爱会也反映了这两项关切：神职人员和普通教众将公共敬拜活动与照料病患结合在了一起，其中的具体举措包括开设梅毒病人收容所。与此不无关系的另一项举措是为陷入财政窘境或者其他各种困境的士绅们提供援助，这种极具意大利特色的慈善活动成为了许多其他城市当中各种类似基金会的显著特征。

意大利教会在宗教改革面前慢慢找回了自信，这个过程当中的若干主要领袖还将这股精气神扩展到了各种宗教修会的革新工作方面。1514年到1517年之间圣爱会的一位创始成员名叫乔万尼.彼得.卡拉法，是那不勒斯的贵族。此人早年是教廷当中一位养尊处优的行政人员，拥有好几块采邑，但是后来他自我厌恶地背弃了这条职业道路。在1524年，他与另一位出生在维琴察某贵族之家的神父加埃塔诺.蒂内（Gaetano da Thiene）共同成立了一个善会，专门招纳许下特殊誓言的神职人员。他们的简朴生活作风旨在羞臊那些觉悟不甚太高的教士。卡拉法当时是基耶蒂主教，而基耶蒂别名戴蒂尼，所以他成立的修会就被人称作戴蒂尼会（Theatines）。在北欧地区，这些用心严肃且辩才无碍的神职人员所付出的努力很快就会被分流到新形式的新教事工当中；而这位前任教皇外交官推在地中海地区推行的举措则完全忠于教皇，与前者截然不同。这种忠诚态度决定性地塑造了卡拉法的整个职业生涯，与此相得益彰的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仇恨天赋。他的仇恨对象可谓多种多样，其中不止包括西班牙人（所有爱国的那不勒斯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厌恶当地的殖民强权），还包括伊拉斯谟，新教徒和犹太人。

罗马善会的另一位成员显示了效忠罗马的另一种不同形式。这位加斯帕罗·孔塔里尼是威尼斯出身的贵族兼外交官，在他的协助下威尼斯设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大约在1511年左右，他也经历了几年之后将会造访路德的类似属灵危机，并且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当路德宗追随者们开始鼓吹路德因信称义的信息时，孔塔里尼听懂了他们究竟在说什么，并且在此后的杰出教会职业生涯当中竭尽全力（尽管最终只是徒劳）试图弥合拉拢对立双方。他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结识了胡安.德.瓦尔德斯，并把他介绍给一位颇有教养的英国流亡者雷吉纳尔德.博勒。博勒当年也是英格兰王位继承人之一，算起来比亨利八世的继位资格更加过硬。后来他前往意大利求学，由英国皇室为他支付高昂的学费。但是在亨利八世第一次离婚期间，博勒犹豫了一阵之后（这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大特色）就对皇室反咬一口，站在了蒙受冤屈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一边，从此他便长期流亡于意大利。博勒被迫赋闲，出身尊贵，收入可观，责任感强烈，而且还有着深沉内省的虔诚态度。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他成为了意大利神学发酵的主要参与者。就像孔塔里尼一样，他也强调恩典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核心地位，此外他也清楚地看到马丁.路德曾宣布过同样的信息。

善会并不仅仅培养精英人士或者神职人员的属灵生活。组织的创始灵感来源之一是一位女人，而且还是一位身份相对卑微，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名叫安琪拉.麦莉奇，布雷西亚某守寡贵妇的陪媪。她的目标是鼓励深闺之中的单身女性拥抱宗教生活，就像早期北欧地区的贝干诺派修女一样。她并没有为自己的组织制定太特殊的任务，但她坚持要求只有处女——甚至连寡妇都不行——才可以加入她的组织。为了强调自己的意图，她富有象征性地将四世纪殉道者圣乌苏拉当成了自己的主保圣人。这种做法的要点在于圣乌苏拉有一项可能源自中世纪手稿誊抄错误的特异之处，总之根据记载一支毫不手软的匈奴军队在科隆附近杀死了她本人以及另外一万一千名处女，所有这些处女都成了她在天堂里的同伴。此时奇迹成为了现实，这些虚构的女士们不仅出现在了意大利，而且还扩散到了意大利之外的广大地区：成群结队、热情高涨的乌苏拉修女会（Ursulines）成员急切地想要帮助男性主导的教会，使得一干男性教士深感不安。

