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左传》中的成语05 -- 桥上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36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图版》）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49）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1）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36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图版23》）

通过以上关于鸡彝的考古材料的排比，我们还可以得到以下的认识：

其一：鸡彝的形状，无论是敞流的所谓“鬶”，还是筒流的所谓“盉”，其外形都像鸡，因此得“鸡”名。

其二：鸡彝大约产生于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来在东、西方的龙山文化中开始普遍盛行。夏文化中的封口盉是从龙山文化中的卷流鬶（图版23：2）直接发展来的，到商文化中已不多见，西周已绝灭。可见它是商以前流行的器物。正因为它产生在东方，而在古代的东夷地区又曾经特别流行，因此它同时又有了“夷”名。

其三：鸡彝最早的形制为三实足，似鼎；随后又变成袋足，似鬲，都可在其下生火，用以煮液态食物或饮料。出土时有的足外有烟熏痕，内壁有水锈可以直接证明。同时它们都有流，有鋬，封口盉的顶部又开有桃形或圆角方形孔，有的陶盉上还附有小盖，这又符合了郭宝钧先生所谓“凿背纳酒，从口吐出，以灌于地”的设想，可见它又是一种灌器。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2）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其四：无论是鬶还是封口盉，都与觚或者觚、爵配套同出于墓葬，可见它们又是礼器。又因为古人迷信，常常举行祭祀时用它，所以又有了“彝”名。（《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3）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宰鸡敬神的风习通行于近现代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之中。在古代，有用杀鸡盟誓的，例如：

《礼记曲礼下》孔疏：

盟牲所用，许慎据《韩诗》云：“天子、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民以鸡。”

《史记晋世家》：

厉公囚六日死，死十月庚午，智罃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之，是为悼公。

值得注意的是，用鸡祭祀更是东方的风俗。例如：

《墨子迎敌祠》：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其牲以鸡。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宾孟适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

杜注：“畏其为牺牲，奉宗庙，故自残毁。”（

更有趣的是：

《说文》四上鸟部：

鶾，雉肥鶾音者也。从鸟倝声。鲁郊以丹鸡祝曰：“以斯鶾音赤羽，去鲁侯之咎。”

《风俗通义》卷八《祀典》雄鸡条：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山海经》曰：“祀鬼神皆以雄鸡。”鲁郊祀常以丹鸡。

看来，用红色雄鸡祭祀乃是东方特别是鲁国地区的传统习俗。正因为如此，人们将不难从红色雄鸡联想到山东地区特别是曲阜西夏侯（《考古学报》1964：2，页75）等地所发现的大批红陶鬶了。正因为红色雄鸡是用于祭祀的牺牲品，而红色陶鬶是用于祭祀的“彝”器，两者的关系不是再清楚没有吗？双手捧鸡曰“彝”，双手捧鬶曰“灌”，其目的都是为了祭祀。这种风习传到了西方，所以龙山文化的卷流陶鬶仍然使用红色，或近于红色的黄色。只是因为夏人“尚黑”，所以夏文化中的封口盉就改用了黑色，或者近于黑色的深灰色了（也有极少数用白色的）。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54）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标准的陶爵最早见于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只出过类似爵形器（《考古》1978：4页251，图一一：3）。然而，爵最早的形态，也是从鸡彝（即所谓“鬶”）中分化出来的。

河南登封玉村发现的一件夏文化白陶爵（韩维州，丁伯泉：《河南登封县玉村古文化遗址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4：6，页22。），就是最早的一种形制。其特点是：流狭短而上翘。无尾。无柱。流后贴两小泥饼，以加固流与口的交接处；稍晚的爵柱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体瘦长，横断面呈椭圆形，束腰，平底，有宽鋬，鋬和口唇上都有斜行划纹，象征羽毛。按其形状，与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的II式鬶非常相似，显然，玉村爵是从姚官庄一类的鬶演化来的。因为姚官庄鬶是鸡彝的一种，本像鸡，所以玉村爵也像禽类。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邹衡（p 164）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试论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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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邹衡先生的论述对于“爵”的意义说得非常清楚，“爵”是作为“牺牲”的象征物使用的，在特定场合只有有资格的人才能持有。

下面的是截自网上的夏文化白陶鬶的图片，其中明显可以看到流与口交接处的“小泥饼”。