一番权衡之后，乌苏拉修女会开始专注于在男性不愿或不能进入的场所与环境当中赈济穷人与教育儿童。1544年保罗三世教皇为她们提供了一套圣规，这套规章将她们的团体塑造成了一个多少有些类似传统宗教教团的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套规章的模式却是奥古斯丁修会形式自由的适应性原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套圣规并没有提供中央指导。米兰大主教卡洛.博罗梅奥始终是中央管控的忠实信徒——只要他本人位居管控中心。自从十六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他开始试图管理自己辖区内的乌苏拉修女会，试图将她们组织成为正式的修会。但是尽管如此，麦莉奇原本的个性主义愿景依然传承了下来并且激励了全新的乌苏拉修女会举措。在乌苏拉修女会身份的外衣下，一些有主见的妇女将自己对于修道职业的看法强加在了教会头上，她们抓住了呈现在面前的各种机会，并且在上层教会集团另有打算的时候睿智地听而不闻。这是天主教改革当中经常出现的模式。*4*

胡安.德.瓦尔德斯最终定居在了那不勒斯，此地虽然由西班牙政府管治，但却不受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染指。1535年他来到此地之后结交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要么有钱要么有才，要么兼而有之，并且像他一样热衷于人文主义学术以及推广的基督教信仰。他们当中包括两位能力强大的传道人，两人都是各自教团的领导者。一位是贝纳迪诺.奥齐诺（Bernardino Ochino），来自方济会当中新近成立的名为嘉布遣会（Capuchins）的革新修会；另一位叫做彼艾玛特尔.维尔弥里（Piermartire Vermigli）（日后他在北欧地区开展工作的时候被人称为“殉道者彼得”（Peter Martyr）），他是一名奉行奥古斯丁圣规的修士，后来成为了那不勒斯圣彼得罗修道院的院长。两人都踏上了各自的路途。维尔弥里一直在仔细琢磨自己教团的主保圣人希波的奥古斯丁留下的信息。他比孔塔里尼走得更远，发展了一套与路德、布赛尔或者加尔文同样透彻的命定论神学。奥奇诺的追随者将他们经常会面的那不勒斯教堂粉刷一新，覆盖了所有壁画。这种举动在意大利天主教圈子里并不常见。*5* 瓦尔德斯的仰慕者当中有不少人都来自意大利的显赫贵族家族，其中包括两位诗人、艺术家金主以及业余神学家，她们分别是维托丽娅.科隆纳与她的表姑子朱莉亚.冈萨伽。冈萨伽是一位著名的美女，她在守寡期间归隐于那不勒斯某修女院里，此后就成为了瓦尔德斯小圈子的成员之一——事实上这个小圈子的功能相当于后世的沙龙。科隆纳家族是罗马城里的悠久望族，家里出过两位教皇，还将好几位古代教皇纳入了自家家谱。有了这样的支持，瓦尔德斯在意大利各地的宫廷殿堂全都通行无阻。

这样一个群体当中自然会出现侧重点的分化。但他们的共同中心依然是强调上帝通过信仰来传达的恩典，而且一贯地力图揭示圣灵作为传达恩典的力量。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很快被人称为神修派（Spirituali）。为了体现瓦尔德斯对于他们的思想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可以将他们称作瓦尔德斯派（Valdesians）。就像远在维滕贝格的路德一样，他们也深入思索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这个主题日后将会主导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和诗歌——他也是维托丽娅.科隆纳的密友。瓦尔德斯为这场运动创作了两段关键文本，其中一篇名为《教义初识》（Alphabet），也是一份教义问答（当时这种作品在欧洲格外多，因为人们都在讨论应当用什么样的基督教教材来教导无知之辈）。瓦尔德斯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圣经评论家与翻译家。有证据表明他很有兴趣阅读路德的作品。然而他与北欧福音派不同，相信圣灵会渐进地向基督徒提供自己的光明：他认为有一些特别受宠的上帝儿女能够在圣灵的指引下比其他人更加深厚地与基督结为一体，而圣经经文可能不是这条道路上唯一或主要的照明方式。他在三位一体问题上尤其不愿多说，这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对于初信者而言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较为深奥的谜团之一，但也许还有更危险的原因。他对于圣礼或体制化教会同样无话可说——或许他如同伊拉斯谟那样无动于衷，但我们必须记得他祖上是犹太皈依者，因此上述的沉默态度很值得掂量一番。

在瓦尔德斯的小圈子当中，维托丽娅.科隆纳受到了来自博勒的谨慎施压。博勒敦促这位神修派的主要庇护人更充分地承认，教会的体制化结构对于基督徒生活而言至关重要。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来，博勒效忠有形教会的坚持似乎更合理了，因为现在的教皇机器似乎终于调动起来了所有的潜在资源。可怜的克雷芒七世教皇于1534年去世，他在任职期间三灾六难接踵而至，马丁.路德的叛乱也算在其中。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与克雷芒来自同一个意大利北部贵族圈子。而且就像克雷芒一样，他在为期十五年的保罗三世教皇生涯当中倾注了大量精力来宠溺他那特别贪心是子女与家人，恰似他那位臭名昭著的前任以及曾经的庇护人亚历山大六世教皇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保罗三世依然是一位富有洞察力与智力，并且急于将自己的所有资产全部变现的文艺复兴巨子。

1535年，保罗三世册封了一批红衣主教，其中不仅包括他的两位年仅十几岁的孙子，还包括一干饱受推崇的宗教改革发起人：博勒、孔塔里尼、卡拉法以及红衣主教雅各布.沙杜里多，甚至还有当时身陷狱中的英国主教约翰.费舍尔。这份荣誉想必很令费舍尔感到愉快，因为亨利八世随即在盛怒之下砍了他的头。教皇甚至还指派博勒、孔塔里尼、卡拉法以及其他改革者研究教会的弊病。尽管这项任务在1537年提交的最终调研报告《教会改良劝谕》（Consilium de Emendanda Ecclesia）当中仅仅建议行政改组，但是文中对于教会腐败以及资源滥用还是做出了栩栩如生的描述，为新教辩论家们提供了蕴藏丰厚的猛料。此后保罗教皇开始筹划一场教会全体会议，使得北欧地区背离教皇的统治者们大为戒惧。查理五世皇帝尤其疑心重重，而他的阻挠正是将这场会议推迟了将近十年的主要因素之一。

卡拉法很高兴配合博勒与孔塔里尼完成《教会改良劝谕》的编写工作，但他们之间的友好私交却越来越紧张，因为卡拉法不信任他们俩的宗教路线，并且相信对新教徒做出任何让步都是对教会的亵渎与背叛。卡拉法阴冷严苛而又高压的天主教改革风格得到了许多高阶神职人的认同，这些人经常被称为狂热派（Zelanti）。由于当时的大环境错综复杂且不断发展，局势从来都没有发展到神修派与狂热派泾渭分明各领一票人马的地步。但是这些描述依然有一定的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时教士与神学家们在争论拯救教会的最好方式时所持有的相反立场。正如我们所见，随着这个问题的答案逐渐浮出水面，一股有趣的合流也越发明晰，这股合流最终发展成为了天主教教会复兴的最主要推动力量之一。正如瓦尔德斯派一样，耶稣会最早也是发源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运动。耶稣会的发起人是一位巴斯克族出身的绅士，此人曾经是查理五世的廷臣，而且像瓦尔德斯一样也是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手下逃出来的。伊尼格.洛佩兹.德.罗耀拉在历史上被人称作依纳爵（Ignatius）.罗耀拉。当初他考入巴黎大学登记姓名的时候不慎笔误，将自己的教名拼成了历史名人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此后就这样一直将错就错了下去。*6*

就像路德与孔塔里尼一样，罗耀拉也遭遇了信仰危机。他曾在战场上身受重创，伤口久久不能愈合。正是他在养伤期间阅读的宗教作品触发了他的信仰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却将他引向了与路德相反的方向：他并没有反叛教会，而是成为了教会的顺从廷臣。就像中世纪的骑士一样，他在1522年踏上前往圣地的东征旅程之前曾经彻夜不眠为自己心目中的女士守夜——这位女士就是圣母玛利亚，更确切地说是西班牙蒙塞拉特的黑圣母朝圣雕塑。事实上他的耶路撒冷之旅还要推迟很久，而且耶路撒冷最终也并没有成为他所期望的人生目标。罗耀拉连续好几次由于贫困而痛苦地未能成行，在此期间他开始记录自己不断变更的灵修体验。这些记录为一套涵盖祈祷、自省与顺从神意等方面的的体系化指南提供了原料。他很快开始与其他人一起使用这套体系。1548年，经由教皇亲自批准的该体系最终版本付印面世，名为《神操》（Spiritual Exercise）。这本书成为了西方基督教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尽管罗耀拉当初设计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打算将其当做阅读材料，就如同我们今天编写工程建造或者计算机应用技术手册不是为了让人看着解闷一样。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身负神职的灵修辅导员们仿造罗耀拉自我指导的方式用这本书来指导别人，并且根据受指导者的具体层次对这本书采取最恰当的使用手法。当时人们将这种行为叫做“做操”。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对于这种崇拜活动抱有很不利于依纳爵.罗耀拉的热情，致使他在1528年匆匆逃离了西班牙投奔巴黎大学，比起瓦尔德斯的出逃还要早一年。在这位流亡西班牙人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依纳爵前往圣地开展新一轮传教工作的愿景是他们颇受鼓舞。但是令他们极其失望的是，1537年的国际形势杜绝了他们乘船出行的可能，但这批意气相投的人们决心积极地看待这场挫折，以此为契机另外创造一个基于行会/兄弟会/善会模式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宗教教团，而是他们所谓的耶稣会（Compagnia of Jesus 或者 Society of Jesus）。不久该组织的成员就被人们非正式地称为耶稣会士（Jesuits）。这些人不仅成为了献给教会的礼物，也成了教皇手中的得力武器。依纳爵从来没有失去立足宫廷所需的技能，尤其长于应对虔诚的贵妇与非同一般的政治权力。当教皇遇到家庭危机的时候，他以自己特有的教牧工作敏感性进行了干预。这件事为耶稣会在保罗三世教皇面前加分极大，促使他在1540年正式承认了耶稣会的建立。对于这样一个尚未完全成型而且当时目标尚不明确的组织来说，此等提拔速度实在快得惊人。*7*

考虑到日后耶稣会的高度体制化以及显赫功绩，有趣的是耶稣会的早期历史却相当模糊。这一点的原因深陷于将会决定天主教改革未来发展方向的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动荡政局当中。在情节发展到这一步之前，耶稣会一直是面貌繁多的神修派灵修运动的一部分。就像神修派的绝大多数其他活动一样，他们的著作也很容易遭到毁坏。*8* 最终耶稣会及其著作全都安然无恙的结果完全要归功于依纳爵以及继承者们的政治才华。卷帙浩繁的依纳爵存世书信当中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即几乎所有的信件内容都是在讨论事务性话题。从这些信件当中实在很难看出作者具有哪些圣徒所应有的属灵品质——毕竟此人创作了天主教灵修的关键文本《神操》。这方面的沉默表明有相当大一批信件已经不知所终了。显然，很可能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有人高效而全面地抹杀了相当一部分耶稣会早期发展历史，从而重塑了耶稣会的故事。*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